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字仲弘。1901 年8 月26 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1916 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工人运动。1921 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6 年初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参加领导“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沪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 年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 年7 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8 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11 军第25 师第73 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 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1928 年1 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 师，任师党代表。
同年4 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 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 年初与朱德、毛泽东率4 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年6 月主持中共第4 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 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了4 军的情况，肯定毛泽东、朱德在4 军的贡献， 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的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共中央起草给4 军前委的指示信。回4 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第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1930 年2 月任新成立的第6 军政治委员，后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 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5 年2 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向分散游击的转变。在敌人的分割、封锁与残酷清剿中，在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中共在南方的这个革命战略支撑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 支队司令员。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率领第1、第2 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又率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友军和开明士绅，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指挥黄桥战役，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 年11 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 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等指导部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指挥华中9 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 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 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 年11 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 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向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947 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 师。1947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卒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 年5 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 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
1949 年5 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技术兵种，加速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与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2 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1969 年夏，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 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 年1 月6 日在北京逝世。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生前发表过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77年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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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同志从1928 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率部赴井冈山会师，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领新四军转战，直至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治军有方，多谋善断，威震敌胆。他为人坦诚，兼资文武，博学多才，诗词闻名军内外。本篇仅记述他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到进军中原这个时期创出光辉业绩的片断。
转战赣粤边
从1934 年10 月到1937 年秋，陈毅一直在赣粤边转战，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1934 年10 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24 师及地方武装共1.6 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命项英为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当时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央还规定，必须待野战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野战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时，陈毅因8 月在兴国老营盘作战中大腿负伤未愈，还躺在病床上。
本来，医院要给他开刀，但因没有电源，无法拍X 光片子，以致搁了下来。
当他得知红军主力将要转移时，十分着急，马上给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在百忙中赶赴医院，询问情况，并将战略转移的安排告诉陈毅。医院接到周恩来派人送去电台使用的发电机，立即打开已包装好的调光机等医疗器械，给陈毅拍片、检查，确诊其右跨骨粉碎性骨折，随即给他动了手术。陈毅在麻醉清醒过来后，不顾刀口的剧烈疼痛，于10月10 日下午躺在担架上，到中央机关同周恩来等告别。
项英10 月12 日送别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在第二天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部署，并就如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如何坚持斗争初步交换了意见。
从10 月7 日起，红24 师和独立团、营奉命接替红军主力防务，让主力先秘密至赣南集结，补充兵员和弹药、物资，进行政治动员，并于10 月21日至25 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同时，积极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以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谭震林曾经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军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
陈毅为揭露国民党欺骗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于11 月7 日发布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1 号布告，其中有鼓动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等内容。这个布告很快传遍苏区内外。
1934 年初冬的寒风格外凌厉。
敌人乘虚大军压境。我军迅即采取措施。
这年11 月间，随着国民党军近20 万大军的围攻，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紧张。陈毅和项英一起商量对策，迅速对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其中包括：派张鼎丞等一批干部到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继续组织疏散，分散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少数送到白区治病：新建中共信（丰）南（康）
赣（县）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红军1 个营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这为尔后转战赣粤边打下了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根据项英、陈毅的安排，陆续开展起游击战争。
中央军区举办游击训练班，培训骨干，陈毅还给他们上过课。敌人占领瑞金等地后，游击武装立即建立起来，展开活动，用实际行动表明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这给人民群众以鼓舞，给敌人增加了压力。
革命形势的恶化，少数不坚定分子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军。陈毅认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对叛徒绝不能心慈手软。为打击反革命气焰，他断然以中央政府办事处名义，于12 月20 日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震撼了敌人、巩固了内部。
为了适应更艰苦的斗争形势，陈毅对政府部门作了认真精简、撤销或合并，将人员分配到各地参加游击战争。他的妻子赖月明，原在江西省少共儿童局工作，11 月就被他动员回她老家兴国县从事地方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留下的1 万多名伤员中，数千名重伤员的安置异常困难。到1935 年2 月，在于都南部还有2000 多名重伤员。他们行动不便， 严重的敌情已不允许他们集中安置。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亲切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同时亲自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他恳切地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
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就把重伤员疏散安置了。
1935 年2 月5 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对中央这一指示和随后指示的贯彻，陈毅都参与研究，作出进一步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余领导干部，包括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去福建领导斗争，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同志由武装护送向福建转移。
春寒料峭，形势愈加恶劣。
到2 月下旬、3 月初，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危急。按照中央分局部署，部队分9 路先后突围。
3 月9 日，陈毅和项英在于都南部的上坪预定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那一天，是异常艰难的。当时部队已经集合，但要等向中央的报告发出后才好走。
