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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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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到了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的长短,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辞;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可耻的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着而不可留取,这难道算是真有才能吗?原来那些只有中等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苏轼将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

  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些什么呢?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住急躁,静等着变化的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事。王安石心里十分不快,就想了个办法,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打算让繁忙的政事束缚住苏轼。谁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王安石此举反而让苏轼的名声传播得更快更远了。

  一年元宵佳节将临时,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去买彩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的口中食身上衣!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神宗于是下诏取消了此事。

  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神宗的确对苏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但是我们说过王安石是个口才绝佳的人,他深得神宗信任和宠爱,还获得了高官。在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反对新法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这样,朝廷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却主动出击,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苏轼的“上皇帝书”,可以说代表了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整篇文章充满了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文笔犀利,直爽无比;有时徐徐道来,引经据典。文章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情和悲哀。苏轼明知此时上书对自己非常不利,照情形看,他至少也会被免职,可苏轼想到神宗曾说过让他“好好考虑治乱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关键时刻表明立场。

  “上皇帝书”中,重要的论点有两个,第一是“君权民授”的观点,这是孟子的观点,他说,君主并不是靠“神”给予的权利来治理国家,而是依靠“民”——百姓的支持!另一个论点是有关容纳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问题。当时王安石清除台谏——“台谏”是一个组织,其功能是代表公众的意见,不断检讨批评当权者的不足——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

  苏轼写道:“我想说的话,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依赖于树根,灯儿要亮就依赖于灯油,就像鱼依赖于水,就像农夫的生存依赖于土地,就像做生意的人离不了货币。树木没有根就会干枯,灯没有灯油就会灭掉,鱼失去水就会死亡,农夫失去田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钱财就会贫穷,同样,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统治便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平和、简易、随俗、同众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安定的,也没有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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