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899 年12 月29 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五四运动时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
1919 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 年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 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
1923 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 年10 月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1925 年9 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并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1927 年7 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 月1 日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 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 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同年12 月，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 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 月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 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 年12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 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 年3 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1932 年冬以后，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关键时刻均到前沿指挥。长征开始后，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控制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在1935 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随后率部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打开前进道路。
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反对张国素的分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 年11 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 多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1937 年11 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 人的武装，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到1938 年底，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 个县，曾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39 年秋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第2 混成旅团1500 余人，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1940 年春， 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1940 年8 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大、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1941 年秋，日军7 万余人对北岳、平西地区大举“扫荡”时，指挥主力相继转至外线作战，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1 万余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掩护下，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
1942 年，在斗争极其残酪，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袭击和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 年后，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1943 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 月10 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开展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部队和干部支援东北战场。1947 年4 月指挥正大战役，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 万余人，攻克正大铁路沿线七城及井怪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 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1948 年5 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1949 年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2 月， 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6 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9 月任北平市市长。
1950 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解放东南沿海岛屿、清剿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和土匪，参与抗美援朝的组织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组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构和军事院校，制订军事条令，条例做了大量工作。1954 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街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 年1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1987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9 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领导科技攻关中，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五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在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他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科技事业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 年6 月至1988 年4 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2 年5 月14 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聂荣臻回忆录》（1984）、《聂荣臻军事文选》（199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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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名字是与晋察冀紧紧联在一起的。
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在辽阔无际的冀中平原，在芦苇丛生的白洋淀水乡，在丘陵起伏的燕山山麓，在塞外的重镇张家口，聂荣臻在烽火连天岁月所创立的赫赫战功，深印在山巅，深印在田野，深印在河谷，深印在村镇，深深印烙在晋察冀千万群众的心头上。
提起聂荣臻，当年晋察冀的老战士们豪情顿生，情不自禁地赞起“我们的聂老总”；朴实的太行山民和平原上的乡亲们，发自心窝地颂扬着“我们的聂司令员”；辛勤搜集和积极撰写华北地区党史军史的专门研究家们，则在一部部著作中记下了“荣臻同志”的历史功勋。
聂荣臻在晋察冀的建树，是他戎马生涯中极为光辉的篇章，他的卓越贡献，将永不磨灭的留在一个时代的记忆中。
这里记下的，是在民族抗战的洪流里，聂司令员与晋察冀抗日军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战的一些故事。
五台受命燃地火
1937 年秋天，呼呼吼叫的寒风扑卷着荒凉的五台山峦。刚刚率部在平型关重创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的聂荣臻，率领115师一部奔赴五台山。他在队列中徒步行进，其坐骑驮着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时而嘶鸣，似乎与主人分享着喜悦。
雄纠纠的队伍挥汗急进，沿着一条弯曲的布满石子的路上山。这条路先是在山脚下盘绕，稀疏的村庄分布在路的两旁，座落在山助里。山区的村庄不革分散，一般也都很小，房屋都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地的形势，有的竟镶在山壁间，一块悬空突出的岩石做了前檐，后面削直的岩石成了后壁。
还都是就地取材，石头砌墙，山木支架，石板盖顶。正是中秋时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堆着一些刚刚收下来的东西，有的摊晒着红枣，有的用秫秸圈着金黄的玉米。大葫芦瓢，还连在青棵上的红辣椒，一串剥开皮的大棒子，都在屋檐下吊挂着。几个足有柳斗大的红皮南爪，分悬门口两旁。但是，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收获带来的喜悦，这里本来生活就贫苦，更主要的是，乡亲们已经听到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一种慌乱不安的心绪，在他们的神情举动里，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了。
当人心慌乱无主的时候，来了这样一支抗日的队伍，山民们无比欢欣鼓舞。妇女们站在门口巴望探听。汉子们争先恐后地张罗着。小孩子们搂着狗脖子，不让它们向战士们突奔吠叫。看到这支队伍，他们的心才安定下来。
他们甚至纷纷传说：“五台山来了一位将爷，调遣神兵天将打东洋。”这是一种传统，或者说是一种习惯，每当灾难临头，平民百姓又无解救良策，于是就产生一种幻想，盼望有神兵天将降世，惩处恶人。五台山来了神兵天将的传说，很快就在晋察冀老百姓中间传开了。
115 师师部进入五台县城，司令部设在北门外河东村。部队一部分留在山上，住进寺庙的空殿里。
五台山地区，从来也没有这样热闹过。山上山下，台内台外，寺庙村庄，处处都住上了八路军。战士们把抗日的标语，写在街头的墙壁上、大树的枝干上和路边的岩石上。
在战士们往来走过的，降了霜、下过雪的原野上，在阳光照射之下，腾腾地冒出一种白色的、浓得象云雾一样的热气。就好象在天地之下，有看不见的大火在燃烧，有神秘的山泉在蒸发。名扬海内外的圣地五台山，插上了抗日的红旗。如果没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部署，谁能想到几年间这千把人的队伍，竟然把抗日烽火燃遍广袤的晋察冀大地，使疯狂的强敌以失败而告终。
河东村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从外边看来，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只是在寒风中有持枪的战士在警卫着师司令部。但在院内屋里，却是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办公室里，一大幅精细的军用地图整整占了一面墙，靠窗的地方，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年轻的值日参谋人员，正守着电话机子，向附近的守备部队，不时地传达着命令。每当他听到汇报情况，总是紧握着听筒，把手中那根细长柔软的电话线拖到地上，走到地图的跟前，一边问着话，一边用拿着铅笔的手在地图上寻找着很小的一个地名，标志上各种各样的记号。
这时，聂荣臻便也走到地图跟前，背叉着两手，微俯着腰，聚精会神地盯视着图上刚刚被画上的各种符号，静听着值日参谋的报告。有时，他在屋子正中那张长方形的大办公桌旁边坐下，翻阅着由值班员刚送来的电报。
这时的聂荣臻还不满38 岁，他从1925 年旅欧勤工俭学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巨浪，参与领导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香港、天津、上海，长期做过秘密的军事政治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在中央苏区，领导过红军总政治部，后率领一军团，在长征中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他刚刚率部取得平型关胜利后，即受命开辟五台山抗日根据地，深感重任在肩。
聂荣臻被留在晋察冀地区进行开创工作，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他本身也具备适宜这一工作的条件。他一方面仍然担负115 师的领导工作，一方面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曾出任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委员的宋劭文，这期间和聂荣臻有过多次接触。他回忆说，1937 年9 月20 日前后，他离开太原，赴五台上任。抗战初期，共产党为了推动阎锡山“守土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了山西的统战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山西新军——决死队，领导上党地区的抗战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阎锡山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山西搞所谓“政治革新”，选了一批年轻人到各县任县长，也起用了牺盟会的一些人，宋劭文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派往五台县当县长。太原失守前，阎锡山把山西划了7 个地区，分别组成行政公署，晋东北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为主任。
宋劭文赴五台上任时，八路军总部已到了五台的南茹村。经邓小平同志介绍，宋劭文认识了聂荣臻。邓小平对宋劭文已有了解，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告诉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主力不久就要南进，聂荣臻留在这一地区坚持工作。要宋劭文以后多同聂荣臻联系。
聂荣臻告诉宋劭文，在当前形势下，要做好稳定县政府的工作，还要为部队扩充兵力做些准备。部队主力将随总部南进，留下的兵力不会很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壮大抗日队伍。要扩军，就得筹集经费。在这方面，要尽量多想一些办法。不久，宋劭文不负重托，果然筹划到一笔可观的款子，成为边区政府最初的经费来源。
曾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人士刘奠基，特别难忘他在五台初识聂荣臻留下的印象。平型关大战之后，刘奠基受第二战区战委会主任续范亭的派遣，给五台守城群众运送350 条枪支。他在五台城逗留了几天， 听说聂荣臻和115 师师部驻在城关北门外，就找到师司令部，聂荣臻正好从房子里走出来。聂荣臻向刘奠基问明了情况，便领他到屋里，一边说话，一边同警卫员一起，给刘先生做饭。
这天天气很冷，屋里生的是炭火，这种炭是一种质地松散的煤。刘奠基看到聂将军不大会烧，火始终不旺。刘奠基是当地人，常用这种炭。他告诉聂荣臻，不能总往上添，也不能用火筷子扎来扎去，应该从下边慢慢筛箅子。
聂荣臻按这办法一收拾，不一会儿，炉子就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他高兴地说：
“真得入乡随俗啊，不是你指点，这火非灭了不可。”这顿饭，做的是炖白菜，五台的大白菜是很多的。趁热吃着饭，刘奠基说，自己感到前景有些渺茫，问聂将军究竟应该怎么办？
“问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聂荣臻坚定地说，“这里很快就会成为单独作战的地区，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与任务更要加重，立刻要有新的部署。”
聂荣臻的态度是严肃的，却又含着深沉而又诚挚的感情。他告诉刘奠基，要坚持华北抗战，要号召晋察冀三省的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民主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建抗日根据地。而要创建根据地，光靠几条枪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坚强的政权组织，必须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的人士，依照国民政府的组织法来组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府，这个区域才能巩固起来。要使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各地区的模范。
聂荣臻的一席话，使刘奠基稳定了情绪，感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持，似乎也看到了前景的光明和希望。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留在了晋东北，并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的工作。
初创艰难巧运筹
10 月下旬，115 师一分为二，主力随八路军总部进至正太线，驰援娘子关。
115 师“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谁留下来。这一工作由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聂荣臻对罗荣桓说：“你来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考虑到坚持敌后的困难，对聂荣臻的工作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来，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司令部留下了李廷赞、刘彬、黄鹏、刘显宜等，政治部留下了舒同、王宗槐、潘自力、余广文、罗文坊等，供给部和卫生部留下了查国祯、叶青山、姜齐贤等。总部还支援了一部分干部。
“把唐延杰调给你当参谋长好不好？”总部的左权将军对聂荣臻说。
“好吧，反正我没有人，来一个多一个。”聂荣臻表示欢迎。
聂荣臻10 年前就认识唐延杰。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去军委找聂荣臻分配工作，聂荣臻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唐延杰在红28 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先是任作战处长，后又任副官长。
“我胜任不了参谋长。”唐延杰对聂荣臻说，他感到这个担子实在重。
“你当过军参谋长，怎么干不了？”聂荣臻信任地说，“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还独挡几面呢，你先干起来再说。”
多年后，唐延杰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犹新。他说聂荣臻原则性很强，作风正派，留下来的人来自不同的单位，可他没有薄厚亲疏之分。聂荣臻曾多次同原115 师的干部讲：要支持参谋长的工作。凡遇军事方面的行动，聂荣臻总是鼓励他大胆指挥。
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和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两个不完整的连，由赵尔陆负责，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活动。此外，有343 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120 师359 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685 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带领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总共3000 多人。
这就是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人马。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坚持工作，这点力量显然是单薄的。王宗槐回忆说，最初的政治部，就是舒同和他两个人。聂荣臻让他俩先把架子撑起来。
后来才又来了潘自力等几个同志。机关的人开玩笑，要问机关人员有多少？
一条土炕就够睡了。司令部就几个人，政治部也是几个人，一个部门有一条炕就可以挤下。