那时，由于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电台联络困难，待到下午5 点电台叫通时，敌人已经临近，电报发出后，就被迫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从此，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掉联系，更增加了新的困难。在他们行动前，贺昌带2 个营于下午3 时先行突围，中敌埋伏，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陈毅带1 个营行动时己是晚上，又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他们在那一带转来转去，就是转不出去，都碰到敌人阻拦。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分散行动，改向赣粤边突围。这时，他们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即由他带着走崎岖小路，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突出重围，于3 月下旬到达大厦（今大余）东南的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接着，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的余部也到达那里，加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1200 余人。于是，项英和陈毅确定在油山建立根据地。
时光短暂，找到了落脚处。
抓紧时机，统一思想，新的起点开始了！
1935 年3 月下旬，陈毅同项英到达油山后，开始了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
赣粤边，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区之一。它位于赣南与粤北交界处，以大余岭之油山为中心，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和广东省的南雄10 个县的部分地区，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3 县毗邻之边界。此处地势险要，宜于游击回旋。
陈毅和项英进抵油山后，立即去看望从于都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指战员们看到项英、陈毅安全到达，非常高兴。陈毅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指战员们。
项英、陈毅在听取了红军指挥员的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及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甚为称赞，同时认为有必要对今后斗争作出新的部署。
4 月中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从汇报中看出，当时有三种情绪：一是，盲目乐观。认为在赣粤边已集中1000 多人，可以大干一场了。二是，盲动主义。认为应和敌人挤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
三是，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失败了，应当躲藏不露面，红军主力不回来就不能和敌人作战。陈毅和项英一致认为，这些情绪问题不解决，斗争就难以正确地开展起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便于统一行动。
项英在报告中，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了新的斗争方针，作出了新的部署。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虽然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他还针对游击主义倾向，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
陈毅在讲话时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同时，他提醒大家：“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他深刻、生动他说：
“如果跟敌人硬拚，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陈毅在讲话中强调要转变斗争方式，改变不适合游击战争的做法。他说：
“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开阔了心胸，统一了认识，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长岭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确定在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设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委，部队编成4 个大队，下面再设若干10 多人至20 多人的分队，便于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或与优势之敌决战，以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这次会议对分兵作战作了具体部署，确定在赣粤边的5 个地区，包括： 位于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油山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的北山区，以大龙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区，龙南、全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南山区，赣粤湘三省交界处的上犹、崇义区，分别建立游击区。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仅率1 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在内的精干队伍，以帽子峰为依托，通过新建立的交通联系网，指挥赣粤边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它对胜利坚持南方特别是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赣粤边的阳光红似火。
“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激烈地展开。
1935 年5 月，项英、陈毅在赣粤边直接领导的游击战争，开始了艰苦的岁月。
这时，蒋介石为消灭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成立了以余汉谋为司令官的“赣南第6 绥靖区”，调集正规军和保安队三四万人，用赣粤边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成3 道封锁线，开始大规模“清剿”。余汉谋还狂言：“要在3 个月内消灭游击队。”
项英、陈毅面对超过我军数十倍的强敌的进攻，坚定地紧紧依靠群众，运用公开与半公开、分散与集中、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来领导反“清剿”。
陈毅他们不能住村庄，就搭棚隐蔽。一般的，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条件许可时，就用竹子搭。后来，因棚子目标大，不能住，只好改用雨伞。大余岭的雨季时间长，他们就设法买雨布，在四角钉上绊子，挂在树上，既可以遮露挡雨，又携带方便。
陈毅他们为缩小目标，便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多者10 余人，少则三五人， 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武装工作队”，他们改扮农民装束，把枪托锯短，以便隐蔽。他们与“清剿”的敌人捉迷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标。
陈毅他们为对付“清剿”，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掩护开展工作。交通员赖文泰是铁匠出身，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进行工作。
杨尚奎会编篾器，就以此来掩护。有人问他是什么人？群众说“是新请来的篾匠。”人们见他编的自制品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不会手艺的干部、战士就下田劳动，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扩大政治影响，又可逐步发展组织。
陈毅经常用毛主席教导的“叫化子打狗靠面墙”来启发大家懂得，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必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清剿”。在基础较好的地区，组织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油山和北山游击区就组织有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50 多个。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作侦察，搞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信丰上乐、坑口一带群众，组织起来为游击队站岗放哨，还规定了暗号，发现敌人进山就喊“牛吃禾了！”以示游击队上山隐蔽。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情报，帮助购买食盐、电池、纸张等物品。1936 年6 月，陈毅伤口复发，在大余彭坑周蓝嫂家养伤，她精心照料，还机智勇敢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
陈毅他们对游击队行动保密要求很严。当时，敌探常在路旁沟边察看有无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上观察有无游击队做饭的火烟，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有无游击队说话或咳嗽的声音，发现“情况”立即报告，调兵来“围剿”。
据此，游击队一般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山路；遇到雨天，为不留脚印，有时干脆在水沟里走。对必经之路，留人在后面处理脚印。做饭时，尽量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间烧火不透光，陈毅还告诫行军爱讲话、爱开玩笑的同志：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对反“清剿”战斗的原则，项英、陈毅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作了规定：
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嫌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游击队就运用这些原则，来打击敌人。
1935 年夏，粤军正在紧张。‘清剿”，油山游击队得知敌后方南雄的乌径空虚，就跳出敌包围圈，急行军100 多里，天亮前赶到乌径，全歼敌军靖卫团， 吓得“清剿”的敌人调兵回防乌径。5 月，油山游击队乘夜潜入大余的游仙圩敌据点，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将碉堡内的敌人引到外面加以消灭。接着，游击队又袭击了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打死矿警队长，扛走枪支弹药，迫使“清剿”北山的敌人调兵来安定后方。9 月，南雄游击队在甫雄至大余的公路上，袭击敌3 辆汽车，缴获大量弹药和医疗药品，还让驾驶员带走宣传品广为散发，影响很大。
红军游击队还根据项英、陈毅的要求，重视配合作战。当敌人大举“清剿”油山、北山地区时，“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奉命乘虚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捕杀了反动团总张校麟和“白师爷”。接着，他们化装袭击了青龙山下的大刘庄，打死恶霸吴保长，贴出用“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军法处”名义的大布告。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从而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群众，威慑了敌人。
项英、陈毅为便于不识字游击队员的记忆，把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仗，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在反“清剿”过程中，项英、陈毅重视游击区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他们吃苦在前，斗争在前，鼓舞和带动了群众并肩战斗。
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共同努力，国民党军“3 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了，不得不改为半年，后又限为1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在反“清剿”斗争期间，对陈毅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缺乏药物。1935年6 月，他腿部伤口复发化脓了，行走困难，只靠万金油涂一涂，1 个月后脓穿了，稍好了些。可到9 月又化脓，待脓穿时，将腿捆在树干上，叫人拼命往外挤，挤出很多血水，还有两块碎骨头。这才把扯好的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他的伤口居然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疼痛，陈毅凭着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并在赣粤边坚持斗争到胜利。
反动派惯于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伎俩，我军来个针锋相对。
国民党为抓住项英、陈毅，消灭红军游击队，在加紧派兵“清剿”的同时，还利用叛徒来破坏，他们利用叛徒龚楚就是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为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 年2 月率数百人去湖南开展游击战争， 5 月在湘粤边叛变投敌。他向粤敌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受到敌酋的赏识和利用，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30 多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敌人的这一招，用心极为险恶。
10 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为“红军游击队”的卫队，来到北山的天井洞。
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没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这时，一支反动武装窜到天井洞，同龚楚的“游击队”假打了一阵，就“溃败”了。龚楚在骗得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信任后，利用开“联欢会”
