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902 年11 月26 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从1919 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1926年秋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 年4 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 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 军的连、营、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1929 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 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 年8 月任第4 军政治委员。1932 年3 月任第1 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 年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 月任第8 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 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 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 年6 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 年1 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 月任第1 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政治部主任。1937 年9 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旱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 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 师政治委员，1939 年3 月初与陈光率115 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 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1 年8 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 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 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 年3 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 师政治委员、代师长， 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1944 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 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 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 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 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 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曾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9 年1 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 年6 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 年4 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 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 年6 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11 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1952 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于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60 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从1959 年12 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从1942 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 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1963 年12 月16 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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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同志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奔赴井冈山，直到建国后，历任我军各级政治工作领导者。他不仅以创造性地领导政治工作而称著于世，而且坚持原则，从严治军，沉着冷静，不畏艰险，率先垂范，善于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组织指挥了战役、战斗，长期带病工作，屡建功勋。此文只从要写他挥师山东、决战沂蒙的战绩。
东 进
天上，雪花纷纷，
地上，白雪皑皑。
罗荣桓率领115 师部队爬上绵山。
绵山，位于山西介休县东南。它像一位横空出世、饱经苍桑的老人，默默地俯视汾河流水缓缓南去。
罗荣桓向身边的陈光代师长说：“绵山虽然没有咱们长征时过的雪山那么高，可也有它出名的地方。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椎，曾和他母亲隐居在这座山上，晋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他就是不肯出来，结果被大火烧死。
所以绵山也叫介子山。”
罗荣桓、陈光等师首长顶风冒雪，走在队伍的前列。
由于部队中有许多新战士，没有长途行军的经验，因而出发前各级干部作了深入动员。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向新同志介绍了爬雪山的经验。为了防冻，每人还准备了一点生姜，有的还用破布包了脚。
这是1938 年的岁末，“八路军东进支队”挺进山东的序幕。
风雪弥漫，山路崎岖，到处是积雪。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狭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越往上爬，积雪越厚，鞋子全被雪水浸透了；越往上爬，山风越大，薄薄的棉衣早被寒风刺透，一直刺到骨缝里。这对爬过雪山的老红军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那些新参军的同志却感到精疲力竭，头晕腿软。
爬到半山腰，有的人就走不动了，特别是刚从延安到前方来的知识青年，更觉得支持不住，掉队的不少。
罗荣桓和大家走在一起，他虽然身体不好，还不断鼓舞部队：“爬上去就是胜利，爬上去才最好汉！”
从清晨爬到下午，115 师终于翻过绵山。到了避风处，有的同志倒在地上，想喘息一下。罗荣桓懂得，如果在山上休息，必定会冻坏。他亲自动员和督促大家赶快下山，并指示部队抓紧收容掉队人员。
雪停了，巍巍绵山，银装素裹，高耸入云。东进部队，象一股洪流，穿山越岭，奔腾向前。
此时，作为东进部队的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的心早已飞到山东抗日前线了。
八路军115 师进军山东，是根据1938 年9 月29 日至11 月6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而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
罗荣桓同志以115 师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我们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115 师作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山西转战1 年了。
原政委聂荣臻同志根据中央决定，率师独立团、骑兵营和几个连队，留在五台山地区，开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师长林彪在一次行军中，被阎锡山的19 军误伤，被送回延安治疗。原34 人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职务。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115 师已有3 批部队先期开赴山东。
第一批是由冀南进入冀鲁边区的343 旅685 团2 营，以后发展成永兴支队。
第二批由343 旅政委肖华带领100 余名干部再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出发前，罗荣桓政委向23 岁的肖华同志作了非常具体周密的交代，要肖华做好思想准备，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9 月下旬，肖华一行抵达冀鲁边区的东陵城后，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接着又整编了边区的部队，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
下辖2 个支队4 个团。
第三批是343 旅685 团开赴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在师部的窑洞里， 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向彭明治团长、吴法宪政委布置了东进任务。彭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参谋长。吴法宪只有23 岁，这是他们第一次远离师旅领导，去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斗争。罗荣桓叮嘱吴法宪：
“你还是个娃娃，第一次出远门，自己当家作主，可不容易呀。你们把这支队伍带过去，要不断发展壮大，可不要搞垮掉！”685 团于1938 年底抵达湖西后，改称苏鲁豫支队。
这次，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率领第四批开赴山东的部队，是115 师师部、师各直属分队和343 旅686 团。部队自晋西出发后，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翻过高耸的绵山，于1939 年元旦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罗荣桓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在战地相会，感到分外亲切。罗荣桓与师部的几个同志到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还亲自下伙房，操起菜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朱总司令特地到115 师驻地看望部队，还给干部们作了一次形势任务报告。他说，你们这支部队要成为我党在山东的骨干，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
罗荣桓率115 师主力向山东挺进后，徐海东旅长带344 旅，继续配属129师，留在晋冀地区作战。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部队合编为115 师独立支队， 由343 旅参谋长陈士榘任支队长，暂时留在晋西，开展敌后游击战。
1939 年新春时节，东进的115 师穿过莽莽太行山，进入华北大平原。
瑞雪纷飞，一望无际的原野平展展、白茫茫。许多山区来的同志见到这样壮阔的景象，不禁欢叫、跳跃起来。罗荣桓政委也为投身这一新的天地而感到鼓舞。
傍晚，大雪下个不停。部队来到平汉路西侧的一个村庄。村庄很大，有百多户人家，四面筑有很高的围墙。原计划师司令部在这个村子宿营。由于群众对部队不了解，虽然师里派出工作组喊话、叫门，但村寨大门始终紧闭，寨子里的“红枪会”武装还向村外打冷枪。
天寒地冻，风雪交加。有的同志等得不耐烦了，见里面打冷枪，一着急，便想硬冲进去。罗荣桓政委严肃地对大家说：“群众不让我们进村，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群众宣传我军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决不能和群众为敌。”他随即命令部队在村外露营。
围墙脚下，小树林里，支起了简易帐篷。
战士们蜷着身、搂着枪，眯起眼睛。
雪花纷纷扬扬，营地很快变成一片白色。
寒夜中，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万簌无声。
偶尔，村里的老人登上墙头，张望一下。
第二天清早，罗政委又组织部队向群众喊话，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宣传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抗日军队。群众见部队夜里没打扰村子，冒着风雪露营，秋毫无犯，很受感动。不久，寨门打开了，村民们把部队请进去，帮助做饭、烧水烫脚，腾房子让部队休息。罗政委立即组织部队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理发、看病。村里热闹起来。
“红枪会”还主动向部队介绍了附近日军活动情况。
下午，部队要出发了。罗政委又问部队，住户的柴草捆好了没有？借老百姓的东西还了没有？当得知一位老乡送来一碗肉稀饭给病号而不肯收钱时，马上派人把钱送到这位老乡手里。
村里特意为部队筹集了一批粮食。
全村老少冒雪到村口为部队送行。
“红枪会”给部队派出向导。
部队顶着飞舞的雪花踏上征程。
越过冀南、豫北广袤千里的土地，东进支队到达黄河岸边。由于蒋介石在1938 年6 月日军进攻时，只顾逃跑，慌忙炸开了郑州东北花园口大堤，致使黄河改道，下游河道干涸，已不成为障碍。部队以行军纵队踏着还未苏醒的河床，一跃而上黄河南岸。同志们风趣地说：“一天经过3 个省，走过黄河没湿鞋。”
一过黄河，部队就踏上了山东鄄城县境的土地。这天，是1939 年3 月1日。
战士们风尘仆仆，马不停蹄。
罗荣桓政委擦擦眼镜，回头遥望干涸的黄河。
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 多里，穿过4 个省区，115 师主力终于从山西挺进到山东。
