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叶宜伟，字沧白。1897 年4 月28 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1917 年夏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8 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 月，随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后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 年夏，当投机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时，叶剑英率部参力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的作战。1924 年任建国粤军第2 师参谋长，应廖仲恺之邀，参与筹办黄埔军校， 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因陈炯明叛军再次来犯，奉调回第2 师参与组织指挥作战，保卫广州。随后兼任第2 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长，设营于香洲，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10 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 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 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2 师师长。
1927 年4 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 任国民革命军第2 方面军第4 军参谋长。同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定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劝说第2 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放弃尾追撤出南昌的起义军。后兼任第4 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任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积极扩充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为起义创造条件。12 月11 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1928 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 1931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江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
1934 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前，任军委第4局局长。长征中，任第1 纵队司令员。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当他发现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时，识破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随即采取正确措施，保证了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 年2 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同年7 月起，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 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937 年8 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 路军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 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 年3 月，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发表《对日作战与磨擦问题》的讲话，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1941 年2 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同年11 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1944 年，在延安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国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挑起军事冲突。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办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 年1 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 年2 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同年3 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赴晋西北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18 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和平解放后， 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1952 年后，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1954 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权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他主持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组织实战演习，参与领导制订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指导全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人民解放军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参与制订国防战略方针。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 年以后，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1 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5 年，任国防部部长。1976 年，实际上再度被解除领导工作。同年10 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8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 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1982～1985 年，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6 年10 月22 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0）、《叶剑英诗词选集》（198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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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戎，善于谋略，屡立战功，久经考验，历任我国党、政、军高级要职的叶帅，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忍辱负重，和一些老革命家一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斗争。特别是在1976 年1 至9 月间，我们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关键时刻，毅然和老革命家们紧密协同，带头运筹，亲自指挥，英勇机智地一举粉碎了害党、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结束了“文革”这场空前的灾难，推进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本文扼要记述的就是他在这场特殊决战中的功勋。
寒冷的一月
1976 年。元旦。
北国风光，天寒地冻，满目冰霜。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主席1965 年5 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接着，广播员变换了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侍人在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电波在北京后海南沿的上空荡漾，钻进柳荫街一座紧闭着银灰色铁门的大院里。这是叶剑英元帅的住地——小翔凤5 号。
年近八旬的叶帅，此刻穿着深蓝色便装，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凝神地听着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两首词。叶帅太熟悉、大喜爱毛泽东的诗词了，就像熟悉喜爱诗词作者毛泽东本人一样。这一半是因为他多年与这位人民领袖相处，十分敬仰他的才学和人品，另一半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
“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他一遍一遍地听着，一句一句地品评着，一赞三叹，被那雄伟磅礴的气势、富丽清新的格调，深深打动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这两首词为什么在今天，在写作10 年之后发表呢？又偏偏选在1976 年元旦？想到这里，叶帅有点茫然了。
他重新翻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这篇社论中，形势被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抓阶级斗争；社论还用了大量的笔墨去肯定以往的批林批孔，去批判“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叶帅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在唱“孔明草船借箭”这出戏，借毛主席的诗词来打邓小平同志！这又是那伙被毛主席称为“四人帮”的杰作。如今周总理病危，重炮轰鸣，一齐落在小平身上，形势堪忧..
叶帅读着、想着，他坐不住了。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当遇到困难时，叶帅总是到周恩来那里去请教。如今恩来病倒了，身患绝症，危在旦夕。叶帅近来几乎天灭去探望。是他利用一次陪同毛译东接见外宾的机会，亲手捧着周恩来的一瓶血尿，送给毛泽东看，引起高度重视，使治疗得以抓紧的。他多么希望这位多年的国家领导人能从病床上站起来，领着自己继续战斗啊！
叶剑英驱车来到三○五医院。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静静的病房里，周恩来斜倚在病床上，消瘦的脸上，显露出癌症晚期病人才会有的痛苦而又勉强作出的笑容，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护士给他读毛泽东的诗词。
值班人员告诉他，总理很高兴听主席这两首词。
叶剑英走过来，握着周恩来的手，满腹的心事不忍开口倾诉，只是劝他好好静养。
叶剑英完全理解周恩来的心情。有谁比他更关心全国人民的甘苦，有谁比他更清楚全国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有谁比他更深切地尝受过“批林批孔”、“评《水符》”的苦楚，有谁比他更了解、更愤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他知道自己病人膏育，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依然挂念着毛泽东的病情，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尤其是最近掀起的那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声声高，步步紧，更使他忧心如焚。难道他寄予厚望的邓小平真的要再一次被罢黜，退出政治舞台？难道中国的大好江山真的要葬送在江青这伙狂人的手里吗？果真如此，他怎能不抱憾终生呢..
周恩来长时间地痛楚地望着叶剑英，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千斤重担要托付给这位生死与共、可以信赖的战友。此刻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去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那篇元旦献辞了！
“人生贵相知”。在艰难的岁月里，周恩来与叶剑英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是肝胆相照的挚友。特别是在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叶剑英重新被赋予重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再次形成了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位革命家一个主政、一个主军的局面，叶剑英得到周恩来莫大的信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开展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大力整顿军队，继续与林彪余党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发挥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在周恩来病情危重的日子里，叶剑英忧心如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巧妙地与“四人帮”周旋，在完成总理交给的一项项重任的同时，拿出最大的精力来关照周恩来的治疗。现在，他又乙次紧贴着周恩来的床边坐下，轻轻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注视着他的面孔。这时，周恩来好像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睁开眼，努力作出笑容，嘴角颤动着，报之以同样深情的目光。他们就这样，长时间地握着手，深情地望着对方，万般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周围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深受感动，有的躲到门外，嘤嘤啜泣。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叶剑英要求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纸笔，日夜守在总理身旁。他轻声地说，总理最后可能要说什么，有些什么事要交代，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最后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了。1 月7 日夜，周恩来催促守护在身边的叶剑英等同志回去休息。11 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声音微弱地对守在身旁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多么好的总理啊！直到生命垂危之际，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1 月8 日9 时57 分，周恩来十分留恋地告别了亲人和战友。叶剑英元帅失声痛哭，肝胆欲裂。他已经几夜未睡，现在又忙着参与丧事料理，还要同“四人帮”苦苦周旋，已经是精疲力竭。回到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 号，他坐在那里发呆，满面愁容。身边的同志看到他连日来过度劳累悲伤，面容憔悴，为他身体担忧，劝他休息。但他哪里顾得上休息，刚刚放倒身子，合一合眼，就又被哀乐惊醒了。他披起大衣，霍地从床上下来，坐在写字台前，望着周恩来的遗像，陷入了沉思。“至哀反无泪”，他此刻已经没有眼泪了。他打开墨盒。握着狼毫，饱醮墨汁，想写一点哀辞。然而，这位一向文思敏捷、辞情奔放的诗人，停了半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元帅心事如麻：总理含恨走了，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江青一伙又将发起新的进攻，如此长期折腾下去，国家和军队将怎么办？中国的历史长河将流向何方？
中央内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惨雾愁云又将重新笼罩着神州大地，短暂的黎明又要被黑暗吞没。元帅心如潮涌，直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政治家的头脑不能集中思考，诗人的笔也不听指挥了。
被哀乐震惊的中国人民悲痛地悼念总理之际，正当“人民的好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荡的时刻，躲在暗处的“四人帮”却发出了得意的狞笑。
这伙阴谋家觊觎总理的“宝座”已非一日。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认为摔死了林彪，少了一个争权的对手。毛主席重病在身，不久人世，只要搞掉周恩来，“龙庭宝座”就唾手可得。于是，他们从与林彪联手共谋，一变而成“反林英雄”，继承林氏衣钵，招兵买马，连连发难，1974年达到顶峰。这年是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年，是他们“倒阁”、“组阁”的机会之年。他们经过密谋，煞费苦心，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三箭齐发，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当此计不成时，又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发动了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革”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10 月4 日，当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推荐，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时，“四人帮”又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去告“御状”。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一眼看穿了“四人帮”的诡计。他十分肯定地告诉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前面两个人都由我定，其余的都由总理定。”并且向王洪文提出严厉警告，“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他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谈谈。”
11 月12 日，毛主席又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 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其后，又多次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写出“检讨”。他们的“组阁”阴谋宣告失败。在“四人帮”看来，现在是时来运转，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他们知道，周恩来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还在。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平地里刹时刮起了阴风：“新陈代谢是宇宙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悼念总理也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批邓大方向！”
一道道黑指令发往各地：不许摆设灵堂！不许臂带黑纱！不许佩带白花！
不许提向周总理学习的口号！不许去天安门广场！
他们不顾人们的忿懑，不让组织悼念周恩来和宣传报道，周恩来的照片不让见报，周恩来的生平不让广播，悼念周恩来的诗文不让发表，甚至在国丧期间组织大型文艺演出！
然而，人心是压不服的。中华大地上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绝不信邪，照样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l 月10 日至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 万余人，纷纷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叶剑英瞻仰着周恩来的遗容，想起这位比自己年轻一岁的领导人竟早走了一步，心情更加悲痛和沉重。半个多世纪以来，从青年时代相识到老年谢世分手，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携手奋进，患难与共。往事如云，不堪回首..