的机会，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导致30 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游击队队长兼政委贺敏学身中3 弹逃出虎口，后方主任何长林被抓住后叛变。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然遇到我侦察员吴小华等。何长林假惺惺地声称：“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请你给他带路。”吴小华警惕性高，感到奇怪，识破了敌人，机敏地设法对付，当引带敌人接近指挥部哨兵时，他就指着身后的匪徒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哨兵连放3 枪，向指挥机关报警。
项英、陈毅等及警卫战士急忙离开指挥部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
吴小华和哨兵则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敌人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只好逃遁。
项英、陈毅对吴小华机智勇敢的表现，给予了表扬。同时，鉴于敌人已发现天井洞一带为指挥机关所在地，必定会大加破坏，于是在作出防范部署后，立即向油山转移。
果然不出所料。叛徒龚楚和何长林为抓住项英、陈毅，带着反动军队在天井洞附近严密封锁，日夜搜查，并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抓去拷打，甚至杀害，使北山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蒙受很大损失。后来人们把它称作“北山事件”。
陈毅他们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后，日夜在深山密林中穿行。他们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遇见陡壁，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遇到下雨，山路滑，时常摔跤。陈毅拖着负伤的腿，有时一下就滑到山下了，大家风趣他说他“坐飞机”。他们还偷越了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关楼南面嵌着“南粤雄关”，北面嵌着“岭南第一关”大字的大梅关。当他们越过著名的大梅关，继续前进数里到达仙人岭时，感到实在大累，就在避风的石助里稍事休息。大家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下一会就睡着了。醒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项英、陈毅从北山事件中，认识到巩固内部是个大问题，而这主要应靠说服教育。
当时，国民党对陈毅等造了很多谣言，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陈毅就用现身说法教育那些对革命有顾虑的同志。开始，国民党报纸称“陈毅股匪”。
有人问他：“‘陈毅股，是谁？”陈毅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些日子，国民党报纸又称陈毅为“陈毅散匪”。有人又问他：“‘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又答：“还是我。”那人感到奇怪，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笑了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陈毅的乐观精神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斗争的残酷，加上客观条件差，少数人发生动摇，以至叛变投敌。项英、陈毅认为，对叛徒要视情镇压，内部问题要靠民主的方法解决，启发指战员自觉自愿地从事革命斗争。陈毅说：“对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对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根据项英、陈毅的指示，游击队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先劝他们留下，如一定要走也不勉强。有一次，陈毅在会上公开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讲后，有些人就说：“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恰巧，这时有个出去的人在外面站不住，又回来了。这人用现身说法，认为在游击区自由，到外边吃饭、睡觉、走路都难受。这样，原来有点动摇的人也坚定了，红军游击队内部更巩固了。
钱，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影响内部巩固的一个问题。项英、陈毅在于都南部突围时，组织上交给他们几根金条带着。他们把这些金条缠在腰里，穿衣服多时还可以掩掩盖盖，到穿单衣时腰里就鼓起来了。少数新奇的战士，就对他腰里指指点点，有的还借机摸摸是什么东西。项英、陈毅对此也很重视，考虑颇多。如果分开带吧，等于给意志不坚定的发路费；如果只是他们带着，不仅瞒不住，而且还很危险，也可能被谋财害命，不如干脆把它说清楚。有一天，陈毅在项英陪着的情况下，把金条摊开了，对战士们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战士们听后，说：“你门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建议将金条分开背，战士们说：“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陈毅相信战士，善于引导，把带钱的问题讲清楚，又消除了一个影响内部巩固的因素。
敌人是不甘心的，自恃兵力强大，怎能放松“剿”字！
红军游击队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1936 年春天，国民党为消灭项英、陈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令其驻大余、信丰、南康的军队组织对油山“搜剿”，并胁迫群众携带砍刀、火柴进山，妄图将树砍光、草烧光，使游击队无法藏身。
陈毅接获情报后，立即赶到项英驻地，共同分析了敌情，大余、信丰驻的是余汉谋的第1、第2 师，而南康驻的是保安队，不是一个建制，不可能协同动作。据此，项英、陈毅迅速作出安排：（1）把在信丰境内的指挥机关，分散到大余、南康境内，拆除游击队住的棚子，以消灭目标；（2）当敌人开始搜山时，游击队主力挺进到山外，袭击敌人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3）发动被迫进山的群众，故意拖延时间，使敌难以按计划“搜剿”，进山后，由党员发动群众大声呛喝，示意游击队迅速离开；（4）发动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在山外割电线，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5）
开展政治攻势，向国民党的保甲长发出警告。
几天后，敌分路出动，每路前面有群众二三百人，后面有1 个连的兵， 从四面八方向游击队驻地包抄过来，当他们进山时，就传出“嘿唷！嘿唷！”
的呼喊声，这是群众向游击队示意：敌人来搜山了。
受到敌人威逼的群众，在砍树时故意拖延时间。敌兵在，就用刀砍几下，敌兵一走开，就用刀背砍。结果，砍树的声音怪响的，可一天砍不倒几棵树。
敌人认为可疑的山窝子，就站在山上让群众下去搜。结果，搜来搜去，却搜不到一个游击队员。
敌人在信丰上乐地区搜山时，要群众放火烧山上茅草。这是很毒辣的一手。游击区军民就设法对付。大窝的党支部书记者郭和共青团员小肖，表示愿意带着敌人去烧山。
这一天，老郭和小肖拿着火柴，带着一队白军士兵上山了。上山必须经过一条没有桥的河沟，从露出水面的乱石上跳过去。当他们过河沟时，故意把身子一歪，跌倒在河沟里，还趁势把身边的两个敌兵也拉下水，另外几个敌兵的衣服也被水花溅湿了。敌人把他俩大骂一顿后，叫他们继续带路。当到达茅草山时，他俩把火柴掏出来一看，全湿了，根本擦不着。敌兵掏出火柴，一看也是潮的，没法擦。敌人无法，只好空手而回。
到夜里，游击小组就活跃起来，割电线，贴标语。落款有“游击队第×支队”等，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当上乐地区敌人开始烧山时，上乐游击队政委吴汉财率领队员急行军80里，挺进到敌人后方的信丰犀牛一带活动，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抓土豪，打乡公所。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配合他们割电线，在煤油筒里放鞭炮，虚造声势，纷纷传说游击队下山来了。游击队在一大块地区活动，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吓得土豪劣绅纷纷逃进县城避难。
由于项英、陈毅积极领导反“搜山”，使敌人这次“搜山”的计划没折腾几天，只好草草收场了。
敌人的“搜山”以及移民，并村，给游击队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如何吃饱就成为他们当时的一个大问题。
有一次，陈毅与敌人突然遭遇，跟随他的警卫员也被打散了，他自己在茅草丛里躲了3 天，挨了3 天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喂猪的饲料）嚼。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连到沟边取水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静静地躺着。第三天，被寻找他的游击队员救回去了。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对当时生活作了生动的描述：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在那20 年以后的1959 年，陈毅在《忆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又写道：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者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将幼虫搞下，拿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
做汤吃，白的象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光，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了。”
陈毅的这些诗词和回忆，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反映了艰苦生活的情景，道出了战胜困难的途径。
1936 年6 月，新的情况出现了。两广军阀为联合反蒋发动“两广事变” 后，粤军撤走；12 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正规军调走。项英、陈毅迅即趁局势变化，敌“清剿”放松之机，集中力量打击民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壮大游击队。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在反“清剿”斗争后期，项英、陈毅根据更加艰苦、复杂的斗争形势，采取灵活的政策，决定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搞“黄色村庄”，以争取国民党的保甲长为游击队办事。大余县黄坑是游击队进山必经之地，陈毅带人夜入黄坑保长黄某家中，历数他的劣迹，并提出严正忠告，晓以利害，这个保长答应了所提要求，逐步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黄坑成为“黄色村庄”。这就分化、瓦解了敌人，建立了新的革命基点，保存了更多的革命力量。
国民党军眼看着红军不但没有被“剿灭”，反逐步壮大了。他们岂肯善罢干休，只好寻机重演故技，梦想一举诱捕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
几个叛徒为邀功图利，献媚于敌，设下了穷凶极恶的陷阱。1937 年5 月初，再次发生了国民党妄图诱捕项英、陈毅的严重事件，陈毅同志在梅岭遇险。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日夜思念着党中央、毛主席，热切地期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们曾商量派人去陕北找党中央，由于没有合适的人而作罢。陈毅曾多次给鲁迅和茅盾写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也未能如愿。
这时，正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及赣粤边特委机关，突然接到在国民党军第46 师搞兵运的陈宏（又名陈海）来信，称：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大家得知这个信息后，都非常高兴。陈毅更是喜出望外，怕错过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就由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带路，前往大余城接头。
陈宏原在46 师搞兵运工作，5 月1 日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大余城广启安糖铺是秘密交通站和赣粤边特委曾布置利用白军关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等重要情况。于是，叛徒龚楚、何长林同陈宏密谋，设置圈套。
陈毅和黄赞龙到大余城先找陈宏未遇，便去广启安糖铺，但从远处望见国民党军士兵正在那里搜查。他们在躲进茶馆时，巧遇糖铺的老曾，他要陈毅赶快离开，并说陈宏叛变了。陈毅和黄赞龙机敏地离开茶馆后，立即绕道分路回梅山。
原来，叛徒陈宏把信送出后，先在大余城等候项英、陈毅下山，见没有等到，便迫不及待地领着敌人向梅山的斋坑扑来。警卫员曾忠山发现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报告来不及，就大喊“反动派来了！”同时举枪射击，随即滚下山去。小曾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领导人报了警，又由于打倒了1 个敌人，吓得其余敌人不敢贸然前进。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战士们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冲出棚子，转到树木不多但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不幸的是，正在向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彭茶妹（大家习惯于称她彭妹于），被敌人抓住，尽管敌人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不久这位英雄妇女牺牲在大余城。
说来也怪，300 多个敌人在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搜查近两小时， 有的离项英不过几尺远，却没有发现他们。敌军官施毒计，叫士兵放火烧山，火随着风势燃烧起来。正在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把火苗给淋湿了。敌人见天快黑了，便无可奈何地离去。这样，项英他们才得以脱险。