一路上，罗荣桓都在研究山东的情况。
东面突向大海、西面连接华北腹地的山东，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虽有10 万大军，竟不战而逃。
在山东尚未沦陷之前，中共山东省委曾领导了气势磅礴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为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以后，中央派郭洪涛和张经武先后率两批军政干部到达山东。省内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原省委书记黎玉任政委。进入1939年，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将主要兵力转移敌后，山东局势迅速恶化。日军对我军加紧了进攻，而对国民党则加紧实行政治诱降。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以后，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纠集山东顽固势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与我军摩擦。
115 师部队分批进入山东后，担起了力挽危局的重任。罗荣桓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山东根据地，是不同于红军时期的一场全新的斗争，需要冷静的分析、周密的计划和灵活机动的指挥。只有在山东扎下根，打开局面，才能与晋察冀和晋冀豫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演出一幕幕敌后抗战的精彩活剧。
罗荣桓面临的，不仅有优势日伪军的强大压力，还有国民党集团的极力排挤。日前，国民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排斥和压迫。在山东成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东北军51 军军长于学忠为总司令，下辖51 军、57 军、89 军及山东、苏北各地方部队。并要八路军在该区的游击部队归其指挥，而且要115 师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建制。国民党妄图排斥我军，控制整个鲁苏地区，同时挑拨我军与东北军的关系。
独立自主，顽强斗争，这是党中央制定的方针，也是罗荣桓的坚定信念。
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的：“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115 师挺进山东，正是照此行动，先斩后奏。
部队到达的运河以西地区，虽有我党的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没有我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弄得民不聊生。
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决定，首战樊坝，务求告捷，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当地群众的热切期望。
日军侵占郓城后，驻扎在城里的汉好县长刘本功，一贯胡作非为，他的1 个保安团，驻在郓城西北的樊坝。这是刘本功的主要支柱。团长刘玉胜和他是叔侄关系。
686 团团长兼政委杨勇受领任务后，立即进行战斗准备，在全团进行了争取打好人鲁第一仗的政治动员。
3 月3 日晚上，部队冒雨向樊坝急进。
战斗打响，伪保安团乱成一团，仓惶抵抗。经激烈战斗，我军勇猛冲进敌人据守的围寨，全歼守敌，生擒伪团长刘玉胜。驻在樊坝西南团柳树的刘玉胜的第4 连，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听从我军规劝，携带5 挺机枪和全部武器，光荣反正。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我军在鲁西声威大振。人们在鲁西平原争相传告：
“老八路来了！”
在师部，罗荣桓亲自审问了刘玉胜。
刘玉胜是本县人，以前曾在宋哲元部队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山东沦陷后，刘本功当了汉奸保安司令，拉着刘玉胜当了伪军的团长。
刘玉胜的岳父在樊坝战斗中被子弹打伤，我军医务人员精心为其医治，刘玉胜深受感动，有些悔罪的表示。
罗荣桓与刘玉胜谈了1 个多小时。然后把杨勇找来，沉思了一会说：“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
刘玉胜得到宽大处理，对我党我军感激涕零。后来，他写了一份《告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很大。以后，他拉起数百人的队伍，投入抗日洪流，并正式编入115 师杨勇独立旅。
樊坝一仗，吓得汉奸刘本功龟缩在城里，再不敢乱动。
久旱的鲁西大地，迎来了春雨。
老八路的威风
在师部院子里，罗荣桓坐在小凳上，戴着缺了一条腿的眼镜，拿本《水浒传》，看得津津有味。
盛夏的鲁西，干燥少雨，热气蒸腾。罗荣桓没有顾及鼓噪的蝉鸣，摆动芭蕉扇，胸中似有一股怡神的凉气。
进入梁山地区后，部队迅速展开工作。
115 师独立旅已经正式组建。杨勇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团是在原686 团3 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长周海滨，政委戴润生；2 团是在原师直的两个连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国华任团长兼政委。
这天是8 月1 日，人民军队建军的日子。师部驻地正在搭台子，战士们早就排练好了文艺节目，准备召开庆祝大会。
突然，地方情报站送来消息：有一股日军已从汶上县城出动，正向梁山而来。罗荣桓和陈光代师长立即通知部队准备行动，并派出作战参谋和侦察员继续侦察敌情。
原来，这股出来“扫荡”的敌人是日军第32 师团的1 个步兵大队。领头的少佐大队长叫长田敏江。此人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据说是日本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还受过天皇的召见。他的大队于5 月初离开东京，从青岛登陆，然后经济宁到汶上县驻防。这次他率领的大队和伪军共400 余人，携带两门重炮，一门步兵炮及10 多挺轻重机枪，于1 日凌晨偷偷上路，走了一天，8 月2 日经靳口过运河，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获悉来敌的准确情报后，罗荣桓迅速作出判断：这股敌人孤军深入梁山，没有后续部队，附近也没有可以依托的敌人据点，显然是骄气十足，没有把我军看在眼里。我师部这里虽然只有1 个营的兵力，但到处是青纱帐，可以隐蔽行动，打敌伏击。梁山以南20 多里，还驻有杨勇独立旅的1 团，可以调来参战。
罗荣桓一摇芭蕉扇，走到墙头的军用地图前。
瘦高个的陈光代师长已对着地图思考许久。他再次用手指一閺一閺地量好靳口至梁山的距离，转身对罗荣桓高声说：“吃掉它！送上门来的敌人，绝不能让它跑掉！”
两位指挥员意见一致：我军兵力虽达不到孙子所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的数量，但士气高，打游击战有经验，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完全有可能消灭这股敌人。
作战命令很快就下达了。师部特务营的两个连担负设伏任务。师骑兵连担负机动任务。独立旅1 团率3 营以急行军赶赴战地加入战斗。
罗荣桓又把各参战单位的指挥员找来，一起去看地形。
陈光有点焦急：“地形不是看过了吗？”
罗荣桓指着桌上的闹钟，笑笑说：“时间来的及。敌人拖着重炮，大热天行军，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这。战前让大家再熟悉一下地形，有好处。”
罗荣桓和陈光骑上马，带队沿梁山下东西大道两侧转了一圈。选定前集附近为伏击点，梁山脚下的小树林为骑兵隐蔽位置。
战斗前，罗荣桓向集合列队的特务营亲自做动员。他沉着有力地说：“我们进入鲁西，是为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这里的群众，受日伪的祸害，生活得很苦，对我们还有顾虑。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我们就能在鲁西平原站住脚、扎下根！”
在梁山老虎头下面的一个小庙里，开设了师指挥所。
部署完成之后，即由陈光代师长负责指挥战斗。罗荣桓政委又拿起《水浒传》读起来。
旁边的一个参谋，看到罗荣桓面临强敌还在悠然自得地看书，不免有点惊讶。
罗荣桓问那个参谋：“你看过《水浒传》没有？”
“小时候看过。”那参谋说。
罗荣桓笑笑说：“在梁山看这本书，别有兴味。咱们现在都成梁山好汉啦！今天要劫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生辰纲，而是日本军阀的大野炮。”
那参谋也笑了，问：“水泊梁山，应该是山高水阔。怎么眼前就几个小山包？”
“写小说嘛，总要夸张。”罗荣桓望着身旁的山头，“也许是年代久了，沧海变桑田吧？”
太阳当头，天空没有一丝云。树木、庄稼笼罩在热浪中，一动不动，格外闷热。
在前集附近的高梁地里，埋伏着待机歼敌的部队。战士们睁大眼睛，紧握钢枪，流着汗水，静静地等待着。
靳口方向的大道上，慢慢升起一团烟尘。敌人走过来了。
步兵、骑兵、骡马炮兵排成长长的一列，稀稀拉拉。前面没有尖兵，两翼没有掩护人员。在一面耷拉着的太阳旗旁边，长田敏江大队长骑着高头大马，眯着小眼，趾高气扬。那副骄横的神态，不像是在充满敌意的异国地域里冒险上阵，倒像是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检阅。
“死到临头还不知道！”伏击战士小声骂着。
罗荣桓和陈光爬上山坡，端起望远镜。
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陈光代师长发出攻击命令。
枪声骤起，我伏击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冲散了步兵，牵引火炮的骡马挣不脱僵绳，乱蹦乱叫。
长田敏江也一下子从惊马上掉了下来。
混战中，我骑兵冲出树林，闪光的马刀威震敌胆。
厮杀了一阵，长田才清醒过来，匆忙整理残军，命令炮兵、机枪抢占阵地，组织火力抵抗，然后向梁山西南方向窜去。天黑以后，精疲力竭的敌人，到达独山庄露营。
及时赶来的独立旅1 团3 营和师特务营，包围了独山庄。
师指挥所移至郝家山头。
二更天，梁山上的松林呼呼乱响，有风无雨，天气比白天还闷热。
独山庄败了头阵的日军疲惫不堪，上半夜还勉强加哨戒备，下半夜便松懈下来。
按照罗荣桓的命令，在敌人最困倦的时候，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惊魂未定的敌人仓惶应战，凭借街巷拚命抵抗。激烈的逐屋争夺持续了1 个多小时。在我军手榴弹和刺刀的威风下，残敌节节败退，最后龟缩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骡马店大院里。敌人在四周院墙上挖了许多枪眼，用密集的火力阻挡我军。这时，天快亮了。敌人固守待援。我军久攻不下。
在这关键时刻，罗荣桓坚定地支持陈光的战斗决心，他命令独1 团火速派一个干部到指挥所来。团政委戴润生赶到后，罗荣桓听完他的汇报，说：
“敌人是孤军深入，遭我打击后伤亡惨重，企图固守待援，但是郓城、汶上敌人兵力空虚，如果临时调集援兵，最快也得中午才能到达。师部已派出骑兵侦察敌情，你们放心打，不要顾虑敌人增援，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争取10 点以前全歼残敌！”说完，他又用坚定的目光望着戴润生说：“兵书上说过，两强相遇勇者胜！”戴润生受命后飞快返回前沿阵地，传达了罗政委的指示，同团长周海滨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立即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
随后，罗荣桓又来到前沿指挥所，告诉特务营指挥员：“要发扬勇猛顽强的精神，不顾一切地消灭敌人！房子打坏了，战后再赔偿。”
火线部队临时分成投弹组、作业组和火力掩护组。在火力组掩护下，作业组抵近院墙挖孔，爬上房顶刨洞，投弹组往里扔集束手榴弹。
枪弹轰鸣，火光冲天。日本兵发出绝望的嚎叫。
天亮了。这般来犯之敌除少数被俘外，大部被击毙。
在一个凹地里，领队的长田敏江满身污泥，血迹斑斑，散发出一股尸臭。
梁山歼灭战，打出了老八路的威风，群众振奋，敌伪吃惊。附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拉着西瓜、猪肉来慰劳我军。人们纷纷赶来观看我军缴获的两门大炮。不但老百姓，许多战士也是头一回见到这样大的火炮。拉炮的洋马被打死了，向老百姓借了十几头牛套上拉，可是大炮摇来摆去就是不上路。
有个侦察员跑来说：“我看鬼子拉炮时，炮口是朝后的。”经他这么一提醒，才把大炮拉走了。
不久，中央军委向参战部队来电祝贺。蒋介石也发来嘉奖电，送来3 万块钱表示慰劳。
部队打扫战场时，捡到1 副眼镜，送给了罗荣桓政委。罗荣桓戴上试了试，眼前果然景物分明，一清二楚。他笑起来：“这眼镜好象是专门为我配的。”
力挽狂澜
1939 年秋，微山湖上风起云涌，浊浪排空。
柱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湖西边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肃托”事件。不过1 个多月，有几百名党员、干部，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关押起来。
约300 人被无辜杀害。
这股浊浪，是由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少数人掀起来的。8 月，湖边地委干校学员毕业，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干校处理这件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魏定远被调到地委来，王须仁亲自审讯。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托派组织的？”
托派组织是什么？魏定远莫名其妙。
“你是怎样煽动学员闹事的？”
学员要求回乡工作，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你们组织里都有谁？”
怎么？自己竟成了反党组织成员？魏定远大吃一惊。
王须仁非要审出个结果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吊起来，打，架杠子，压。皮肉难忍，屈打成招。魏定远成了湖西地区的首名“托派”分子。第一批“托派”名单列出来了。
“肃托”这一套，并不是王须仁的个人独创，他手里持有上级发来的护符般的“肃托”小册子。“托派”本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派别，30 年代的苏联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有许多无辜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在中国，虽出现过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但抗战期间，并没有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可是，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
1938 年1 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了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这篇长文被印成小册子，流向山东，流向湖西。心怀叵测的人以此掀起浊浪，有恃无恐。
