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情势大变。
元和十一年二月，主和分子李逢吉拜相，加上原来主和宰相韦贯之、右拾遗独孤朗、吏部侍郎韦顗等人的附和，主和派的势力大增。同年五月，主和宰相借故将韩愈降为太子右庶子。
雪上添霜，六月，淮西战事不利，韦贯之遂再提罢兵。然而，宪宗态度坚定，不为所动。八月，韦贯之罢为吏部侍郎。九月，独孤朗贬官兴元、韦贯之外放湖南、韦顗等人都被贬为远郡刺史。
到此，主和派的势力几乎全部去除。裴度、韩愈得以全力布置征讨淮西的大计。
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李逢吉以出兵四年不胜，兵疲财乏为由再提罢兵议和之事。为避免节外生枝，夜长梦多，裴度自请出征。
这年七月二十九日，宪宗任命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刑部侍郎马总提任副使，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司功员外郎李正封为节度判官，都官员外郎冯宿为观察判官，礼部员外郎李宗闵为书记。
韩愈受命后，立刻出关前往汴州，劝说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出兵，协力讨伐淮西。经过韩愈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韩弘终于命他的儿子韩公武率兵12000人前往淮西，并捐纳财物资助军需。
此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启程了。
八月三日，裴度带着300名侍卫启程前往淮西，一路辗转二十七日到达郾城，距吴元济的根据地蔡州仅有180里。裴度驻兵于此，作为督战的基地。
一到郾城，裴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奏请撤免各镇军中的监军使。这监军使由宦官充任，专权自负，使主将对作战进退无权决定，胜利则居功献捷，败则百般羞辱将帅。让各镇主帅敢怒不敢言，作战不力。
裴度所为，大快人心。监军使撤免后，诸将得到宫中的指挥权，作战跷勇，捷报频传。
当时征讨淮西将帅有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怀汝节度使乌重胤、宣武节度使之子韩公武、寿州团练使李文通、鄂岳观察使李道古、唐邓节度使李潼六位。
他们从四面包围淮西，如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李公颜、乌重胤、韩公武合攻北面，两军照面，大战十六回合，共俘敌军4万人。李道古从东方进击，共战八场，共俘敌军13000人，并攻占淮西南方的重要据点—申州。李文通进攻东面，十次战役，俘虏12000人。
捷报不断，群情振奋。
九月淮西降将向唐邓节度使李潼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吴元济的精兵都屯守在洄曲及蔡州的四境。驻守蔡州的是一些老弱残兵，可以趁虚而入，擒获元济。
李潼一听大喜，准备相机行事。
当时作为行军司马的韩愈总管军政，平时负责操练军队，战时拟定攻守战法，并主管器械、粮草、军籍、赏赐等事务，整日事务繁忙。
一天，他得到蔡州空虚的情报，大喜，兴冲冲地来到裴度住所。
“裴公，我得到确切情报，说蔡州空虚，只有一些老弱残兵，给我1000兵卒，我即刻直取蔡州，抓获那吴贼前来见你。”
“退之，”裴度神色平静，并没有韩愈所想像的那样兴奋，“我一直赏识你的才干，视你为自己人，我说几句话，不知你听不听？”
“裴公此话怎讲？”韩愈不解。
“那李潼也刚刚得到蔡城空虚的情报，准备伺机行事，立得大功。如果我这里派你去，他以为你与他争功，定然嫉恨于你，”裴度的话似乎没说完，但却不说了。
“韩愈明白裴公的一片苦心。”韩愈笑道，“这吴贼迟早要败，落在谁手里都是一样。”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裴度也笑，又道：
“来，我们看看吴贼还占据哪些地方。”
十月十六日，李潼依李愬之计，带领数千兵马，趁着大风雪，自文城驰百余里，于当夜到达蔡州。
蔡州一是兵力不足，另外由于这天风雪甚大，谁也想不到这天半夜里李潼的人马会从天而降，叛军仓促上阵，还没搞清子丑寅卯呢，就已做了李潼的俘虏。
没花费多长时间，李潼的人马就已占领了整座城池，李潼带人将那还在温柔乡里做梦的吴元济揪了出来，讥笑道：
“吴统帅，您睡得可真香呀！”
看看眼前威武的李潼，吴元济垂头丧气地叹了口气，一言不发。
二十五日，裴度、韩愈等人从郾城进入蔡州，颁布皇帝诏令，赦免蔡州庶民士卒。
扰攘多年的淮西叛乱终于得以平定。
淮西出征，实现了韩愈“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的豪言壮语。壮志得酬，韩愈心中的喜悦是无法描述的。诗人的《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一诗里这样说道：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字里行间跳动着平叛胜利的喜悦之情，读来令人快意！
得胜归朝，韩愈因军功擢授刑部侍郎，官阶正四品下，掌管刑法政令。
战事平定，众人加功受赏，朝野上下一片喜气，然而关于平定淮西之役却又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平定淮西是当时一件大事，为纪念此战，宪宗决定刻碑撰文记功。韩愈当时已是文坛盟主，备受文人推崇；而且他又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撰文之人自然非他莫属。
元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宪宗下诏，命韩愈撰《平淮西碑》。
接受圣命，韩愈经过两个多月的构思，于三月二十五日写成，献上朝廷。碑文刻成后不久，却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
原来韩愈认为平定淮西之功主要在于裴度，“能固天子之意”，并临阵督战，运筹帷幄，因此碑文详细叙述裴度事绩，而入蔡擒吴的李潼之功却写得不多。
李潼心中不平，自以为功大而不居碑首。他的妻子是皇室公主的女儿，直接向宪宗哭诉韩愈碑文不实。
宪宗以河北、山东藩镇叛乱未平，还须借重武臣，于是下诏磨去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
韩愈的古文功底深厚，所作碑文，模仿《尚书》、《诗经》句法，以古文写作，朴实深厚，脍炙人口。
而段文昌所撰的碑文，文句骈偶，曲故颇多，虽当时刻石立碑，反而无人注意。也许这可以算是平淮西之役的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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