陈毅从大余返回途中，不知道斋坑出事，竟撞见敌人。敌兵要他带路，他先推拖，后以到路旁厕所为名跑脱，直到晚上才赶到斋坑。他一再呼喊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员的名字，警卫员宋生发辨认出是他的声音，将他领到藏身之处。大家在遇险之后幸又重逢，既更加愤恨叛徒助纣为虐，又有说不尽的喜悦。
项英、陈毅会合后，简要交流了情况，更提高了警惕，认为敌人还会再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转移到北面山上隐蔽起来。
果然，敌人重新包围了斋坑，放出猎犬寻踪，用探照灯四处照射，乱打枪乱嚎叫。对此，陈毅他们在对面山上听得见、看得清，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要不是老刘及时回来，催着赶快离开，我们恐怕在里面出不来了。”
有的还说：“要不是老天爷下雨把火淋灭，我们已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风趣地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天，警卫员曾忠山也找回来了。他那天滚下山后躲进老百姓家里，买了把砍柴刀和1 升米，装作砍柴人，到山上找游击队，又碰到一起了。
大家在大山上隐蔽了1 天多，没吃1 顿饭。曾忠山把买来剩下的五六两米拿出来，用压扁了的搪瓷缸当“锅”做饭吃。尽管大家饿得很，但谁也不愿多吃，结果五六两米做出的饭，八九个人还没有吃完。剩下的加上采来的苦菜叶熬成稀饭，又吃了1 顿。陈毅感慨他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1 支人参呢！”
敌人领教过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本事，决意要乘机取胜，竟不惜先后调来5 个营的兵力，对梅山反复“清剿”，仍一无所获。项英、陈毅在那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忍饥耐寒，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
在这以前，即1936 年11 月，陈毅就在梅岭被敌围困20 余日，难以脱身， 也是九死一生。他当时奋笔写下了《梅岭三章》的诗词：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这首气壮山河的诗词，充满着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奋斗不息的宏愿、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这也是对他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的真实写照！
真是无巧不成书。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来搜山，第二天又因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也就暂停搜山了。
3 年的光阴似箭，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赣粤边的军民以血汗战胜了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迎来了新的峥嵘岁月，开始向又一条征途前进，奋勇前进！
从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到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3 年间，赣粤边游击区军民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1935 年12 月在湘赣边界赤水仙山区与敌激战时壮烈牺牲。
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1936 年12 月在“三南”地区指导反“清剿”时英勇献身，为项英、陈毅突围带路的曾纪才，1936 年2 月任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就义。项英、陈毅称赞他们是共产党的硬骨头，革命战士的好榜样。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天，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这时，项英、陈毅从进步报刊上看到毛泽东当年5 月初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后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新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项保证。陈毅高兴地说：“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他们据此对工作作了部署，将重点转向抗日，并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项英、陈毅鉴于时机成熟，确定以陈毅名义，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国民党也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彭育英立即回信，希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去谈判。
没过几天，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到大余城同国民党县长彭育英谈判。陈毅进城时，受到各界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等口号。在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姓肖的司令夸耀他们有8 个保安团等部队，陈毅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这番话，使那个司令狼狈不堪。
由于大余县长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便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
陈毅乘坐汽车抵赣州时，受到隆重欢迎，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曲。在两年多前，陈毅曾预言：“总有那么一夭，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此时成为现实了。
在赣州，国民党官员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2000 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到5 万元。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5 万元跌到3 万元，后又跌到200 元。
你们出200 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这是他对国民党的深刻揭露和无情讽刺。国民党官员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陈毅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经过激烈斗争，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及集中后的待遇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9 月下旬，项英到南昌谈判时，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正在南京谈判，立即去电转报党中央，报告他们在江西谈判的简要情况。
在这期间，项英、陈毅从全局考虑，派陈丕显等到瑞金等地，向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为尔后将南方各游击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作了准备。这就同党中央决定将南方8 省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想到一起了。同年10 月，国共两党对此达成协议。
10 月下旬，项英奉命动身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 日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陈毅及各游击区军民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项英离开赣南前，委托陈毅负责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此时，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取得许多进展，在南昌、吉安等地设立了接洽处，然而使各地游击健儿在思想上转好由内战到抗日、由“反蒋”到“联蒋”的弯子仍是个大问题。项英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一趟，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11 月中旬，陈毅到湘赣边游击区，向游击队负责人讲了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负责人觉得有道理，但联系头几天国民党军沿陈毅所走的路搜山，以及陈毅装束等情况，又怀疑他是“叛徒”，并把他绑起来，还准备杀掉他。陈毅对湘赣边游击区负责人谭余保严厉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
这也难怪谭余保。
1935 年6 月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怕上当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同陈毅谈话中，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为搞清真相，派交通员下山到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到吉安红军游击队接洽处，得知陈毅确是上山联络的党代表，他带着文件连夜回山。谭余保听了汇报，看了文件，顿时热泪滚滚，立即亲自给陈毅松绑、陪礼道歉。陈毅对谭余保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赶快下山。”第二天，湘赣省委开会，陈毅对与会者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
不久，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其他13 个地区的红色游击健儿陆续下山，开赴指定地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战斗在新四军
形势与任务骤变，3 年的残酷内战暂告一段落，红军游击队壮大了，陈毅的心花怒放。然而，他深知面临抗日战争艰巨复杂的斗争，重任在肩，他愤恨日寇的疯狂侵略，决心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率领新组成的新四军奋战到底，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1938 年春，新四军第1、第2、第3 支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然而集中后如何部署还是个问题。开始，国民党划定新四军作战地境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还不准越界。对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阴谋，陈毅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都看得很清的。
在新四军刚组建时，陈毅就和项英于2 月14 日向毛主席报告：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 日电的行动原则， 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叶挺、项英在派粟裕于4 月28 日率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后，确定陈毅率第1 支队进军苏南敌后，和随后跟进的第2 支队一起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5 月初，陈毅率第1 支队由岩寺地区进至南陵。
这时传来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强调“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5 月28 日，陈毅在南陵进行出征前的动员时，响亮地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他运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指出：要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地发扬我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的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用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来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集小胜为大胜。他强调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各项规定，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节。陈毅的报告，明确了斗争方针，增强了部队胜利信心，对胜利开展苏南敌后抗战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6 月1 日，陈毅率1 支队从宣城至芜湖之间穿过封锁线，14 日到达茅山地区。
6 月下旬，陈毅接到项英23 日的信。信中谈到了关于第1、2 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项英指出1 支队到达指定地区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建立根据地是在执行这个任务中同时并进，因为胜利是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建立根据地是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
项英对建立根据地，组织小型游击队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进击，扶持、改造民众武装，扩大部队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毅在与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等领导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把打政治仗、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