真诚善良的人对此恐惧不安。
微山湖的浊浪开始扩散。
浊浪带着一种捉摸不定的神秘色彩。
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4 大队政委王凤鸣推波助澜。
王须仁老奸巨滑，王凤鸣野心勃勃。两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打着“肃托”的幌子，干起陷害同志、滥杀无辜的勾当。“托派”越肃越多，范围越来越大，“逼供信”越来越严重。不仅一般干部被咬成“托派”，而且湖西区党委9 名常委，除了书记白子明以外，其他如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组织部长郝中士、青年部长孙衷文和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都被诬陷为“托匪”抓起来。
王须仁故作惊慌地请示王凤鸣：“查出这么多坏人，这可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反必肃嘛！”王凤鸣胸有成竹地说：“托派跟汉奸一样，是抗战的敌人。当了人民公敌，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
在所谓敌情紧张，上级指示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借口下，王须仁开了杀戒。
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分散在陇海铁路南面和离微山湖较远的边沿地区，湖西只有4 大队。“肃托”的恶浪很快卷入4 大队。许多干部被审讯， 一些经过红军长征的营连干部，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抓起来。有一次，344 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队路过4 大队驻地，听到4 大队在夜间杀人，感到有问题，便问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4 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梁兴初负责军事工作，不了解“肃托”的具体情况。他给王凤鸣提了意见，王凤鸣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秘密联系，突然把梁兴初逮捕起来。
9 月18 日，“两王”操纵召开了公审大会，贴出谎称“奉中共中央命令” 的布告，杀害了一批干部！
独揽湖西边区党政军大权的王凤鸣自命不凡，为所欲为。
关在深宅大院里的一批“囚犯”危在旦夕，翘首远望。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劝阻不成，向115 师发出急电。
在湖西“肃托”事件的危急关头，罗荣桓政委从鲁南飞马而来。
他是在接到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同志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同志的电报后，得知湖西“肃托”严重情况的。王凤鸣和王须仁独揽大权，乱捕滥杀，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115 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罗荣桓同志立刻查觉这是一股逆流，是违背放手开展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的，他决定亲自出马，当机立断，扭转危局。在师部召开紧急会议后，罗荣桓马上打电报，令王凤鸣立即停止捕杀，同时将杨得志的电报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罗荣桓决定几人同行。出发前，罗荣桓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在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
齐鲁之秋，云雾蒙蒙，寒风习习。罗荣桓一行昼夜兼程，马不停蹄。
为了防止意外，罗荣桓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都带上了，并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同时，又电告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原师保卫部长），让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指示。
从鲁南到湖西，要跨越津浦铁路，渡过微山湖，通过日伪严密的封锁线。
罗荣桓惦念着梁兴初、郭影秋等被关押同志的生命安全，心急如焚，飞驰如风。他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部署沿途警戒，绕过敌人据点。
山东抗日根据地，艰难创业，来之不易。罗荣桓对此深有体会。在湖西这个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地区，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曾发展到5000 余人，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大队。1938 年冬，由115 师685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激战两小时，消灭丰县以北王献臣伪军800 余人，又顽强阻击了增援日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湖西人民欢欣鼓舞，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以后，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合编，苏鲁豫支队发展到8000 余人，并在陇海路以南地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与在淮北地区的彭雪枫纵队打通了联系。这些蓬勃的抗日局面是广大干部群众流血奋斗换来的。现在，王凤鸣和王须仁等少数人独揽“肃托”大权，不请示不报告，骄横跋扈，陷害同志，把个好端端的湖西抗日政权几乎摧残，把许多同志浴血牺牲打开的抗日局面几乎断送，怎不叫人痛心、焦虑、愤怒！
一路上，罗荣桓向随行的同志讲述了红军时期打“AB 团”的历史教训。
郭洪涛、张经武同志早就听说，在苏区打“AB 团”时，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搞肃反斗争时，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就曾极力制止无凭无据乱捕乱杀的错误做法，并尽力挽救了一些被冤枉的同志。“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此后便流传开来。
赶到微山湖东岸时，4 大队2 营长江燮元率部过湖来迎接罗荣桓。江燮元是经过长征的685 团的老同志，黑瘦的脸庞。当时4 大队一批营以上干部， 被王凤鸣以“托匪”的罪名关起来了。罗荣桓问江燮元：
“你为什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大惑不解。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
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叮嘱说：“你们暂时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他看到沿途村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十分气愤。深知后果严重。
到了4 大队驻地，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驻扎在附近一个村上，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并把保卫部的干部分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实真相。随后，派朱涤新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两人来汇报，罗荣桓和郭洪涛分别与他们谈话。
王凤鸣在湖西半年多，唯我独尊，一意孤行。他以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自命不凡。但他参军时，罗荣桓已是红军的军团政治部主任，是个令人崇敬的人。从接到罗荣桓要亲赴湖西的电报，王凤鸣就坐卧不安。他心怀鬼胎，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双眉紧锁，从眼镜后面射出威严的目光。王凤鸣行了个军礼，赶紧低下脑袋。他递上早就准备好的材料，打算蒙混一阵。罗荣桓一眼就看穿，那些材料不是原始的审讯记录，而是为了应付他重新编写的。罗荣桓胸有成竹，他知道王凤鸣那条脆弱的防线只要突破一点，就会全线崩溃。他不屑看王凤鸣编造的那些材料，也没有听完王凤鸣那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词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又进一步追问：
“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罗荣桓声色俱厉，连声质问。
王凤鸣招架不住，慌了手脚，低头承认。
罗荣桓怒不可遏。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
“王凤鸣！你搞的什么鬼名堂？！你抓人，杀人！不请示，不报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你毁掉了湖西这抉抗日根据地！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王凤鸣一下子泄了气，失了魂，瘫在椅子上。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严厉批评了那个不敢坚持原则的区党委书记。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郭影秋同志。梁兴初同志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双手说：“罗政委啊，你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说明这次是专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勉励他养好身体，好好工作，重新整理好部队，准备反击敌人的“扫荡”。
在罗荣桓到达的前一天，王须仁还在加紧审讯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罗荣桓到来后，立刻为他松了绑，亲切地说：“郭影秋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个好同志。”
郭洪涛严肃而又热情地对郭影秋说：“你不是托派！你还是中国共产党湖西区党委的委员！”两天以后，郭影秋就为了恢复湖西的局面，忍着伤痛去国民党的丰县县政府搞统战工作。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决定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被捕人员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
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蒙受冤屈的同志开会，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
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115 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罗荣桓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
微山湖的浊浪平息了，但由此生成的涟漪却在罗荣桓心头久久回荡。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同志，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叫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亲笔审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很快恢复了工作，暂时由区党委书记和郝中士、郭影秋3 位同志负责。曾被关押的同志迅速返回原地，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对负责同志被害了的地方，又委派了新的负责人，罗荣桓亲自与他们谈话，交代任务。并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调动干部，尽快恢复湖西根据地的全面工作。
12 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同时，召开师直干部会议，报告了湖西事件的经过。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深刻记取了这一严重教训，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特别强调了要克服锄奸工作中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倾向。
先后几次纠正了山东一些地区出现的“肃托”
问题，解脱了一批受牵连的同志。
在三角斗争中
鲁南。抱犊崮山区。大炉村。
周围层峦叠蟑，村头林茂叶黄。深秋时节，万春圃庭院仍似一派春光：
陈酒散发醇香，菜肴飘着热气，炖羊头、炒羊肚、涮羊肉，十几个羊什菜。
开明士绅万春圃以全羊席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罗荣桓政委。
在敌、伪、顽、匪和反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鲁南山区，罗荣桓率115师为创建抗日根据地，选定大炉村为立足点，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
万春圃性情豪爽，讲究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我们党有接触。苍山暴动时，他曾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他的3 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下，万春圃掌握着临沂、郯城、费县、峄县4 县边联办事处的大权，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万春圃举杯敬酒：“罗政委、陈师长一路辛苦，愿为两位将军洗尘。”
罗荣桓点头答谢：“一致抗日，鲁南方有希望。”
115 师司令部，在万春圃热情邀请下，暂时住进他的家中。起初，万家的人总是躲避着，不敢接近这个戴眼镜的“大官”。罗荣桓就主动和他们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亲热起来。
