§第九章 蹀血禁门
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短短的一年里，李渊父子及其决策集团“同心运始”，还是比较团结的。建成与世民共同首战西河，分别统率左、右三军，紧密配合，直取长安。然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便发生了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抢夺皇位继承权。
这场斗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显赫，一方面他本人逐渐地产生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引起了李建成的妒忌。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建成的战功几乎和世民一样；而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则更显得突出了。武德元年十一月，讨平薛举父子，唐高祖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下对秦府将领殷开山说：“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
可见，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在某些人眼里他俨然是“真英主”了。
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府记事房玄龄“微服”
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世民听了，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可见，他这时已经萌生了想当“天子”的念头了。
唐初统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使秦王李世民威望骤增。武德四年七月，当他返回长安时，身披黄金甲，后面跟随着25名大将，铁骑万匹，军乐鼓吹，真是盛极一时。冬十月，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就给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天策府可置官属，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薄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实际上是秦王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对此，以太子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威胁。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洗马魏征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
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乘机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建成只是位居嫡长，就其功绩与声望来说，远不及世民。唯有通过创立军功，深自封植，才能维持太子的地位。因此，建成立刻同意此议，李渊也马上批准建成出征。过去，每次重大战役都是李世民挂帅的；现在改换李建成，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置，目的是想压抑日益强大的秦王府，以加强东宫的实力地位。
自武德五年十二月讨伐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后，唐王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化。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水火不容，从激烈的暗斗演变为一系列的公开争斗。唐太宗曾经回忆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李渊）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所谓“废立”，恐怕是自我吹嘘而已。但是，李世民不为兄建成和弟元吉所容，遭到种种倾轧，则完全是事实。须知，李渊的三个儿子，各自拥兵，构成三大集团势力，即太子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
在建成与世民的争斗中，元吉倒向谁，就会加强谁的力量，将呈现为二比一的形势。东宫和齐府的联合势力，“共倾世民”，对秦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平定刘黑闼之前，世民和元吉之间友好共事，并无矛盾。变化的关键在于元吉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很快就被拉拢过去了。元吉其人，勇猛有力，在统一战争中也立过战功。然而，他骄逸放纵，名声欠佳。当他目睹兄长们争斗的公开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他也企图取得皇位的继承权，如果继续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投靠李建成或许有利些，因为在他看来，“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一旦建成得志，元吉“终亦不事其兄”。
这就是元吉被建成拉了过去的原因所在。
由于东宫与齐府的联合，秦府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武德六年下半年，世民屯守并州，再也没有从前那样显赫的军功了。年底回来后，直至武德七年六月，又遭到了冷落与排挤。元吉曾经劝建成除掉世民，甚至说：“当为兄手刃之！”还有一次，世民随李渊来到齐王府第，元吉竟派剌客暗杀，经建成制止才没有得逞，元吉恼怒地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以李世民为首的秦府和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之间，彼此采取种种手段，打击对方，壮大自己。无论是在后宫、外朝还是在地方上，几乎都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李建成，一派支持李世民。至于唐高祖李渊的态度呢？既然坚持嫡长制，那就要维护建成的皇太子地位，不准许世民染指。李渊也没有完全倒向建成一边。如果真的那样做，唯建成意愿办，那么，秦府的势力早就被铲除了。李渊试图摆平三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对于建成与元吉的某些暗算世民的不轨行为，知道了还以制止的。例如，“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不对，元吉遂退。”但是，李渊总的态度和做法，不可能协调双方的矛盾，结果反而使互相对垒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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