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聂荣臻鼓励大家，眼下我们人手少，但可以慢慢扩大。果然，部队发展得很快，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甚至勤务员、炊事员、饲养员，后来许多人成了连长或指导员。
曾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副部长的游胜华回忆说，115 师分兵的时候，领导决定他作为医务工作骨干留在五台山地区工作，当时他思想上不大通，一心想随大部队行动，不愿留在敌后打游击。为此，聂荣臻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聂荣臻说：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眼下，平型关作战负伤的众多伤员，急需一批有经验有革命精神的医护人员为他们治疗。留在敌后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的。留你在敌后工作，不仅仅是多留一名医生的问题，而且需要你和其他的医务工作者，象滚雪球一样，组织和带起一支适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医疗队伍。今后，还要创建前方医疗队和后方医院，要做的工作很多。
游胜华说，聂荣臻同他的这次谈话，态度诚恳，对他极有启发，同时也使他联想到在红1 军团工作期间，聂荣臻对他多次的帮助、关怀和细致入微的教育。
游胜华参加革命后在红1 军团卫生部当医生。在井冈山反“围剿”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不少红军战士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游胜华向聂荣臻建议，让患夜盲症的战士服用一些鱼肝油，或者起码要吃一些猪肝。
可是，红军是不可能得到鱼肝油和猪肝的，聂荣臻便出了一个主意，用土办法治疗，下河捕鱼，捉虾，摸蟹，挖泥鳅和田螺，用这些含有大量维他命成分的东西治夜盲症。聂荣臻还挽起裤腿，亲自下河捕鱼捉虾。
游胜华说，在红1 军团经历的这些事情，使他深切地感到，聂荣臻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领导，他虽寡言少语，但谈起话来却深刻感人，引你深思，而且稳重老练，政策性极强。要他留在晋察冀，思想很快就通了，表示服从领导的分配。
1937 年11 月8 日，太原失守，日军占领了正太线和同蒲线。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对坚持华北抗战完全丧失了信心，晋察冀三省大部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于是，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的地位，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任务，完全落在了八路军的肩上。
太原失守后，旧的政权彻底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了父母官，将政府钱财囊括一空，携带娇妻美妾、宝贝儿女、勤务兵、老妈子和大批黄金钞票，逃往郑州，逃往西安，逃往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
从察南、晋东北以至冀西，田地里到处还看得见枯黄的庄稼无人收割；有钱的人家撇下了房屋地产逃走了；穷苦的人家，绝望地坐守着破碎的乡园听凭命运的支配；无数的难民逃到山村小镇里，挤满了大街小巷，他们没有了家，或者死掉了亲人，或者遭受了劫掠和凌辱，痛苦地呻吟着，生活没有着落。
人们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五台山方面了，关切地注视着五台城有什么动静。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五台，八路军115 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少数部队在活动。
就在太原失守的头一天，11 月7 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为供给部长，叶青山为卫生部长。
深秋初冬季节，五台山开始积起层层白雪。留下来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套着的还是草鞋。部队的给养十分困难，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得明天。
在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八路军伤员，由于不能随主力行动，大部分还躺在五台寺庙和周围村庄民房土屋里养伤。这里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足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缺乏。吃的多是玉米窝头和土豆。
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是留下的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难于制敌。为了和日军作战，给予日军更大的打击，必须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动群众。然而，群众武装也不是很容易就能训练成有战斗力的队伍的。
对于这些困难，聂荣臻还是有足够估计的。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如何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完成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受命之初，我首先考虑是的，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认真讨论了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意义何在？尽管当时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上结满冰凌，同志们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粟着，但是，大家却以昂扬的斗志，热烈讨论着这个问题。”
为了度过初创时期的重重难关，聂司令员首先着手尽快解决部队的各种燃眉之急问题。
为治疗平型关作战负伤的众多伤员，他立即交给游胜华两个任务：一是筹备药品和器械，准备建立医院；二是广泛吸收当地的医生，迅速建立起一支医疗队伍。游胜华在卫生部长叶青山的具体领导下，立刻工作起来。他们从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中，清理出一批药品和器械，又从五台县倒闭的几家医院、药铺中买到一部分药品，还从当地医生那里获取了不少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土药方，鼓励部队干部、战士采集中草药。同时，把平型关战斗受伤的伤员分别妥善安置在松岩口、耿镇等几个村庄的老百姓家中，这些设在老乡民房里的病室，就是晋察冀军区最初的后方医院。
医务人员，除八路军总部和115 师留下的少数几位外，多是吸收当地的一些私人医生和土医丰。有一位病理博士、原河北医学院教授殷希彭，曾留学日本，在冀中区工作的张珍了解到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就动员他参加革命。
殷大夫起初还有些顾虑，说他吃不惯小米，也不能象年轻小伙子那样爬山走路，行军转移得给他一头毛驴骑。张珍为此给聂荣臻发电报请示，聂荣臻当即回电：所提条件全部答应。聂荣臻还当面对游胜华讲，这样一位有名望的医生，提出这点条件丝毫不过份，不用说是一头毛驴，就是要一辆小汽车都是应该的，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应该相信，一旦他参加革命之后，和为民族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一起生活之后，他就不会再讲什么条件。果然，殷希彭参加革命后，很快就放弃了事先讲好的条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忘我地工作。他说：“能成为一名为民族献身的八路军战士，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参加八路军医疗队伍的著名医务工作者还有陈淇园、杜伯华等人。陈淇园后来成了军区卫生学校的教育长，杜伯华艰苦创业，在根据地办了一个制药厂。
部队御寒的衣服和鞋袜，也部分得到解决。平型关战斗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除大部分配备南下的主力外，余下的被装，迅速分配到干部战士手中。
在山村妇女的帮助下，加以改造和重新缝制，在严冬到来之前，一些战士穿上了过冬的棉衣。特别是有的得到一件日本军大衣，白天披在身上，夜里暂当被褥。这些大衣，曾陪伴不少人度过八年抗战，至今还有一些人作为胜利纪念品珍藏着。
留在敌后的八路军，时刻都要准备同日军交战，武器弹药的补充至关重要。靠大后方接济是不可能的，只有从敌人手里夺取，再有从民间收集散落的枪支。国民党部队南撤时丢失的枪支，大都缺这少那，一部分开明士绅献出的枪，也多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装配和修理。太原失守后，有30 多位太原兵工厂工人回到了五台。由戎修德等领头组织办起了一个修械所，装配了不少手榴弹、子弹和枪支等武器，有效地支援了五台地区和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抗日组织迅速扩充和发展，急需大批干部。
四面八方都叫喊“要干部”。聂荣臻同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孙毅商量，由他任校长，立即创办一个短期的军政学校。
聂荣臻嘱咐孙毅说，军政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性，要提倡研究精神。聂荣臻对各部队、各地区、各团体的负责人提出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去，只要年青，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
经过孙毅的积极筹备，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校址设在一座破旧的喇嘛庙里，那座寺庙很大，已经荒废了一些年，经过孙毅和师生们的修理，呈现出新气象，显得非常宏大壮丽。背后靠着山，前面是胭脂河支流沙河的滩岸，是天然宽阔的操场。太阳照射的红色和金色建筑的反光，灿烂夺目。
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军政学校头两期，就培养了900 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期建军、建政的一支新生力量。
红旗飘扬在山峦
聂荣臻在面临着重重困难的形势下，多谋善断，运筹惟幄，善于分清轻重缓急，脚踏实地，敢于开拓。他在首先解决一批燃眉之急问题的同时，更着重的是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三省边界地区，从军事上、政治上抓紧部署。最重要的是派出得力的干部深入山村的家家户户，广泛发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踊跃支援前线，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注重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吸收一部分有代表性、有爱国心的开明地主参加抗日工作，动员他们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协助政府筹措抗日经费等。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特别是在五台县成立了党的县委后，到1938 年5 月，全县已建立党支部143 个，发展党员876 名，为五台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八年抗战中，五台全县有1 万2 千多名干部群众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聂荣臻积极部署开辟周围广大地区的工作。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仅仅局限于五台山，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去。”他指示八路军官兵和政治工作团的团员们：要不失时机地在晋察冀三省边界迅速开展工作，号召三省同胞参加游击队、义勇军，武装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摧毁汉奸维持会，建立抗日的地方政权，肃清土匪，抚辑流亡，恢复地方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创造抗日根据地，变敌后为前线。
说：“要深入到每一条山沟里去”，“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要站稳脚踉，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一定要下功夫把七沟八梁发动群众的工作做扎实”。
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抗日队伍，首先把长途行军背了千万里路饿得眼冒金星也舍不得吃的小米袋，送到正在挨饿的山区人民炕头上；解开单薄的军衣把赤身的孩童揣在怀里；和穷苦的山民围坐在松油灯下，谈论穷人受苦的根源，讲述就要杀到家门的日寇血腥罪行。他们和乡亲们心心相通了。
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在北部地区，王平率领的工作团和骑兵营在东部地区，刘道生率领的359 旅工作团在南部地区，舒同和赵尔陆率领的工作团和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在西部地区，同时大力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
开创工作硕果累累。北部地区群众长期受敌人的欺骗宣传，看到八路军装备差，一时不相信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当独立团打了几个胜仗后，特别是看到我军态度和霭，帮助群众担水扫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便立刻转为欢迎和依赖八路军了。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区都先后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和发展了各县区或村的党组织，普遍地组建了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消灭了部分股匪，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尤其是我主力部队扩大到7600余人。北部地区数县除建立了游击队外，独立团已扩编为独立第一师，辖3个团，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一支主力部队。有的地区成立了特委、行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各地区的游击队、义勇军由分散状态逐渐走向集中，由十几人的小队逐步合编为中队、大队。由工作团直接领导的县、区党的组织和政权也开始向地方党和政府统一领导过渡。各项工作都发展较快，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形成之中。
晋察冀地区的人民第一次看见了为自己撑腰作主的军队，第一次从封建剥削严重、苛捐杂税不断和世世代代的牛马生活中开始解放出来。他们欢欣鼓舞，抗日斗志高涨。军民一条心，困难再大也不怕。
革命的红旗，从此高高地插上了五台山！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指示聂荣臻，立即建立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4 个军分区。
1937 年11 月13 日，隆冬的寒气袭人，但指战员们心中却热浪翻滚。聂司令员在五台石嘴普济寺宣布成立军分区的命令，并且在这座青瓦红墙的寺院里，召开了庆祝会。
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大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
各个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四周与敌接壤的广大地区，就是各自的游击区。
这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初的规模。
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特别讲述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他说：“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给其以致命的打击，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箝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己，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聂荣臻特别强调指出：创建根据地，绝不能单从地形上看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当前，有比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根据地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的性质变了，社会基础要比那时广泛得多。只要不是汉好，谁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们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人民群众就会踊跃地聚拢在这面大旗之下。当然喽，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还取决于我们执行一套什么样的政策。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一步，首先是要在各地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群众就一定能够发动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兵力和装备上看问题，就看不出前途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这一点，它占着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会越来越强。”
聂司令员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他言简义明的分析，令人折服。到会的同志从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上以及如何落实上，深感思想上有了新的提高，斗志更加高昂。
在普济寺，聂荣臻挥笔题词：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英明政策显威力
抗战开始后，人们在注目着八路军开辟五台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在关心着那些僧尼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心绪和行动。
聂荣臻率部驻进五台寺庙之后，不仅明确地向部队提出尊重宗教、爱护庙宇的严格要求，而且还同寺庙的住持结交朋友。
五台山与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和安徽的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并且以其历史最久而被列为首位。除一部分汉族僧侣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蒙、藏、满、回等少数民族教徒。据1937 年10 月间的统计，各族僧侣共有2200 余人。一年一度的6 月庙会，进山拜佛的游僧居士、善男信女以及商贾旅客，人数就更多了。
115 师在平型关战斗后，大部分进驻五台山。聂荣臻说，部队经过平型关鏖战，伤亡又比较大，有这样一个休整的环境，那是非常理想的。五台的寺庙很大，前殿、后殿、旁殿，驻1 个团的兵力没问题。据金阁寺住持灵机法师回忆，他8 岁出家来到金阁寺，“七七”事变时，他刚二十一二岁，八路军严明的纪律，一直鲜明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说，八路军来到五台山时，山上已经开始下雪，将士们仍然是草鞋单衣，但他们有铁的纪律，驻进寺庙的部队不准烤火，不准在佛殿里乱走，不能影响僧侣们的佛事。不准在寺院随地大小便。当时，灵机法师每天都起得很早，当他准备打扫庭院时，却发现八路军战士已经把枯叶和杂草清除干净了。
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八路军将士尊重宗教信仰，保护文物古迹，在五台山各族僧侣中深得其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镇海寺章嘉活佛的顾问罗桑食图，将寺内原藏的200 多条枪支及弹药取出来，献给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
台麓寺的二喇嘛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后来，这位二喇嘛还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参议员。年轻的僧众隆慧等人，还积极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台城城隍庙青年道士董化成，自幼丧失双亲，无家可归，被人一斗米卖到庙内。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织群众欢迎八路军人城，是五台动员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担任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的队长，还出任过五台县一区区委书记，一直活跃在抗日前线。
当时的五台山十分红火：“僧人们组织起来，执起刀枪，在山关隘口，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他们倾其寺院所存，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他们敲起钟磬，穿起袈裟，为抗战牺牲的英烈礼佛念经，超度英灵。