蓦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他耳旁回荡：“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是周恩来对叶剑英的最后嘱咐。叶剑英知道这句遗言的分量，也完全懂得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他向周恩来行了最后一个鞠躬礼，继续思考着如何更讲究策略，如何同这帮居心叵测的“他们”周旋下去..
1 月11 日下午，是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的日子。天阴沉沉的，像人们悲痛的心情一样，不见一丝阳光。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安街上，百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佇立在街道两旁，扶老携幼，翘首以望，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自发送葬队伍。灵车轻轻驶过。“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你啊！”哭声惊天动地。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了。人们的抽泣和恸嚎组成了绝响的哀乐。这是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特殊方式的抗议。
与此同时，围绕着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谁代表中央致悼词这个重大问题，叶剑英同“四人帮”在进行着斗争。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
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巧妙”地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穿了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就这样，在邓小平处境困难的关键时刻，叶帅在政治上给了邓小平极大的支持。
l 月15 日下午3 时，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邓小平时，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叶剑英肃穆地泞立在那里，泪如雨下。他多么希望邓小平能从此接替总理，领导大家继续奋战啊！
狂风大放颠
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不仅公开露了面，而且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使“四人帮”夺取总理“主座”、进而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他们对邓小平和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叶帅如骨梗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竭力压制和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并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在“四人帮”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央的“批邓打招呼会”也在积极筹备着。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
稿件上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他们在自己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
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新贡献”，“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是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一向难于离手的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 月23 日到2 月3 日先后印了3 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几个整版。
正当中国的高层空间，政治风云似乎要发生骤变的时候，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他们就是叶剑英和邓小平。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夫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大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他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近两年，叶剑英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还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会使“四人帮”得到篡夺国务院大权的机会。
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
斗下去，义无反顾。当叶剑英再一次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定地表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这时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他们预料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他相信，党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重病的毛泽东也正在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费尽心思。他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既不满意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为了解决矛盾，他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华国锋曾任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1955 年7 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 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亲切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不久，华国锋被毛泽东邀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列席代表，并陪同毛泽东回乡之行，以后又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湖南省委书记，继而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1971 年9 月林彪自我爆炸后，被调来中央，党的“十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他那热爱毛泽东的纯朴的阶级感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
1976 年2 月2 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这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王洪文一气之下，把自己长时间准备的讲话提纲，连翻也不翻，扔进了抽斗。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真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这里的“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1975 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文件。张春桥在这里是“旧恨未已，又添新仇”，既对着华国锋，又挂上了邓小平。
就在这时，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与中央抗衡。张春桥作贼心虚，说：“这不是帮倒忙吗？”立即下令掩盖。
“四人帮”在争夺总理位置这盘棋上，暂时输了一个子，但是在另外一盘棋上，他们又赢了两个子，——个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另一个是把叶剑英拉下马。就在这个“一号文件”中，还有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但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他认为，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可以告慰周恩来在天之灵了。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阵阵狂笑。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则忧心忡忡。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帅害的什么病？”“身体要不要紧？”叶帅办公室的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但是人们仍然将信将疑，不亲眼看一看，总觉得不放心。
一天晚间，空军副司令吴富善悄悄乘车来了，他一看叶帅没有病便放了心，但仍疑惑不解。
“为什么不让首长干了？”
两位老战友从当前形势联想到过去的艰难岁月，吴富善叹息地说：
“还记得南昌起义失败后，你带教导团南下，路过吉安的情形吗？”
“记得。”
“那时有多困难啊！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听说你叶师长又回来了，可高兴死了！”
“可那时，国民党军队多，我们受包围，只能偷偷地见你！”
两个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是偷偷来看首长的。”吴富善显得很难过。
“怎么是偷着呢？”
“当年你这个师长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好威风！现在当了元帅倒不行了！”
“谁说的？他们不要我干，我偏干！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吴富善高兴地站起来，敬个礼：“是啊！你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还是我们信赖的老帅，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
在耿飚、王炳南、黄华等来过之后，熊向晖也来看望老首长了。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经常到叶帅这里来，汇报请示工作。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叶帅和其他老帅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的建议。当时熊向晖奉命提供资料，参加讨论，整理文件，深得几位老帅的信任。197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熊向晖以同务院助理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叶帅参加接待和会谈。
熊向晖接到“一号文件”后，心理犯了疑惑：前几天我到那里，见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生病了呢？怎么又让别人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呢？他带着这些问号来到叶帅身边，看到老首长依然那样健康，谈吐依然那样风趣，知道了实情，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人帮”的摇扇子人物张春桥，也打来电话，虚情假意地要来探望，叶剑英知道了，生气地挥挥手，告诉秘书：“不见！”不过，从此更提高了警惕。叶帅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再有人问病，要统一口径：“中央文件都说生病了嘛！”
“四人帮”如此造谣老帅生病还不过瘾，继续加紧迫害邓小平和叶剑英。
2 月6 日，军委常委开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 年7 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诬蔑邓小平等老同志“提现代化建设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给邓小平戴上了“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说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们把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当作尚方宝剑，无限上纲，批判矛头紧紧指向邓小平。
2 月16 日，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 月6 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 年7 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2 月25 日，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经过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 年10 月至1976 年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3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断革命，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仍然要革命，“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翻案算帐。
对于这些“指示”，叶剑英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他是想不通的。
在中央召开的2 月26 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对揭发批判邓小平也是想不通的。但“四人帮”寸步不让，硬要“打通”，解决所谓“转弯子”问题。他们恨不得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讲了话。
华国锋说：“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他还提出五点主要要求。
“四人帮”并不和中央唱一个调子，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彻底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3 月2 日，江青擅自召集11 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给邓小平扣上“造谣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们派60 余人到湖南、江西、福建等10 多个省、各大军区以及外贸部和交通部，搜集整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又是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又是拍“与走资派斗争”