陈毅首先把增强群众对新四军的信任，当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前提。他认为，这是新四军在茅山站住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部队坚持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动群众一粒粮食。陈毅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有一次，陈毅派两个战士给较进步的国民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琳送信，邀请樊到他司令部驻地乾元观作客。信送到樊家时已是深夜，樊怕兵匪扰乱不敢开门，送信的战士就耐心在外面等候，待天亮后才递上信。樊玉琳就从这最初印象中，对新四军和陈毅由敬佩、接近，到毅然参加抗日斗争。陈毅关心群众疾苦，对勾结敌伪阻碍抗日，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朱永祥等部，坚决打击。在广大群众对新四军信赖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的“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迅速建立起来。
陈毅把指挥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当作头等大事。他指出，要使群众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需要拿出消灭日伪军的实际行动来。在他的指挥下，1 支队在头3 个月内，就取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7 月1 日夜袭新丰车站，用袭击、白刃格斗和火攻，消灭日军40 余人。7 月10 日，在句容新塘附近，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2 辆，毙伤日军40 余人。7 月中下旬，夜袭南京城郊的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重创日伪，威震南京。8 月12 日夜，袭入句容城，捣毁伪县政府，毙伤日伪军40 余人。8 月23 日，在丹阳县珥陵镇附近伏击日军船队，毙伤敌49 人，俘日军1 人。陈毅所部的英勇善战，使苏南各界群众看清新四军不仅真抗战，而且能抗战，威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和南京、上海。
陈毅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他亲自同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进行联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争取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抗日，就是突出的事例。纪振纲是民族资本家，当时对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对共产党的主张将信将疑。上海失陷后，纪振纲收编国民党军溃退的300 多人建立自卫武装，装备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自然开始对装备很差的新四军看不上眼。陈毅亲自登门做工作，讲抗战道理，加上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使纪振纲逐步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向新四军捐献物资、药材，后当日军侵占茅麓公司并要他出面组织伪政权时，他毅然把茅麓公司的人和枪全部交给新四军，自己只身去上海。在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基础上，陈毅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邀请各界代表到镇江宝埝镇（今属丹徒）举行镇江、丹阳、金坛、句容4 县抗敌总会成立大会，亲自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成立4 县抗敌总会宗旨的报告，选举纪振纲为总会主任，樊玉琳、王庆丰为副主任，因纪未到会，由樊玉琳任代主任。这是当时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陈毅把团结改造游击武装，当作发展壮大部队的大事来办。当时苏南游击武装很多，每股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枪有地盘。陈毅正确执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同各游击队广泛联系，帮助调解纠纷，使他们化仇为友、共同抗日，继而派干部去加强政治领导，教会他们打游击，逐步进行改造。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的纪律，使许多游击队愿意向新四军靠拢，乐于接受共产党领导。对管文蔚领导的丹阳县国民抗日自卫总团的改造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自卫总团1938 年2 月建立，陈毅在7 月约见管文蔚时，称赞该部配合进行新丰战斗的行动，阐明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研究了该部的改造和发展问题。管文蔚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改编和指挥，希望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不久，陈毅派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到管部观察，委任管文蔚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并陆续派郭猛、张震东、惠浴字、吉洛（姬鹏飞）、张藩等一批干部去加强领导，为该部后来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及执行各项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为尔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诞生不久的新四军健儿，武器装备简陋，然而，机智英勇，几次与日军交锋，初战告捷，军威始展，民心振奋。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所率的部队枪炮不对民族的大敌，却向新四军攻击，用心险恶。
根据战争态势发展的需要，奉党中央的指示，陈毅挥师挺进苏北。
1940 年，国民党顽军在苏南、苏北等地区接连向新四军进攻。中共中央书记处1 月19 日给新四军指示中，强调“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中央批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对党中央这一决策，陈毅是热烈拥护的。
这时的苏北，是指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北达陇海路、南抵长江的广大地区，是宁、沪、徐、蚌的侧背，是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是日伪、顽、我必争之地。
陈毅进到茅山不久，就对发展苏北着手安排。1939 年1 月后，派丹阳游击纵队向沿江地区发展，控制了扬中和江都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使新四军获得了向江北发展的跳板。10 月，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陈毅协助他们运送弹药过长江。陈毅认为这是搞统战的良机，立即表示同意。11 月，他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4 团主力用护送弹药名义，在北渡长江后与管文蔚部梅嘉生支队合编，改名苏皖支队，进至扬州、天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接着，他又将叶飞第6 团和管文蔚部合编组成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派往江北，进至江都吴家桥地区。这就造成了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陈毅对当时苏北政治形势作了认真分析。认为除日军力量最强外，国民党军力量很大，但情况复杂。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兴化以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是顽固派，约7 万人，是苏北抗战的绊脚石； 二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部，约3 万人，以及位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太运部，都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与韩德勤有区别，也有矛盾。
据此，陈毅确定斗争策略是：灭敌、联李、反韩。
陈毅为发展苏北，对付韩德勤，曾三次由江南赴泰州争取“二李”。
陈毅第一次赴泰州，是1939 年8 月下旬。这是由中共苏北特委副书记惠浴宇通过李部第2 纵队司令颜秀五帮助联系的。陈毅初次与“二李”见面， 目的在于联络感情，宣传抗日主张，希望与他们共同发展苏北的抗日事业。
“二李”也希望借助新四军的力量对付韩德勤，因而热情接待，李长江出面欢迎，李明扬主持宴会。这次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但确使李明扬对陈毅留下了良好印象。
陈毅第二次赴泰州，是1939 年12 月初。这时“二李”见新四军帮助护送的弹药完好无损，认为新四军有诚意，因而与新四军的关系较前亲近。陈毅便抓住时机，再次赴泰州同“二李”共商抗战大计。
陈毅在动身前做了认真准备，从战利品中挑出30 支日本三八式步枪送给他同“二李”的引见人颜秀五，挑1 匹好马送给李长江，把1 把指挥刀送给李明扬。
陈毅二进泰州后，和“二李”从运送弹药谈起，到国民党顽固派压迫异己，共同语言颇多。李明扬联系上次通过韩德勤的关系运弹药，层层克扣；而这次由陈毅帮助运，1 箱未少，他一再称赞“新四军够朋友”。交谈间， 陈毅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李明扬致意，李明扬甚为感动，后来他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在这里被打垮了，到延安去，玉阶（指朱德）会招待我的。”
他们对陈毅介绍的新四军练兵方法很感兴趣，邀请陈毅给他们的教导总队训话。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李明扬又回拜陈毅，观看了由陈毅夫人张茵主演的话剧《兄妹》，激动得老泪横流。李明扬提出请新四军派人帮助他办政工干部训练班，陈毅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久在泰州开学。
对陈毅二进泰州同“二李”会谈的情况，项英于12 月10 日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称：“最近，陈毅到泰州与李长江、李明扬等会晤，所谈甚好。”
其中，“二李”提出：陈部东进到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他可以接济经济，挂他的番号，并拨一部分武装由陈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取得联络，打成一片，并在他防区内帮助我军发展部队。陈毅提出：第4 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炳辉支队的周骏鸣团取得联络；挺进纵队在大桥、吴家桥地区待命，准备与“二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
在这以后，李部与新四军的联系增多。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大桥战斗中痛击日伪军，声威大振。但也引起“二李”对新四军的疑惧，加上韩德勤的挑拨，使李部与新四军的关系发生了波折。陈毅为稳住“二李”，认为有必要再去泰州。
陈毅第三次赴泰州，是1940 年3 月。这时韩德勤的主力正围攻半塔集， 挺进纵队主力俞往增援，因而陈毅这次去泰州是很危险的。“二李”对陈毅接待的规格依然颇高，当晚在公馆里宴请，备有鱼翅等名菜。在席间交谈中，陈毅再次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要他们明辨是非，坚持正义，不要跟在顽固派韩德勤的后面跑。陈毅语重心长的谈话，李明扬甚为感动，表示他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谁知宴会进行到一半，韩德勤的参谋长陆某带着20 多名卫士闯进“二李”公馆。原来是韩德勤的特务报的信。这时，宴会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陈毅却毫不在意地说：“不要说韩德勤的参谋长，就是韩德勤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和他是老相识了，1931 年在江西时，他就是我们的马前败将。眼下，你们在泰州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镇静了一下，要李长江陪陈毅等吃饭，他自己出去应付。陈毅在宴会告辞后，以大桥驻地附近发现敌情、来不及告辞为由，连夜出泰州城，返回吴家桥。
情况的发展往往不一帆风顺，需要高级指挥员及时明察，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
1940 年6 月，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顽固派在苏南、苏北向陈毅部步步进逼。陈毅鉴于在苏南、苏北同时对付顽固派已不可能，于6 月15 日毅然决定将苏南主力移往苏北，并向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他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第2 团、新6 团等部，立即向北移动。同时，他将留苏南的3000多名指战员重新编组，成立新的江南指挥部，由罗忠毅带领坚持斗争。
陈毅在率江南主力北移途中，接到急报：李长江指挥13 个团，于6 月28 日向位于泰州城西北的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发动进攻。这是韩德勤策动李部制造的磨擦事件。陈毅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电令挺进纵队坚守待援，并急调苏皖支队驰援，自己将苏南北移部队交副指挥粟裕率领，便连夜动身赴江北。
