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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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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11.新的希望与失望

  绍熙五年(1194年),南宋朝中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光宗赵惇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昏庸而惧内的皇帝。李后悍妒无知,与已退位的孝宗因几次言语误会而不睦,对太上皇怀有极大恶感。赵惇受制于李后,对孝宗极为冷淡,孝宗病危时不去问候,孝宗去世后甚至称疾不肯居丧。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朝臣微议很多。赵汝愚等便委托太子赵扩之妻韩氏的叔父韩侘胄进宫见赵构孀妻吴后,以她的名义改立赵扩为帝,尊孝宗为太上皇。赵扩即宁宗,改元庆元,拜赵汝愚为右丞相。

  韩侘胄因定策之功很得赵扩信任,又凭外戚关系出入两宫,植党营私,弄权用事,先后将赵汝愚及弹劾他“擅权害政”的朱熹罢斥。又将朱熹的理学说成是伪学,诬指他们以研究理学为幌子,招集徒众,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结果赵汝愚以“伪学罪首”充军,暴死湖南衡阳道中。朱熹被指为“伪学之魁”,周必大被诬为“以身为伪学标准”,其门下五十余人被公布为“伪学逆党”,限制活动,禁止进用。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陆游对新皇帝是支持的,并对他寄托了一些希望。

  但陆游对党禁风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内讧,会误国家大计。但是,韩侘胄为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利用人民渴望恢复的心理,筹谋北伐,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不管其动机如何,其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因为韩侘胄害国的一面而否定他利国的一面,更不能因为他个人品行、动机方面的疑问而否定他实际行为上的正确。庆元元年八月,韩侘胄“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奏武备边防之策以闻”,十二月,置楚州弩手效用军,积极备战。同时起用一些知名的抗战派人物。

  陆游曾为赵汝愚所驳,所以不在“伪党”之列,韩侘胄网罗天下名士,自然不会疏忽陆游。陆游对韩侘胄北伐是支持的,并且跃跃欲试。

  庆元五年韩侘胄筑南国,请杨万里作记,并许之以官。杨万里说:“官可弃,记不可作。”并劝陆勿与韩来往,勿热恋做官而依附之。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节操和骨气有时比生命还重要,这种信念的坚定,有时到了执泥、迂腐的地步,为了它,甚至不顾现实利害,不顾身家性命,不顾大局。这既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可悲之处。韩侘胄改属陆游,陆游为作《南园记》,被杨万里、朱熹等视为失节行为。朱说陆“迹太近,能太高,或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庆元六年三月,韩侘胄任命陆游直文华阁,恩赐紫龟,仍致仕。陆游有“已挂朝衣神武门,暂纡紫授拜君恩”之句,更引起朱熹不满,甚至绝了彼此之间的文字交。

  由于朱熹代表儒林正统,所以陆游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死后多年一直因此受到非议。其实,韩朱之争,本无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附庸权臣与效忠君主并无本质区别,只要不为虎作伥,即是委屈逢迎,也无大过,何必作无谓的对抗而不明哲保身呢?每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文人都不免向皇帝高官三叩九拜,但他们有时又视叩拜包括言辞上的叩拜为卑微屈节行为,所以对“天子来呼不下船”和“笑傲王侯”的风采羡赞不已。除非不入仕,又有几个文人士大夫能不服从那个时代的规矩?陆游为韩作记,即使是妥协,是逢迎,也没什么奇怪。何况韩并非罪大恶极,何况他在记中是极赞韩侘胄有其祖忠献公韩琦之志而不是一味阿谀。

  陆游在记中说:“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衣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辞,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这种推测显然是有道理的,韩侘胄请依附他的人作记,必然只是逢迎之辞,陆游已不在仕途,就可以作一篇合情合景合韩氏心志的文章,而事实上陆游的《南园记》也确实是有文采、内容充实的。假如韩氏没有这种想法,那么陆游这么推测,等于是加其志于韩氏,让韩氏惶惶之余受到鞭策,这又何乐不为呢?另外,当时支持韩的还有刘过、欧阳丞、辛弃疾等名士,陆游为韩作记决不至成为其污点,而只是当时臧否人物的观念太偏颇。

  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误区是:看人的性格、心术,不看人的行为结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功过品高下。只要有好心或出于好心,即使对个人对国家有所不良影响也充满理解和同情,其实人心难测,谁知一个人真心真性如何?只能以其结果来给予他以肯定或否定。心再好,没做出实事也无用,心术再不正,没有危害他人和国家也不能治其罪。失败的英雄,从他努力过来说应该肯定,但他毕竟失败了,没有实际的功绩,所以不配为英雄。中国文化人基本上都是失败和失意的角色,所以他们对失败的英雄充满同情甚至给予过多的谅解和肯定,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给中国传统文化添加了一些消极没落的东西,迎合人心中软弱惰性的一面,中国国民性之软弱自欺自慰与此莫不相关。

  无所作为的正人君子、道德大家,没有实际的贡献,也不配青史留名,韩侘胄北伐固然出于个人目的,但有几个忧国忧民的人在为天下大计努力时没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私念呢?只是未表露未为人所知,或者他没有让人不以为然的心性和某些小节上的疑点而已。当然,现在对韩、对陆的历史评价已经公允多了,能从其实际行为、结果来盖棺论定,但今天对今人的评价,比如对现代名人、当代名人包括某些公认的有过错、有失节、误国行为、有野心或别的不正心术的名人的评价,仍然是存在许多偏颇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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