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气愤地回到教员室，不想一进门，一个教古文的教员冷笑着说：“嘿，吴希英这次可钓上了金龟，找到了有钱有势的干妈妈了。”秋瑾一下又跑了出来，她不愿跟这些人理论。身后，是一串阴阳怪气的笑声。
阮伯轩知道此事后，认为机会到了，便鼓动一些教员和学生家长来反对秋瑾，认为秋瑾“不男不女，助婢抗主，有违礼教，不能为人师表。”并且要求徐寄尘辞退秋瑾。
可是好几天过去了，徐寄尘并未辞退秋瑾，阮伯轩于是亲自来见徐寄尘，“徐校长，这秋瑾，不从妇道，行为奇异，说不定乃是从日本回来的激进党，浔溪女校怎能容留这种人。”他见徐寄尘只是默默坐着，便拍着桌子威胁：“我是校董，徐校长，你不听我之言，这女学可就难办了。”
正当阮伯轩跟徐寄尘拍桌子时，徐小淑悄悄跑了出来，把此事告诉秋瑾，秋瑾一听，这几日的气全上来了，她立刻跑到徐寄尘的屋子。
阮伯轩一见秋瑾怒气冲冲的样子，急忙陪上笑脸。
秋瑾冲着阮伯轩喊道：“你有话，找我好了，别找软的欺负。”
“哪里，哪里。我只是和徐校长谈谈公务。这浔溪小地，偏僻之极，像您这样的留洋学生岂不埋没了。”
阮伯轩皮笑肉不笑地说。
“哼，”秋瑾转过身，对着在一旁落泪的徐寄尘说：“自华，你太懦弱了，我们女子要想争口气，就得同他们斗。”
秋瑾又转过身，对阮伯轩说：“阮董事，请你放心，我不会在你这里久待的。”
只见徐寄尘也“霍”地站起来，说：“只要我当一天校长,就决不辞退秋先生。阮董事，你请回吧。”
阮伯轩哼了一声，悻悻地出门走了。两个女子，却抱在一起，落下泪来。
过了半晌,秋瑾缓缓地说：“寄尘，你不必担心，我已准备去上海。”
“啊？”徐寄尘一愣，“璇卿，我不怕，这点小事,我并不怕。我只是因为无人理解我们而难过。你,你干吗要走？”
“上海的陶先生已经来信，请我过去，我也想了多日。准备去办一份报纸，去宣传，我们需要被人理解，我们的姐妹需要站在一起。这样的世界，应该被打破了。”
“璇卿”徐寄尘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20世纪初的上海，到处一片喧嚣吵闹。外国巡捕趾高气扬，来回地在街上踱着步，许多穿着袍子马褂，留着长辫的行人头也不抬，只是匆忙地走着。时而，一些鼻上架着蓝片子金丝脚眼镜的时髦男女，在街上肆无忌惮的忽然大声说笑，惹得周围的人都转过来去，然后便是几声低低的抱怨，仍然低头去做自己的事，路旁的店铺里，传出留声机靡靡之音。
时至深秋，街头到处飘扬着“秋季大减价”的布招。那些暗灰的店铺墙壁上，七歪八扭的贴着各式的标语、广告，随着夜色加重，路灯也亮了起来。几处商店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着，就像黑天里游动的鬼眼。
秋瑾正坐在一辆亨斯美的双人马车上，旁边是睁着好奇眼睛的吴希英，为了不让她在阮家受苦，秋瑾在离开浔溪时，便把她赎了出来，带到上海，她要让她学文化，学技术，去做一个自立的人。
为了《中国女报》的创办，她已经在上海奔波了好几天。有蔡元培的安排，她们住在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十分安全。现在她感觉很累，很想赶快回去睡一觉。整整一天，她写了几十份创刊启事，上百份招股书，分别投送到湖南、江苏、北京以及上海各地的女子学校，希望能为《中国女报》提供款项。启事在《中外日报》上已刊出了，现在她能做的，就是等待。
一连十多天过去，招股书却如同一只石子落进深潭，毫无回音。
又是几天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秋瑾有些着急。
不料有一天，吴希英兴冲冲拿着一封信，跑进门就喊，“秋先生，快，快，招股书有回信了。”
秋瑾很兴奋，忙接过信，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大红的请柬，上面写道：恭请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于丙午年九月九日驾上海望平街廉南湖寓宅畅叙盟姊吴芝瑛谨启原来是芝瑛姊，这昔日的好友，竟然也到了上海，秋瑾激动得跳了起来，她搂着吴希英在屋里又蹦又跳。
“九月九日，不就是明天吗？”秋瑾高兴地想着，一晃都两年多了，芝瑛姊，芝瑛姊我们又要见面了。
第二天一清早，秋瑾对着镜子换好衣裳，她打上领结，穿上西服上衣，玄色裤子，又找来那双小号男式皮鞋，隽爽明秀，俨然一个英俊男子，她对吴希英嘱咐了几句，便叫了辆马车，朝城南的望平街去了。
吴芝瑛跟她的丈夫住在一幢中型的老式洋房里，院子很大，小洋楼座落在院子后面，秋瑾的马车从甬道驶入。院里垂杨夹道，虽时至重阳，但花木繁茂，小池、假山、亭子、草地，颇有草木扶疏之胜。
车到楼前时，吴芝瑛已站在台阶上了。她忽然站住了，惊讶得看着来人。
“你？”
秋瑾茫然看了一下自己，恍然大悟，“大姊，你不认识小妹了。”
“璇卿，”吴芝瑛又惊又喜，“你，你怎么这身打扮，倒把我给唬住了。”
两人不觉拉住手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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