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几道（叔原），号小山，在词史上常与其父晏殊合称“二晏”或“大小晏”。晏几道是小令大家，宋初小令发展到晏几道而登峰造极。生于宰辅之家的晏几道，性格孤介，不合流俗，黄庭坚曾以“痴”字来概括他的性格（《小山词序》）。而《小山词·自序》中云：“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见闻，所同游者意中事。”
此可与黄庭坚《小山词序》合读：“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余尝怪而问焉，曰：‘我槃跚勃窣，犹获罪于诸公，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乃独娱弄于乐府之余，寓之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一个离群索居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因其生活方式所限，他只能与一二知己盘桓，与莲、鸿、苹、云等几个天真可爱的歌女耳鬓厮磨，写一些“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小山词·自序》）的小词。情感虽真却欠深厚沉挚，也无波澜起伏、雄浑开阔的境界。
“晏苦无铺叙”的评价是从《小山词》的创作实际出发的中肯之言。《小山词》中常用的手法是开篇即言情——“一起言情，鞭辟入里”，由于缺少必要的铺垫和渲染，往往终觉直致而欠含蓄，不耐咀嚼。
如《生查子》的“关山魂梦长，塞雁音书少。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菩萨蛮》的“天然叙话相思苦，浅情肯信想思好”；《归田乐》的“试把花期数，便早有感春情绪”；《六幺令》的“日高春睡，唤起嫩装束”
等等。而晏叔原诗中写得最好的几首，恰好是与他大量词作手法迥然相异之作。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有景物描写的铺垫和烘托，有叙事，正是用了“铺叙”法才有了“既闲婉，又沈着，当时更无敌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艺术效果。
“贺苦少典重”是李清照对贺铸词作的批评。典重，即典雅庄重，此其为词的传统风格，所谓“落笔镇纸”。说一首词典重，就是说它有重大的境界、典雅庄重的风骨。清末四大词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标榜的作词三要——重、拙、大，就是从李清照《词论》中的“典重”说发展而来的。
贺铸乃宋代词中卓有成就者，词主要收入《东山词》（又名《东山寓声乐府》、《贺方回词》），程俱《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称其有“乐府辞五百首”。
贺铸词风格多样，张耒《东山词集序》云：“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
吴梅在《词学通论》里说：“北宋词以缜密之思，得遒炼之致者，惟方回与少游耳。”如此看来，贺铸词似无让人指摘之处。但仔细考察，亦不难发现，贺词中，铸情之词多，融景之词少；炼字虽极讲究，炼意也时有佳思，但炼意终觉不够，与唐、五代词中的名篇名句比较，“典重”似觉不足。王国维似乎也看到了贺词的这一缺憾，他在《人间词话》中评论说：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少真味”的原因，恐怕就是“少典重”而后继乏力、不耐回味，不能“落笔镇纸”。
对于秦观的词作，李清照作如是评：“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良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情致”即情韵和风致；“故实”则指典故和史实。秦观在婉约词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晁补之所作的一些词较明显地受到苏轼倡导的诗化的影响，秦观词却较多地受到柳永词的影响，故苏轼曾笑其“学柳七作词”，但秦观词的取境、造语一般比柳词为雅。秦词表达的多是词人心灵深处最为柔婉精微的审美感受，风格婉丽。
刘熙载评论说：“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出自清新。”（《艺概》卷四）是对秦词风格的赞许。周济亦评：“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敖陶孙在《臞翁诗评》中则这样评价：“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
而他的诗风与其词有相通的一面。柔婉、清新，富于情韵和风致，这些是他词作的明显优点，但同时也带来了不足。专注于摹写情韵风致，却忽略了另一方面，即“故实”的运用。尚故实不是要掉书袋，而是要以恰当的典故和史实承托起含蓄典重的境地，做到藏锋不露，语少意深。以此来衡量秦词，则可显见秦词很少用典，而特别喜欢使用某些最能表现凄婉幽怨的字眼，如轻、细、微、软等，虽婉丽传神，但气度却显弱，正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中所评：
“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这一缺憾，虽不过美玉微瑕，但清照的评价确是恰中肯綮，并非无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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