五台的僧人们至今不能忘怀聂荣臻对他们的评价和关心，那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共产党员人肝胆相照的广阔胸怀。
如何看待五台僧众的抗日要求和表现，最初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在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审查与会代表资格的时候，谈到五台山和尚、喇嘛代表权的问题，有一个代表发言说：和尚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
喇嘛代表刘三阳为此发表讲话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全国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们也肯于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就没良心和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
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支持刘三阳的意见，邓拓说：“和尚喇嘛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有着抗日的一致要求的。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照样可以打日本。
这个问题提交给聂荣臻，要他表态。聂荣臻到筹备处专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邓拓同志的发言。是的，在这全民抗战的时候，在这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上，我们应该和各民族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应该因为和尚喇嘛们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便把他们摈弃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定的团结。我们不能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应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我们政府、军队和人民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也有抗日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取同一待遇，把他们看成同其他的人一样，不可稍存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除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隔阂，我们反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大汉族主义，要各民族一致坚固的团结，起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筹备处终于统一了意见，一致赞同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的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呼了欢迎的口号。
聂荣臻这番掷地有声的谈话，在五台山峦一座座寺院中广为传诵，从来被列为“三教九流下等人”的和尚喇嘛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更有不少年轻的僧人毅然脱去袈裟，穿起戎装，参加抗日队伍，并响亮地喊出“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的口号。
五台山寺院在全国憎侣界是很有影响的，延安的新华社还为此发出快讯，说五台山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震动。据报载，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为动员安徽九华山寺院的僧侣起来抗日，还拿着这篇报道宣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他说：“聂荣臻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动员起来了，希望九华山的僧众也照他们的榜样，走出经堂，破除杀戒，用刀枪来保证如来的爱。”
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对五台山僧侣的发动，讲述了当年他的一些想法。
他说：进入五台山之后，有一点我是非常明确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非常爱国的，和尚喇嘛也不例外，他们也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党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自然会得到一切爱国僧侣的拥护和爱戴。对五台山和尚喇嘛的态度，对五台寺庙和文物的保护，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策问题，也是在另一条战线上粉碎敌人的阴谋，战而胜之的问题。进入五台山后，我们反复对部队进行了宗教政策的教育。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上避免了失误。
毛泽东对聂荣臻在五台山的行动，是很称赞的。他在延安接见即将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时，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接着，他又风趣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这个新鲁智深，同《水浒传》上的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聂荣臻却团结僧侣一道抗日，保护了五台的庙宇。”
五台山众僧奋起抗日，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流传的美谈。
聂荣臻及其率领的部队，不仅在五台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的文物圣地，也是这样做的。
在五台山东北百余公里处，从滦源到易县的大路旁边，有一座清朝的皇陵——西陵。西陵始建于1729 年，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 个皇帝及成群的皇后、王公、公主、妃子。在永灵山陵区内，立有宫殿1000 多间， 石雕100 余座。
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队来到西陵地区。看到八路军武器差，供给困难，当地有人给部队出主意说，要解决部队的生存，可以从地下找宝，开挖西陵，武装八路军，让埋在地下的珍宝为民族的抗战服务。这些人还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易县城，说不定哪天就会占西陵，与其让敌人抢劫，还不如自己趁早动手。有人甚至建议挖雍正墓。因为人们传说，雍正有尸身而无头，头是用金脑袋顶替的，挖出这个金脑袋就是无价之宝。
杨成武听到这些议论后，断然谢绝。他说，西陵不光是封建帝王的陵墓，还是劳动人民费尽血汗修建的名胜古迹，八路军绝不做挖陵盗墓的事儿，还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西陵。他向聂司令员汇报此事，聂荣臻当即赞扬他想得对，做得也对。聂荣臻说：“八路军不是孙殿英。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挖了清东陵，这是遗臭万年的事情。我们虽说是为了抗日，也决不能办此类事情。八路军不能做第二个孙殿英，绝对不能！清西陵和五台庙宇都是国家的文物，既不能让敌人破坏，我们也不能损害，要尽最大力量把它们保护好。待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这里浏览，他们会说，多亏八路军的保护，我们才看到了这样好的名胜古迹。”他还同杨成武商讨了保护西陵的措施：一，我军要立即撤出西陵陵区；二，要对部队普遍进行爱护国家文物的教育；三，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协助八路军保护文物，使之免遭敌人破坏。
无论是五台，还是西陵，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受到了八路军的保护。现在，凡是到过五台和西陵的人，都会对五台碧瓦红墙的古寺院，对松柏参天的西陵陵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胜利之花遍原野
从五台山向东南行，便是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长城岭。长城岭是山西五台和河北阜平的分界地，它是阜平的高山，却又是五台的平地。从长城岭顺山而下，是阜平县的重镇龙泉关。从龙泉关沿崎岖的山路东行，在沙河边上，高入云天的大小太白山之间，有一座山城，这就是阜平县城。阜平东靠曲阳，南接平山。河北乡间流传：“平山不平，阜平不富。”是说平山是一个大山连绵的世界，阜平则是一个穷地方。
阜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张苏。平型关大战胜利结束后，张苏随115 师685 团政治处开赴阜平，参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一天，该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从县城打来电话，要他立即赶到阜平当县长。
他立刻拎上仅有的一只小皮箱，匆忙赶到县城。
张苏当了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县长，做的头一件事，是颁发布告。他的书法造诣很高，找来一张大红纸，按照罗荣桓的指示，用文言写了一个官样告示：奉八路军总司令部电令，委任张苏为阜平县县长。此令，等因奉此。
遵于某月某日就职视事。张苏写好之后，盖上他自己的桦木印章，亲自把布告贴在县政府大门口，立即轰动了全城。有文化的人，看字看文，赞赏不已。
不识字的人，听到别人议论后，添枝加叶地说：“咱八路军里有能人，把国民党的县长比下去了。”一位国民党时期县政府的老司法科长翘起大拇指说：
“贵县长年轻有为，写作俱佳，堪称吾地方父母官也！”
不久，聂荣臻和他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进驻阜平城。因为阜平处于冀西山地的腹心地区，西离五台不远，东距冀中平原又近，北靠平面、平北地区，对领导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抗日战争，它是一个适中的地方。聂荣臻回忆说：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我按照党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军事上进行了部署。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选中了五台山，但是，与此同时，也部署了开辟其他地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五台山，不能有宽阔的活动余地。
我们把活动的范围扩展到河北，后来选中了阜平这个地方。阜平虽然很穷，但地理位置很好，不久成了我们的落脚点。”
张苏对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聂荣臻说，冀西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部队没问题。军区机关抵达阜平城的时间是1937 年11月18 日下午。这个往昔无人注视的山城，一变而为华北新的政治军事中心， 城镇顿时繁盛起来，商业恢复而且比战前更加发达，充溢着新兴的气象，抗战的歌声在沙河两岸沸腾，新的抗日民主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这里产生起来，扩大出去。从此，聂荣臻便在这个小山城里，运筹帷幄，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也最为辉煌的岁月，在晋察冀这一奇特的战场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日史诗。
50 年后，聂帅回忆起阜平——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这段历史，当年小山城的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记得在那段日子里，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乡亲的音容笑貌，而且记得阜平南街那两棵古老的槐树，沙河的流水和那座建造久远的石桥，那是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中，得暇散步的地方。
他始终也没有忘记，就在抵达阜平的那天夜晚，他在阜平的十字街上，买过一碗豆腐脑，吃起来是那样味道鲜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一直患着牙痛病，为此，他还曾到西安拔牙、镶牙。进入阜平、吃上一碗豆腐脑，实在软和可口。于是这碗豆腐脑，便与连天的烽火，晋察冀军民的伟大斗争一起，永不磨灭地留存在这位叱咤风云的著名将帅的心中了。
在阜平，聂荣臻还给边区部队起过一个响亮而贴切的名字——子弟兵。
土生土长的子弟，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祖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
在聂荣臻的记忆里，珍藏着晋察冀人民的优秀子弟热烈参军的场面：“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晋察冀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情。每逢参军动员，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被批准入伍的青年，胸戴大红花，骑高头大马，村村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场面就象过年一样热闹。
聂荣臻说：“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匝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子弟兵穿黄绿军装。绿色的千军万马，同晋察冀的青山绿水浑然一色，溶为一体。
说起黄绿军装的来历，山城阜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1937 年年底，聂荣臻带领的队伍，从晋东北的五台山，进驻到当时还颇为萧条的阜平城。那时节，旱平城外的大小大自山已盖满皑皑积雪，清清的沙河水早已结成厚冰。
八路军将士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在街头的石板路上开会，教歌，向群众宣传；在乱石滚滚的沙河滩上投弹，会操，练兵。他们身上穿的却是夏季8 月从陕北出征时匆忙发下的灰布单装，不少人的军衣还残留着平型关炮火烧穿的焦洞。
看着子弟兵革薄的军衣和冻裂的双手，还在挥汗演练的情景，山城的父者们心如刀剜。正在筹备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号召：全面动员抗日群众，赶在严冬到来之前，让子弟兵穿上棉衣、棉鞋，戴上棉帽。
山区的乡亲们绑紧脚上的“老山鞋”，披着朦胧的夜色，越过日寇占领的平汉铁路，踏上了冀中乡野的田埂小道，从“土布之乡”高阳城肩挑手拎运来一捆捆上布。冀中几个县的老百姓推着吱吱扭扭的独轮车，把平原上盛产的棉花运到阜平城边的场院中。刚成立起来的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派出能干的采购员，化装下了天津卫，在爱国商人和青年学生的协助下，购来了黄、绿多种颜料。一位曾在东北军被服厂做过裁剪的老裁缝闻讯赶到阜平城关，说是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抗日口号召唤下，要用自己的裁剪手艺，为抗日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座小小的军服厂在阜平山拗里诞生了。子弟兵们乐呵呵的，心窝里流淌着一股暖流。
聂荣臻审定了军服的式样。他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选定黄绿色做为新军服的色彩。他说，黄色寓意着我们是黄河的子孙，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则是生命长青的象征——身着黄绿军装的子弟兵，将如同得水的鱼儿一样，在华北的群山、丛林、青纱帐，展开一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殊死斗争。
开始配调染布颜料时，新成立的被服厂对土布着色久攻不下，不是着色不匀，就是容易掉色、褪色。
正在指挥部队向辽阔敌后挺进的聂荣臻，得知染布失败的消息，他那镇静而娴雅的目光注视在山城父老乡亲的身上，那皂青、褚石、土黄的山里人衣装，那永不褪色的色调，使他得到了启发。他说，穷苦的太行山人民肯定有染布的土办法，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从土生土长的山区人民那里，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他还说，多用土办法，应该成为解决部队被装和其他装备问题的方向。八路军经费困难，要善于就地取材，土法上马。
聂荣臻的指示拨开了人们心中的阴影。果然，在阜平南街的大槐树下，几位正在染布的妇女，向前来访问的八路军献出了祖辈相传的染布“土方”：
将春季收获的槐花碾碎，调匀，和颜料拌在一起，染出的布不仅色调鲜艳，而且日晒雨淋不褪色。
热情的山城妇女还传授了操作技术：“用槐花染布，糟的时间要长一点儿，再把水挤出来，加上白矾和醋，白矾能上色，醋能保色，掺兑上黄绿染料，准保染出的布鲜亮，均匀，不掉色。”
她们还出主意说：“一捧槐花，能染三尺布呢！大行山满山遍野都有槐树，哪家年年都得打点槐花，收槐花是很容易的事儿。”
实践出真知，群众有经验，一下子有了好办法，被服厂的军工们兴奋极了。大家赶上毛驴，到阜平周围的小山村里，收购群众打晒的槐花。不几天功夫，被服厂的院落里，摆满了装着槐花的布袋和筐篮。
黄绿军装染制成功了！经过老裁缝的巧手，又经过山区妇女在昏暗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一身身新式军装送到了八路军队伍中。晋察冀子弟兵团的战士们，穿上新棉装，戴上新军帽，整洁而英俊，在聂荣臻的率领下，雄赳赳地迎着飘飘扬扬的大雪踏上征程，深入到太行山的前沿，迈向战火中的冀中平原，奋力去开辟建立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子弟兵团用槐花配颜料染军装，还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赞扬和兄弟部队的推广。
那是1940 年春天，风和日丽，聂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南下支队奔赴晋东南，同晋冀鲁豫部队一起粉碎顽固派朱怀冰的进攻。到达129 师师部所在地黎城时，朱总、彭总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前来迎接，他们对南下支队威武的英姿赞不绝口。总部和129 师的首长们还特别称赞南下支队的军服，说八路军将士穿上这样的军衣，显得更威武更精神了“刘伯承还专门找聂荣臻取经，当他得知这些军装是用土布加“土方”染成的，立刻指示129 师供给部长，派人到晋察冀部队学习染布技术。
晋察冀，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抗日实体，最初所包含的区域与后来所指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1937 年11 月7 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所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活动区域还只是在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省的边界地带。到次年1 月10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开幕的时候，出席会议的代表已来自3 省39 个县了。到了1943 年1 月15 日， 晋察冀边区召开首届参议会时，晋察冀边区已辖有13 个专区，98 个县，650个区，15，366 个行政村的抗日政权了。
晋察冀边区，是晋察冀三省人民广泛发动、团结抗日的产物，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广袤大地上抗日怒潮遍及山岳、平原、水淀、港湾的广阔战场。包括冀西（后称为北岳区）、冀中、冀东以及后来逐步开辟的平西、平北几个地区，有一个开创、发展和逐步壮大的过程。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区，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区域。很快就扩展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可靠根据地。各个根据地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各个根据地在战略上的这种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保证更有力地箱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正当聂荣臻在五台和冀西山区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1937 年10 月上旬，东北军53 军691 团团长吕正操，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在国民党军向南溃退的时候，脱离该军，率部回师北上，改称人民自卫军，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冀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这一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在金秋之际出现在平原上时，聂荣臻还在五台山。他得知冀中区留有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开了高阳城的消息，迅即找原来在东北军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前来到晋察冀的孙志远了解情况。