万春圃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到罗荣桓屋里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的发展历史。万春圃看到，罗荣桓经常教勤务员认字、写字，当马生病时，亲自动手和饲养员一起给马灌药。他还听说，勤务员行军时脚上打了泡，罗荣桓亲自给勤务员挑泡、擦药。面对穿着几乎褪成白色的粗布军衣，盖着打了几个补钉的旧棉被的罗荣桓，万春圃常常称赞说：“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
万春圃的妻子，看到罗荣桓有时也和战士一样吃煎饼卷咸菜，觉得很过意不去。她知道罗荣桓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有一天，她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政委端去。小王不肯收，万春圃的妻子说，这是万三爷和他们家的一点心意，非要小王送去。罗荣桓吃饭时看到桌子上摆着香喷喷的辣子鸡，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当他知道这是万春圃家特意给他做的，立刻让小王用他的津贴费买点东西酬谢万家。并叮属小王给万家讲明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荣桓说来，这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但是在万春圃一家人看来，这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万春圃的妻子十分感慨地说：“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欺百姓，打骂当兵的，谁见过像八路军这么好的部队。”万春圃也常说：“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
在罗荣桓的影响下，万春圃抗战的决心更强了。他把苦心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有几百条枪、几万发子弹、并有迫击炮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交给罗荣桓指挥。1940 年3 月22 日，正式成立了八路军临郯费峄4 县边联支队， 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抱犊崮山区远离其他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犬牙交错，各霸一方。罗荣桓在分析各种政治势力时，认为孔昭同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18 岁时中秀才，以后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使。北伐战争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出来。“七七”事变后，当日军猖狂南侵、韩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与当过阎锡山的师长和军长的杨士元，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
1938 年冬，他的把兄弟、进驻沂蒙山的国民党第10 军团军团长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6 师，委任他当师长。孔昭同部号称3000 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沂水、费县之间，威胁津浦铁路中段，而这个地区是我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
罗荣桓对孔昭同本人的情况也作过深入的分析。孔昭同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日军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带，跋山涉水，在滕县北部和东部，为组织武装抗日而奔波。他聘请在滕县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彭畏三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济宁当过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早在抗战前就与一些共产党员有接触。
115 师到鲁南以后，彭畏三作为孔昭同的代表与我军联系，罗荣桓曾与他深谈过多次。
一天晚上，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请彭畏三吃饭，由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作陪。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再次阐明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彭畏三对我党坚决抗战表示钦佩。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石友三虽然走了，但是被国民党任命为鲁苏战区司令的于学忠和鲁南的国民党专员张里元对孔昭同还很有影响。罗荣桓深知，要孔昭同完全站在我党一边，是不能急于求成的。
罗荣桓诚恳地对彭畏三说：“驱逐日寇，国人有责。我们希望能与孔师合作抗日。孔师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来的地区活动。双方可先加强联系，增进了解。”
一块石头落了地，彭畏三连连点头称道：“八路军肝胆照人，孔师长一向佩服。如能派1 名干部到师里去任政治部主任，孔师长将不胜感激。” 罗荣桓指着旁边的黄玉昆说：“他很年轻，读过书，经过万里长征。今年3 月，他曾指挥夜老虎连，主攻樊坝，负了伤。不久前到鲁南参加了反‘扫荡，战斗。他去怎么样？”
彭畏三一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跟彭畏三离开115 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希望以后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如果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黄玉昆到职以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同他联系。
与此同时，罗荣桓还通过另一条线，在做争取孔昭同的工作。
当时，孔昭同手下有3 个旅，第2 旅旅长董尧卿，在旧军队中从士兵一直当到旅长。失意后回滕县老家，结识了共产党员何一萍、朱道南、郭子化等。抗战爆发后，他与他的弟弟董一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杨士元、孔昭同的部队中工作。115 师到鲁南后，董尧卿立即与我军联系，孔昭同也派他和孔的秘书长刘元甫，带着大批慰劳品来慰问我军，要求与我军合作抗日。
115 师应董尧卿的要求，先后派了周乐亭和曹正之去董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曾亲自接见董尧卿，给他讲解国内外形势和我党我军政策，并通过他给孔昭同做工作。
1939 年12 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直在滕县一带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等蠢蠢欲动。孔昭同师的第1 旅旅长刘昭汉， 也暗中与日伪和国民党勾结，离间孔昭同与我军的关系。这时，罗荣桓刚从湖西回到师部，他与陈光分析了鲁南的形势，决定派686 团等部队，首先打击在鲁南对我军威胁比较大的申宪武部，煞煞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同时决定，将董尧卿旅先编入我军。罗荣桓亲自向黄玉昆和周乐亭布置了这一任务。
在我军严厉打击下，申宪武狼狈逃跑，他手下的两个团被董旅消灭。后来，686 团与董旅合编为鲁南支队，686 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
罗荣桓通过黄玉昆、董尧卿和彭畏三等，不断地给孔昭同做工作，使孔昭同与我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董旅编入八路军以后，孔昭同主动取消6 师的番号，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有一天晚上，他把这个决定告诉黄玉昆，并且选派了10 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赶回115 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汇报。
经上级批准后，115 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115 师曲、泗、邹、滕、费5 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自率领他的人马，到115 师驻地接受委任。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 1940 年11 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和陈光、肖华联名送了挽联，赋词：“孔老先生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不惜任何牺牲英勇奋斗，齐鲁人士应该坚持反投降反内战发挥伟大力量抗战到底。”
初步打开鲁南抗日新局面，115 师在喜庆气氛中迎来了1940 年新春佳节，驻地张灯结彩，春日融融。
除夕之夜，师作战室人影摇动，罗荣桓和陈光正在主持攻打白彦的作战会议。
陈光代师长向大家说：“盘踞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顽固透顶，不但不听从我军劝告，还与日伪勾结，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为了向北发展，打通与沂蒙山区的联系，师里决定打掉孙鹤龄！”
686 团是攻打白彦的主力。罗荣桓叮嘱张仁初团长：“拔掉白彦这个钉子是要费周折的，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咽喉之地，你们思想上要准备与敌人作反复争夺。”他还向张仁初交代：攻下白彦以后，要立即彻底平毁敌人留下的一切防御设施，加紧现场练兵，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罗荣桓特别强调，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夺取和巩固白彦。
大年初六，大雪纷飞。
罗荣桓与陈光率师部向白彦进发。
苏鲁支队和苏鲁豫支队胡（炳云）田（维扬）大队同时开赴战区。
两天行军一百多里，师部进至白彦西南的柴胡。
2 月14 日，张仁初指挥686 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占白彦。
原来伪镇公所门前，挂起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开仓济粮，当地群众兴高采烈，一些受骗逃走的纷纷返乡。
孙鹤龄苦心修筑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根据罗荣桓的预先交代，部队将工事全部拆除。有些同志还想不通：既然白彦是重要据点，为什么不利用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守呢？
3 月4 日，罗荣桓来到白彦，对大家说：“我们占了白彦，掐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喘不过气来，就要挣扎，争夺白彦的战斗很快就会开始。我们不能在这里和敌人死打硬拼，要准备撤出来，让敌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经过反复争夺，白彦终归会回到我们手里。”
果然，不过3 天，驻白彦西边城后据点的100 多日军，就反扑过来。由团长吴世安、政委王根培指挥的师特务团沿路设伏，敌人一触即溃。
日寇岂肯善罢甘休。3 月12 日，日伪军纠集700 余人，在孙鹤龄残部配合下，以分进合击战术再次进犯白彦。师特务团、686 团和苏鲁支队凭借白彦外围有利地形，沉重打击敌人后主动转移。工事被毁，水井被封，粮食不见，人影全无，进入白彦的敌人气得干瞪眼。
当晚，686 团一部突袭白彦。敌人立足未稳，无力坚守，于拂晓向西北方向逃窜。我军乘势追击。
气急败坏的敌人又调集2000 多人，从3 月19 日开始，向白彦发起第三次进攻。罗荣桓和陈光指挥各路部队英勇抗击，打退来敌。21 日清晨，敌人再度进占白彦。当晚，我军乘着朦胧月色，围住白彦，突然发起进攻，在街巷中与敌展开白刃肉搏。次日拂晓，由官庄驰援的敌人被我军击退。困守白彦之敌，遭到重创之后，施放了一阵毒气，夺路而逃。
115 师各主力团中，都设有防化勤务主任，并受过抗大防化专业培训， 因而未受敌毒气影响。
三战白彦，我军歼敌800 余人，缴获长短枪300 余支，鲁南军民大为振奋。我军向北面发展的障碍被扫清了，与我军做对的反动势力李以锦被吓跑了，热心抗日的孔昭同最后下定了归编八路军的决心。..
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迅速发展。
115 师和山东纵队相继编组了正规旅团。
山东各界联合大会成立了全省的政权机构。
日军把主要兵力转入我敌后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是1940 年的秋天，风云变幻，日伪军、国民党军和我军的三角斗争日益尖锐化。
罗荣桓洞察时局，他告诫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反投降反内战，准备力量粉碎反共势力的进攻与敌人‘扫荡’的配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要防止在严重局面下可能产生的失败情绪，另一方面要克服对目前时局麻木不仁的状态。”
9 月，驻鲁东北军57 军军长缪澂流与日军鹫津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 该军111 师师长常恩多与333 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率部发动了“九·二二”锄奸运动，解决了57 军军部（缪澂流逃脱），发表了抗日除奸通电。但是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在蒋介石支持下，不仅保护了缪澂流，而且加紧打击进步势力。
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2 月17 日，331 旅旅长、顽固派孙焕彩等，趁师长常恩多病重，扣押了万毅。留在该师的其他共产党员，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杀害。这时，东北军对我军的态度逐渐恶化。驻莒县的111 师、驻北沂蒙的114 师、驻费县的113 师，于四、五月间分别联合当地顽固派向我发动进攻或制造摩擦。
小山村里，煤油灯下，罗荣桓凝神运筹。
分化、瓦解、打击。
有理、有利、有节。
115 师各部闻风而动。
1 月中旬，邓克明率教4 旅反击湖西顽固派冯子固，收复丰县、鱼台间的十字河等地区，迫近微山湖西岸。曾国华率教导2 旅主力西越津浦路，反击鲁南顽固派周侗，攻克南阳湖与独山湖间之南阳镇。鲁南与湖西和华中的联系重新打通。
6 月，鲁南地区我军严厉惩罚了顽固派王洪九、李以锦部和东北军51 军的张本枝团（683 团）。这些在临沂、郯城、费县、峰县边区大肆烧杀破坏， 制造了包围我县政府、杀害我干部和群众的“四·二五”事变的反动势力从此威风扫地。