7 月3 日，当陈毅赶到郭村时，被迫自卫的挺进纵队已击退李部进攻， 正在苏皖支队配合下乘胜反击。陈毅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为了继续争取“二李”，孤立韩顽，确定和“二李”重修旧好，立即命令追击部队不准进泰州城，将俘虏的700 余人全部释放，并归还部分枪械。李明扬从兴化回到泰州城，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不得不赔礼道歉，送来鱼肉烟酒，表示愿守中立。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于7 月8 日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3 个纵队、9 个团：第1 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1、第4、第5 团；第2 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辖第2、第6、第9 团；第3 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委，辖第3、第7、第8 团。共700 人。至此，陈毅开辟苏北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夏日，天气闷热。新组成的苏北新四军部队斗志昂扬，向何处进军，站稳脚根，再求发展，是苏北指挥部面临的重大抉择。
具有远见卓识的决战即将在黄桥展开。
1940 年7 月，陈毅所部到达吴家桥地区后，首先面临着向哪里发展的问题。因那一带地区狭小，如再向外扩展，又会和“二李”发生矛盾。于是，他和粟裕研究后，确定东进到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其根据：一是，黄桥位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二是，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4 旅何克谦部，勾结敌伪，战斗力弱，容易歼灭；三是，占领黄桥后，可再向北发展，利于协同八路军解决苏北问题；四是，黄桥地区早有共产党的工作和影响。它是1930 年红14 军的策源地，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深。
陈毅为确保进军黄桥成功，在军事上加强准备，同时重视打好政治仗。
派人和“二李”谈判，表示归还李部防区的郭村等地，“二李”答应让路助新四军东进。为避免分兵，陈毅还答应在东进后，将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这时，东南局派青年部长陈丕显到达苏北，协助陈毅抓地方工作。随后于9 月成立了中共苏北区党委，陈毅任书记，陈否显任副书记，以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
7 月25 日，陈毅所部开始行动，长途奔袭，直取黄桥。当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佯装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陈毅部东进，即令何克谦部由黄桥向北，令陈太运部南下，夹击陈毅部于运动途中。
陈毅和粟裕对陈太运、何克谦两部，采取不同对策。对陈太运部被歼的 1个多营，如数遣还俘虏，送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劝其不要当韩德勤的牺牲品。
对何克谦部则坚决打击，于29 日凌晨解放了黄桥。
陈毅、粟裕随即转兵向南，连克黄桥以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粉碎了日伪军的两次“扫荡”。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是真来打日本鬼子的！”
陈毅在攻克黄桥后，亲自同早年当过旅长的朱履先、曾任过江苏省长的韩国钩等知名士绅会面，宣传抗日主张，要求他们与新四军合作。同时派朱克靖等四处奔走，宣传团结抗日的宗旨，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从而在政治上争得了优势。
新四军占领黄桥地区后，宣传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如皋、泰兴等5 个县的县长，着管文蔚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到8 月底，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韩德勤对新四军在黄桥建立根据地，感到威胁大，积极调兵南犯。陈毅有高招，确定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中间阶层的同情。
9 月3 日，韩军开始进攻。其右路“二李”及陈太运部在有效争取下， 持观望态度，进展迟缓。陈毅、粟裕决心诱由韩军组成的左路深入，然后反击。6 日，在营溪以南歼其先头的保1 旅2 个团，余均回窜。为扩大影响， 瓦解顽军，陈毅决定将1500 名俘虏在教育后全部释放。
韩德勤在营溪失利后，令在姜堰的保安第9 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粮食， 企图使新四军在黄桥粮食困难。陈毅、粟裕为打开局面，决定攻取姜堰。9月13 日，突击队用自行车内胎包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开电网，从碉堡夹缝中猛插进去，先打掉保9 旅司令部，再内外夹击，攻克姜堰，全歼守顽1000余人。
陈毅在打下姜堰后，中间人士劝韩德勤和解。韩乘机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陈毅识破韩顽找进攻借口，为顾全大局，慨然允诺，并于9 月30 日将姜堰移交李明扬部接防。陈毅为争取陈太运，又给陈部送了100 多条枪。陈毅忍让求全的态度，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加深了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两李”和陈太运再次表示愿守中立。
韩德勤总是过高估量自己，竟把陈毅退出姜堰视为虚弱，又见八路军南下部队相隔尚远，就亲率主力第89 军（辖第33、第117 师）和独立第6 旅共1.5 万人，从海安、曲塘一线分三路南犯，并以李明扬、陈太运部及5 个保安旅置于两翼配合作战，妄图聚歼黄桥地区新四军。
陈毅、粟裕鉴于决战不可避免，决心集中兵力，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法，于运动途中歼击韩军。部署第3 纵队坚守黄桥；第1、第2 纵队各以一部阻敌、扰敌，主力在黄桥西北地区待机。陈毅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在黄桥负责战场指挥。
陈毅在进行战役动员时，强调了这次战役的重要性。指出：这次迎击韩军对黄桥的进攻是一场决战，关系到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华中抗战局面的发展，一定要全力以赴，务求必胜。他深知形势严峻，作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文稿都打了埋伏。
10 月4 日，韩军第33 师直扑黄桥东北前沿阵地，我第3 纵队将其击退， 予以重大杀伤。韩军第89 军军部率第117 师经古溪进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
韩军独6 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背。我第1 纵队适时出击，一举将在开进途中的韩军独6 旅分割包围于高桥以南，经3 小时激战，全歼该旅， 其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毙命。
在鏖战之时，泰兴日伪军一部进至黄桥以西7.5 公里处观战；李明扬、陈太运部列兵于运粮河东西之线，按兵不动。
10 月4 日午夜，我第2 纵队经八字桥插至分界，切断韩军第89 军退路， 协同第1、第3 纵队在黄桥东北地区夹击该军，激战到5 日晚，将该军主力歼灭，中将军长李守维仓惶逃窜时落水毙命。6 日，我第2 纵队追歼韩军第89 军余部于营溪，并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此役，共歼顽军1.1 万余人。
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
在战役过程中，陈丕显、管文蔚领导黄桥地区的民兵和群众奋力支援新四军，加固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磨面、烧水、烙饼，对这场大胜利的取得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仅黄桥镇就有60 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烤烧饼。后来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就是由此诞生的。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5 纵队由涟水南下，进占阜宁、盐城，歼韩顽一部。
10 月10 日，新四军前锋与八路军第5 纵队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对抗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具有重要意义。
黄桥战役胜利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表示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速派第3 纵队东进，帮助改造这些武装，进行民主改革，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1 月17 日，党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任代理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11 月18 日，党中央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批语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中央这个批语，是对陈毅开辟苏北根据地时斗争策略运用的充分肯定。
1940 年末到次年1 月伊始，皖南一带的大地寒风袭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叫嚣更盛，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终于实施了。
这就是1 月7 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17 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20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 月25 日，在盐城游艺园举行重建军部的大会。陈毅在发表就职演说时， 庄严表示：决心“统率全军9 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会上群情振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次盛会，标志着新四军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陈毅为重振军威，在就职后那段时间内，和刘少奇一起，着重抓了四件大事：
第一，整编部队和明确任务。陈毅、刘少奇迅速研究整编方案，儿经调整，经中央军委批准，将陇海路以南、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 个师、1 个独立旅。第1 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 粟裕为师长，刘炎为政委，原第1、第2、第3 纵队改编为第1、第2、第3旅。第2 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原第4、第5 支队编为第4、第5 旅，江北游击纵队与淮南津浦路西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6 旅。第3 师，由八路军第5 纵队编成，黄克诚为师长兼政委，原第1、第2、第3 支队改编为第7、第8、第9 旅。第4 师，由八路军第4 纵队编成，彭雪枫为师长兼政委，原第4、第5、第6 旅改编为第10、第11、第12 旅。第5 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 所属部队编为第13、第14、第15 旅。第6 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谭震林为师长兼政委，辖第16、第18 旅。第7 师， 由无为游击纵队、原第3 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张鼎丞为师长， 曾希圣为政委，辖第19 旅及挺进团。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 师教导第5 旅改称。
陈毅、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出发，明确各师的任务是：第1、第3 师坚持苏中、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第2、第4 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 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第5 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7 师的联系；第6 师坚持苏南， 阻止反共军北渡；第7 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2、第5、第6 师的联系。这就形成了新四军新的战略布局。
同年5 月，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同时组成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华中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相继调整为苏中、淮南等区党委。
至此，新四军组建3 年后，在组织上、军事指挥上终于完全统一起来。
第二，反投降。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此后，侵华日军和汉奸汪精卫加紧诱降活动。国民党军苏鲁皖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同日军密谋，妄图配合日军“扫荡”，消灭新四军新军部及苏北主力。陈毅、刘少奇指示粟裕、刘炎：注意掌握情况变化；在李部未公开投降前，仍应大力进行争取工作；当李长江公开投敌后，立即抓住时机予以痛击。随着李长江投敌面目的暴露，陈毅由盐城亲赴海安具体部署，并对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作动员。陈毅指出，只有坚决打击投降势力，才能孤立日军，利于坚持华中抗战，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他要求参战部队行动要快，动作要猛，迅速消灭投降势力。
2 月17 日，获悉李长江已于15 日公开投敌，陈毅、刘少奇18 日令第1师主力发起讨逆战役。19 日，参战部队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横扫， 进展神速。王必成率第2 旅攻克姜埝；叶飞、陶勇率第1、第3 旅于20 日晨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率残部百余人落荒而逃。这一仗，李伪军5000 余人被歼， 两个支队反正，反共投降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民族正气得以伸张。讨逆部队随即于21 日主动撤离泰州城。这次讨逆行动，打乱了敌人部署，使日军进犯盐城、“扫荡”苏北的计划被迫推迟。