孙志远估计是吕正操的691 团，经派人了解，果然如此。于是，聂荣臻急派孙志远到人民自卫军工作，随后派专人送去电台呼号和密码。吕正操立即同聂荣臻通了电报，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晋察冀军区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正式建立了关系。
聂荣臻抵达阜平后，为了把人民自卫军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他提出了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的建议。
同年12 月12 日，由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及特务营，共两千三四百人，开赴路西整训。
初冬的阜平，虽然风吹雪飘，可是对刚刚组建的人民自卫军，特别是原691 团官兵来说，却有一股久别回乡的亲切感。在一座山石砌成的院落里， 聂荣臻和吕正操欣然会见了，他详细询问着冀中区的情况，听得十分人神。
吕正操向聂荣臻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和张学良的关系。
他特别讲到，自己在旧军队呆久了，对革命部队的许多东西很生疏，请聂司令员多多帮助。聂荣臻鼓励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聂荣臻非常高兴，他当即把会见吕正操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电报，讲了吕正操所率部队的兵力，以及他对吕正操的初步的却是很好的印象和看法。
吕正操自然更感高兴，聂司令员待人以诚，亲切、严谨的作风，使他深受教益。聂荣臻让吕正操和孙志远就住在他的司令部，这样朝夕相处，可以随时交谈。他对吕正操，对人民自卫军，寄予厚望。
在吕正操和孙志远的陪同下，聂荣臻接见了到路西来参观学习的人民自卫军的干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说：人民自卫军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我已经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很高兴。同志们以后有机会去延安，一定会见到毛主席。
人民自卫军指挥员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共产党和八路军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极为振奋，受到极大鼓舞。
吕正操和孙志远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听取了聂司令员对冀中区工作的指示。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郃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从此确定下来。在阜平，聂荣臻还和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详尽地讨论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关于平原游击战，从红军的战史来看，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根据地，可以说都在山地，甚至多在密林深山之中。因此，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便以为只有在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的认识，过分强调了地形的决定性作用。在晋察冀军区政工会议上，制定冀中区工作计划的时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种传统的观念。
聂荣臻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吗！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吕正操听了大受启发，他接着分析了冀中地区的特点和应采取的对策。
聂荣臻表示赞赏，又特别指出：“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
聂荣臻司令员的话，对冀中区日后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北岳区和冀中区开辟的同时，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打开了平西地区的局面，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建立了游击区，平北军分区也随后成立。这样，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地区的相继开辟，使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体具备了规模，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1 月10 日，是太行山少有的一个温暖宜人的冬日。穿着翻毛皮袄的人们，今天也解开了搭包，把皮袄披在肩上。男女老幼，一齐涌到街上，惊奇而欣喜地看着并不宽阔的山城街道两侧贴出来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庆祝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抗日第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阜平建城几百年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盛大庄重的会议。与会的149 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尤其引起人们的注目。
会场设在阜平旧日衙门的公堂里。
宋劭文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据他回忆，大会连续开了6 天，各位代表都积极热情地发言，在军事、政治、金融、贸易、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生产建设、民众运动及人民武装备方面都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有了初步的明确的决议。
这次大会，最重大的贡献，是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大会明确要求这一委员会“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彻底抗日与真正民主”。
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推选出9 位委员：宋劭文、聂荣臻、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宋助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近半个世纪后，宋劭文回忆起边区临时政府成立的经过。那年他28 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说，聂荣臻留在五台之后，就一直考虑成立抗日政府的问题。在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的头天夜晚，聂荣臻曾找到他，为成立政府的事宜，两个人谈了整整一个夜晚。
聂荣臻说，要想在敌后站稳脚跟，只搞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结束敌后广大地区的无政府状态。
聂荣臻特别谈到中国老百姓的正统观念：“中国的老百姓很信奉自己的政府，国民党的旧政权剥削人民，残害人民，人民对它失去了信任。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国民党的旧政权彻底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在老百姓看来，不仅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
宋劭文极其赞成聂荣臻的意见：“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
聂荣臻连连点头说：“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
聂荣臻和宋劭文还就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内容和政权建立之后推行的政策法令作了详细的议论和计议。
宋劭文说，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国共两党，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在边区政府中进行了密切真诚的合作，成为敌后战场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临时政府的9 名委员，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员，更有无党派抗日人士； 有抗日部队的指挥员，有善做群众工作的组织者，更有热心教育的“教书匠”。
刘奠基原是国民党改组派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一直受到边区政府各委员的信任，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尊重他。
近50 年后，刘奠基讲起他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的事儿，还激动不已：“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国共两党合作得最好时期之一，也是我交朋友最多的时期。说实在的，我已是80 多岁快90 岁的人了，至今的许多朋友，都是那时结下的。”
聂荣臻虽然身兼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但他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同他商量关于边区政权方面的事情。他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宋劭文主任负责。他要联络员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谈。政府的工作由宋助文、胡仁奎主持，都由他们出面来做。重大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定。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这一政权，与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是不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基础不同了，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晋察冀敌后地区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产物。
如何建设这一政权，是摆在晋察冀党政军各方面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聂荣臻的想法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领域的内容，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有8000 个乡村根据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村选命令，第一次进行了选举。
村选的场面热烈而激动。村选时，各村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先进分子作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选举坚决抗日的村长”，等等。有的村庄还搭起高高的五彩牌坊，无论男女老少都换上新的衣裳，每一个选民都戴着红花。那红火热闹的场面，就象是赶集上庙一样。
由于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政权的工作人员，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没有旧政府官吏那种鱼肉百姓的作风，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边区政府的委员们，和八路军的抗日将士一样，没有薪俸，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吃的是“救国公粮”。在边区政府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送给边区政府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廉洁政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何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同时又要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边区政府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势力的政策，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各级工作人员理解，聂司令员做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聂荣臻说，“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我们的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要伸手向农民要钱。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这么沉重的负担，农民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气，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完成，抗日的热情会长久不衰。边区政府和各界群众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
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过消极的抵抗，但经过宣传教育后，最终还是接受了。边区政府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不搞“打土豪”。不管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愿意抗日，就真诚团结，不把他们推到侵略者一边去。
不久，边区政府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这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因为公平合理，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的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依照“新中国雏型”或“新中国的模型”来进行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建设，也为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夜漫漫话抗战
长城岭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古长城沿着山脊的外坡筑起，在群山突凡的脊骨之上，把晋东北和冀西明显地划分开来。晋东北的群山，在渐渐凸起的高原之上；冀西的峰峦，则排列在凹地之中，云雾迷蒙，就象滚滚翻动的大海。抗日战士行经这里，总愿在关口停下，攀过布满青苔的巨石，拂着身边的流云，站在经过无数争战的墩台上眺望，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就在血液里鼓荡起来。
1938 年2 月1 日晨，聂司令员陪同埃文斯·卡尔逊从长城岭下的龙泉关招提寺动身，午后到了台麓寺。
聂荣臻穿一身草绿色的军服，马裤，脚上穿着一双草绿色的布底圆口鞋，扣着风纪扣，左胸袋的上端挂着第十八集团军的圆徽章，显得英姿勃勃，格外整洁朴素。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军情报观察员，身穿美军便装，蓝眼睛，长鼻子，满面皱纹，因为人高马大，特别引人注目。他比聂荣臻略大些，40 刚刚出头。
聂荣臻陪卡尔逊到台麓寺来，一方面是想满足卡尔逊瞻仰佛教圣地的愿望，一方面，这也是主要的，是想在这个僻静的处所，回答卡尔逊提出的有关八路军抗战的问题。
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月，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步行骑马走了2500 里，两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卡尔逊的问题太多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渴望聂荣臻能够回答。
在台麓寺的一座偏殿里，聂荣臻和他一直谈了大半夜。聂荣臻用大行山的特产——核桃和红枣，招待了卡尔逊。
卡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入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恶极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1917 年，卡尔逊曾随美军一个野战炮团开赴欧洲战场。他告诉聂荣臻，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筋，很枯燥。他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的艺术，一面打仗，还一面考虑许多问题，分析情况，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他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他摊开纸簿，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握起铅笔，请聂荣臻回答他的问题：
“将军阁下，这次访问，多次听到你的部下谈起根据地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还不很清楚，你能不能谈得更详尽一些。”
聂荣臻稍稍思索了一下，说：
“上尉先生，你在考察中大概已经了解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地区是比较早的一个。如何进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我是按照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注意了波浪式发展的问题。关于波浪式发展，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左’倾冒险。”
“你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卡尔逊问。
“关键是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聂荣臻回答说，“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然，划那么一块地方，没有群众的支持，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发挥影响，那块地方就成了空头支票。晋察冀军区4 个军分区的成立，就是以发动群众为坚实基础的，各有各的活动区域，简直可以说，是各据一方，而又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这就把根据地的姿态摆了出来。建立根据地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要执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聂荣臻又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进一步向卡尔逊解释建立根据地的至关重要性。他说，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据地，那个苦头是吃够了。这里站不住脚，那里也站不住脚，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是非常困难的。部队要进行作战，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靠，否则，后方的勤务，伤员的医治，都没办法安排。所以，要依靠根据地。
“这些，就是你在敌后指挥作战的经验？”卡尔逊不时地提问着。
聂荣臻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建设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和经验。特别是波浪式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入研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聂荣臻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31 年他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曾接到过毛泽东就根据地建设问题所写的报告，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聂荣臻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更深了。他说，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有毛泽东的理论和经验作指导，他对创建敌后根据地是充满信心的。
在卡尔逊的军人涯中，从未听说过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感到非常新奇。在这次考察中，他曾有过不少疑惑：日本人占领着周围的大城市，控制着四周的铁路线，而且经常调集重兵来这里“扫荡”，根据地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及时接济。八路军究竟靠着什么力量，能在日军背后建立起一个面积辽阔的战斗区域？现在，他好象是有些懂了“发动群众”，把那些贫穷并且在他看来甚至有些愚昧落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八路军的神奇特异之处。