在此期间，罗荣桓、陈光还同朱瑞、黎玉统一部署山东纵队在胶东、清河、鲁中各区的部队，进行了反顽战役，严重打击了山东顽固派和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反共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山东中部，峰峦连绵，地形复杂，沂山、鲁山、蒙山等山崮耸立，形成鼎足之势的制高点。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和鲁苏战区总部汇集在这片群山之中。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他们的外围地区。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曾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过抗日活动。
此时在山东掌握东北军51 军和57 军，是鲁中的实力人物。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西安事变前后，曾与我党建立过友好关系。“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学忠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学忠既要服从蒋介石，而又效忠于张学良。他表示过：“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罗荣桓针对他的政治态度，同于学忠一直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
1943 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其嫡系部队第92 军，在军长李仙洲率领下，进入皖北，直指鲁西南。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急剧变化。
这时，山东我党刚刚实现了军事领导的一元化，罗荣桓除任115 师政委兼代师长外，还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肩负重任的罗荣桓几乎日夜守在作战室里，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变化。
李仙洲入鲁部队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喧嚣而来。其暂30 师师长路可贞率1 个团，作为先头，跨越陇海路，在砀山以北，建立立足点。紧随其后，142 师师长刘春霖率部，东渡微山湖，越过津浦路。
山东的顽固派蠢蠢欲动。鲁南惯匪刘桂堂倚仗刘春霖部，更加狂妄。
我鲁南根据地面临极大威胁。
各地伪军惴惴不安。
驻鲁日军为之一震：当年在山西忻县与李仙洲对阵，板垣师团痛失1 个旅团部，恨犹未消。时下，正是报仇雪恨之机。日军置李仙洲部的暗中联络于不顾，纠集1000 余乓力，配合坦克，向单县以南杀击。激战至黄昏，李部伤亡严重，转向微山湖畔。
面对复杂局面，罗荣桓沉着应对。山东分局年初即发出指示：李仙洲入鲁具有对敌对我的两面性。我们的政策是，仍以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他积极打击敌人；对其非友好的行为，多用政治斗争，非到万不得已，勿轻易反击。罗荣桓即令冀鲁豫部队在湖西配合92 军作战，从侧翼袭扰日军，并为92 军负伤官兵换药、用担架送回原部。我《鲁西日报》还发表社论， 向与日军激战的92 军表示慰问。
李仙洲仍很傲气：不能让共产党动摇军心。
换下反共不力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由主力部队李仙洲接替之，占住山东这个战略要地，这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一步棋。
很快，李仙洲挂上了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兼苏豫皖第一路挺进总指挥的头衔，原为于学忠所辖的地方武装新36 师（刘桂堂部）、暂12 师（赵保原部）、保安2 师（张步云部）也归到了李仙洲麾下。
于学忠并不示弱，以省政府（此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琉，是于学忠部的军长）的名义将所有小股地方军，统编为县、专区的保安部队，使李仙洲无机可乘。同时，对不听指挥的张步云，派兵予以讨伐。
执意挑起反共内战的李仙洲部，强占我滕（县）、峄（县、1960 年改为枣庄市）、费（县）根据地后，摧毁民主政权，焚烧抗属房屋，抢夺我兵工厂物资，活埋我工作人员，并公开宣称：“先打八路，后打鬼子”，要把八路军打到老黄河以北去。我鲁南抗日根据地原来即被敌伪和顽固派严重分割，现又遭李仙洲部的沉重压力，处境艰难。
欺人太甚，忍无可忍。
决不能让李仙洲在山东建立起反共基地。
决不能让浴血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得而复失。
罗荣桓深入分析了山东的严峻局势：李仙洲部在鲁南顽固势力鼓噪下已站稳脚根，极有可能向北抢夺天宝山甚至抢夺蒙山；倍受排挤、处境险恶的于学忠部对蒋介石的换马把戏，窝了一肚子火，正寻机发泄；日伪军和地方顽固派对鲁中山区垂涎已久，梦寐以求。在头绪纷坛的矛盾中，罗荣桓迅速抓住李仙洲这一主要矛盾。如果让该部闯进山东，反共势力将争相抬头，沂蒙山区将遭遇急风暴雨。必须在自卫原则下，适当集中兵力，予其迎头反击。
对于于学忠部，罗荣桓找到长期在东北军工作的我党工作人员郭维城，进一步作了详尽的调查。此刻，于学忠无心等待李仙洲作正式交接工作。罗荣桓分析说：“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按道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先走，这对我们可就有利了。”如果于学忠部先期撤走，而李仙洲部又被我顶住进不来，那么，于学忠部原驻的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宫（县）山区，我军可一举收复。当然，要严防日伪军和地方顽固势力乘隙而入。
顶住李仙洲，礼送于学忠，扩大根据地，防范日伪军。罗荣桓定下这样的决心。
6 月29 日，毛泽东、朱德同志复电：同意给李仙洲以坚决的彻底的打击。
7 月15 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山东分局：“一、同意你们对付干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摩擦仗均需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污蔑。”
果然，李仙洲部还在鲁西南徘徊时，于学忠即率部撤离防区，拂袖而去。
李仙洲叫苦不迭，急令各部展开进攻。于学忠部通过我防区时，按照预先商定，罗荣桓指示当地群众筹备粮草欢送。
但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不应有的事件：在于部经过坦埠、旧寨附近时，有些士兵不愿西去，我军有个连队看到他们装备好，弹药多，全是一色的“捷克式”步枪，于是就把他们留下来了。罗荣桓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立刻将人、枪全部送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政策和纪律观念，不要因小失大。电报发出后，他的烦恼心情，仍久久难平。
随着于学忠部的撤出，罗荣桓指挥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部队，分别向沂鲁山区和诸日宫山区展开大规模的进军。
在鲁南、鲁西方向，我军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7 月下旬，津浦路西的冀鲁豫军区集中6 个团兵力，开始反击李仙洲部的主力。
8 月中旬，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集中主力第3 团、第5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向李仙洲部实施反击。
9 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5 个团，于曹县阻击李仙洲部，毙伤敌2000 余人，俘敌6000 余人。
2 万余众的国民党主力92 军，遭我沉重打击，剩下不足8000 人。李仙洲垂头丧气，只得退回皖北。至此，蒋介石派李入鲁反共的一着，被罗荣桓逼成死棋。
反击李仙洲的同时，罗荣桓率部取得基本收复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战役的重大胜利，新开辟解放区2000 多平方公里，并使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乘机争夺鲁中山区的敌伪部队遭我重创。
国民党顽固派头子秦启荣竟与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厉文礼共居一巢，被我击毙。国民党中央社企图混淆视听，为此大肆叫嚣，污蔑“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
罗荣桓及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事实情况。几天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联名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发了一封“查复秦启荣事件”的电报。电报说：“查秦启荣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及山东三青团、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前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山东别动纵队司令。乃国民党在山东主要反共健将。..最近事件，发生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秦启荣亲率特务大队及所属各支队，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举进攻。我军激战十余日，始将该部击退，战后传闻秦启荣干此役阵亡。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污蔑，应予驳斥。”
蒋介石损兵失地，急得几夜睡不好觉。
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各地方顽固派惊慌失措、混乱不堪。
抗日烽火映红沂蒙大地。
罗荣桓异常兴奋，久治末愈的肾脏病似乎一下子好了许多。
严酷的较量
满山的寒风，遍地的落叶，1941 年的冬天，为沂蒙山区蒙上一层苍凉的景色。
日军的大“扫荡”开始了。
在沂南县留田附近一个小村庄的草屋里，正在召开关系沂蒙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
屋里挤满了人。罗荣桓、陈光、朱瑞、肖华、陈士榘等中共山东分局和115 师主要领导来了，师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了，师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也来了。陈士榘参谋长向大家介绍敌情。
这次，日军调动了第17、21、32 师团，独立混成第5、6、7、10 旅团的主力，配属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和第1 军各一部，以及各地伪军，共5 万余人，分兵11 路，采取“铁壁合围”、“全面包围滚推式”战法，向沂蒙抗日根据地直扑过来。
这是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敌人的企图很明显，是想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中枢，摧毁处于战略中心的我沂蒙抗日根据地。
情报接踵而至。
敌人在坦克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形成合围。
最近的一路敌人，离留田只有五、六里了。
南面的敌人，已和我警戒部队打响了。
一阵枪声，顺着山风吹过来。一会儿，几架贴着膏药牌的飞机，从低空嗡嗡掠过。草屋里气氛顿觉紧张。
扎着黄皮带、打着绑腿的罗荣桓，面对军用地图静静坐着。手中的枣木烟斗，不时吐出几缕烟雾。被敌重兵包围的，有115 师师部、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和党校共5000 余人，而战斗部队只有115 师1 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1 个特务连。
敌众我寡，陷入重围，形势万分危急。
必须选择有利方向，迅速突围。
罗荣桓放下烟斗，对大家说：“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亲自出马了，敌人野心不小。要保证我山东领导机关胜利转移，今晚必须突围出去。
大家研究一下，向什么地方突围比较有利？”
屋里一阵沉寂，桌上的马蹄表嘀嗒作响。在这严重关头，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也不能不深思熟虑。
“是不是向东突围好一些？那边敌人的兵力比较弱，突围后可以转到滨海根据地。”司令部的同志指着地图，打破沉寂。大家议论开了。有的提出向北突围，与山东纵队靠拢；有的主张向西突围，认为西面的群众条件好；还有的建议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因为那是115 师的老家。
在大家议论纷纷、举棋不定的时候，罗荣桓站起来，说道：“同志们考虑怎样突围，怎样保存自己，这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使群众少受损失，这就全面了。”
说着，罗荣桓用手里的烟斗指着地图作出分析：“东面，表面上敌人兵力薄弱，但有情报，敌人在沂河、沭河之间隐蔽了重兵，封锁了渡口，如果我们东去滨海区，正钻入敌人的口袋。西面，靠近津浦路，碉堡多，戒备严，不容易通过。北面，不但有大量日军，而且有国民党顽军，敌情不便掌握，容易受到敌顽夹击。从这3 个方向，即使突围出去，也远离沂蒙山区，敌人就可以大搞‘三光’政策，摧毁我们的老根据地，我们就要脱离群众。”停顿一下，罗荣桓提高噪门：“我主张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在坐的人吃了一惊。
“向南突围！”罗荣桓加重语气说：“插到临沂附近。不错，临沂是敌人的指挥部，据说，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也到了那里。但是，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区合围，临沂一带成了他们的后方，必然空虚。这样，我们插入敌人心脏，就能牵住他的鼻子，变被动为主动。”
出敌不意，直插临沂，跳出重围。罗荣桓以超人的谋略作出这大胆的决策。
这天，是11 月5 日。
与会同志很快接受了罗荣桓的意见。
罗荣桓把特务营营长陈士法等叫到地图面前，向他们仔细交代了敌人封锁的位置和我军突围的路线。哪里有隘口，哪里河流可以徒涉，哪里山头需要控制，罗荣桓心里好象有一幅沂蒙山区的详尽地图。
夜幕渐渐垂落下来，留田附近隐现着一座座漆黑的山影。山头上，日本兵点起了火堆，火光在寒风中不停地闪耀。刺耳的马嘶声、嚎叫声，随风传来。狂妄嚣张的敌人，自以为“铁壁合围”成功，只等天亮向我军发起总攻。
朦胧月色下，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战士集合完毕，等待出发。