第三，抓干部培养。新军部成立后，将华中指挥部的抗日军政大学第5分校划归军部直接领导，仍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学员除班长和排、连干部外，余为上海、南京和苏北、苏南的青年学生。6 月，抗大第4 团团长洪学智率第2 华中派遣大队到达盐城，加强了抗大5 分校。随后，以抗大5 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仍由陈毅兼校长，着重培养营、团干部和参谋、工兵人才。经过华中总分校和各分校培养的干部，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陈毅不仅重视培养军政干部，还重视培养技术干部。当时医疗任务重，卫生人才缺乏。新军部成立后，他立即决定成立华中卫生学校，还答应亲自参加预定7 月20 日的开学典礼。这时，日军开始“扫荡”，形势紧张，正当大家担心陈毅能否参加开学典礼时，他在军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陪同下，骑马准时赶到盐城以东高作镇学校驻地。陈毅在讲话中，首先讲了形势和反“扫荡”计划，要求全校师生做好战斗准备。他号召学员在战斗间隙坚持学习，重视技术工作，学好医务基本理论，掌握战伤治疗技术，救死扶伤，发挥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陈毅的教诲，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毅还应邀给卫生学校题了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同志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
这个题词，对该校师生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成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四，组织部队协同进行反“扫荡”。1941 年7 月20 日，日伪军1.7万余人从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出动，向盐城猛扑。陈毅要求第1、第3 师协同作战，粉碎敌人的“扫荡”，他率军部及直属队转移到盐城外围隐蔽指挥。
当日伪军向盐城进犯时，第1 师主力遵照陈毅电令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围攻泰州、泰兴城，在姜埝歼伪军1000 余人，攻克黄桥、加力、古溪等重要据点，积极向南通、如皋境内日伪据点和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进袭，使敌顾此失彼，“扫荡”盐城的日伪军被迫回撤。
8 月初，当日伪军被迫从盐城、阜宁抽兵去苏中进行报复“扫荡”时， 陈毅又指挥位于盐城，阜宁地区的部队实行反击。第3 师2 个团攻湖垛、上冈；军特务团和抗大5 分校袭击伍佑、冈门等地；第1 师第2 旅在攻克盐城东南裕华镇战斗中，歼日军2 个小队，生俘日军5 名。这就造成盐城地区日伪的恐慌，迫使“扫荡”苏中的日伪军主力北调。
至8 月20 日，苏北、苏中1941 年夏季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3800 余名。陈毅对苏中、苏北协力进行反“扫荡”，甚为满意。
在那40 多年以后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纪念塔的碑文中，对陈毅的“雄才大略”作了充分的肯定。
烽火连天的岁月，斗争极其残酷复杂。1943 年，日伪军又发起了“扫荡”。
韩德勤忘恩负义，妄图进击我淮北抗日根据地。陈毅颇有远见，被迫反击，通过捉放韩德勤，争取了主动。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是反共磨擦专家，也是陈毅的老对手。
这年初，在日伪军对新四军盐阜区和淮安以东地区韩德勤部“扫荡”前，韩德勤派人到新四军第3 师谈判。陈毅指示黄克诚按统战政策予以接待和争取。经商定，当日军“扫荡”韩部时，新四军配合作战，韩部在不得已时可转移至抗日根据地暂避。2 月中旬，日军“扫荡”韩部驻地时，新四军信守诺言，频频出击，分散日军兵力，掩护韩部转入淮海区休整，还接济其粮食和经费。然而韩德勤背信弃义，竞于3 月中旬率部西渡运河，侵入泗阳县山子头一带，妄图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并派其重建的第89 军西进接应反共军王仲廉部。与此同时，王仲廉率5 个团东越津浦路，闯进华中根据地西大门。为粉碎反共军东西夹击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陈毅决定调集兵力实施反击，由第4 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统一指挥，歼击韩德勤部。
战役于3 月17 日夜发起。第9 旅冒雨直扑韩德勤副总部所在地山子头， 经激战，将韩的副总部及保安第3 纵队全歼。盘踞在盛圩的顽独立第6 旅，被第5、第7、第11 旅等部歼灭。至18 日结束战斗，俘韩德勤以下官兵1000余人。
第9 旅在清查俘虏时，韩德勤承认自己是“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 战士本要释放他。因战前领导有指示，这次反顽以团结抗战为重，对韩德勤不打死、不活捉，私放为宜。但韩却赖着不走，要求见第4 师领导人。
3 月18 日，韩德勤被送到洪泽湖西岸的半城4 师师部时，演出了一幕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假自杀丑剧，先吞下10 多根火柴，接着又假绝食1天，并要求见军首长。
当韩德勤受到彭雪枫接见时，见新四军无意杀他，又狡猾抵赖，但当彭师长列举韩部制造磨擦的罪状，并拿出其电报证据后，韩德勤才老实起来。
接着，彭雪枫又讲述了历史上诸葛亮七擒孟获、我们一再擒获他的事例，明确指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只要枪口对外，我们对他仍可不念旧恶，但如果还执迷不悟，那将会后悔莫及。韩德勤这时低头表示：“新四军坚决抗日，宽大力怀，兄弟回去一定广为宣传，并为团结抗日全力以赴。”彭雪枫及时指出：“但愿你言行一致，照自己说的去做。”
时在盯胎县黄花塘军部的陈毅，接到4 师报告后，从战略全局考虑，仔细权衡了对韩德勤的处理办法，认为：韩德勤为了其自身利益，会愿意与我方私合的，以力图保住其江苏省主席的位子；如能私合，韩就不会再策动蒋介石派部队东进；只要韩德勤在，国民党别的派系想争江苏省主席的位子不一定能争到，蒋介石也不便让别人代替他；而汤恩伯等因派系不同，如得不到江苏省主席的位子，也就不会派主力东进。这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是有利的。于是，陈毅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建议与韩德勤私合，订立协定，并迅速将韩释放。
陈毅连夜赶到半城，在与彭雪枫、邓子恢研究后，立即同意让韩德勤的电台先与重庆及顾祝同恢复联系，以试探那里的态度。韩德勤在彭、邓教育下，态度又有好转。
陈毅对韩德勤的分析和处理办法，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
3 月31 日，陈毅会见韩德勤。他首先阐明了对抗战合作的基本主张，讲了山子头事件的起因，接着表示：我方对韩“主席”坚持敌后抗战，采取帮助态度，即使今后局势演变，不幸有大规模磨擦发生，也力争与韩“主席”
保持友善态度。韩德勤对陈军长不计前恶，深为感动，表示：“彭、邓与陈军长之表示，均坦白诚恳，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韩德勤承认：“陈军长曾多方托人向我示意，我认为彼此无商讨余地，..故未理会，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的错。”韩德勤表示同意陈毅关于要以地方的相融来争取国共全局好转的看法，表示要照着去干。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
陈毅鉴于韩德勤表示检讨和认错，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确定对其实行宽大处理，将其释放，并发还其部分人枪。
对此，韩德勤甚为满意。确定由韩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具体商谈签订协定事宜。
4 月1 日，韩德勤回拜陈军长。陈毅设宴为韩送行，发还他的手表、皮包、手枪，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韩德勤提出借钱，陈毅当即送给8 万元。宴后，韩德勤带着新四军发还的人枪编成的两个连队及电台，由新四军礼送出境。不久，王仲廉部会同第89 军溜回津浦路西，韩德勤也将其副总部及“江苏省政府”搬到了安徽省阜阳城。
抗日战争的第8 年，胜利的曙光在望，激励起抗日军民更高的斗志。
对日大反攻在即，新四军面临着新的使命，即保卫胜利成果。
1945 年8 月，抗日大反攻终于开始了。当时身在延安的陈毅，心却在华中，对华中军民大反攻的情况十分关注。
这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搞蒋敌伪合流，伪军纷纷挂起蒋家旗号，接应国民党军主力下山抢夺胜利果实。
8 月13 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对胜利成果一定要“力争”。
在华中如何“力争”？陈毅边听报告边思索，迅即向新四军发去贯彻意见，指出：在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地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浙西敌区各县。在江北方面，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打下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
华中军民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电令和陈毅的要求，在大反攻中解放县城30 余座，攻克据点400 余处，歼灭日伪军5 万余人。
8 月25 日，陈毅同刘伯承、邓小平与参加“七大”的各地领导人一起， 乘飞机从延安飞抵晋东南黎城机场。恰好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返回部队，就由他安排组织护送陈毅去华中。
8 月26 日，党中央致电华中局：陈毅已于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在日本9 月2 日正式签字投降的前7 天，陈毅正式担任了新四军军长。
陈毅回返华中途中，党中央根据局势发展，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部署。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大部和新四军第3 师全部开赴东北；将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与山东军区机关合并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将新四军主力一部调赴山东，阻击国民党沿津浦路北犯。9 月下旬，陈毅接到党中央电报，要他不去华中，速去山东同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会面交接，以便罗荣桓率主力赶赴东北。
10 月3 日，陈毅抵达鲁西南微山湖东岸的夏镇，迎接他的是山东军区第8 师24 团政治处主任杨广立。说来也巧，陈毅1943 年12 月赴延安途中，由鲁南铁道游击队护送到津浦路西，在微山湖畔负责迎接、护送的，也是杨广立。
由于军情紧急，陈毅当晚在临城（今薛城）至沙沟间穿过津浦路，次日赶到峄县城8 师师部，随即乘汽车转赴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同罗荣桓会面。
陈毅在临沂期间，同罗荣桓、副政委黎玉交流了情况，进行了工作交接。
当时徐州国民党军趁津浦铁路通行，将两个军于10 月上旬北运济南；由伪第3 方面军改编为国民党军第5 路军的吴化文部，已北进至滕县。这使陈毅愈感到破击津浦路的紧迫性。
10 月12 日，陈毅和罗荣桓、黎玉接到中央军委电报：目前山东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力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组织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在徐州以北、济南以南的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的国民党军。
10 月20 日，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同一天，陈毅和黎玉向中央报告，津浦前线指挥部已成立，并于10 月15 日进到邹县的香城。
新四军首批人鲁的第2 纵队第5、第9 旅，从淮南、淮北昼夜兼程，于10 月下旬进到滕县东北指定地区。
11 月初，陈毅获悉吴化文部将从界河北进的情报后，立即决定由第8 师和第5、第9 旅等部在界河以北地区伏击。
11 月3 日上午，吴化文令其部队由到济南集中投降的日军1 个大队在前面掩护，沿津浦铁路以西的公路北进。他自以为得计，那知道陈毅已为他布下天罗地网。下午1 时，当吴部后卫刚离开北界河，第5 旅立即切断其南逃之路。这时一声令下，埋伏在界河西面一线山上的第8 师，同在界河东面一线山上的第5、第9 旅，放过为吴部开路的日军，迅速对吴部进行分割围歼。
吴部被打得昏头转向，来不及还手，就大部被歼。吴化文见势不妙，丢下部队，带着几名亲信和卫士飞奔到日军队伍里。替吴部开路的日军刚到两下店，明知吴部在后面挨打，却不敢回援，只是放几炮以示“支援”。陈毅得知将吴化文部4000 余人全歼的消息，甚为满意。
在吴化文部被俘的官兵身上，发现佩带着两种符号：一种是日伪的白底蓝边红字的“兴亚爱华”；另一种是国民党军的白底蓝字的“五路”。陈毅气愤地说：这就是蒋、敌、伪合流的罪证！
毛主席在延安接到报告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1 月11 日打电报给津浦前线指挥部，庆祝取得歼灭吴化文部的胜利，要求他们沿铁路线向南北扩展，将创造战场当作战略任务。
界河战斗后，陈毅召集参战的团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动员准备再战。他在讲到敌情和下一步作战任务时，越讲越激动，以高昂的声音讲道：
山是老子开，
树是老子栽，
谁敢来摘果，
叫他把枪放下来！
陈毅即兴所咏的诗，表达了他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坚强决心，逗得在场的干部笑起来。
这时，新四军2 纵第4 旅和第7 师3 个旅已从淮南、皖中到达。在陈毅的指挥下，参战部队向南扩张战果。2 纵在7 师第19 旅配合下，于11 月25日向临城、韩庄地区发动进攻。26 日下午，陈毅给主攻韩庄的第4 旅10 团团长吴华夺打电话，要求该团迅速打下韩庄，关住山东大门。韩庄位于苏、鲁两省交界处，是从徐州沿津浦路北进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重要。当夜，吴华夺指挥部队先用炸药炸毁韩庄以南的运河大铁桥，接着猛攻韩庄。困守在据点里的日军1 个中队，自动放下武器，伪军800 余人大部被歼，少数向徐州逃窜时堕入运河葬身。