的电影，势头有如12 级台风！
“四人帮”对已故的周总理也不放过，追悼会刚刚开过，就在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学习与批判》杂志竟抛出《读了汪精卫叛国有感》的黑文，将周恩来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此外，还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 小D的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影射，在“批邓”的同时，要批周公，往周恩来身上栽赃。此时，上海街头出现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有一幅大漫画，画了一顶轿子，邓小平戴着黑纱在抬轿子。《文汇报》还公然诬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走资派”、“孔丘其人”，说什么“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光明日报》在一篇《孔丘之忧》中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竟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诬蔑为“哭丧妇”，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剑英此时关在小翔凤5 号院里，每天从收音机中，从报纸上，听到看到“四人帮”如此作践他崇敬的周恩来，心如刀割，但他此时已“靠边站”，只能强忍着愤怒，等待时机。
“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污蔑激怒了衷心爱戴周总理的亿万人民大众。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巨龙抬头，人民从侧目和愤懑中开始行动，融熔的岩浆从深深的地壳下迸发而出。
2 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的传单。
2 月下旬和3 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张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向“四人帮”公开宣战。
3 月5 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总理生前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但《文汇报》却大唱反调，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了第四版，而且把周总理的题词全部砍掉，事过20 天，《文汇报》又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们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知，“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影射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群众的心上，如同火上浇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本来愤懑已极，现在他们热爱周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终于拍案而起，成百上千的抗议电话、电报、信件，连珠炮似地射向《文汇报》。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开始了！
3 月28 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经过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纷纷加入，汇成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
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第二天，南京的大学生们在街头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准！”“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的大幅标语。同时，过往南京的铁路列车，带着同样内容的大标语，驶往成都，驶往上海，驶往北京..引起更多干部、群众的共鸣。
3 月30 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小字报、花圈、白花等铺天盖地而来。
初春的一声霹雳，发出了巨大的光和热。
叶剑英看到这希望的火光，心花怒放，他派身边的同志和子女及时了解南京、北京事态的发展情况。出于爱戴周总理的特殊情感。也出于一个诗人的特有气质，他对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的诗词特别感兴趣。
“四人帮”被群众正义行动之火震撼了。他们胆战心惊，躲在钓鱼台的指挥部里，昼夜密谋，紧急部署，疯狂地进行反扑。
清明时节，反“四人帮”的群众和“四人帮”开始了空前的大搏斗。
4 月1 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
沸腾的诗海中，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献上了一朵闪光的诗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传到叶帅那里后，他连说“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可惜当时无法知晓。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叶剑英和邓小平没有出席。会后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中央发出电话通知，把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并要彻底追查“谣言”。
4 月2 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用4 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 个大花圈和4 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
尽管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电话通知。尽管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里，成立了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戌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并抽调了大批人员随时准备镇压“闹事”的群众。但是，首都人民不顾“劝阻”和“严禁”，继续无畏地涌向天安门广场，诗牌、挽联、传单有增无己。直到深夜，广场上的群众还有成千上万。不少过往京门的外地人也纷纷前往助威。
这一天，叶剑英格外激动，他的思绪从小翔凤飞到天安门，飞向全北京，飞向全中国。他不禁用俄语朗诵起当年在苏联留学时读过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做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月3 日。细雨迷朦。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
这天凌晨，王洪文打着手电筒看了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悼词，越看越怕。
回去后，迅即给他在公安局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四人帮”
再也坐不住了，紧急部署“便衣”人员，拍照、跟踪、绑架、逮捕。
这一天，叶帅办公室人员继续悄悄走进天安门广场，继续观察动态，抄录诗词。叶帅爱好诗词的一个儿子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亲自张贴在纪念碑前。元帅听到人们讲述天安门的盛况，朗读人们抄来的一首首诗词和各色各样悼文祭文，他被那些情真意切、爱憎分明、大气磅礴的文字深深地感染了。他听到有人被捕，非常激动，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只是由于大家的劝阻，才没有去成。
4 月4 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无数座火山终于一齐爆发了！没有任何人动员，没有任何人组织，众多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庄严的圣地，前前后后，陆陆续续，人数总计达200 万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秩序井然。作家、诗人走来了，科学家走来了，干部走来了，老将军们走来了。众多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过团日、过队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草坪围栏上面，在苍松翠柏枝头，在威严矗立的旗杆下，到处摆满了花圈，挂起了洁白的花束，到处是哀悼的人群。人们发表演讲，朗诵诗同，一下子捅现出无数天才的演说家和诗入。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叶剑英再也无法在小翔凤的院落里沉默了。傍晚，他义无反顾地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多么悲壮的画面呀！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数不清的悼念大军。鲜艳的红旗，洁白的花朵，肃穆的挽歌，激烈的诗章。元帅诗人被这种情景深深地打动了。
“‘拉非克’，停车！”叶帅喊着司机的绰号，下了命令。“拉非克”
根据警卫人员的交代，第一次违抗元帅的命令，只是稍稍放慢了车速。坐在一旁的小周和警卫把元帅紧紧夹在中间，作好掩护，以防暴露目标。此时，叶帅多么想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缓步走到广场，挤进流动的入群，停留在诗碑面前，去阅读那一首首诗歌、一篇篇祭文啊！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车的。随同人员提心吊胆，很怕被“四人帮”的爪牙发现，一再催促他，才不得不勉强离去。
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深深地激动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不可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四人帮”被天安门广场燃起的熊熊烈火惊呆了。
姚文元和张春桥通过《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等渠道，叫嚷什么“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江青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质问道：“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4 日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会议决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和追查政治谣言的紧急措施。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没有让邓小平和叶剑英参加。
会后，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将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4 月5 日。凌晨1 时。清理天安门广场开始了。
花圈惨遭洗劫。
200 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
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
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截至凌晨5 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走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100 多人。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便衣”等发生冲突。
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捣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
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6 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出面，通过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发表广播讲话，指出清明政治事件的反动性，要求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晚9 时30 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突然间，广场上照明灯全部熄灭，一瞬间又全部打开，如同白昼。“四人帮”早已组织好、正隐蔽待命的1 万名民兵、3000 名警察和5 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残酷镇压。经过一番苦斗，纪念碑旁边留下滩滩血迹，200 多名群众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投入监狱。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后来，这次人民群众的悼念和抗议活动，被称为“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以人民的怒吼和利剑猛击了“四人帮”，人民的眼泪和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四人帮”想抹煞这一段历史，急急忙忙在当天深夜统一调动上百名公安干警，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拖擦地上的血迹，企图洗刷他们一伙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然而，历史是掩盖不了的。而“四人帮”的镇压，反而更加唤醒了广大人民，激起了他们的旧恨新仇。人民在准备新的战斗，企盼着再一个春雷的到来。
一个政治家最苦恼、最担忧的，莫过于不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了，这等于窒息他的政治生命。即使偶尔参加一些活动，又无力改变政治局面，这样的生命仍然是让人悲愤的。处在“落难”困境里，叶帅一方面为天安门事件中群众的自觉奋起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这次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痛心愤慨，更为自己无力改变中央的决定，扭转政治局势而焦急优虑。他整天沉默不语，暗自吞下眼泪和苦水。他重读《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论策略书》，默默地背诵《楚辞》和《长恨歌》..
小卢看叶帅闷闷不乐，以为身体不适，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指指心窝，苦笑着说：“这里..”
