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大臣们上朝参见高祖刘邦之时，个个都遵守礼仪，井然有序，突出了专制君主的独尊地位。一日早朝，文武百官身着官服，精神抖擞，按次序入朝拜见刘邦，宫殿外面，旗帜飞扬，威武雄壮的卫士，立在旗旁，显得十分庄重威严，刘邦见到这一切，心中十分兴奋，他对大臣们说：“今天我才真正体验到做皇帝是多么尊贵和崇高呀！”
由于秦末的农民起义以及后来刘邦项羽为争夺天下而发动的楚汉战争，使经济在长期战乱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农业，损失更大。粮食严重不足，每石米价高至五千甚至一万钱。刘邦建立汉朝后，看到了全国经济衰落的情形，下令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注意休养生息，从经济上巩固新建的政权。他下令大批的士兵复员回家，开展农业生产，从军的吏卒留居关中者免除徭役12年，返回家乡的免除徭役6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刘邦又下诏，吏卒在平城战役（后来灭异姓王的一次战役）中参战的终身免徭役；公元前196年六月，又下令，当年跟随刘邦入巴蜀、汉中和关中的士卒终身免徭役。这样一来，大量的士兵解甲归田，在长时间内免除了他们的徭役，对恢复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刘邦是从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发展起来的。他深知秦朝的暴政对人民的残害，加上秦末的连年征战，广大劳动人民已疲惫不堪，为了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刘邦在建国初执行轻税薄赋的政策。秦汉之时，政府的农业税和私人地租都叫“租”或“税”，“赋”一般指户赋、口赋、算赋等户口税。汉朝建立后，“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只抽农产物的十五分之一为农业税，比起秦朝来，税率是相当低的。当时封建政府的田租是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而土地大部分为地主所占有。轻租政策的实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扶植地主经济的发展，对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当然，轻租薄赋也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汉初户口税是沿袭秦朝的，每户每年交户赋二百钱，另有算赋（人头税），公元前203年起在关中开始实施。规定十五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出一百二十钱，叫做“算”，主要用来供军费开支。全国统一后，郡县官吏特别是地方诸侯王们，以向皇帝“献费”
为名，随意大增赋额，为人民所痛恨。公元前196年二月，刘邦下令，“献费”定为六十三钱，不得额外再增，这才削减了地方官吏对人们的欺压。
除了农业经济的问题之外，汉初商人经济力量的迅速膨胀，也成了颇让刘邦头痛的问题。第一，汉初从事冶铁、煮盐和铸钱的大工商主，大都役使奴隶进行生产，一个占有一百个奴隶的工商主，其财富敌得上“千乘（战车一辆称一乘）之家”的诸侯王。临邛（qióng）（今四川邛崃县）卓氏冶铁致富，拥有僮奴八百，其享受比得上皇帝。富商巨贾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结交地方诸侯王，势力庞大，不利于中央皇权的巩固。
第二，弃农经商的人逐渐增多，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商人们还利用高利贷来兼并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破产，这都有害于农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第三，不法商人扰乱物价与金融，如楚汉战争期间米价贵至一石万钱，长安商人任氏囤粮居奇，大发其财。汉初允许民间铸钱，有的奸商掺杂铅铁，滥造钱币，致使物价暴涨，金融秩序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
鉴于上述情况，刘邦实行了“压抑商贾”的政策：
（一）从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加以抑制。不许商人及其子孙为官，不许商人穿锦绣绮絺紵（指不同的丝制品。）等制作的精细的衣织物，不许商人佩带兵器和乘车骑马。
（二）规定商人和奴婢要加倍出算赋，奴婢的算赋由其奴主缴纳。这一规定大大加重了商人特别是拥有大批奴隶的大工商主们的赋税负担。
不过以上压低商贾们政治社会地位和加重赋税的措施，并没有触动基本的生产基础，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商人经济力量的继续膨胀。后来汉武帝强行剥夺了许多富贾巨商的财产，包括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又把煮盐、冶铁和铸钱统统收归国家专营，才有力地抑制侵害农业的商人势力，给了残存的工商奴隶主以毁灭性的打击。
总之，高祖刘邦自称帝建国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实行一些新的政策，使国家能迅速从战争的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了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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