“农民，就是你说的群众，怎么会一下子就组织在一起了？据我所知，农民是缺乏纪律性的，一盘散沙，能够把他们结成一个拳头吗？”卡尔逊说着，伸开五指，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的看法与你有所不同。”聂荣臻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发动群众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问题，既要有客观上的条件，更得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的条件，就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谁也不愿做亡国奴；主观上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党在抗战中间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上尉先生，你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那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
卡尔逊一边用铅笔在纸簿上记着，一边点了点头。
“日本侵略集团就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聂荣臻继续说，“它们以为，只要它一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建立起来，中国人民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日寇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堂的汉奸政府，一个德王的蒙疆政府，想利用汉奸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个空架子，谁听它的！再说，中国是这样大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一个民族，要想征服它，更是不可能的。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好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老百姓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老百姓是死也不肯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因为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也就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尉先生，你亲眼看到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打到自己的家门来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感到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俺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卡尔逊听着，记着，思索着。他很想把这套新奇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军队中，他问得很仔细：
“发动群众，主要靠什么形式？”
“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聂荣臻说，“各地成立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就是这种组织形式。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反复艰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卡尔逊急切地期望着聂荣臻能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他一个又一个地向聂荣臻提着问题：
“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聂荣臻说，“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听得十分认真，一双蓝眼睛一眨不眨。
“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聂荣臻继续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一大批公粮，要有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
部队每到一个村庄，就可以立刻得到所要的粮食。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武器弹药的补充呢？”
“这是我们的最大难题。新成立的武装队伍，普遍缺乏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的枪炮和退军所遗弃的武器，多是残缺不全的，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只好设法修理，勉强使用。我们正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武器和弹药，只能靠从日军手里夺取，让敌人当我们的运输队长。”
“运输队长。”卡尔逊觉得实在有趣，“经常作战，部队的伤亡最大，你们兵源的补充又主要靠什么？”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聂荣臻告诉卡尔逊，他给边区部队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
从边区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子弟兵这个称谓，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从部队的成份来讲，绝大多数都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的关系。从抗日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因此可以说，子弟兵这也是一个团结抗日的称谓。
卡尔逊回忆着他一路的考察，所见所闻，对聂荣臻的谈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2500 里的行程中，多次看到晋察冀各地农民踊跃参军的情形。农民把参加八路军，看成是极其光荣的事情。他亲眼见过，在那荒僻的山沟里，每逢参军动员的时候，农民们都带着自己的子弟，成群结队来报名，被批准的青年人，还要戴上大红花，骑上高头大马，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象他的国家人们过圣诞节一样欢乐热闹。
卡尔逊以往的军事活动，都是照着书本行事的，而聂荣臻现在所谈的，却是书本上见不到的。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他在书本上不可能得到的学问。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游击战术。”卡尔逊恳切他说，“在美国国内，对此虽有一些传说，但毕竟是道听途说，只鳞片爪的。”
“上尉先生，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志们也正在摸索。”聂荣臻说，“游击战术是同发动群众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民兵和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结构。毛泽东指示我们，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要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军的围攻时有发生，请谈谈你们的对付办法。”
“实行基本的游击战。敌人围攻开始的时候，要以小部队围绕在进犯敌人的周围，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取有利条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股或一部。”
“如果日军兵力雄厚，而你们又不能歼其一翼呢？”
“在敌人兵力雄厚，我军不可能阻止敌人前进的情况下，则以灵活的游击战去消耗与迷惑敌人，我军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
“日军进入你们的腹心地区，怎么办？”
“连续袭扰，开展交通战，打击敌人的运输补给，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工作，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
“好极了！”卡尔逊赞赏地说，“这样就能逼迫日军退出根据地。”
“是的。”聂荣臻说，“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我军则集中主力，配合游击队沿路设伏，前后堵截，中间突击，消灭其一股或一部。总而言之，在反围攻过程中，我们时时要力争主动，坚持游击战的基本方针，灵活机动地实行具体的指挥。”
卡尔逊越听越入迷。
“这只是游击战术中的一个问题。”聂荣臻接下去说，“这场战争刚刚开始，许多具体的东西还需要在实战中丰富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优长，真正做到寓兵于民，在人民群众的海洋里，我们就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日军呢，将处处困难，处处碰壁，一旦进入根据地，它就会象一个既聋又瞎的人一样，堕入秘不可测的深渊。”
卡尔逊自然已经感到，聂荣臻将军所讲的一切，同他所在的军队相距甚远，他希望学到其中某些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现在天气太冷，使我们服装单薄的部队不能到察北去活动。”聂荣臻说，“涞源以北，是恒山山脉的大山，气候奇冷，我们在那一带活动的战士，许多冻坏了脚，抬回来了。等天气转暖，我们在察哈尔的活动会有大的开展。
到了青纱帐起的时候，我们要在整个的华北，燃起更剧烈的抗日的火焰。”
卡尔逊被聂荣臻的话所激动，他说：
“你对坚持华北是有信心的。要是敌人派10 万精兵来打你们，你们可以支持吗？”
“我们完全可以支持。”聂荣臻坚定地回答，“不但我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每个指挥员、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有很高的信心，因为每天都有胜利。
事实证明，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敌人派10 万兵力来进攻，我们也有击退他们的办法。”
“日军方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伊尔逊问。
“起初，敌人因为不懂我们的话，怕做俘虏，不肯交枪。”聂荣臻说，“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战士学了一两句日语口号，使敌人知道我们不杀俘虏的政策，他们不象以前那样顽抗。最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平汉线路东高阳县敌人有个中队长，在一次战斗中投降过来了。问他为什么过来？他说，他醒悟了，打中国人是错误的。”
“你们不怀疑他的话吗？”
“我们相信他。据他说，敌人征兵，已有多次了。华北的敌人开始感到疲倦，而且都想家。华北的汉好也很恐慌。华北的‘顺民’实在少。最近敌人和汉好正在收集白面鬼、大烟鬼和流氓地痞，把他们编成军队，又在极力收编华北的土匪。你想，这些成份组织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同聂荣臻的谈话，在卡尔逊的一生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一直在探索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有道德的社会的道路。从聂荣臻和八路军其他将士那里，他找到了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他感到生活变得有意义了，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的满足。据美国米契尔·布赖克福特所写的卡尔逊的传记介绍，卡尔逊的这次抗日根据地之行，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他的归宿、他的命运决定下来，结束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而在他心灵上射入光芒。..那儿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他们使他认识了自我的价值，使他在打算成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从原先的一片模糊变得有了鲜明的形象。”
卡尔逊这次离开后，曾在南京见到蒋介石，得到的回答却使他甚为失望。
蒋介石不是说几句应付的官腔，就是对所提问题表示不感兴趣，甚至默不作声，直到站起来不理睬他的请求，..卡尔逊的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这同聂将军有理有据的恳谈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5 个月后，卡尔逊重渡黄河、先到延安，会见了毛主席。接着又踏上了晋察冀的大地。他看到了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晋察冀边区更加蓬蓬勃勃，处处充满新的气象。他十分佩服，原有的疑虑彻底消除了。他对聂司令员说：
我从这里学到了许多新战略新战术，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凯歌阵阵称模范
日军第110 师团长桑木崇明曾哀叹地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 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针对桑木崇明的哀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井没有什么‘神密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就很有传奇色彩。晋察冀党政机关及军区各部队，最初都是把电线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边区军民及时总结了经验，将所有的电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中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而且小股人马上山，随时有被八路军和游击队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
因此，只得任凭“飞线”高挂蓝天。
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曾总结推广过。开始架设“飞线”，是单路单线，后来发展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线路连在一起，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证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
边区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在铁路两侧架设的电话线，就是党政机关和各部队所需电线的最好最方便的“仓库”，随时可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收割敌人电线的竞赛，一夜之间，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晋察冀边区各区县，特别是与敌接近地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广大的男女老少都是八路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就是常见的一种方法。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敌人奸细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不能通过。
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一支伟大力量。凡年在16岁以上、55 岁以下的男女公民，差不多都参加这个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
他们担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清查汉好匪盗，运送作战物资和伤员，破坏敌人交通以及其他各种抗战勤务。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红缨枪、大刀、手榴弹，却使拥有机枪、大炮、飞机的敌人往往无所施技。
地道战，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进行战斗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人们常常把地道比作地下长城，这并不夸张。到抗战后期，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所挖地道总长度达到1.25 万多公里，比长城几乎长一倍。
麻雀战，更使日军闻风丧胆，谈虎色变。这是根据地军民对付日军的一种游击战术。因为麻雀在觅食飞翔时，多不成群结队，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速度快，行动灵活。根据地军民，特别是民兵所采取的一种战斗方式，也具有这种分散而灵活的特点，因而得此名。这种战法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进行。由于各个村庄普遍开展了这种麻雀战，闹得敌人昼夜不宁，疲于奔命。
破击战，群众叫它铁路“大翻身”，也是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经常和普遍使用的战法。
日军具有先进的武器和交通工具，对铁路和公路的依赖性很大。八路军和民兵的破击战，就是抓住敌人的这一弱点，千方百计地对铁路、公路、桥梁、车站进行破坏，使敌人的行动陷于瘫痪和混乱。
晋察冀的战场建设，是聂荣臻学习毛泽东抓紧平时战场建设经验的产物。他深有体会他说：“毛泽东同吉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
部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平时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几乎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的夜里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次‘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它找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象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1938 年秋季，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9 月20 日，日军依靠四周铁路，分兵25 路，开始了向边区的大举围攻。这次所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大小城镇。
敌人接受以往的教训，采取分兵合击，多路围攻，行动谨慎，步步为营的方针。
日军依仗25 路5 万多人马，气焰极为嚣张，尤以独立第二混成旅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和第四混成旅联队长清水正一少将两人，更是不可一世。
常冈自以为掌握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并制定了针锋相对的对策，9 月由广灵卒队向五台山地区进发。尽管他自称为“游击战专家”，10 月28 日， 刚进至广灵县城西南的张家湾，就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常冈连同山崎少佐、归森炮兵大尉及其以下360 余人成为异乡之鬼。
第四混成旅联队长清水，由盂县出发向五台县进攻时，挥着战刀发誓说：
一定要占领五台城，扫平五台山寺烷，捣毁八路军的巢穴。9 月29 日，他率队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城东南的柏兰镇。这时，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中。为了掩护领导机关，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和军区学兵营事先占据有利地形，当日军经过牛道岭时，即先敌开火，勇猛冲杀，纷日军以重大杀伤。当天黄昏，日军进占耿家庄、教场宿营。
30 日早晨，晋察冀军区部队又对刚出发的日军展开激战。
这次战斗是唐延杰指挥的。清水进攻柏兰镇时，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机关隐蔽在石嘴一带的大山里，组织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5 路进攻，唐延杰指挥二分区部队和军区警卫连与学兵营担负掩护任务。他率警卫连悄悄摸到教场村边，透过晨雾，看到日军正在场院里集合。当日军杀气腾腾向五台城进发时，唐延杰率领的警卫连瞅准时机，突然袭击日军后尾，当场把耀武扬威的清水打下马来，即刻身亡。清水丧命后，其部下从村里找来殷实人家为老人备下的现成棺材，装殓上清水的尸首，抬在队伍中，继续奔向五台城。这时，五台已是一座空城，日军进城后还大办了丧事，祭祷清水，日军随军记者还拍了一组照片，后来登在北平和东京的画报上，以鼓吹清水的武上道精神。
