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难看出，刘邦的确是一个有自知之明，善于用人的贤能君主。
汉朝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邦在制订各项政策时，还是继承了许多秦王朝的传统，但其规模大大超过了秦王朝的规模。在政治制度上，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由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中央一级的机构主要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汉朝初期时称相国）、太尉和御史大夫，他们是政府的主要大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事务。丞相是全国的最高行政官员，主要协助皇帝管理全国的行政事务；太尉掌管全国的军事，是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主要是监察百官，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九卿是：一是奉常（即太常），管理宗庙祭祀、朝廷礼仪；二是郎中令（即光禄勋），掌管皇帝的侍从与警卫；三是卫尉（即中大夫令），掌管皇宫的门卫；四是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仪仗；五是廷尉（即大理），掌管刑狱；六是典客（即大行令、大鸿胪），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七是宗正（即宗伯），掌管皇帝亲属；八是治粟内史（即大农令、大司农），掌管全国的财政；九是少府（即考工），掌管皇帝的私人财产。
地方政府也基本上与秦朝一样，实行郡县制。汉初，高祖刘邦在全国设置了15个郡。后来，高祖在消灭异姓王时陆续恢复了一些郡县，同时又从秦朝时期的大郡中分设了一些小郡。这样，加上汉初的15个郡，一共是36个郡。郡设守、尉，郡守（即太守）掌管一郡政事，郡尉（即都尉）掌管一郡军事。与秦朝不同的是，汉朝的郡中不再设监御史。郡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设县长，令、长之下均设有丞、尉。县令、县长掌管一县的政事，丞协助县令、县长处理政务。尉则掌管一县军事。县下设乡，乡有三志，有秩、啬夫、游缴。三志是掌管教化的，有秩或啬夫听诉讼，收赋税，而游缴则是巡禁盗贼的。乡之下还设有亭，设有亭长、求盗。亭长掌管一亭事务，求盗掌管追捕盗贼。亭下设里，里有里正、监门。里正管一里事务，监门负责防卫盗贼。
最基层的乡村组织有什、伍。十家为什，有什长；五家为伍，有伍长。汉朝的乡组织与秦朝略有不同，规定在各乡的三老中，推选一人为县三老，其作用是要他们“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加强县乡之间的联系。
另外与秦朝不同的是，高祖刘邦除了推行郡县制之外，还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国。汉初，刘邦先是分封了7个异姓的诸侯王，后来除长沙王吴芮之外，其余陆续被刘邦消灭。削平了异姓王之后，刘邦又分封9个同姓的诸侯王，他们都是高祖的子、侄、兄弟等亲人，高祖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与郡相等，王国的相国（后改为相）和太傅必须由中央委派，代表中央处理诸侯国内的政务，没有中央的虎符，诸侯国不得擅自发兵，诸侯王不得违反中央政令等，严格限制了诸侯王的权力。除了诸侯王国以外，高祖刘邦还分封了许多侯国。这些侯国的面积与县相等，大多是封赏给有功之臣的。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和诸侯王国并行的模式。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之时，定都洛阳。五月间，有一个当戍卒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关中地区背山靠河，形势险固，土地膏腴，是天府之地。劝刘邦定都关中，如果关东发生叛乱，可凭借关中地势，控制天下局势。当时刘邦找到群臣商议，刘邦的部下，有不少是山东（关东地区）人，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故都不同意娄敬的看法，坚持以洛阳为都。张良却对刘邦说：“洛阳地处中原，无山势河川可靠，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进可攻入关东，控制中原，退可依函谷关之天险，坚守稳定，臣认为娄敬的看法乃高见，关中可为都城。”
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劝说，随即命人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这样西汉的都城迁至了长安，后来中国许多王朝的都城也都建在长安。
娄敬的迁都建议被刘邦采纳之后，刘邦为了奖赏他，把他从一名小小的戍卒任命为郎中（皇帝的侍从），并赐刘姓。几年之后，刘敬（即娄敬）又向刘邦建议：关中民户不足，而且北有匈奴，东有六国强族，一旦发生事变，陛下难有高枕而卧之时，故他劝刘邦把六国君主的后裔和地方上的豪门贵族们迁徙到关中，这叫做“强本弱末之术”，即加强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势力的措施。刘邦同意了他的看法。公元前199年十一月，刘邦下旨，用强制手段，把战国时期除秦国之外的六国贵族后裔中，势力较大的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和地方豪强们共十万余人迁入关中，强化关中的政权。
由于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各国的地主阶级，使许多地主们纷纷逃到山泽之中，躲了起来。刘邦为了维护和扩大地主阶级所有制，增强封建统治的基础，在汉朝刚建立的时期，便下了诏令，宣布过去为了逃避战乱躲进山泽的地主们，现天下已定，令他们各归本县，而且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田宅。这些地主们听到刘邦的诏令，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接受了封给他们的爵位与田宅。这样一来，就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高祖刘邦承袭秦朝按军功赐爵的制度。爵位分为二十级，最低的第一级为“公士”，最高的第二十级为“彻侯”（即通侯），其中第七级“公大夫”（即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相当于县令，自第七级至第二十级为“高爵”。刘邦还下令，给跟随他作战的吏卒赐以爵位，依军功大小，由国家拨给田宅；“士大夫”以上高爵则“皆会食邑”，成为可以向所属封户征收赋税的特权地主。大量的获爵位的士兵们，成为新生的地主，这样就扩大了当时封建统治的基础。
刘邦当年攻入关中之时，曾与民众“约法三章”，但建国之后，简单的约法三章已不能适应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了。他命令丞相萧何主持制定法律。萧何以秦朝的法律为基础，基本上保留了《秦律》六章，并新增了《户律》、《厩（jiù）律》、《兴律》三章。整个《汉律》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所有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制定各种法律的同时，刘邦派人制定了各种上朝的礼仪。由于刘邦与手下的许多将臣都是布衣出身，不懂得繁琐的朝廷礼节，因此每次上朝之时，大臣们都不拘礼节，吵吵闹闹，有时甚至为了争功在大殿之中互相叫骂，酒醉狂呼，拔剑击柱。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刘邦作为皇帝应有的尊严。于是在公元前201年十月，长安的长乐宫建成之时，高祖刘邦令大臣叔孙通开始主持订立汉朝礼仪，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博士，学问很高，对礼仪方面的事务十分了解。他组织制订了一套十分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命大臣们都来学习朝仪，开始时，大臣们都不能适应，文臣武将鱼贯而行，行礼如仪，有动作不符合规定者当场由御史指出，拉到一边练习，直至整个朝仪完毕，无一敢喧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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