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不同意见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之中。他例举出历史上有名的贤君，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苏轼还指出，当时商业瘫痪，物价高涨，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到处都是谣言，民心十分不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的新法。他说：“从历代皇上起，理财的一直是三司。现在皇上却不让三司理财，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去推行此法。设置‘三司条例‘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一个名称；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余名使者，也不过是些求利的工具。这一举措，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惶惑不安；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不明所以。把鱼网撒入江湖，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丢掉鱼网，别人自然信服。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平息人们不安的议论，带来和气，不如撤除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快一年了，而其功效，却茫茫然犹如要用手捕捉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人罢了。如果这叫改革，那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又有谁不会呢？
苏轼说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并且提醒皇帝新法已失去民心，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他说：
“先皇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
如果议论中涉及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神色不悦；如果议论中涉及朝廷，那么宰相就会担心受处分。参加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上不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不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
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不得而知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至皇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正在于这里啊！”
神宗对苏轼的陈述没有作出反应，于是苏轼又上了一书，这时正好皇帝下令禁止强摊贷款，可他并不打算废新政。苏轼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王安石大怒，苏轼被免职，王安石还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护送父亲的棺木回四川时，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谋利。
朝廷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作官的成绩考核，苏轼应该可以担任太守职务，皇帝也想如此，可皇帝的想法受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反对，他们希望派苏轼去边远城市作判官，最后，皇帝决定派苏轼到丽都杭州作判官。这算是一种折衷，官职虽然是小，可毕竟杭州是个不错的城市。
苏轼正要离京，京城里发生了暴乱。朝廷从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实行保甲法，因为士兵们在京城附近的村里练兵，村民们怀疑政府会派他们也去前线打仗，加上朝廷又让他们上交家中的军备，如弓箭之类的，所以村民们就示威抗议。村庄里一遍混乱，村民们甚至自己弄折手腕、割掉指头，以逃避被征兵。
这次暴乱很快平息，苏轼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带领家人离开京师，到美丽的城市杭州去任职了。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后事。熙宁六年（1073年），“圣山”华山发生土崩，皇帝惊慌失措——因为所有的皇帝都认为自己称皇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他们都迷信，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联想到这是上天在给他们发布某种信息——于是搬到另一座宫殿居住，同时改吃粗陋的食粮，以示尊敬上苍。碰巧，熙宁六年（1073年）夏天到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久旱不雨。这令皇帝十分担心，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水灾、旱灾都是天灾，最贤明的君王当政时的尧舜时代也有水旱灾害，不必担心，我们只要继续行善政就行了。”
“我怕的就是这一点，”皇帝忧虑地说，“怕我们行的不是善政。我听到不少人埋怨新政中的商税法规，连太后和皇后，甚至也听到不少这些议论。”
当时另一位大臣冯京也在场，他插话道：“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说：“冯京听到怨言，是因为不满的人都涌在他身边吧，我怎么一句这类的话也没听到呢。”
皇上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心里肯定是无法平静的。
此刻一个职位卑小的官员出场了，他在这次变动中担任了重任，他就是画灾民图的“安上门”小吏郑侠。郑侠画了一卷灾民拴着铁链砍树、赚钱还公债的画轴，还附了一张短笺，一齐献给皇帝。
短笺上写道：“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个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郑侠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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