为了排除周围的沉闷气氛，叶剑英特意教小卢读辛弃疾的长短句，给她讲柳宗元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小卢哪里听得懂啊！
叶帅就像个私塾先生，哼哼吁呀，一板三眼地教起来。他告诉她，这篇古文是痛斥“苛政猛于虎”的，文章说，苛政比毒蛇还要厉害。由此生发开去，叶帅又集中讲起蛇来，他说到湖南零陵（古永州）的眼镜蛇、响尾蛇，毒性最烈。但是，他说，最可怕的还是“美女蛇”，这种蛇不是“黑质而白章”，而是“红装而白章”，既会迷人，又会害人。
“卢子，你听得懂吗？
“懂，完全懂了！首长。”
叶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天安门事件平息之后，“四人帮”得意忘形，张春桥那藏在深度近视镜后面的两只鼠眼放出绿莹莹的寒光，用“军师”的口吻评点说：“天安门事件实际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4 月6 日凌晨3 时，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北京市汇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又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报告颠倒黑白，放肆诬蔑群众，说群众“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对此报告的批语是：“士气大振，好，好，好。”
4 月7 日晨。毛远新再次向伯父汇报6 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其中一件是：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
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说：“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停了一下，又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谈话中，又交待让“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迅速向华国锋等人传达了最新指示。只是没有让叶剑英参加。
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设第一副主席在党史上是破例的，从未有过。这使毛远新有些不解。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是针对“四人帮”的。他知道“四人帮”一直没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于是在副主席前面加了个“第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第一个是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第二个是中央十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文件。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登载。
“四五”运动，这座反映民意的“火山”终于爆发了，然而很快又平息了。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四人帮”强力镇压，激化矛盾于前，又伪造情况、欺骗中央于后，也由于在排除邓小平、叶剑英领导的情况下，个别中央领导人受“左”倾思想支配，轻信“四人帮”的谎言并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定，致使这个运动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出现不应有的结局。
历史已经证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尽管它不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的，但也不是纯粹自发的。它是自觉拥护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政治纲领提出打倒“四人帮”战斗目标的群众运动。它的意义不仅限于悼念周恩来，还有着更重大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那就是为粉碎“四人帮”作了一次总动员、总预演。可以说，没有这次运动打下的雄厚坚实的群众基础，就没有“四人帮”的被粉碎。正是通过这次运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听到了群众的呼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检阅了党和人民健康力量的规模和气势。人民震怒了，火山爆发了，战斗号角吹响了！万恶的“四人帮”即将遭到覆灭的命运。这是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结局。
历史是曲折的。“四人帮”手中有一个得力武器，就是在全国不断推行恶性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们在冷与热的反复折腾中失去抵抗力，使国家机器陷于瘫痪，以便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两个决议公布后，“四人帮”
在对革命群众进行大搜捕的同时，掀起了更大的“批邓”运动高潮，并且加紧攻击叶剑英。他们把叶剑英和邓小平捆在一起来批，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调子越唱越高。不但诬蔑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且寻找各种线索和证据，诬指他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和“幕后策划人”。
他们查来查去，终于查到叶帅和子女以及办公室人员在清明节前后去天安门广场抄录革命诗词的事情，便以此大作文章，兴师动众，追到小翔凤住地，又追到“二号楼”，一直追到西山叶帅的住所。最后办公室秘书奉命与他们打交道，要他们拿出确凿证据，这伙人无奈，只好不了了之。
叶剑英并不屈服于“四人帮”加给他和家人的种种迫害。在他看来，“四人帮”隐瞒事实真相，撤下弥天大谎，使病重的毛泽东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并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但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又无可奈何，只有愤懑、忍耐和期待。
他期待着毛泽东主席的病情能有转机，期待着邓小平有机会再次“出山”。他冷静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口紧闭着，眼底在流泪，心在流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在苦苦思索..
不平静的西山晚霞如火，残阳如血。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红旗”轿车向叶帅居住的西山15 号楼急驰。进入夏季，气候炎热，叶剑英元帅离开城区小翔凤，移住绿树红花掩映的西山深处。他既不是寻幽“避暑”，也不是静心“养病”，更不是进山“修行”。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特殊时期，他的行踪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
来客是谁呢？
啊！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叶帅直称他的雅号。
“胡子”将军同往常见面一样，又是深深一鞠躬，90 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众心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
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呀！”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泽东，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一提“四人帮”，气就不打一处来。掰着指头，历数他们的罪恶勾当，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丧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只是点头，却不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想问问叶帅，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好久、憋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
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愕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一向不多言语的叶剑英先开了腔：“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提到汪东兴。
叶剑英眼睛一亮：“这个人不是你的老部下吗？”
“我在延安当卫戌区司令时常和他打交道，他后来到中央搞警卫工作去了。”
“他现在可不是从前了。”叶剑英风趣地说。是啊，汪东兴当今可不是一般人物了，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中央警卫部队政委。多年来一直负责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毛泽东的行动也由他来安排。毛泽东病重期间，他是四个值班人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不论是谁，要见毛泽东，都要经过他这一关，连江青也不例外。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又问王震：“你和他现在关系怎么样？”
“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接着叮嘱说：“你要同他多来往，保持密切联系。
你当然清楚这个人的重要地位，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叶帅的意思，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你这个参谋，我是求之不得的。”叶剑英满意地说：“你要联络的事情很多，还需要到8341 部队走一走，做做那里的工作。” 从此，“联络参谋”开始工作了。
叶帅上西山不久，聂荣臻元帅也找了个借口，来到这个“避暑胜地”，在靠近叶帅西边的1 号楼住下。
两位老友相晤在西山之巅。话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的病情和“四人帮”
的折腾。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帅几乎是贴进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机密处，叶帅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笼头。在音乐和流水的伴奏下，对话继续下去。其实，这与其说是对“窃听器”之类科学上的防卫，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安慰。
叶帅接着说：“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把小平同志打下台，就是他们于的一件伤天害理的最大坏事！”
“下一个是华国锋！为了夺取大权，不顾党纪国法。”
“还有一大批老干部，包括你我在内，统统在他们的黑名单内。”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那个自称吕后的人，不可不防！”
“汉朝有句里谚，叫‘欲投鼠而忌器’。贾谊很欣赏这句话，说‘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叶帅想起“投鼠忌器”这个典故，颇有感慨地说：“贾谊尊的君是封建皇帝，我们的情况当然不同，但是主席还在，为了照顾他的健康，为了保持局势的稳定，对那个过去的‘宠臣’总要顾及一点情面。暂时还不好办啊！”
两位老帅之间的“西山夜话”，进行过多次。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隐居”在西山的这段日子里，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解央“四人帮”问题，如何保持军队的稳定。
“枪杆子”不在手，是“四人帮”的一块心病。
江青在家中常常咬牙切齿地哼着传统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她命令服务员将许多五星帽徽和领章都别在一块白布上，每天都要看上几眼。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之流唯恐天下不乱，煽动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国防部和军事机关，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和周总理出席11 月13 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叶帅在大会上讲了一套造反派犯忌的话。他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对的，要学！要用！但不能当成那稣基督的圣经来念，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说了，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实际做的怎么样？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作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去斗。对这件事情我很愤慨！我请同志们提高警惕，你们当中有的也说自己是造反派，实际上像一只小老鼠，到处乱窜..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
造反派立即上告中央文革。
在第二次万人大会上，叶剑英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叶剑英联系上次讲话，又说，头一次讲话，弄得我讲话声音很大，有点愤慨，原因就在这里。我与这些同学“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晓得你们是张三李四？你们这里有很多大标语，贴尽管贴，讲我还是要讲。
会后，造反派代表强烈要求叶剑英收回讲话，公开认错。
这时江青出场了：“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我叫叶剑英向你们当面认罪。”叶帅以沉默表示抗议，最后索性走了。江青马上变了脸，和康生一起鼓动造反派再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
一面是造反派，一面是老帅。毛泽东出面调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这年除夕，叶剑英奉命作了一次违心的“检讨”。江青皮笑肉不笑地讨好：
“你检讨什么？”叶帅恨恨地说：“我不欠帐！”
1967 年1 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江青、陈伯达一伙以追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名，向老帅们发起围攻。叶剑英坚持维护部队稳定，面对查问，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厉声答道：“肖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四人帮”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肖华了。陈伯达老奸巨猾，当晚他打电话转给叶帅，说会上安眠药吃多了，头脑不清醒，所说的话一概收回。