罗荣桓在下午已向特务营下达任务：营长和教导员带领1、2 连作前卫； 副教导员带4 连居中，卫护机关；副营长带3 连殿后。他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强调了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在夜间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声响。
部队静默无声。
罗荣桓率领作战科、侦察科的同志，迈着坚实的脚步，从部队前面走过，先头出发了。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仿佛是去出席一次会议，而不像是带领几千人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大家倍受鼓舞，跟随罗荣桓，依次出发。
在敌人密集的封锁线上，罗荣桓选择了东西不到3 里的间隙，率部快速通过。夜深人静，层云遮月，周围一片漆黑。部队一个紧跟一个，背包上的白毛巾就是行动标记，谁也不愿拉开距离。沉默、疾步、跟进，微微的脚步声穿过沟底，爬上山梁。
迷茫的夜色里，山野沉睡了，但对垒的两军并未沉睡，山野中仍潜伏着一片杀机！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民兵向导。绕过一个山坡，前面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漆黑不见，躲闪不及，民兵一伸手，竟摸到日本兵的钢盔。擦肩而过，日本兵没有任何反映，原来他们有令，不到合围地点不得开枪。向导立即向后报告敌情，改道而行。
罗荣桓一行抵进公路。“啾，啾..”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这是尖兵发出的前进信号。三路纵队，轻轻地跑步跟进，不到1 小时，部队跨过公路，绕过张庄，静悄悄地跳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高里附近的叉路口，大队人马继续急进。路边，几个穿鬼子服的持枪而立，嘴里不断低声喊着中国话：“跟上！跑步前进！”原来，先头的侦察人员在这里与几个日本巡逻兵遭遇，干掉敌人后，一打扮，成了这般模样。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日军还在糊涂之过了高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罗荣桓命令部队折而向西，在临沂50 里外处宿营。天已发亮， 附近的临（沂）蒙（阴）公路上，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源源向北开去。部队隐蔽在村庄里，在软软的草铺上睡了个好觉。晚上，罗荣桓率部继续向西，经过诸满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这是敌两路“扫荡”部队的接合部，虽然四面敌情严重，师部仍很安全地转入休整。
一个师机关，几千人马，一夜长驱100 里，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根毫毛，突破敌军重围。罗荣桓神奇的指挥艺术，令根据地军民赞叹，也令随军行动的一位欧洲记者折服。他就是希伯，热情支持中国革命的德国友人。突围前，罗荣桓曾准备让他转移到安全地区去，他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战斗的事迹。”突围后，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兴奋地跑去找罗荣桓，赞扬他英明卓越的判断和果敢巧妙的指挥。希伯马上写了一篇战地通讯，题为《无声的战斗》，译出后发表在115 师的《战士报》上。
清晨，心野沐浴着霞光。
突围后的部队集合休息，大家紧绷了几天的心刚刚放松。乘马而来的罗荣桓走到部队中间，笑着说：“大家唱个歌好吗？”
带队干部有点不解。前天晚上在留田时，才发过不出声响、保持静默的命令。昨天在村里隐蔽宿营时，还严密封锁消息，不准人员外出，连村外哨兵都换成便衣。现在，部队还处在临沂敌人的眼皮底下呀！
“我来起个头。”罗荣桓不急于解释，便大声用湖南腔定下调子。部队跟着放开了歌喉。歌声回荡。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歌声刚落，罗荣桓便对大家说：“让大家唱歌，不单是娱乐一下。敌人不是找我们吗？我们唱个歌让他听见，告诉他有几千八路军，就在临沂附近，要抄他的老窝。把敌人从沂蒙山调出来，我们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罗荣桓心里，考虑更多的是沂蒙中心根据地。合围扑空的敌人，恼羞成怒，会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人民正面临空前的灾难。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同志决定率领师指挥所、特务营留下来，坚持反“扫荡”斗争，担任后续梯队，行动不便的师直、分局和省战工会的部分干部，则越过临费公路，经天宝山到鲁南，然后转至滨海地区。
为了调动敌人，减轻敌人对我中心根据地的压力，罗荣桓和陈光决定让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带队去袭击敌人。罗荣桓对黄国忠说：“敌人在蒙山北麓的垛庄一带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11 月9 日拂晓，黄国忠带着部队进入伏击地点。罗荣桓选的这个伏击点对我军非常有利：两面高山夹着深谷，谷里有条沙河，大道沿河边纵贯而过。
战士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把住南北山口。为增加声势，又把全营的号兵都调了来。
白天，刮起寒风，下起细雨。战士们衣服打湿了，趴在冰凉的岩石后面，等了一天，仍不见敌人的踪影。天色渐渐暗淡下来，黄国忠正在考虑是继续等下去，还是撤回去，这时通信员送来了罗荣桓的指示，要他们坚决等下去。
天傍黑，雨停了。正当大家等得心焦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接着，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影。敌人果真向我军布设的口袋走过来了。
毫无戒备的敌人，拖着牲口，拉着物资，零零散散地钻进我伏击圈。一发信号弹划破夜空，我轻重机枪喷出怒火，手榴弹飞向敌群，呐喊声、军号声震天动地。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乱作一团。
战士们乘势从山上直扑下来。
半个小时，战斗结束，300 多敌人被消灭了。部队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 迅速转移。
消息传到日寇指挥部，畑俊六总司令暴跳如雷。费了1 个多月的心机， 调动了5 万大军，本想一口吃掉八路军指挥机关，荡平沂蒙山区，很快向东京发出“赫赫战果”的捷报，没想到精心部署的“铁壁合围”连1 个八路也没围住，一夜之间，八路军便无影无踪，怎不叫人气恼。费县方向才发现八路的行踪，石岚又传来痛遭伏击的消息，如脑后挨了一棍，疼到全身。
一道命令，大批日军向沂蒙外围扑来。
罗荣桓随即率师部向沂蒙深处杀去。
沂蒙山中心地区遭敌残酷“扫荡”，群众看到主力部队打回来和他们一起坚持斗争，受到很大鼓舞。
敌人仍在四处“清剿”。
罗荣桓继续与敌展开周旋。
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贴住敌人，不即不离，隐蔽出没。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庄，我军就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下的开水，还是热的。
在与敌周旋中，特务营攥成拳头，在垛庄、旧寨、三角山等地连续出击，10 天内打了7 仗，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11 月29 日，带着辎重队的600 多敌人，进到肖家坪，其中日军1 个中队驻在绿云山。罗荣桓率师特务营和山东纵队2 旅1 个营，连夜突袭肖家坪。
经激战，歼敌300 余。绿云山的日军凭险据守，争夺激烈。特务1 连指导员光荣牺牲。半夜，附近据点的敌人赶来增援。我军烧毁、炸毁缴获的笨重物资，迅速撤出战斗。
估计敌人正疯狂寻机与我较量，罗荣桓命令各部尽快隐蔽转移。
师后梯队部分工作人员，转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事先据在那里活动的抗大一分校报告，那里没有发现敌情。然而，狡猾的敌人避开了我们的视线，正在那个地区布置一个准备合击我军的包围圈。
30 日拂晓，机关人员陆续开了进去，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受到敌人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不幸殉难。罗荣桓闻讯后，心情极为沉痛。他与朱瑞、陈光等同志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时失散的人员。不久，分散突围的同志大部分安全返回。希伯曾到延安和皖南、苏北的新四军驻地采访，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陈毅等同志。他不畏艰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罗荣桓专门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希伯遇难后，罗荣桓指示在滨海区的马鞍山烈士陵园，为这位国际友人竖了一块石碑，铭刻两行大字：“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当夜，部队收拢，进至东蒙山宿营。
敌人正在抓紧四处活动，情况仍很紧张。罗荣桓与陈光连夜研究敌情，决定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几个师领导各带一支部队，分散打游击。
夜深了。罗荣桓还在盯着地图，思考下一步的行动。突然，东北方向响起一阵枪声。罗荣桓告诉值班参谋：“通知各部队准备战斗！”
一会儿，周围敌情纷纷报告上来，枪声越响越急，子弹在夜空划出道道流光。罗荣桓迅速作出判断，敌人是有组织地进攻，必须尽快转移。他向部队下达了转移方向和集合地点，然后屏息听了听，对作战参谋说：“南边枪声很紧。你带警卫班快去增援，坚决顶住敌人！”
拂晓前，罗荣桓率部队刚刚转至邱阳附近，东面又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显然，这是一股狡猾的敌人，不能被其缠住，要及时甩开！师机关迅速绕过邱阳，转向西北而去。罗荣桓带着两个警卫员，策马奔向东面的五彩山。
天朦朦亮，跑到一个山口，只见山顶一群黑影，同时传来呼喊“喂！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
警卫员勒住马缰，反问一句：“你们是哪部分？”
问话的当儿，罗荣桓举起望远镜：黄军装、黄皮鞋，不是自己人！他对警卫员喊道：
“是敌人，快跑！”
掉头挥鞭，马蹄生风。当敌人的机枪子弹呼啸起来时，他们已转入一个弯道。
到了五彩山，天已大亮。在山上担任掩护的特务营1 个班，见到罗政委冒着敌火来到阵地上，又吃惊，又受鼓舞。
居高临下，周围山野景物分明。枪弹声、爆炸声，一阵阵在山里回荡，近处东大顶的敌人狂呼乱叫，远处云蒙山的炮声沉闷轰鸣。罗荣桓分析，敌人似已发现我们的主力，正调动优势兵力包围过来。他鼓舞战士们说：“敌人数量多，咱们地形好。大家沉住气，利用山上的大石头隐蔽好，等敌人走近了再打。”
十几门小山炮打响，轻重机枪吐出火舌，东大顶的几十个鬼子冲过来了。
罗荣桓掏出手枪，与战士们一起迎击敌人。弹雨横飞，手榴弹怒吼。鬼子倒下好几个，其余的在当官的督促下嗷嗷嚎叫。
“瞄准那个军官打！”罗荣桓告诉身旁的警卫员。
手起枪响，那个举着指挥刀的日本官应声栽倒。敌人乱了阵，夺路而逃。
敌人的第二次进攻也被打退了。
罗荣桓擦擦眼镜片，估计师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吩咐班长再坚持一阵，便跨上战马。
烽烟四起的沂蒙山野，留下一串清晰的马蹄声。
军魂所系
八路军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于与人民血肉相连，抗日根据地能蓬勃发展在于军民一心、同仇敌忾。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在领导115 师和山东军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中，为政治建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政治工作的巨匠。
1941 年8 月，罗荣桓在滨海的蛟龙汪主持召开了115 师政治工作会议， 全面总结了抗战4 年来115 师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作的主报告，是罗荣桓授意拟写并亲自审定的。
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报告接着说：
“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为什么以我们低劣的武器及装备能与武装到牙齿的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奋战4 年，并获得惊人的战果呢？这不说明别的，而正是说明我军政治质量之优于敌人；说明我军政治工作在4 年来全部战役战斗中起到了如何重大的作用。”
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罗荣桓非常重视连队的全面建设。他经常亲自下连队了解情况，召集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倾听意见，并且经常派政治部的干部深入连队进行调查，及时地摸准连队的脉搏。1942 年3 月和5月，115 师先后召开了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军事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连队基层干部，山东纵队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罗荣桓在会议期间就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而又简明的指示。他指出：
“政治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在连队进行党的工作和士兵群众的工作，主要职责是向战士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政治指导员决不能成为一个事务工作者，也不能代替军事行政干部的工作。要通过政治工作去加强军事行政工作，通过耐心的教育去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
“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的讲起。要用先生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战士。”
在连队政工会议上，罗荣桓遇见了曾在686 团给刘西元政委当警卫员的指导员冯顺武。罗荣桓亲切地问他，下连队以后工作会不会做，有什么困难。
当时，正是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如何巩固部队，防止逃亡，是连队指导员最关心也是最棘手的问题。罗荣桓对冯顺武说：“要当好指导员，首先要关心爱护战士。战士家属来了，你们连的干部要陪家属吃顿饭，叫伙房多炒两个菜。晚上站岗要找人替班，让战士有充裕的时间和家属在一起。战士感受到部队的温暖，心情愉快，在连队才能安心。”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号召，罗荣桓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模范党军的要求是：