聂荣臻得知这场闹剧后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取得这次反围攻胜利之际，中共中央正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特意向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这个方针下，由于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了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不独对坚持华北抗战已经和将要发挥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财富。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反攻日寇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与希望。”
聂荣臻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立刻在边区正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宣读了。40 多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极为振奋的情绪，他深情地回忆说：“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晋察冀工作所做的全面评价，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留在五台山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他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正在展开，我们的成败，直接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晋察冀地区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困难很大，究竟在敌后能不能存在呀？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呀？许多困难能不能解决呀？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惦念的事情，如果我们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样搞了。结果是，我们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敌人的围攻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开始形成了一些稳定的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切，自然是非常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同志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党中央把晋察冀称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经验。”聂荣臻说，“创建的根据地，必须要巩固。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不敢小规模地深入根据地内。假使敌人有小部队出动，就可以打它一下，把它消灭掉。如果手中没有机动部队，到时候形不成一个拳头，这里派一个连，那里派一个连，都是分散活动，到处被敌人象撵鸡撵鸭一样撵得满地跑，搞得根据地鸡飞狗跳，根据地还怎么能够谈得上巩固呢！
所以，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这是游击战争的一个战术原则。
打仗——就是力量对比，我可以战胜你，我就打；力量的对比对我不利，我就避开你。”
聂荣臻特别谈到1939 年秋末黄土岭围攻战，这是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非常成功的一个战例。这个胜利，震惊了日军，震动了全国，因为击毙日军中将，这是全国整个抗战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创例。
年11 月初，日军分兵12 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自恃勇敢，竟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结果遭到八路军的严厉打击，葬身于古长城下。
阿部规秀时年53 岁，身体高大，方脸短须。他是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七和村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9 期生，明治40 年代的步兵少尉。他不仅在日本将军中身体显得出众，论才学，他也是以学者兼将军自夸的人物。
此人就任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时，就在日军中享有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等称谓。而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又号称精锐，他以中将资格出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中将是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命的。可见日军把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看得何等重要。
阿部规秀的这次进攻，恰逢晋察冀军区正在筹备纪念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120 师的贺龙、关向应和北方分局的彭真，都在军区机关。120 师刚从冀中返回来，是应聂荣臻和彭真的邀请，来阜平做客的。
1939 年10 月30 日，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在阜平青山村一座夭主教堂里召开。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都到会了。当天晚上，杨成武接到一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派记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 多人已进驻滦源城。据侦悉，敌人拟分三路向一分区根据地“扫荡”。
杨成武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去询聂荣臻汇报。
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杨成武的汇报，问：“情报可靠吧？”
杨成武答道：“涞源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崔喜峰参谋，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沫源伪维持会和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聂荣臻点点头，他显然知道这些无名英雄。
杨成武建议：“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敌人有三路，你打哪一路？”
“打东路！”
杨成武很熟悉这一带地形。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滦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
聂荣臻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你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我们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杨成武立刻请来彭真和贺龙、关向应，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作战设想。
贺龙听完后高声地说：
“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彭真和关向应也同意打。
聂荣臻当即命令杨成武：“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刻赶回一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 月1 日凌晨，杨成武和两个警卫员骑马离开阜平，回一分区司令部驻地管头村。
途中，杨成武特意绕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再次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
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实际上是个宽约40 米的于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至此，再用人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那它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
11 月2 日，一分区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作战方案又做了一次研究和确认。决定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战场；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2 团，团长纪亭树、政委袁升平率3 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1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截击敌人的退路；以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诱敌深入。待敌进入雁宿崖地区后，全线发起战斗。
杨成武向聂荣臻报告作战方案时，聂荣臻说：
“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全歼这一路敌人。我不会离开电话的，你要随时报告战斗进程，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很关心这场战斗。”
放下电话，杨成武命令所属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当夜指战员们就在山中荷枪露宿。
11 月3 日是个好天，晴空之下，万岭苍苍，旭日抹红山尖，清冷的穿谷风阵阵扑面。
7 时许，伏击部队同三路敌人先后接火，东路敌人被曾雍雅、梁正中支队诱击了一下，果然大踏步闯进峡谷来了。行至雁宿崖，一分区3 团的主力已在张家坟及其两侧山上隐蔽展开。1 团团长陈正湘和政委王道邦率其1 营到达雁宿崖东山。
当敌先头部队进到雁宿崖与张家坟之间，3 团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给敌以迎头痛击。
这时，陈正湘命令号长吹起冲锋号，1 团1、2 营主力从两侧阵地同时向河滩猛扑过去。
敌人遭到猝然打击，象被追逐的兔子一样四处乱窜，纷纷寻找隐身之地。
很快，敌人被歼灭大半，剩下的被压缩在雁宿崖西北的小高地上。
敌人疯狂抵抗，妄图坚守到天黑，等待另外两路敌兵驰援。实际上，那两路敌人在八路军各部队的牵制、堵击下，也都寸步难进。
下午4 时多，围歼雁宿崖之敌的总攻开始了。
各团都有部队运动到小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小高地顶上是敌人指挥部和炮阵地，玘村宪吉正督促士兵四面抵挡，山炮不停地发射，硝烟把山顶都笼罩住了。
记村宪吉的指挥所，原设在村北的小山包上，后被迫撤到村西一个院子里。1 团2 营、3 营的部队紧紧把这个院子围住，机枪、步枪不断地向院里射击，手榴弹纷纷投进屋里，顿时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房子着火，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屋里的日军四处乱钻。围攻部队乘势冲进院子，将敌歼灭。
经过拼杀，600 多日军除被生俘13 名外，其余几乎全都尸陈河套、山谷和村庄，只有极少数漏网。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就立即扑来。
雁宿崖歼灭战的枪声刚刚止息，杨成武立即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埋葬敌尸，迅速转移。
第二天凌晨，情报站又送来了情报：驻张家口市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所属各部，分乘90 多辆卡车急驰涞源。滦源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在到处抓夫。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记村宪吉大佐旧路，进至银坊，然后，或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杨成武在管头指挥部把这新情况报告给聂荣臻，并且建议再打一仗。
聂荣臻问：“部队情况怎样？”
“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聂荣臻说：“你们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后，你们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他。你们先准备吧，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再商量一下。”
很快，聂荣臻又来电话了。他高声说道：“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120 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20 团、26 团、34 团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 当天夜间，敌人又越过白石口一带的内长城，进到雁宿崖下。他们把已经埋葬的一些敌尸挖出来，抬到一起，架上柴堆，浇上汽油，点火焚化。
11 月5 日，1500 多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1 团1 营5、6 连与25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象翻飞的鹞子那样紧紧地缠住猎物不放，使敌人求战不能，而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不止。
当晚，敌人到达银坊镇，实施“三光”政策，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11 月6 日，敌人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晚间，他们搭起帐篷，解开行囊，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了。司各庄、黄土岭，这是易县、滦源两县边界上的兄弟村庄，都以出产大鸭梨、大叶烟闻名。每到秋天，到处是果香扑鼻，爽人心肺。司各庄北临湖海岭、莺儿岭，古代的烽火墩台，耸立山巅。
这一天黄土岭的深夜，繁忙，紧张，山上山下到处是带枪的人群。冷风吹着，雁群匆匆而过。山岭中都是日军。围绕这个口袋形的山谷的四周，却密密层层布满了八路军和游击部队。
次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上午，敌人继续东进，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这时，l 团、25 团迎头杀出，3 团和2 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 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公尺的沟里。
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蛇猛冲，遭到反击后，即掉头向西，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3 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120 师的特务团这时也赶到了，从3 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
校场那里是敌人指挥部，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坎前，用望远镜朝山头斡望。这情景，被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1 团的分区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阿部中将就在这群炮弹下毙命了。
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独立院落东边的小屋里，他们蜷缩在一个大炕上，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连那条高头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他们却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一次空前的胜利。从11 月3 日至8 日，6 天中连续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共歼灭日军1500 多人， 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晋察冀军区以5 个团加游击支队的兵力，在黄土岭对阿部规秀围而歼之，特别是阿部的被击毙，日本朝野极为震惊，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刊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的题词——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3 天。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东京其他各报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当阿部规秀的骨灰运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规秀是日本侵华战争以来丧命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中华儿女们欢欣鼓舞，抗战热情更高。
破袭战，是抗日军民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战手段。断其交通，破其碉堡，毁其通讯设施，填其封锁沟墙，使敌交通瘫痪，耳目失灵。
华北敌后最成功、最著名的破袭战，就是1940 年秋天进行的正大路破袭战，也就是抗战史上气贯长虹的百团大战。
此次破袭战，是八路军总部适时提出的战略决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性战役。
这次战役，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役破击的主要目标正大路，经过参战军民夜以继日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线，许多地段几乎夷为平地。
聂荣臻作为正大路破袭战东段的指挥员，在战役开始的前几天，就带着小型精干的指挥所赶到了前线，把指挥所设在井陉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洪河漕，这是一个仅10 来户人家的村庄。发动攻击的那一夭，正赶上下雨，部队和民兵淋着雨水，穿过山间小路，在黄昏前秘密运动到敌人鼻子底下。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发觉他们的行动。
正大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的时候，聂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情景。他说：“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象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一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大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攻占正大路上的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陉煤矿敌人的战斗，是晋察冀军民在战役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突出战果。
在井隆煤矿破袭战中，参战部队在战火中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40 年后，成为中日两国友好交往中有口皆碑的佳话。聂荣臻称这件事是“激烈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故事发生在井陉煤矿附近铁路线上的东王舍小站。燃烧着仇恨烈火的八路军战士，如猛虎下山，一举攻克天险娘子关，直插井陉煤矿，迅速抢占了东王舍矿区。日军为阻止八路军前进，不顾自己的侨民尚未撤退，用夹杂着烧夷弹的排炮，向东王舍村猛轰。矿区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在浓烟烈火中，忽然从半倒坍的日本榻榻米式的宿舍里，传来凄厉的呼救声和婴儿的哭叫声。八路军两名机枪手毫不迟疑地冲进烈焰，背出两个孩童和他们垂死的父亲。她们的母亲己被炮弹炸死。虽然战士们拿出在当时非常缺少的急救包抢救，孩子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死在八路军前线包扎所里。据战后查对，小女孩的父亲是东王舍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战士怀抱着两个因受惊而哇哇大哭的日本弱女，表现出革命的人道主义和慈爱之情。
消息传到聂荣臻的前线司令部。两个日本小女孩，被接到司令部招待所——滹沱河畔一座小山庄里的一幢农舍。聂荣臻来看望孩子：“喂，喂，小娃娃，不要怕。”他抱起那个襁褓之中的小囡囡，亲吻她胖胖的脸颊，用指头轻轻地挠动着孩子的胳肢窝，逗着孩子发笑。随后，又走到小姐姐跟前，蹲下身来，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把一块糖送到女孩嘴里，“这个好吃，甜，甜。”孩子没有害怕，望着这位和蔼的伯伯，天真地笑了。聂荣臻叫来管理人员，吩咐他们到附近村庄寻找奶妈，给小囡囡喂奶，还唤来军医给孩子仔细检查身体。他又叫警卫员到集市上设法买到糖、饼干和水果——这些东西，在那艰苦岁月里是难得享受到的食品。
聂荣臻问：“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有在家的吗？请他们来看看孩子。”