叶帅会后回家，一端茶杯，觉得手没劲，秘书劝他到军事科学院的门诊部拍了片子，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从“四人帮”发难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
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
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煮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建立了以叶帅为领导的军委办公会议制度。
1975 年，邓小平、叶剑英分别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四人帮”红了眼，表面上篡军活动有所收敛，实际上篡军夺权之心不死。
进入1976 年，围绕争夺军权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四人帮”唯恐军队不乱，挂着总政治部主任头衔的张春桥狂叫：“乱要乱透，不光肉要煮烂，连骨头也要煮烂。”他们在背后整一批军队领导人的黑材料，抹煞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在基层煽风点火，炮制所谓“开门建军”的“新鲜经验”。他们极力破坏“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阴谋建立起“第二武装”。
然而，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1976 年7 月6 日，将星殒落，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朱德与世长辞。叶剑英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来到灵床前向这位“红军之父”告别。
两周刚过，为国事担忧的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15 号的住宅，来到西山叶帅住处。
两人坐定，叶帅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帅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大姐这才会意，把身子向前挪了挪，告诉叶帅，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说：“你不要害怕！那几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准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大姐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老总还是说：
“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人们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帅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老总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大姐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老总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帅，离开15 号楼，转向1 号楼，去看望聂总。
7 月28 日3 时42 分53.8 秒，一道蓝色的电光穿越大空，伴着轰隆隆的巨响，闪过冀东大地。狂风呼啸，惊雷震鸣。在强烈的地壳震动中，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平地。
古老的“苍龙”再一次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惹怒了！
整个华北大地都在颤动。
刚刚人睡不久的叶帅从震颤中惊醒。他以一个军事家特有的敏感，立刻意识到是大地震。他霍地下床，亲自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查问情况。
第二天，叶帅才知道，这次地震为7.5 级。几天以后，国家地震局再次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级为MS7.8 级。又过了很久，确切得知，地震中共死亡24 万余人，重伤16 万余人。这是迄今为止，400 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奔赴灾区，1 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
万恶的“四人帮”却大刮阴风：
“全国有8 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 “唐山地震不过是100 万人的事，批邓是8 亿人的大事！”“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
根据姚文元的旨意，“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炮制出一篇《地震实为新地兆》的妙文，声称当年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宣言书”、“声讨书”，它“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
很显然，“四人帮”在迫不急待地欢庆他们独缆大权“新世界”的即将来临！
唐山大地的自然震动止息了。但是，“恐震症”却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北京全城搭起了防震棚。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从高楼大厦和低矮平房里搬出来，住进了各式各样的窝棚。叶剑英在西山的15 号楼门前也搭起了两间绿色帆布帐篷。
不止北京如此，据说当时全国有17 个省（市）的大中城市数亿人露宿户外。
秋风秋雨，中国人民苦度难关。
上西山看望叶帅的人接踵而至。来人多半是借口问候地震后的老帅平安，实际上是来探听“风声”，摆“龙门阵”，明里暗里提出对付“四人帮”
的各种建议的。
一天，有位来访客人见叶帅正在帐篷里读《三国演义》，便开玩笑地问：
“首长，俗话说‘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怎么看起三国来了？”
叶帅笑着说：“三国里的学问可多着咧！主席就是个‘三国通’，他很佩服曹操和诸葛亮。他的《北戴河》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是引用曹操的《观沧海》而成的。
客人洗耳恭听。
叶帅谈兴正浓，他又介绍曹操的另一篇诗《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万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他一边念，一边讲东汉未年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历史背景，赞叹“关东义土”兴兵讨伐“群凶”的义举，然后问道：“你当然知道诗里的‘群凶’指的是谁了？”
“奸凶董卓及其部将。”客人答道。
叶剑英感叹地说：“现在也是天下大乱，群凶未除，正像曹操诗中说的，‘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啊！有私心、有野心的大有人在。”
客人明白了叶帅背这首曹诗的用意。
叶帅又说到诸葛亮：“在南阳武侯祠，有一幅楹联‘收两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灯，一心只为思三顾；取西蜀，征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木土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知道这幅盈联的人并不多。客人十分敬佩元帅见多识广和惊人的记忆力，顺势请教一个问题：“人们都称道，诸葛亮的两个出师表写得好，但后人考证《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真伪莫辨，究竟应该怎样看呢？”
“那是专门家的事，且不去管它。我觉得这篇出师表确实是‘古文观止’，不朽之作。”叶帅很喜爱这篇文章，从头背起来，背到文中那六个“臣之未解”，一个一个地解释，然后说：“诸葛亮的这几个不解的问题，立论精辟，很发人深省，可惜还有一个大问题，他未能意识到。”
“那是个什么问题呢？”客人很想知道。
“接班人问题。本来刘备托孤之时，就曾说过刘禅不才，请他自取的话。
但诸葛亮既未找到蜀国之君的接班人，也未找到他自己‘继之以死’的接班人。他事必躬亲，到了晚年，还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到六出祁山时，司马懿打听他的饮食起居，知道他吃得很少，就采取‘蘑菇战术’，避而不战，等待他死了！”
“诸葛亮就这样累死了！”
叶帅叹息道：“是的，他死时才54 岁！‘死诸葛吓走活仲达’，难怪陈寿说他是‘天下奇才’！”
“我们现在的接班人问题总算解决了吧？”客人试探着说。
叶帅点点头，不想评论，只是说：“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主席说过，他百年之后，有人要闹事的。”
客人明白元帅说的是什么人，有意安慰说：“不怕的，只要有开国元勋们健在，有老帅们健在，不论是谁也闹不起来的。”
“但愿如此，‘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己，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叶帅引诵《后出师表》，并引用最后一句话说：“尽人力而听天命吧！”
连续发生的天灾人祸，使病中的毛泽东遭受到比唐山地震还要大的震动。他在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被紧急搬到中南海另一个别墅式的小庭院。这里被称为202 号，据说可以抗8 级以上地震。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房前搭起了一个更为牢固的地震棚。这位伟人躺在宽大的床铺上，忧思重重。他已预感到马克思在向他招手，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病重期间，有一次他深情地望着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4 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来，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 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讲这段话，虽然叶剑英没有在场，但他事后听说，深为感动。他知道毛泽东在交代后事，难过得他独自落泪。
9 月5 日，毛泽东病危。9 月8 日，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抖颤。
叶剑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与老人家做最后的诀别。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
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注视，准备聆听最后的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佇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还想用力抽出左手来。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叶剑英陷入了沉思：
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9 月9 日零时10 分， 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刚刚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神州大地，似乎再次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剧烈地震荡起来。
“四人帮”抓住了篡党夺权的天赐良机。
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的争夺战开始了。
历史的抉择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对讨论毛泽东治丧问题横加干扰，设置障碍。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突然跳起来，高叫：“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华国锋表态。
华国锋先是不语。停了一会儿，终于表了态：“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
“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江青没等华国锋说完，就插了话。“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江青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都是不同意的，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刚刚逝世，对他的遗孀总要“照顾”一下，不好立即驳回。于是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此时已是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
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说得既合情又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
“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
见此情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好表示同意。江青也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高呼：“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然而，就在她振臂高呼口号的时候，她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却装着华国锋的黑材料！
“四人帮”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了华国锋和叶剑英。
然而，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并在“批邓”运动中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1976 年4 月30 日，毛泽东曾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华国锋作为法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四人帮”完全知道这块“通灵宝玉”的价值，因而阴谋加紧篡改，将“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伪称其为“临终嘱咐”。然后把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名加在华国锋头上，制造混乱，乘机夺权。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央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致悼词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讨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中写上“按既定方针办”。而在此后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凭空塞进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这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计谋。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任意解释、任意摆布，一切都要听他们的。他们手里有了“临终嘱咐”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乱砍一气，主宰一切了。