一、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二、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
三、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
四、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在建设模范党军中，罗荣桓特别重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他在1940 年10 月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决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两个文件，对加强营连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干部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罗荣桓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经常教育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他自己随身带着毛主席写的两份文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抓紧时间，反复阅读，还用红笔划上重点部分，并在书页上密密麻麻地标出自己的学习体会。
在罗荣桓的倡导和带动下，115 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从1941 年5 月26日开始，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校开课，给党校和师直机关干部系统讲授《联共党史》。当时参加听课的肖华，记了3 万多字的记录。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大家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罗荣桓待人诚恳，态度谦虚，对同志和部属充满热情和信任，既像温柔敦厚的兄长，又像诲人不倦的老师。他最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响鼓不用重锤敲”。
在一次会议上，有位支队长和别人吵起来，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搞得全场哗然。
“你要干什么？有话好好讲嘛！”坐在会场上的罗荣桓，语气平静，然而份量很重。那位同志讪讪地把枪收了起来。罗荣桓接着把这位干部的历史，从在江西永新当学徒，到参军、入党，在红军中当连长、营长、代理团长，讲了一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培养起来的干部，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资本？！”他的批评和风细雨，然而严肃诚恳，句句切中要害，那位支队长低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脸上直冒汗。
有一天，那位支队长又和同级干部闹了别扭，背着驳壳枪，到了罗荣桓的住处。一进门就说：“罗政委，我跟你当警卫员吧！”罗荣桓一下就猜到了他的心思，不动声色地问：
“你知道警卫员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他答不上来。罗荣桓严肃地说：
“警卫员起码的条件是要遵守纪律，这一条你就不够格！”
“我跟着你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回去了。”
“不行，越是象你这样，越需要去好好锻炼。”接着，罗荣桓针对他的毛病，讲了搞好团结和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罗荣桓的批评很严肃，但是那个支队长感到很亲切。后来他成了很有威望的指挥员。 1943 年3 月，他在海上与敌人遭遇，英勇指挥战斗，不幸身中三弹，临终前他对身边的战友说：“我跟陈、罗首长工作了很久，你们把我的尸体抬到师部，让我最后见首长一面，我就安心了。”罗荣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
有一位团长，也是罗荣桓手下的一员猛将。他参加过长征，在攻占天险腊子口战斗中当突击队长。陆房突围时，他率领部队坚守肥猪山阵地，为掩护师部立了大功。一天出早操，团部的通信排长带操，有个通信员因为冻了脚跟不上队，被排长打了耳光。宣传队的同志给部队的小报写了一篇稿子，批评了这种军阀作风，其中有一句“这种军阀作风要不得，应该铲除它。”
通信排长看后以为是要铲除他，满腹委屈地拿着报纸去找这位团长。这位团长也没有细看就发起火来。他在团直属队出操时，把办报的同志狠训了一顿，还说了一些挖苦知识分子的话。这事很快让罗荣桓知道了，他通知这位团长到师部来。罗荣桓拿出那张小报，递给那个团长：“你先念一念。”团长接过报纸，嗑嗑巴巴地念了一遍。罗荣桓一一指出他念错的字，然后严肃地说：
“你自己还没有看明白，就去批评人家，还挖苦知识分子，这要不得！”接着，罗荣桓拿过一本《战士识字课本》，说；“这个课本你过去学过，给你1 个月时间，再从头学一遍。你现在指挥1 个团，将来形势发展了，需要你指挥1 个师、1 个军，没有文化怎么成？”
这位团长听了罗荣桓有理有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回到团里作了检讨。
1 个月以后，罗荣桓检查了他的文化学习，很有进步。他按照罗政委的要求开始自己起草工作报告。罗荣桓逝世时，这位团长已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
1944 年夏天，山东分局的一位部长骑马来到罗荣桓驻地，门口的哨兵叫他下马，他就是不下，与哨兵吵了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将这位同志请进屋里，为他倒了杯水，诚恳地说：“你是部长，他是哨兵，他执行的是哨兵守则，出入驻地要下马接受检查，没有错，是你的错。你是部长，你看该怎么办？”这位部长想了想，认识到自己不对，说：“我去道歉。”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陪着这位部长出来，目送着他向哨兵赔了礼，牵马出村。
罗荣桓非常重视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师部在抱犊崮时，有个搞联络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住在万春圃的院子里。他叫靳怀刚，21 岁，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两次出任国务总理；他的父亲靳云鹗曾任吴佩孚的副司令、河南省省长。靳家在北平、天津、山东等地有许多工商业、房地产，在原籍邹县也是第一号的大地主。靳怀刚原在北平读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想在家乡发动抗日武装未成，就到延安学习，并且入了党。1938 年跟张经武、黎玉到山东，分配来鲁南工作。他工作很积极，能吃苦耐劳，但是，“从这样一个反动家庭里出来的人能靠得住吗？”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罗荣桓对靳怀刚这个年轻人，非但毫无歧视，而且非常关心。当靳怀刚从罗荣桓门前走过时，罗荣桓常常邀他到屋里坐一坐。开始，靳怀刚觉得罗荣桓很严肃，不免有点紧张和拘束。但是接触几次，他就发觉罗荣植非常平易近人。罗荣桓很少和别人开玩笑，有时却破例地和靳怀刚开个玩笑，叫他“大少爷”或“靳少爷”。他们常常围坐在火盆旁边，椎心置腹，无所不谈。
靳怀刚深有感触地谈到，他那罪恶的家庭，犹如《红楼梦》中的贾府，除了门前那对石头狮子以外，没有干净的。在鲁南，很多人都知道靳怀刚，还有些亲戚给他送礼物。靳怀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包袱。罗荣桓鼓励他，不要把出身不好当做包袱，要把包袱变成动力，鞭策自己更好地为党工作，同时可以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鲁南根据地医药非常缺乏，靳怀刚就给天津的“家”写信，要他们帮个忙。不久，价值4000 多元的药品就送到了115 师卫生部。在罗荣桓的充分信任和热情帮助下，靳怀刚担任了115 师后方政治部主任，负责统战工作。
罗荣桓最善于教育人，首先是因为他善于了解人。他总是尽量抽些时间同干部接触，一有空就到干部中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听一听。接触多了，了解就多了，许多同志的籍贯、出身、年龄、特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师教导队队长50 岁生日那天，罗荣桓特意去看望他，表扬他老当益壮，为部队培训了不少人材。老队长深受感动，教导队的同志也很受鼓舞。
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罗荣桓对青年工作一直很重视。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对青年工作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青年的组织是群众性的教育组织。这一点虽在理论上为大家所承认，但在实际执行中，认识还很模糊。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还缺少创造。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镣铐。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别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推动整个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是有很大意义的。”
罗荣桓对青年战士总是循循善诱，从不过于苛刻的要求。师政治部秘书处的小勤务员王汇川，参军时才13 岁，平时很爱唱歌。有一天，他手里干着活，嘴里哼着一支《敬茶歌》：“第一杯茶呀，敬我的妈呀，儿去当兵莫啼哭呀，..第六杯茶呀，敬我的妻呀..”他正唱得起劲，李秘书打断他说：
“不要鼻子，胎毛没退，就想老婆。”正当小王满脸通红无言答对时，罗荣桓走过来了。他拉着小王的手说：“你唱给我听听。”他那和蔼的语气，使小王感到温暖，也更感到羞愧。其实，罗荣桓早就知道了歌词的内容，他摇着头说：“这歌是老百姓唱的，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要唱英勇杀敌的雄壮歌曲嘛！你也是在政治部工作的，也要有点政治头脑呢！”罗荣桓亲切的教诲，对小王教育很大。可是，罗荣桓通过这件事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年战士喜爱唱歌，而过去没有重视这件事，很少组织他们学唱歌。他向部队提出，要广泛开展歌咏活动，组织战士大唱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曲。勤务班的小青年们都组织起来，机关的指导员亲自教大家唱。歌词写在黑板上，学会了唱歌，也学了生字，小青年都很高兴，部队生活更活跃了。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1940 年，师机关发给每人一份羊毛和布，由自己做棉衣。小勤务员王汇川领到羊毛，在河里先用脚踩，又用手揉，洗了半天拿起来一闻，还有很大的腥臭味。他把羊毛摊在石板上晒干，羊毛又成了一块块、一团团的，这怎么絮棉衣呢？小王正在发愁，恰好罗荣桓走过来了。小王当着罗荣桓的面发起牢骚：“也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怪点子，叫人穿羊毛。”
罗荣桓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说羊毛不好吗？它在我们革命史上立过不少功劳呢。我们长征过草地以后，幸亏陕北红军送来用羊毛絮的棉衣，我们才进了延安。现在鲁南山区人民生活很苦，没有棉花给我们，就是这羊毛，也是他们节省下来支援部队的。”罗荣桓说完，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条，教王汇川抽打起羊毛来。经过一阵抽打，粘在一起的羊毛松软了。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坠，穿在身上并不舒服。罗荣桓和大家一样，穿着这种羊毛棉衣，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红军时期在1 军团创刊的《战士报》，抗战以后由115 师继续出版。罗荣桓要求《战士报》努力宣传革命的英雄主义，积极发挥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他经常亲自审改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还自己动手写稿。
油印的《战士报》每期两版，只能登2000 多字。当时有的编辑同志写文章好用倒装句，形容词太多，句子罗嗦，有的一句话长达几十个字，文章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短句子，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解决问题，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保证部队夜间行动的方便，根据地展开了“打狗运动”。起初，群众不太理解。《战士报》上的宣传文章也没能从群众利益出发，说明打狗的必要性。罗荣桓得知后，对报社的同志说；“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能只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时，也常常夜间出来，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者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
老乡们养狗是为了看家。现在根据地里，白天有儿童团站岗放哨，夜里有民兵巡逻。养狗已没多少用处，反而要粮食喂养，又会招来敌人，对老百姓有害，对八路军也不利。八路军打鬼子，是为保护老百姓。狗叫影响部队夜间行军作战，仗打不好，鬼子伪军不消灭，老百姓过不了太平日子。这样宣传打狗，就比较全面，有说服力。”报纸按罗政委的指示改进宣传，各村也召开了动员会，打狗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有一次，印报的纸张没有了，报社没有经费买纸。印刷厂的负责人只好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何敬之。”他们一同骑马到了供给部。罗荣桓对供给部长何敬之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可不要轻视报纸工作，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为了改进报社的印刷设备，罗荣桓听说在湖西教导4 旅那里有1 台铅印机没有用，便亲自交代去教导3 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专程去教导4 旅，组织人员把印刷机从湖西运到滨海的蛟龙汪。