当他得知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都上前线去工作后，又说：“孩子是无辜的。
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决不能伤害这些无辜的孩子和日本人民。”
他转过身来，又拉着孩子的手，温存他说：“好娃娃，想家吗？来！照个相，明天送你们回去。”
夜晚，两姐妹都住宿在这个山村的农舍里。一位慈样的大娘搂着她们，同睡在一条土炕上，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小囡囡，不停地鄜扇子给孩子赶走蚊虫。
清晨，聂荣臻起得很早，他修书一封给日军司令官，义正辞严地斥责他的罪行，要求他保护和哺养孩子。过了几天，又挑选了一位精明的战士和一位壮实的农民，把两个孤儿护送到日军司令部。担子的一头，小姑娘盘腿坐在藤篮里品尝着河北名产雪花梨，另一头，是她的小妹妹。
村子里的男女老少纷纷拿出自己积攒的鸡蛋和果品为孩子送行，送到村外很远很远的地方，还站在山坡上眺望她们远去，一直到两只藤篮消失在战线的那一方。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聂荣臻坚持要把两个日本小姑娘送交日方。
40 年后，他道出了衷肠：“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思考着，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争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动荡不定，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的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是很伤感的。
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聂荣臻本人在枪炮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里就有过丢失女儿的悲痛经历。当30 年代初，他离开上海奔赴中央苏区工作后，就一直再没见过自己唯一的女儿。长征到达延安后，他爱人张瑞华也来到陕北，将女儿寄托在上海的一户人家里。连年的战乱，使他们同女儿和寄养人失去了联系，多方查找，也未能查出女儿的音讯。只是到解放战争初期，经过当地党组织寻找，才找到了因战乱离沪回乡的那户人家，女儿才千里迢迢赶来同父母团聚。分离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女儿，见面时已成为十六岁的姑娘。聂荣臻面对两个日本小姑娘，确实是动了感情，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以深厚的人间情谊，作出了惊人之举——为避免孩子将来的痛苦，坚决把小姑娘送回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饱尝了这场侵华战争给大和民族带来的悲痛和苦难。
1980 年姚远方撰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那里？》一文在报刊发表后， 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她叫美穗子，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自己经手开着一家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被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不久，美穗子还专程来中国探亲。聂帅接见了她。美穗子很激动，嗓子都哭哑了，话也说不出来。聂荣臻对她讲：“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要这么做的，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政策，这是我们军队实行的革命人道主义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当年参加过正大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北海道的渔民还托她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
冲破黎明的黑暗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从1941 年开始，晋察冀的敌后抗战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1940 年的百团大战，显示了华北敌后军民的强大力量，使日本侵略者极为震惊。同年9 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翌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这样，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举行空前大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已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司令。
冈村宁次曾被称为日本军阀的三杰之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赫赫有名的战犯。他一上任，全部改订了多田骏原订的对付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招棋，是立刻集中了10 万兵力，首先向北岳区实行一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百团大战”。
对1941 年秋天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聂荣臻记忆犹深，他称这次反“扫荡”是“最危险和最紧张的一次”。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在中心区同敌人周旋，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主动地打击敌人。到8 月底，这些目的都已达到，聂荣臻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
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的时候，他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打伤了几个人，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空投假命令，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军区部队，聚而歼之。聂荣臻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得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他毅然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
部队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被敌人飞机发现，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30 里，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此时，侦察员报告， 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聂荣臻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10 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20 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村；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他们处于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形势，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1 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辎重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难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如果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重要时刻，聂荣臻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着，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为什么这样准？“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使他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有同各分区联系的，也有一台是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这些电台的呼号，测定了方位，然后它的飞机和部队就尾随合击。想到这里，聂荣臻立刻命令电台停止呼叫发报，并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找来。
“从现在起，把拖住敌人的任务转交给你”，聂荣臻对他说：“当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再让军区机关吸引敌人是有点不利了。敌人已经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我们的位置，他们就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合击。因此，我们决定今天黄昏后向阜平以西的常家渠转移。”说到这儿，他二伸手便在地图上指到常家渠。这地方罗文坊也很熟，离雷堡有70 多里路，已经挨近了五台山的边界。聂荣臻略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继续说：“敌人既然侦察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将计就计，帮助他坚定合击的决心。从今天开始，军区的所有电台暂时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侦察排，一部电台，在机关向西转移的同时，留在雷堡东边不远的台峪，到那里立刻架起电台，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听了聂荣臻这个巧妙的决定，罗文坊简直控制不住心中的敬佩和激动，没等聂司令员说完，便接了上去：“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让他们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把他们拖住。”
“对！”聂荣臻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又关切他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个特殊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合击扑个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要叫他追不上。这样，你们的处境将特别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吃亏。”
“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罗科长一边说一边向聂荣臻敬了个礼，一出小屋，拔腿就往回跑。
罗文坊带领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聂荣臻率领大部队一夜插出了七八十里，到达常家渠。这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却是很隐蔽的，四周山山相连，不熟悉道路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聂荣臻带领的队伍就在常家渠隐蔽待机，这是敌人料想不到的。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聂荣臻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他们依然还没跳出敌人的大包围圈，屯集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日军主力，距常家渠仅10 里路。敌人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同我军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边区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他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
常家渠的乡亲们，倒光了箱笼里的存米，掰尽了屋顶瓜秧上大大小小的南瓜，收尽了山腰上鲜嫩的苞米，刨光了房前屋后的地瓜。男女老幼背着、挑着、抬着、提着，送到战士们的面前，塞进干部们手中。
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聂荣臻，望着一堆堆的玉米、南瓜和地瓜，禁不住热泪挂满双颊。在夜晚凌峭的山风中，他静静听着山野和村庄发出的每一个轻微的响动：远处山坡上狼群和日军的嗥声，近处哨兵轻轻的脚步声，圈里羊羔落地的啼叫，屋里母亲拍抚孩子的柔声，岩石下草丛中战士和群众的悄语。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他想起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军失去立身之地，使革命遭受惨痛的失败；他想起长征路上，由于没有牢固根据地的依托，给转战的红军造成的极度困难。他感慨万分：“我们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在敌后晋察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主要不是由于有大山的屏障，而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不是有了山，才有抗日根据地，而是有了人民，我们才能够长久生存在深山老林里。”他指示部队，要给常家渠的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过后，由边区政府归还粮食。
聂荣臻率部隐蔽于常家渠期间，日军合击台峪地区扑空后，仍不甘心，试图在沙河两岸找到“聂总部”，于是将其主力2 万多兵力分成3 个集团， 分别屯集待机，同时派出小部队，在各集团之间穿梭搜索，寻找晋察冀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日军派出的飞机，也曾多次顺着山沟，低空飞抵常家渠一带，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晋察冀军区电台虽然停止了一切联络，聂荣臻却指示电台仍要开着，注意收听延安、总部和各军分区电台的呼叫，同时收听日军方面的广播。
也就是在此期间，日军设在北平的新闻电台吹破了牛皮，说“聂总部”
的电台已被“英武皇空军”的勇士炸毁了，3 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发报了。
情况仍然危急。聂荣臻考虑，隐蔽在常家渠的机关大，骡马多，隐蔽和行动都很困难，特别是中央、总部和各军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呼叫，军区的电台又不能回答。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同时隐蔽时间延长，七八千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要尽快离开常家渠，转移到有利的机动位置去。
为使以后行动灵活轻便，聂荣臻同边区其他领导商定，分散机关、学校和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单位和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定计划，转向第四军分区西部滹沱河西岸地区机动。
一分区1 团副团长宋玉琳，自这次“大扫荡”开始后，他率该团部分部队一直跟随军区机关警卫。他清楚地记得，9 月5 日黄昏，部队集合出发。
前进约6 里路，便发现由早平出动的日军正沿着大道向西开进。部队如果再向前进就要同日军遭遇，随即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第二天黄昏，部队再度出发，但由阜平西去的日军都宿营在大道上的法华、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堵住了部队往西南方向的行进路线，部队又原道返回。9月7 日晚，东西大道上已没有日军，晋察冀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数千人马才顺利地通过了。这就是晋察冀抗战史上记载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军区领导机关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下的包围圈后，由龙泉关南下到达漫山。
从漫山向南，到了平山的跑马泉一带。这次遇险，聂司令员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他压力很大。突出最后一道封锁线，聂荣臻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同陈正湘，还有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起伏着。聂荣臻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不久，抢稻子的日军，遭到了1 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 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聂帅忆起这次神奇巧妙而又充满危险紧张的转移时，兴致勃勃他说：“这次反‘扫荡’，更丰富了我们在敌人围攻之下穿插运动的经验。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战役战术指挥上的灵活机动和计划周密。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围圈的机会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离敌人不能远，也不能近。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不向老目标而改向新目标合击，等于没有跳出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咬住，脱不开身；过远了部队太疲劳，再发生新情况，难以应付；过近了，容易被敌人发现，不容易脱离战斗。总的感受是：精干，对进，靠近。部队精干了，行动就灵活轻便，进入战斗快，脱离战斗也快，反之，麻烦就多，危险就大。
对进，是敌人朝我这里来，我就向敌人那里去，因为敌人兵力有限，往往顾此失彼，一般的规律是：敌人出动，我们也出动，在敌人合围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候，我们恰好跳出去。如果敌人是多纵队多梯队的合击，我们就把部队分得再小一些，跳得更远一些，或接近某一路敌人，即使遭遇了也好应付。靠近，就是靠近敌人，有时甚至近到哨兵能看到哨兵，这样不仅使部队的警惕性高，而且行动的距离短，同时更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决心容易下，不致错过有利的时机。这就使敌人天天见，想摸摸不着，想撵撵不走，莫可奈何。”
1911 年冬，寒风凛凛。日军凭借其兵力强大，不甘心“大扫荡”的未果， 于是又对晋察冀边区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西自娘子关，东至正定，挖了一条宽8 尺，深1 丈，长达200 余里的封锁沟。沿沟每隔三四百米就筑有一座高大的碉堡。另外，从封锁沟向北，宽的地方40 多里，窄的地方20 余里的地带制造了无人区，人被撵走了，房子被扒光了，房架子和砖头被弄去修了碉堡；土墙推倒了，树全都锯掉，井都填死。这就是敌人所谓的“囚宠政策”，妄想困死边区军民。
在日军的“封锁”下，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许多房屋被烧毁，残垣断壁触目皆是。加上1942 年罕见的大旱灾，人民群众的吃住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生产大大下降。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菜蔬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延续流行，每个连队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日用品也极度缺乏，最普通的药品也十分短缺。
那些天，聂荣臻明显地消瘦下来，清晨、黄昏，他那高大的身躯时常出现在窑洞顶的山头上，一会儿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一会儿踱来踱去低头沉思。
聂荣臻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呢？
他惦念着边区人民。当地群众缺粮严重，有的群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还有一些群众开始上山剥树皮，碾成面面，以此充饥。
他挂记着正在与敌寇征战的将士。由于食粮不足，不少战士昏倒在练兵场上，油盐菜蔬的缺乏，使大批战士患上夜盲症。
部队需军粮，群众要度荒，战马要饲料，这一切，如同千斤担，压在他的肩上。
一天，炊事员采来一篮嫩杨叶芽，拌上仅有的一点玉米渣渣，给聂司令员蒸了一小盆“苦累”（一种把糠菜蒸在一起的代食品）。他端起小盆，凝思片刻，又重重地把小盆放在桌上，他叫住了炊事员：
“这杨叶是从哪里采来的？”
“我们从山坡上的杨树林捋来的。”
他眉头紧皱，为炊事班的举动发了火：
“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早就断了顿，村里的群众就仗着这些杨叶度荒，你们摘来，老百姓吃什么？”
年轻的炊事员望着司令员威严的神色，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喃喃地说：
“这些天，你一天才吃几两粮食，不是谷糠，就是黑豆，连一丁点儿蔬菜都没有，这样下去，您的身体..”