“四人帮”在下边煽动群众反对华国锋，在上边则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威逼要挟华国锋就范，以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
叶剑英在各种场合总是从大局出发，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坚持正确的主张，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固然考虑到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绝对不能让他们篡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更主要是考虑到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过程，以及对华国锋的评价，叶剑英是清楚的。对于过去的华国锋，叶剑英知之甚少，只是在1970 年被流放到湖南地区时，与当时作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他见过一两次。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不久，叶剑英曾登门拜访过他。经过一段接触，叶剑英发现华国锋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是承受毛泽东的嘱托，凭着毛泽东“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来认识华国锋的，那么以后，他凭着自己的感观对华国锋得出了“年轻、人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的印象。他诚心帮助华国锋，是想“周公辅成王”，而不是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作为新领袖的华国锋的意向如何？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
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
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唯一结论。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在思考着对付“四人帮”的问题。
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思想是共鸣的。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病危和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谭震林、康克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他们对叶帅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耿飚、黄华、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净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家里，会见过叶剑英。解放军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华捕、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时机和途径同叶帅接触，一抒己见。这段时间看望叶帅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由于住地毗邻和特殊的工作关系，他们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随时请教并保护老首长。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
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电讯一类的现代化工具，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
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许世友、吴克华、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德生、李坚真等同志。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正是这样在较长时间内，“集思广益”，逐步形成的。它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并不是叶剑英“孤家寡人”或某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但是此举干系重大，机密度极高，接触面又不能失之过宽。相对来说，在酝酿阶段，带有调查研究、互相模底、“民意测验”的性质，交谈的人比较多一点。而一旦意见成熟，形成决策，那就只限于叶剑英等几个人，慎之又慎，密之又密了。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误了大事。
对于众多的来访者、陈情者、交谈者（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叶剑英在接触中，尽管都是以诚相待，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也是区别对待的，并不是不分对象，不分时机，不分场合，公开商议一切，将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端出来。他对粟裕将军不止一次地嘱咐过：“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戒备，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正是这样，这一时期，他与人交谈，通常是只听不说，多听少说，以试探的方式，了解对方的心态，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然后默默地思考着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在与别人进行“四人帮”问题的“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作掩护，以防“隔墙有耳”。在酝酿决策阶段如此，在决策实施阶段，更是如此。
“四人帮”的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这不是偶然的。
进入1976 年，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 邓小平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这就使得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半年前被宣布“生病”，由陈锡联代替他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仍然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职务。
而实际上，他井没有“生病”，陈锡联也未能凭一纸空文取代他的地位。相反的，陈锡联照旧与他保持联系，关心他的健康。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锡联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
而且，随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与华国锋之间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局里的情况也在变化，华国锋和正直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倚重于叶剑英。此时“四人帮”对叶剑英也不同了，他们虽然恨之入骨，妄图阻其复出，但慑于他的崇高威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毛泽东重病假传“圣旨”，任意摆布他了。叶剑英所处的“半打倒”状态无形中在解除，他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声望在不断提高。尽管他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在左右政治局势的砖码上，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一点，他自己也许没有功夫去想，但历史选择了他，人民选择了他。粉碎“四人帮”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叶剑英的肩上。
夜深了，叶帅住室的灯还在亮着。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谈，他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深知解决“四人帮”这样大的政治事变，仅有“集众思、广众益”是不够的，必须深思熟虑，虑而有定。
秋风乍起，夜不能寐。“四五”运动的人群诗海在眼前浮动，许多老战友的谆谆忠告在耳旁回响。周恩来、毛泽东临终时的身影又一再显现..
是的，毛主席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后来毕竟察觉到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说过要解决“四人帮”，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叶剑英回忆起毛泽东至少在3 年前，就已察觉江青政治上的问题，不同她一起生活，不同她见面， 不准她进门。
想到这里，元帅倏地披衣而起，坐到宽大的写字台前，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重新翻看起来。这里记录着几年来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1974 年3 月20 日，毛泽东就江青伸手要钱，要见面，批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7 月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还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11 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多次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和手法，当面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后仍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毛泽东在1975 年5 月3 日又一次指出： “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叶剑英读着这些字句，仿佛又一次看到晚年的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
的情景。他深深感到，解决“四人帮”不仅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一个遗留问事，而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现在到了顺应党心、民心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家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经过“文革”10 年，在党的肌体遭到严重创伤的形势下，这场斗争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吗？叶剑英认为，“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依仗主席夫人身份、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再加上一个听从他们指挥的所谓“联络员”毛远新。要使“四人帮”
遭到毁灭性打击，必须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齐心合力，并且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要由他最后拍板。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捣乱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逝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着。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的情绪高起来了，当即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紧接着就去做汪东兴的工作。
决战前夕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他们争分夺秒，紧锣密鼓，加紧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9 月19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他们就敲响了第一通开台锣鼓。
这天下午，按原计划，华国锋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
电话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告诉华国锋，是江青打来的，要他亲自接。
凌晨，江青就给华国锋打过电话，纠缠着要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点名不让叶剑英参加，却硬要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听着她那骄横的“命令”
腔调，华国锋没予理会。
拿起话筒，传来江青的大声责问：
“究竟开不开会？我还等着咧！”“你知道，我的神经不好，不答复就睡不着觉！”
华国锋放下电话。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求“救兵”，问在座的几个人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
只差一点没说“按江主席的指示办”了。
经过一阵商议，华国锋说：“她要来就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
江青气冲冲地来到人大会堂。于是，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开始了。江青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发表演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中心意思是要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理由嘛，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妻子整理保存丈夫的文件、书籍、手稿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国际上也有先例，列宁的文稿就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对保存毛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但她不好明说，一看华国锋不表态，就耍个花招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立即表态：“这样好，大家都放心。”