115 师政治部的宣传队，又称战士剧社，也是在红军时期成立的。为了在敌后战争环境中，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罗荣桓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觉悟》。剧社社长失明演老太婆，非常逼真。罗荣桓去看了两三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1941 年“八一”举行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还发了5 元钱的奖金。
中秋时节，罗荣桓邀请经济学家薛暮桥到住处对弈。其实，罗荣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虽然爱下棋，但并不精通。加上眼睛又近视，有时别人开玩笑，偷了他的棋子他也不知道。他从来不在乎输赢，只是把下棋当作联系群众、谈话、消遣的一种方式。这一次，他是想同薛暮桥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下完一盘棋，罗荣桓便开门见山地对薛暮桥说：“中央又来电催你回延安去罗，但是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1 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 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争，是我们整个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需要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啊。”薛暮桥听了很受感动，表示愿意无限期地在山东工作。
薛暮桥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1942 年冬，日军向苏北地区大“扫荡”，华中局迁到安徽，抗大总分校、华中高级党校、华东大学暂时停办，他便率领3 个学校的教员数十人去延安，路过山东时，他却被朱瑞留下借用3 个月，现在时间早已超过了。可是薛暮桥看到罗荣桓的态度十分诚恳，而且在山东1 年的工作，使他对这里的经济工作发生了兴趣，便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愿意服从山东分局的决定。这样，他又在山东工作了5 年，经历了解放战争，直到1948 年秋才离开山东。
薛暮桥同志担任了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的监委，局长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暮桥主持。罗荣桓经常和薛暮桥一起研究对敌经济斗争问题。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首先是开展货币斗争。当时敌后的三角斗争，反映在经济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在山东为北海银行币）、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钞（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
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攫取到的几十亿法币推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我们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物资；同时又大量发行伪币来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连续失利，法币迅速贬值，这对我们敌后根据地使用法币的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942 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实际上就等于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被敌伪掠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大量发行抗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
由于在我党正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我们控制的海岸线长，产盐丰富，津浦、胶济铁路两侧和鲁西地区有1000 多万敌占区人民要吃我们的盐。日本也需要我们的盐。这些丰富的物资，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罗荣桓的领导和薛暮桥的直接参与下，货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1943年夏季，抗币的币值同法币相等，到了冬天，比价就变为1 比6。进入1944年，不但法币继续跌价，伪币的币值也从1 元伪币兑抗币1 元5 角跌落到兑抗币1 角5 分（1945 年1 月）。
随着抗币市场的建立，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整个活起来了。
1945 年，难忘的8 月，罗荣桓指挥山东的5 路大军向拒降的日伪军大举反攻。
驻守临沂的日军逃往枣庄以后，伪军许兰生部、邵子厚部和打着国民党、伪军双重旗号的王洪九部互相勾结，纠合了4000 余人，依靠城高墙厚的坚固工事，企图固守临沂。罗荣桓派作战科长李作鹏到临沂前线，统一指挥4 个不同建制团的参战部队。
8 月20 日和22 日，我军两次攻城未能奏效，伤亡不小。
罗荣桓非常着急。当时，他连续尿血，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罗生特大夫要他卧床休息的叮嘱，全力处理前线来的电报，有时刚睡下就又被叫醒。
他吩咐机要科的同志：凡是中央和前线来的电报，都要随时送给他看；他看了后，对重要的电报，还要亲自草拟复稿，所以，他有时一昼夜只睡两三个小时。8 月18 日，毛主席曾来电询问罗荣桓病情。他复电表示：“在林彪未到前，我决不离开工作。”所以当他听到临沂的情况后，再也躺不住了。他喊来警卫员：
“快去备马，到临沂去！”
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警卫员怯生生地说：“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这回罗荣桓可真的生气了：“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快去把牲口找来！”
警卫员仍然站着不动。因为他刚才到林月琴同志处讲了罗荣桓叫他备马，要到临沂前线去的事。林月琴知道丈夫病情严重，根本就不能骑马，她急得没法，只得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现在她看到罗荣桓要批评警卫员，便走进来说：“没有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的。”
罗荣桓听了后，压了压火，等警卫员走出后，他才严厉地责问林月琴：
“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
林月琴平静地回答说：“这是医生的嘱咐。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你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着急地说：“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教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来：“你的病这么严重，还要骑马到临沂去，你不要命了！”
“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滨海、鲁中、鲁南反攻的后顾之忧，这不是一件小事！”罗荣桓接着又带着责问的口气说：“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不让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员呀？”林月琴自从结婚以后，没见过丈夫对自己发过脾气，更没有听过这样重的话，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顶了一句，眼里闪着泪花。
林月琴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是个顾大局、识大体的女同志，不是个婆婆妈妈的妻子，她怎么会在这关键时刻，阻挡丈夫去前方指挥作战呢？只因为她深知丈夫的病情严重，尿血还是从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时开始的，现在更经不起这样的劳累了。当然，她知道罗荣桓的脾气，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可今天突然发这样大的火，想必自己是劝不住的了。于是，她只好含着眼泪走出去，把事情告诉了黎玉同志。黎玉听后连忙赶去阻止罗荣桓出发。
就这样，罗荣桓只好打消了原来的主意。
几天后，李作鹏从临沂回到大店，汇报了临沂前线的战况。罗荣桓听后，首先强调，临沂是滨海、鲁中、鲁南三区的联结点，必须拔掉反动派在我们中心地区安的这颗钉子。接着，他批评了李作鹏准备不够的轻敌思想。指出这批伪军的反动头目，全是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土匪和封建恶霸地主，和我们是死对头；尤其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他们更会横下心来负隅顽抗。对这一点，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李作鹏又向罗荣桓汇报了他与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2 师政委）刘兴元、特务团团长张仁初、鲁中二分区司令吴瑞林等共同研究的下一步作战方案：
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改变主攻方向，在城西北角实行秘密坑道作业，准备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罗荣桓当即同意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增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德、参谋尹健一起去，要他们抓紧坑道作业，争取尽快打下临沂；还说打开临沂后，要出安民告示，部队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
李作鹏回到临沂前线，传达了罗荣桓的指示，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8 月28 日召开作战会议，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也来了。指挥员们详细分析了各种情况，确定了战斗部署，在力量配置上增调了军区炮兵营和工兵营等技术兵种参加总攻。部队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9 月10 日炸开城墙， 11 日占领全城，歼敌2000 多人，活捉汉奸许兰生和邵子厚。
临沂解放以后，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挥机关驻进城里。有一天，罗荣桓说要出去走走。他沿着城墙边慢慢地走着。林月琴和卫生员随后跟着，看到罗荣桓步履艰难，走得满头大汗，他们就上前劝他往回走。罗荣桓总是说：“出点虚汗不要紧。”
原来，罗荣桓不是为了散步，而是为了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当他看到高大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城墙边折断的云梯、积满污水的城壕沟时，不禁沉思：为什么临沂城这么难打？为什么部队伤亡这么大？罗荣桓耳边似乎又响起部队攻打临沂城的呐喊声，眼前似乎又出现战士们前仆后继、浴血作战的高大身影。
踏上新的征途
1945 年深秋的一天早晨，从山东龙口湾驶出6 只小汽船，迎着海上风浪向北开去。奉党中央、中央军委之命前往东北开辟工作的罗荣桓同志，站在船头，手扶栏杆，心潮起伏。
日本投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一片欢腾。经过艰难曲折、纷坛复杂的斗争，山东党组织、政府和我军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山东发展为我党一个完整的、重要的战略基地，已具有2400 多万人口的解放区和27 万八路军、地方部队。罗荣桓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随着山海关的枪声，以中国人民为一方、以蒋介石为另一方的对东北地区的争夺拉开了序幕。8 月底，遵照党中央指示，罗荣桓迅速派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率“挺进纵队”从海路前往东北。9 月中旬，在中央指示下，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率第二批山东部队，再次渡海开赴东北。10月13 日，中央来电：决定第三批再向东北出兵5 万人，主要从山东部队中抽调。接着，中央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
离开山东前，罗荣桓与陈毅同志在临沂见面了。根据中央命令，山东分局改为华东中央局，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陈毅将接替罗荣桓，担负山东的领导工作。诚挚的问候，爽朗的笑语，紧紧相握不停摇动的两双手，显示了两位指挥员会面的深厚情感。井冈山时期，两人就成为袍泽挚友，以后，一个参加万里长征，一个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两人分别成了华中和山东两个战略方向的统帅人物，两年前，陈毅还热情邀请罗荣桓去淮南治病，并特意安排奥地利友人罗生特大夫跟随治疗。罗荣桓向陈毅详尽介绍了山东的形势。分手时，罗荣桓把自己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给陈毅。陈毅抚摸着柔软光滑而富有弹性的虎皮，哈哈大笑：“人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回，我可要睡在老虎身上啦！”
从龙口出发时，许世友赶来送行。作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全面指挥了部队渡海工作。罗荣桓问：
“你留在山东了，有什么打算？”
“准备打仗！”
罗荣桓笑着，握着许世友那当年曾在河南少林寺练过武功的短粗钢硬之手，指了指身旁那匹伴他度过好几个春秋的战马说：
“把它留给你吧。”
许世友半晌没说话，低头从腰带解下不久前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
两位亲密战友分手后，战马向着罗荣桓远去的身影，昂首奋蹄，嘶鸣不已。
海上风浪相激，波涛汹涌。
海浪打在船舷上，激起朵朵浪花。罗荣桓北望辽东半岛，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他似乎已看见那密布的战云：国民党的美械化部队源源运向东北，我数万山东主力部队从海路、陆路急进出关，一场空前的大较量就要开始了。
罗荣桓重任在肩，迎着长风，破浪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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