“你们就只想到我么！你们应该想到边区的百姓，想到那些面黄饥瘦的孩子，想到那些忍饥挨饿的伤病员！”
聂荣臻吩咐炊事员把“苦累”端回去，送给机关的伤病员吃。
他翻着桌上的度荒通报，部队反映的一些情况更使他极为不安：个别连队在度荒中，已经开始组织干部战士上山采摘杨叶、榆叶。
他立即摇起电话，指示军区政治部，迅速起草一个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一律不准采摘杨叶、榆叶，也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这些东西要留给驻地群众。他神色严肃，斩钉截铁地说：
“人民子弟兵决不与民争食！”
训令很快发了出去。这个特别训令，在边区群众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纷纷来到军区司令部，恳请聂司令员收回训令。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满含着深情，记下了这一感人的场面：“广大群众得知这个训令后，很激动。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我，要求收回训令，说得十分恳切。群众说，抗战以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生存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
聂荣臻向群众解释八路军的纪律，同时告诉群众，军区领导机关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荒问题。为了度过难关，不少干部把组织上照顾自己的一点点保健费、残废抚恤金拿出来改善集体伙食。营的干部取消了乘马，军区和分区的干部也减少乘马，杀掉一些马匹给战士们吃，并送给群众一部分。
为了保证战士健康，军政首长亲自管理伙食。部队内部，党员和非党员的团结也更加亲密了，绝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战场上参加突击队的大多数都是党员。日常勤务党员也摊得最多，运粮、打柴党员背得最重，饭不够吃，党员吃得最少。
那时，军区供给部住在灵寿县的牛庄村。
1942 年全区供给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议题是讨论本年度的夏装发放标准问题。因为敌人大“扫荡”，根据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负担很重。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军区供给部在会上提出减发夏装的意见：团以上干部少发一套单衣，一双布鞋，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少发半套单衣。在讨论中，意见难统一。于是，军区供给部长查国祯带领大家骑上马，去平山寨北村的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员请示。当他听完汇报后，明确地说：“这次供给会议开得好，就是要从关心人民的利益出发，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完全同意军区供给部提出的今年夏装发放标准。团以上干部发一套单衣，营以下干部战士，因为经常要训练、劳动，穿衣服比较费，发一套半（二条裤子、一件上衣），破了还可以补嘛！老百姓做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年呢！
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暂时的困难，我们是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处处都要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更不能脱离群众。我们的军队离开了 人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们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不能活。”他还说，“我们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尤其是根据地边缘游击区的群众，负担大重了，两边都要负担。伪军汉奸去了，见东西就抢，到处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我们的部队去了，也要负担，那些地区的老百姓，简直没有办法活。据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易县紫荆关、平西地区，有的老百姓连衣服都没有穿的，全家人整天围着火盆，冻得不敢出门。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破棉裤，谁出门大小便，谁穿上，甚至有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衣服穿，披一块破麻袋片遮住身子..”说到这里，聂荣臻哽咽说不下去了，流下了热泪。大家都低下了头，也流出了眼泪。会场上一片埂咽声。
聂荣臻最后说：“无论我们军队有多大的困难，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再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了。”会场上，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
聂荣臻不愧是一位千锤百炼、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很快，在他的主持下，晋察冀军区制定出了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的度荒方案：
制定节粮计划。除伤病员外，包括各级领导在内，每人每天必须再节约一至二两粮食。聂司令员还特别嘱咐说：凡是讨吃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机关工作人员要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执行。
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司令员到每个战士，都要开荒种地，要求每人生产50 斤粮食，100 斤蔬菜，并且规定不能占用群众的土地和增加人民负担，完全靠开荒解决。
“一面打仗哟，一面生产！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哟，曙光在前！人民的子弟兵哟，面前无困难！..”这支流行的生产之歌，曾在沙河两岸，太行山沟，狼牙山麓，雁北山村响亮地传出。
农民的儿子聂荣臻，虽从青年时代漂泊异国追求真理，以后又戎马倥偬，过着军旅生涯，但搞起生产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他亲手制定了部队生产自救的方针，而且身体力行。在太行山坡的垦荒队伍里，有他的身影；在沙河两岸的收割大军中，他挥动镰刀，不亚于青年人。他曾自豪地说，在大生产运动中不甘落后。除了参加军区机关集体组织的生产任务外，他还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这群羊很解决问题，遇到病号和身体虚弱的同志需要加强营养时，挤几碗羊奶，那是最好的营养品。分区和部队的同志来军区开会，他常用羊奶招待。他对部队的同志们说，冀西都是山地，山上有的是草，你们可以把养羊的办法推广一下。但是，要注意，要把羊群看管好，不要啃老百姓的树和庄稼。
为了解决战士的营养问题，聂荣臻到处联系购买胡萝卜，指示把军区饲养场的羊宰了，给战士吃胡萝卜炖羊肉，并要求连吃一个星期。他还亲自领着人到阜平的沙河里，捞河里的小鱼给战士熬着吃。在他的精心关怀下，战士们很快恢复了视力，欢蹦乱跳地杀上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1942 年晋察冀边区的春荒，终于闯了过去。初夏，沙河两岸的梯田里，小麦甩出了金黄色的穗子。村前村后新开的荒滩上，长满绿莹莹的菜秧。为度荒立下功绩的杨叶、榆叶，更是葱笼茂密。正在与敌寇浴血奋战的冀中军民，得知冀西山地的困难，装上刚刚打完场的小麦，成群结队，趁着茫茫夜色，越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平汉线：将平原的粮食和军民的心意送进了太行群山。
然而，就在晋察冀军民齐心协力度春荒的时候，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饥饿笼罩着城乡，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30 多人，酿成惨剧。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饿死了约300 万人。
太行山嫩嫩的杨叶，显示着军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勃勃生机，群众的心坎上铭记着聂司令员的一片深情。
旌旗与晚霞之光
1942 年1 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聂荣臻敏锐地针对斗争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的战略决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敌后，为何又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
聂荣臻在阐述这个战略意图时说：“日寇的保垒、封锁线依旧不停地向前伸，在冀西山地，一直把碉堡修到了我们的鼻子底下。敌人的意图还不是想一下占领冀西，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他们担心后方出问题，所以来‘蚕食’我们，压缩我们，限制我们，妄想搞一个“画地为牢’。敌人进来了，边区的地盘越缩越小，反“蚕食”斗争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了，而且，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也到你那去，我们钻到你后面去，在你后面搞个鸡飞狗跳墙。”
这年9 月11 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由聂荣臻主持，着重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指示，进一步肯定“到敌后之敌后去”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
这次会议之后，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分散到各县和敌之侧背进行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人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区队组织许多支武装工作队，重新伸到沟外，恢复和开辟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寨北会议之后，晋察冀军区和转移到冀西的冀中部队组织了许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较严的村庄，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大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加强“攻心战”，在“敌后之敌后”闹了一个翻江倒海，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使平原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翌年1 月15 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早在1940 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晋东北、冀西、冀中、冀东、平北、平西、察南、雁北各地区的巩固区、游击区和敌占区。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开朗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以及敌占城市的抗日爱国人士，共288 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2000万人民的意志，来参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聂荣臻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边。”
这题词不仅鼓舞士气，振奋情绪，也确实是5 年多来晋察冀军民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边区参议会召开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已辖有13 个专区、98 个县、650 个区、15366 个行政村的抗日政权；普遍实行了抗日和民主政治，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进行了生产建设，发展了国民经济，不断战胜敌祸天灾，实现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巩固了全民团结，巩固了根据地。5 年多来，边区子弟兵团和民兵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和“蚕食”进攻，作战14392 次，毙伤敌伪174000 多名，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敌伪军，总计213600 多名，保卫了边区，坚持了敌后抗战。参议员们一致推崇边区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辛勤努力，推崇边区子弟兵的英勇作战，纷纷发表感想说：在堡垒林立，沟墙如网，敌我斗争犬牙交错的敌后根据地，能有如此之成就，实在壮观。
边区参议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了。
1943 年8 月，聂荣臻接到党中央通知，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于这年9 月肩负着边区人民的重托离开了晋察冀。
在延安的两年间，聂荣臻同晋察冀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他常常思念在敌后鏖战的战友，怀念同他一起经历过6 年战争生活的晋察冀父老乡亲。每逢听到晋察冀传来胜利喜讯，他总是非常兴奋；见到从敌后归来的同志，他常常拉他们彻夜畅谈。一个指挥员对部队、对根据地的眷恋之情，在这段时间里，聂荣臻的感受尤为深刻。
这期间，聂荣臻还一直担任着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处理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向他报告。
聂荣臻又一次返回晋察冀，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 年9 月9 日。他是与刘澜涛、肖克、罗瑞卿等同志，搭乘飞机由延安回来的。这次返回晋察冀，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展开反攻大进军。他们的心情多么急切而激动，边区军民多么欢欣鼓舞！
在聂司令员精心运筹和具体指挥下，晋察冀各路大军。斗志昂扬，勇猛出击。经过3 个多月的反攻作战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到11 月份，共歼灭日伪军约7 万多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 辽宁、山西和绥远省的一部，收复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宣化、集宁、丰镇、绥中、山海关等70 多座城市，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绥、热、辽纵横千里的战略基地，成为继续向东北发展的前进阵地。四周已同东北解放区、晋绥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衔接起来。全区在行政区划上，辖两个省政府、3 个行署、22 个专署、164 个县、27 个旗、4 个自治区，人口将近4000 万。
通过大反攻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主力部队发展到215000 多人， 地方部队扩充到］04000 多人，共约32 万多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 多万人。
晋察冀军民，经过8 年英勇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光阴荏苒，抗日烽火岁月在聂荣臻的一生中闪闪发光。
从1937 年10 月五台受命，到1949 年1 月底率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开进北平城，他先是在晋察冀地区，后是在整个华北，生活战斗了11 年3 个月。
聂荣臻把他壮年的心血和汗水洒在了华北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支支胜利的凯歌。
在他离别晋察冀40 周年的时候，聂帅写下一首充满深情的诗篇：“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这是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显示的英雄气慨的写照。聂帅说：“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是根深刻的。”
40 多年来，聂荣臻经常眷恋着他征战过的华北大地。
每当他遇到华北省区负责人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总要问一问太行山上植树造林的发展，山区交通的改善，群众生活的提高，山沟里的孩子都入学了没有？每当华北地区发生洪涝、地震、风雹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常常夜不能寐，拨通电话，详尽询问受灾害的情景。他尤其惦记华北的旱灾。
在晋察冀的时候，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黄昏，都要爬上山顶，眺望西边天际的云彩，看有无火烧云，以此推断天气是否有雨。在进城之后的几十年间，他依然如此。
90 高龄之后仍然每天还询问身边工作人员：“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他身体不好，但每晚必定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当他看到90 年代第一春，华北气候风调雨顺，多皱的面孔绽出笑容：“今年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聂帅嘱咐前来探望的华北各地负责同志：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40 多年来，聂荣臻一直怀念和惦记着与他并肩在晋察冀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
1980 年，聂帅在着手写作他的长篇回忆录时，明确指示执笔写作的同志：晋察冀斗争的胜利，是英雄的晋察冀人民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在我的回忆录里，一定要更多地写上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名字。他深情地回忆说：“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其中有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把满腔的热血洒在了晋察冀土地上。人民群众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仅北岳区部队，在1941 年秋季和1942 年的几次反‘扫荡，中，就牺牲了1600 多位烈士，英勇负伤的达2500 多人。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指挥员、红军时期就任过军长的4 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 1938 年6 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1942 年4 月，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军区骑兵团团长刘云彪同志，也不幸病逝。1942 年底之前，还有包森、陈群、刘诚光、张仁槐、常德善、王远音、魏大光、陈锦秀、白乙化、许佩坚、朱潘显、李和辉、霍焕之、詹道奎、黄天、孙丕谟、刘开绪等60 多位团职以上领导在作战中英勇捐躯，效命沙场。这些先烈，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风风雨雨几十年，聂帅清晰地记着先烈们的名字，在这惊人的记忆力里，蕴含着他对牺牲战友朝思暮想的怀念之情。
聂荣臻为了夫达对长眠于华北大地战友的思念，经常以蘸满感情的墨笔题词书碑，寄托哀思。狼牙山纪念碑，华北烈士陵园纪念馆，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城南庄纪念馆，晋察冀的多处革命遗址，都留下了他写的题词或碑文。狼于山五壮士唯一幸免的葛振林1983 年秋季回部队参加纪念活动，路经首都，聂帅特意请他到寓所做客。杰出的军事家与著名的老英雄紧紧握着双手，忆往昔峥嵘岁月，谈40 年别后相思。
80 岁高龄的聂帅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动情地把葛振林揽在怀中，轻轻拍打着他的臂膀。狼牙山视死如归的。壮士，竟象小孩子一样，偎依在老首长身边，思绪万千，泪洒胸襟。此情此景，如同当年在晋察冀庆功会上，聂司令员向葛振林、宋学义颁奖祝贺的热烈场面。
40 多年来，聂荣臻没有忘记过晋察冀的乡亲们——那些在连天烽火中抬担架、送公粮的父老兄弟，那些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掩护八路军的大娘大婶，那些深明大义争相送郎送子参军的边区妇女，那些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们。聂帅同晋察冀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清楚地记得，他曾亲手把一面大红的光荣旗，授给“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他亲自把一朵大红花，别在“爆炸英雄”李勇的胸前；他在晋察冀群英大会上，热情地把“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介绍给与会代表；他还长久地记忆着“子弟兵的好大哥”崔洛唐、英雄的回民母亲大官姑、拥军模范耿大娘、少年英雄王璞、劳动模范韩风龄等数十位晋察冀英雄乡亲的名字。在他进城之后，每逢晋察冀的老模范进京开会，他都要把他们请到家中，叙家常，谈别情。他与戎冠秀的联系长达半个世纪。每年，戎冠秀都要亲手做一双聂帅爱穿的布鞋，连同家乡的特产，捎给日夜操劳的聂帅。而聂帅更是牵挂年迈体弱的戎大姐，总要寄去一此药物和营养品。在戎冠秀晚年因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后，聂帅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了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了一束“勿忘我”的鲜花。“子弟兵的母亲”在弥留之际，还轻声呼唤着聂帅，喃喃地说：“聂帅同我们心连着心。”
10 个春夏秋冬，40 年风风雨雨，德高望重的聂帅与晋察冀人民心息相通，血肉相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聂荣臻又一次精辟地总结了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他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经历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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