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不同意。
江青看这一招也不成，马上撒起泼来，大喊大叫：“啊哎！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
接着，江青反又攻击起小张——张玉凤秘书来，给她扣上个“偷文件”
的罪名，说她很不可靠，毛主席的文件处在危险之中，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江青露出了泼妇本性，信口雌黄，发疯般地向人身上倒脏水。
华国锋一看这个疯子闹得没完没了，只好宣布暂时结束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都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等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他想用叶剑英的利剑来镇邪，接着说：“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按规定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现在忙于治丧，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一听傻了眼，想不到华国锋还有这一手！她正想发作，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看是不是先叫毛远新帮助小张登记一下。”
华国锋没有同意。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报告。他一方面感到华国锋、汪东兴顶得好，另一方面对“四人帮”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感到气愤。更不能容忍的是，江表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委会”，围攻华国锋！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叶剑英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一定得想个办法收拾这伙阴谋家、野心家和败类。
面对“四人帮”的连连发难、步步进逼，华国锋觉得不能再忍让下去了。
9 月21 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住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坐下，就急急忙忙地打招呼说，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加紧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
李先念这位老革命家也正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失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走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
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我离开西山好久了，最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叶帅好吗？”聂帅一见杨成武，就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在聂帅领导下战斗，曾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现仍任总参谋部代总长，住在西山5 号楼，离叶帅的15号楼不过几十米远。他时常穿过山路去看望叶帅。他回答说：“我前天还去看望老人家，精神满好的。”
聂帅听了高兴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那个人走了吗？”他看杨成武有点愣神，又以颇带蔑视的口吻吐出三个字：“王洪文。”
杨成武弄明白了，就回答说，此人常来常往，形踪不定。
聂帅听了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干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帅交侍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帅，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说：“这个意思，我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聂帅，连夜上山，来到叶帅的15 号楼。
就这样，一夜之间，几位重要的决策人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形势越来越紧张。时间跨入9 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这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鱼的角逐，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战！
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表达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聂荣臻派杨成武传递了老一辈革命家果断锄好的热望，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也不断向叶帅反映情况和提出要求，希望尽快采取行动。
但是究竟采取怎样的果断措施呢？
根据这一时期听到的反映和意见，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主要有3 个方案：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这3 个方案，究竟哪一个更符合斗争实际，能迫使“四人帮”就范，更易于办到呢？还有，不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考虑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难！实在是难啊！叶剑英连日来为这个难题百般思索，又不便与人公开商量，因为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王震来了，叶帅又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倾向用武力解决，但又觉得没把握。
叶剑英想了一会儿说：“那样做，倒是痛快，就是容易打草惊蛇，又不合法！”
“那怎么办呢？”
“还得请你跑一趟！”
“联络参谋”奉命去请教陈云。
陈云撇开正题，向王震说：“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这两句值得玩味的咧！”
“是啊，这两句话，用在对待个人问题，不计较名利，不纠缠身边琐事，是有启发的，但是对敌斗争就不管用了！”
“对，还是像剑英那样，大事不糊涂！”陈云说。
“可是，对付那几个人，决心不好下呀！”
“剑英上次同我商量的办法行得通，尽量不动用武力是上策！”
稍后几天，陈云经过反复思索，想定主意之后，亲自去同叶剑英密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王洪文刚从上海督办“第二武装”回京，就被“四人帮”派进西山，以监视叶剑英的行动。
叶剑英探知其来意，告诉警卫参谋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说曹操，曹操就到。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本来只有几步路，这个新贵还是坐着他那豪华气派的“红旗”大轿车驶进15 号楼院内。随身警卫打开车门，王洪文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从车里站出来，习惯地用手梳理一下又黑又亮的分头，一副十足的“奶油小生”派头。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之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一看眼前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想到他的来意，就不高兴，但又想到他来得正好，可以摸一摸底细，转而以礼相待。
“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
“去上海转了转，刚回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支吾吾说上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他两眼不住地打量室内的环境，忽然看到案头上一大摆线装书，便移开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叶剑英说罢，抽出《宸垣识略》等古籍给他看，评点起古人描写西山那些掌故和诗句。然而王洪文却一窍不通。随后，叶帅带他来到院内西边的小亭子上，同他一起欣赏那几首题诗。“如是真元成亥己，浩然正气满乾坤。”
叶帅说：“这是慧济道人写的，下联写得好，孟老夫子的话。正气总是要压倒邪气的，这是真理。”
王洪文连连点头，脸上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叶帅接着又读下一联：“道垂三玄静观自在，佛空五蕴如是我闲。”
读罢，叶帅告诉王洪文说：“这是云山散人写的，我很欣赏，我现在在西山就是‘静观自在’‘如是我闲’，不像你们年青人壮怀激烈。”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青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于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叶帅听了，全不动声色，只是顺手指一指东边山上的一处隐约可见的古迹，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王洪文答不上来。
“据说是古时候的烽火台，也有说是点将台的，我正在考证。”叶帅继续说：“别小看那一堆残垣断壁，当年能够预报战火，点兵出将呢！”
王洪文似懂非懂。
对于这些佛道禅语，王洪文怎能懂呢？但是，叶剑英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觉得“猎犬”在旁，更加提高了警惕，秘密找来总参三部部长戴镜元，要他带几位技术专家，把15 号楼住地，里里外外，又检查了个够，直至没有发现“窃听器”之类的东西，才放心。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装着满腹心事的叶帅，哪里真放心得下啊！他预感到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了。在西山同随员们漫步爬上“好汉坡”时，他给山上的一个凉亭取名“风雨亭”，过了几天，又改名叫“放鹤亭”，边走边朗诵起苏东坡《放鹤亭记》中的“放鹤招鹤歌”来：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
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
归来归来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
随员们开始不懂这首歌的意境，叶帅给他们讲“西山放鹤”的故事，大家终于明白首长为了躲避鹰犬，意在“择所适”，就要离开西山了。
果然不久，叶剑英吩咐随员搬进了洞壑迂回、流泉密布的玉泉山。从此行踪更加不定，往来于西山、玉泉山、“2 号楼”、小翔凤之间。他风趣他说：“狡兔三窟哟！”这决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斗争的需要。
9 月29 日午夜，“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起新的“夺权战 役”。
江青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他们酝酿已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生前说过，江青不懂工，不懂农，连字典都不会查。她怎么能当党中央主席呢？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予以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打响，又横生枝节，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这完全是有预谋的。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是留北京还是回辽宁，想试探华国锋。其真实意图是要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打乱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气得又跳又叫。
会议陷入冷场。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四人帮”继续纠缠。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这时江青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大声吆喝：“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她根本没把会议主持人放在眼里，俨然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说穿了，江青眼里只他们几个“有关”，其他人都无关，统统赶走。只留下华国锋，好由他们“逼宫”！
“四人帮”一起起哄。
华国锋被逼不过，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寸步不让：“不行。”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已经陷入困境，起身愤然离去。接着有几个委员也相继离去。
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江青继续大哭大闹，又要轰大家走。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坚持不动。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江青一伙看到叶剑英等果真被“赶”走，更加得意忘形，继续大放厥词，滔滔不绝，并一再打断华国锋的插话。这哪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简直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围攻“走资派”的斗争会！
华国锋耐心等待“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一语泄露了天机。
张春桥紧接着说：“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
他强调指出，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这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较量。“四人帮”的阴谋暴露无遗。中央政治局奋起反击。
龙年的厄运即将落到“四人帮”头上。
华国锋与叶剑英密商着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
开始，华国锋考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问题。但9 月29 日的会议已经证明此路不通。
