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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首页 > 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 李清照

三二

  李璟即位之初尚有一定作为,后来却荒于政事,致使国事日非,不得不向后周屈辱称臣。为自己小国的的处境他悲愁不已,词中渗透了国事艰难、风雨飘摇的危苦心情。

  李煜与乃父一样,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却全无政治家气概。他前期词主要写宫廷中的豪华生活和男女间的柔情蜜意,后期词则全部写他亡国破家、沦为阶下囚的深悲巨痛和抚今追昔的无穷悔恨。

  清代著名文论家刘熙载曾评曰:“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艺概·词曲概》)其“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的评价与李清照“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并无相悖之处。

  对于柳永的评价,作者肯定了他“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的长处,指出他的“词语尘下”的毛病。

  在宋代的词史上,柳永的地位不应低估。在士大夫们作词还躲躲闪闪的时候,柳永却打着“奉旨填词”的旗号,与歌妓舞女为伍,专事填词。他深谙词乐,其词集《乐章集》(疆村丛书本),按宫调编排,凡十七宫调,近百个词牌,存词一百九十四阕,极大地丰富了宋词的词牌。他的词,长于写才子歌妓恋情、羁旅行役之苦及离情别绪,委婉细腻,表现力很强。他的情感抒写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同时,因大量吸收当时民间乃至歌楼妓院流传的口语、俚语入词,在促进宋词普及于民间的同时,亦不免“词语尘下”的缺憾。备一首《定风波》以为实证: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恹恹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可见清照对柳永的评价,虽甚尖刻,却无偏颇。

  对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等人,李清照的评价是,“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张子野即张先,《后山诗话》云:“张先善著词,有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轻絮无影’,世称诵之。号张三影。”宋子京即宋祁,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世称“红杏尚书”。其兄宋庠与之时称“二宋”。沈唐(字公述),词载宋代黄升《花庵词选》。元绛(字厚之),有词载《月河所闻集》及明代陈跃文《花草粹编》。

  晁次膺(端礼)词有《闲斋琴趣外篇》六卷。以上诸人,作品虽不少,也不乏精彩名句,但终难成大气候。清照的评论,实在很中肯。

  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文坛巨星,李清照是这样评价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首先肯定晏、欧、苏“学际天人”,王、曾“文章似西汉”。但对他们的词作,却并不赏识。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明代胡应麟曾对“大家”与“名家”作过划分:

  “清新、透逸、冲远、和平、流丽、精工、庄严、奇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兼也。浩瀚、汪洋、错综、变幻、浑雄、豪宕、闳廓、沈远,大家之所长,名家之所短也。”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宋代词人中显然缺乏“大家”。唐代那种葱茏的元气、泱泱大国的风度、兼收并蓄的气魄在宋人的词中显然已难为继。作诗的“大家”作词,“皆句读不葺之诗”,作文章的“大家”如作词,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不仅内在精神上难成“大家”,就是创作方法上也有不妥。“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虽然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但却忽视了词自身的创作规律——文学性必须与音乐性紧密结合,以致所作之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晁补之《能改斋漫录》卷16),虽合于格律可吟咏,却不可歌,使词的魅力与独特风格打了折扣。况且还有戴上“诗言志”、“文以载道”桎梏的可能。词面临着受诗文侵越而失去自身个性的危险。李清照的“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的叹惋原为捍卫词的独具特色赖以区别于诗文的创作原则。

  逭丈杂性奚椭对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后来的词家,清照稍有赞赏之色:“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始能知之”是肯定他们注重了词的柔婉特质,写出了发自灵魂的真情实感,且讲究音律。但作者对他们的短处也看得很清楚:“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良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要弄清这段评论是否恰中肯綮,除考察这几位词家的创作状况外,还必须落实其中提到的几个关键概念,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内容。

  (二)怎样理解“铺叙、典重、情致、故实”等概念?

  “铺叙”一词,古人早有提及。但文字阐述,惜未多见。《毛诗·大序》中云:“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宫·大师》郑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南朝梁钟嵘这样阐释“赋”:“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同朝的刘勰亦说: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诗经》中的“赋”是与比兴并列的一种表达方法,即铺陈景物,叙写事情。后世“铺叙”概念即源于此。

  “铺叙”这种表现方法经后人不断丰富,被纳入词的创作方法中。作为词学原则,讲究“铺叙”,就是要讲求布局谋篇,所谓“移步换形”、“曲径通幽”、层次渐远渐深,要“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不可过简、过浅,不能满足于汉魏乐府的古朴风味,而要兼求赋体波澜起伏的气势。

  李清照用“铺叙”这一词学原则去评价晏叔原,是否中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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