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飘西荡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有消息传到苏轼耳中，他被调到汝州任职。据说皇帝本想叫苏轼掌史馆，但四周有人极力反对，最后他亲笔下诏，把苏轼的谪居地由黄州移到汝州（临汝），离京师较近，是居住的好地方。
苏轼逃避这道派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殆似小儿延避学”。调职的消息传来的两天前，三月三日，苏轼还在定惠院后山的商氏园内和朋友们欢聚，喝酒聊天。调职令来之后，他犹豫了好几天，不知道该不该申请留居黄州。后来想到新派令是皇帝的好意，决心服从命令，抛下东坡的农庄。
苏轼多年的辛劳即将一笔抹煞，他造的房屋，他开垦的农田，他种的菊花和茶树，都不可能带走，他不得不又在别的地方另辟一个“农场”。虽然苏轼是在十分窘迫的情况下接受调职，他的敌人们还是很不安。苏轼的名声太大，他的文名与诗名令太多的人知道他，他的官职微小，但他的敌人总对他如临大敌。
苏轼接受调职，上表给皇帝表示感谢，神宗看完苏轼的折子后，对朝臣说：“苏轼真是天才。”
这时就有人又想挑苏轼的毛病，他向皇帝奏道：“我认为苏轼仍在发牢骚。”
皇帝惊问道：“何以见得？”
“苏轼用了‘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等字句，又提到他兄弟二人曾通过特别考试。意思是说他们凭策问通过考试，现在却为批评朝政而受罚，这不是在责怪皇上吗？”
幸亏皇帝还算清醒，他说：“我了解苏轼，他心里是没有坏意的。”
这样才令小人们闭了嘴。
苏轼到黄州，原是以待罪之身来过被羁管的囚徒日子的，但颇得长官的眷顾，居民的亲近，加以由于他性情达观，思想通脱，善于自解自慰，变苦为乐，却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他寒食开海棠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风流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别，岂能不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
更何况这次虽是从遥远的黄州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但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消，官职也仍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政治处境和实际地位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此，苏轼心中没有任何欣喜之感。他这一年已四十八岁，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由于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不断地西去东来，南迁北徙，尝够了人生的苦味。当此再一次迁徙之际，政治牢骚与思乡之情交织在他心中，使他思绪万千，心潮难平。不过苏轼毕竟是豪放旷达之士，他不愿、也绝不会在牢骚与哀愁中沉沦下去。苏轼复杂的情绪，在他临行前告别黄州父老的一首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满庭芳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万里家在岷峨。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
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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