那么，召开中央全会怎么样？他们分析，“四人帮”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善于拉帮结派，上呼下应，翻江倒海。他们既然能够搅散政治局会议，也就能搅散中央全会，让你什么也办不成。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因此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
那么，能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公开动武，“一抓了事”呢？他们认为，江青依仗特殊身份和“白骨精”本领迷惑世人，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抗，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身兼数职，老谋深算；姚文元操纵舆论，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王洪文自称“文武全才”，家藏17条枪枝，随身携带武器，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另外这帮人周围不乏一些“效忠”的“可爱”人物和死硬分子，尤其有上海的“第二武装”作后盾，加上中南海、钓鱼台戒备森严，如果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弄不好会酿成大乱。
叶剑英反复思考，想起林彪叛逃后处置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办法。
那时他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出席有“四大金刚”参加的有关会议。中央等待了10 天，“四大金刚”顽抗到底。最后在会议上突然宣布其罪名，断然处置。对付“四人帮”是否可以借鉴参考呢？叶剑英终于谈出了自己的想法：
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召开什么样的会议？会议又由谁来主持？都要什么人参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叶剑英和华国锋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讨论毛选五卷，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考虑到汪东兴对情况比较熟悉，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有关事宜由他负责办理，至于时间，等过了国庆准备10 天，视情况再定。
随后，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住处，向他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除奸大计。
汪东兴兴奋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
就这样，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危难关头，叶剑英辅佐华国锋走出了一步惊心动魄的险棋。
十月惊雷
1976 年10 月。风雷激荡的10 月！
10 月1 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要和他们“斗”下去。
10 月2 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急于为上台做准备。
10 月3 日。王洪文跑到北京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江青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四人帮”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坦克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首都，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10 月4 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叫嚣“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
“四人帮”控制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四人帮”放风，社会上传闻：10 月8、9、10 日有“特大喜讯”。
中国大地在颤抖！“四人帮”在狂笑！
在玉泉山9 号楼里，叶剑英紧盯着“四人帮”的丑恶表演。种种迹象表明，疯狂的“四人帮”就要动手，一场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决心提前采取行动。
黄昏。晚霞飘动。叶帅坐进“红旗”轿车，向后望望西山落日，小声对司机老赵说：“我们要来个‘夸父追日’！”
大“红旗”飞速急驶。在夕阳西下前，到达东交民巷，故意转了几个圈子，进入新8 号院。
这是华国锋的新居，也曾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旧宅。
华国锋在宽大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正为国庆后“四人帮”发动的“逼宫”
攻势大伤脑筋，尤其是“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使他坐立不安。
叶剑英的突然到来，使室主人神情为之一振。
宾主坐定之后，叶剑英把这几天的所闻所见以及从各个渠道掌握的可靠情报，和盘托出。
华国锋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点头、插话，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老帅，彼此交换着意见。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军事家最忌讳的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叶剑英怕对方未听清楚，又重复着说：“要快打慢，快打慢！”
很显然，这是粉碎“四人帮”的一个新的行动方案。叶剑英在提醒这位主要领导人，形势逼人，刻不容缓，事不宜迟，要先下手为强。
华国锋脸上出现严肃的表情，沉思片刻，说：“‘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你决定！”
“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
“那就这样吧！”华国锋仍然不太放心，他想起不久前与汪东兴交谈的情形，说：“只是不知道汪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不知能不能来得及？”
叶帅听罢起身：“我这就到东兴那里去。”华国锋送叶帅上了10 月6日，星期三。阴间多云，风力二三级，最高气温18 度，风向北转南。这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天。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个普通的一天。
玉泉山9 号楼的主人，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
一切有秩序地进行着。
上午10 时，秘书们上山来依次汇报，送批文件。文件处理完了，似乎无事了。不，元帅心里装着一件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在等待电话通知。
可是，桌子上的红机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动静。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
3 时30 分。电话突然响了。“晚8 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1 小时到怀仁堂。”
警卫参谋接到电话，立即报告叶帅。
“好，作好准备！”叶帅下令说。
整个下午，元帅守候在9 号楼，心情极不平静，但外表却显得平静异常。
这是决战前的那种平静。他早已得到汪东兴的报告，一切都按照部署正常进行。结果如何？只须等待。他想起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战场上见分晓。是啊，再过几个小时便要和“四人帮，’见分晓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
将对付的虽然只有几个人，可是牵连着亿万人民，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啊！
每念及此，元帅就激动不已。
6 时15 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装，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黑亮的大“红旗”，箭一般地飞驰着。
夜幕轻垂，金风送爽。中南海的秋夜胜似春光。半弯弦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
这样美好的时刻，在庄严的“圣地”，将要发生一场特殊的“战斗”。
当年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叶帅，今晚又一次亲临决战的最前线。
这是一个处置几个跳梁小丑的十分特殊的战场。这里没有千军万马，没有两军对垒，没有硝烟，没有炮声。在隐隐的月光下，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警卫人员。一切是那样和谐、平静、正常。
晚7 时，大“红旗”到达怀仁堂门前。叶帅走下车，径直向院内正厅走去。守候在东门口的4 名警卫向尊敬的老帅行注目礼。
叶帅从前熟悉的正厅，现在完全变了样。原先所有的桌椅，都不翼而飞。
宽阔的殿堂，显得过于空荡。中间摆放一扇屏风，将大厅隔成两半。对着正门的这一半前厅里，在厚厚的红色地毯上，只留下两张罩着白色套衣的高背沙发。
今宵的主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而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早已守候在大厅左右。他们碰了面，以目示意。此刻叶剑英稳坐在沙发椅上，神态坦然，指挥若定。他示意汪东兴找个椅子坐下，汪东兴谦让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再说我另有任务。”
整个怀仁堂安静极了，静得可怕。警卫人员停止了走动，一个个立在那里，凝神注视，血管紧绷，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远方偶尔传来几声秋虫唧唧，显得格外响亮。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 个人。
“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时针指向7 时55 分。
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出现在正厅门口的竟是张春桥。这个“神机妙算”的“军师”，可能昨夜太兴奋、太麻痹了，以至算错了“八卦”。他接到电话通知后，原以为今天的会议讨论完规定内容之后，还有时间提出解决他梦寐以求的“人事安排”问题，故而带上材料，提前从钓鱼台出发，准时到会。他自我感觉良好，下了卧车，夹起黑皮包，迈着四方步，摇头晃脑地走进怀仁堂。突然间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才嗅出一点异味，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行动组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鼓起一双鼠眼，环视厅内，大概还想寻找自己的位置吧。一看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座位，正襟落坐的叶剑英目光严峻，冷冷地逼视着他，巍然直立的华国锋，满脸怒气，正等待发作。
张春桥彻底明白了，自己已作了“阶下囚”。他正想鼓起如簧之舌来声辩，只见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
这位“军师”此时丢掉了装满阴谋诡计的黑皮包，什么计谋都不灵了。
他没有任何反抗，乖乖地被监护人员带出中南海，送到官园的地下隔离室。
正厅里的“会议”继续进行。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轿车，趾高气扬，刚跨进门，行动组人员便从横刺里走过来。他一看势头不对，立即端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使出造反派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便被制服。当被警卫人员带进正厅，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时，他预感到未日来临，再次像发狂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一下子将他推倒在地。随后，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不知什么原因，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混迹中国文坛，以笔杀人，自称“文元”的“无冕之王”被降格处置：第一，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候审；第二，没有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宣布的。当这个“金棍子”弄清怎么回事后，立刻瘫倒在地。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201 号。
此刻，为筹备“登基”大典忙乎了几天的江青，正穿着绸子睡衣仰靠在沙发上。她一边看着进口录像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睨视来客，厉声大喝：“你们是干什么的？！”
然而，她以往的“神威”已经不灵了。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带着两名女警卫跨进室内，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还未等读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摹地站起来呼叫：“来人啊！来人啊！”
但是，这个作威作福的孤家寡人早已众叛亲离，所有“201”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脸色发青，一下躺在地板上，声泪俱下：“主席尸骨未寒与此同时，“联络员”毛远新也被“隔离审查”。
祖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金秋之夜，长空透彻，星光灿烂。
玉泉山9 号楼，宽敞的大厅里，灯火格外辉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开始。华国锋、叶剑英向大家报告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消息。全场沸腾了！
第二天，旭日东升，朝霞万里。
叶剑英熬过十年浩劫最后一个不眠之夜，迎着曙光，大步走出9 号楼， 站在绿色的土地上，双臂伸向东方，呼唤着火红的太阳，展望着新的征途和美好的未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有多少紧迫而重要的事情需要尽快去做啊！
这一天，叶剑英将与政治局委员们继续商讨除旧立新的国家大计；这一天，中央将召开从上到下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这一天，叶剑英将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转告给长期被“软禁”
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同志、战友。
元帅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中华史册！元帅的热血和雄才，将继续奉献给共和国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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