12 月12 日至14 日，第8 师经3 天激战，攻克滕县，将国民党军9000人全歼。这次攻坚战打得漂亮，我军年轻的炮兵发挥了威力。不幸的是8 师师长王麓水在前线指挥时牺牲。陈毅亲自参加了王麓水的追悼会。
陈毅指挥的津浦前线自卫反击作战，共歼国民党军2.8 万余人，受降日军4000 余人，控制铁路200 余公里，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掩护了兄弟部队向东北进军，保卫了山东解放区。
转战华东战场
在解放战争年代里，陈毅指挥数十万至百万之众的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消灭国民党军245 万余人，解放了华东大陆，和兄弟野战军一起，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肆掠夺物质财富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发动反革命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统治全中国。由于在津浦路、平汉路等地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国民党被迫于1946 年1 月10 日签订停战协定。
蒋介石见仗打不赢，一方面请美国人出面调停；一方面贼心不死，继续寻机进犯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
对停战，陈毅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告诫部队说：和平谈判是高级领导人的事，你们部队的责任就是准备打仗。
2 月初，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到临沂与陈毅会晤。陈毅有理有节，揭露国民党军进攻的阴谋，表明了不亢不卑的态度。雷克对陈毅的纵横谈吐印象很深，称赞他是“有才能的中国军事将领”。
在那几天以后，青岛美军司令克莱门将军到临沂拜访陈毅，讲到顾祝同在徐州就有30 万人马，共产党无力对抗，劝共产党妥协占政府一席之地时，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他只要用5 万兵力就能进占我这个临沂，但1 个师进来，10 个师也出不去了。”说得这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将军目瞪口呆。
3 月1 日，陈毅奉党中央指示，到济南迎接从北平来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当天一起飞抵徐州，谈判解决苏北淮阴地区国共双方摩擦事项。第二天，陈毅作为新四军军长，英姿勃勃，面对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谈吐自如，以事实揭露国民党军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和挑衅进攻的真相，伸张了我军自卫斗争的正义性，闪现出外交家的风采，使马歇尔感到惊讶，对徐州国民党当局在头天晚上宴会时故意降低陈毅席位规格一事，一再查询，并当面向陈毅表示歉意。
陈毅在停战期间，密切注视敌情变化，经常教育各级领导：是战是和，最终不取决于共产党，而取决于国民党，我们必须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应付突然事变。各部队根据陈毅的指示，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抓紧战术、技术训练，提高了战斗力；在组织上，扩编了主力兵团，加强了地方武装，扩大了民兵队伍。从而为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作了直接准备。
4 月12 日晚，陈毅从广播中突然听到王若飞、秦邦宪和叶挺、邓发等同志从重庆乘飞机赴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罹难，当即写了《痛悼与奋勉》一文，在讲到中国的情况时指出：“一方面和平民主的潮流已坚强的确定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阶层民主战士协同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可是一方面那些腐朽的阶层，人民的公敌，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正在以各种技巧，明目张胆向人民进攻，企图阻击和平民主潮流，要把中国重新推到内战分裂专政暴虐的黑暗世界中去，光明与黑暗的决斗，就是而今中国的新面貌。”
在停战时期，国民党毫无诚意，积极调兵遣将，唆使收编的伪军、“绥靖”军作内战急先锋，蚕食解放区。陈毅令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于6 月7 日起，在胶济、津浦路两侧地区展开讨逆攻势作战，至16 日止，攻占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等城镇，歼伪军3 万余人，控制铁路线500 余公里，改善了战略态势，策应了苏皖解放区的斗争，为尔后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美方代表郝汀上校来到临沂，陈毅在介绍讨逆事实真相时说：“彼等过去凭藉敌寇势力，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恨之入骨。乃胜利以后，竟被国民党全部改编，命为内战先锋。自1 月10 日停战令后，该伪军等毫不遵守协议，仍不断向我解放区袭扰。..凡此情形，我军已不止一次向徐州、济南各小组及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及备忘录，要求制止，但迄今并未有一件获得圆满解决。..我军迫于不得已，遂采取自卫手段，将该伪军等缴械。”郝汀6 月15 日返回军调部后，立即向各方披露事实真相。
这是陈毅将军事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军事上赢得了胜利，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6 月21 日，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在鲁南部署战备后返回临沂途中，突患脑溢血于兰陵逝世。陈毅十分悲痛，立即组织隆重悼念。23 日，他在罗炳辉墓前发表演说时，先赞颂罗炳辉的戎马生涯和光辉业绩，接着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我们狞笑，正在计划消灭我们。..
我们应进入自卫的准备，千万不能让法西斯反动派得手。我们今天，要擦干眼泪，勇敢地坚定地站在自卫的岗位上，去继承死者未竟的事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万分艰难的，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冲上去，第三批冲上去，以头颅热血换取人民的自由和保护民族的独立，最后胜利是操在我们人民手掌中的。”陈毅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把悼念罗炳辉的活动变成了进行自卫战争的誓师动员。
6 月底，蒋介石自恃兵力、装备优势，还有美援，遂撕毁停战协议，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华东解放区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陈毅被迫领导华东军民，和各解放区军民一道进行自卫，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内战来势迅猛，企图三星期消灭苏北我军。
陈毅面对困难，力挽狂澜，态势转折。
1946 年7 月，国民党军开始向华东解放区大规模进攻，重点在苏皖解放区。国民党军的11 个整编师30 个旅约25 万人，分为3 个突击集团，分经苏中、淮南、淮北，进攻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在山东，以8 个整编师21 个旅约17 万人，进攻胶济路和鲁南，作为牵制。
陈毅鉴于淮南、淮北敌情严重，除已将山东野战军第2 纵队第5 旅派往淮南外，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于7 月20 日前进入淮北。他指挥2 纵和第7师及华中野战军第9 纵队，于27 日发起朝阳集战斗，经两日激战，将国民党军整编第69 师第92 旅5000 余人全歼。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的指挥下，进行了历时45 天的苏中战役，歼敌6 个旅及5 个交警大队，共5.3 万余人。这些胜利，使蒋介石“三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企图成为泡影。
然而陈毅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苏皖边区战局急剧恶化，我军主力被迫于7 月、8 月底先后撤出淮南、淮北，特别是淮阴于9 月19 日过早丢失，使原来缺乏精神准备的军民思想波动，后方转移仓促， 产生了埋怨情绪。其次，兵力严重不足。当时，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只有13万多人，而要保卫的地区多，难以兼顾。陈毅随后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还说过：
“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加之，当时部队只靠两条腿跑，转换使用困难。再是，由于作战指挥不统一，动作协调不够，以致未能大量歼敌。特别是8 月上旬的泗县战斗，侦察得不够，协同得不好，组织得不严密，致使山东野战军第8 师伤亡很大，攻城受挫，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此外，当年淮北雨水多，给作战带来的困难很大。同年7 月26 日陈毅在一份电报中说：“野指率第2、第7、第8 师已进到淮北地区。
此次作战最感困难的是到处一片汪洋，每夜部队只能走20～30 里，手榴弹遭水湿即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病员增多。”
面对当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陈毅严肃地进行了自我解剖。他10 月4日写信给第8 师的领导，说：“3 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陈毅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在部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第8 师的领导更是深受感动，自下而上地总结了泗县战斗失利的教训，成为夺取新胜利的动力。
10 月底，陈毅在江苏省涟水西北陈师庵等地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三个月总结》一文，分析了华东战场形势，肯定了胜利和成绩，找出了问题，号召部队认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增强内外团结，密切协同，争取消灭更多的敌人，进一步改变军事形势。
12 月6 日，陈毅获情报：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分4 路从江苏东台、淮阴、宿迁和山东峄县出犯，企图先占苏北， 打通陇海铁路东段，消灭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迫使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北撤山东。陈毅和粟裕、谭震林等研究了敌情，认为国民党军虽是4 路进攻， 但正面宽300 多公里，间隙大，应援不便，而宿迁出犯的1 路孤立突出，对苏北解放区威胁最大，应先予以歼击。经报请军委批准，除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其他3 路外，集中第1、第2、第9 纵队、第8 师和第7 师主力，共24 个团，歼击由宿迁出犯的国民党军。
宿迁国民党军于12 月13 日出动。左翼为整编第69 师，向北新安镇（今新沂）方向进犯，右翼为整编第11 师，向东沐阳方向进犯。14 日，整编69师进到人和圩等地，整编l1 师进至曹家集地区。陈毅在查明宿迁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后，于13 日定下决心，对整编11 师进行坚决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围歼较弱的整编69 师。
宿北战役于12 月15 日发起。参战部队以迅猛的动作，从东、西两个方向实施突击，切断了整编69 师向宿迁的退路，割断了其与整编11 师的联系， 构成了对整编11 师的阻击正面。原来担任阻击的部队转入进攻，协同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完成了对整编69 师的分割包围，接着展开逐点攻歼。激战至19 日，我军将该师所属3 个半旅共2.1 万人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这是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对华东战局的转折有重要意义。
军委致电陈毅，祝贺宿北战役的胜利。
1947 年元旦，陈毅将宿北战役情况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讲道：要确立以战养战的思想，认真处理和利用缴获的物资，始能使战争持久进行，为解决使用炮兵和防空、打坦克的困难，又提出树立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思想。军委看后十分满意，第二天就复电：“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的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
从1947 年初起，华东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境内。
陈毅率部在齐鲁大地上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
1946 年12 月下旬，由峄县向临沂进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6 师及归该师指挥的第1 快速纵队闻整编69 师在宿北被歼，被迫在临沂西南30 余公里的向城、长城一线转入防御。此时，中央军委电示陈毅：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峄县。遵照军委电令，陈毅和粟裕率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主力移师鲁南，围歼孤立突出的整编26 师及第1 快速纵队。
1947 年1 月2 日晚，我军参战的27 个团分左、右两纵队发起攻击。至3日，歼整编26 师大部。4 日10 时，装备有坦克、榴弹炮和大量汽车的第1快速纵队及整编26 师余部，向峄县方向突围，这时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加剧了行动的困难和混乱。我军左、右两纵队抓住时机，以追击、侧击、堵击等手段，用炸药爆炸、火烧和集束手榴弹炸等办法，打炸坦克及装甲车辆。
激战至15 时，将整编26 师余部及曾在缅甸同日军作过战的第1 快速纵队全歼。陈毅在《鲁南战役》的诗篇中，对此作了生动描述：“快速部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接着，陈毅挥军乘胜扩张战果。至20 日，攻占峄县、枣庄等地，全歼整编第51 师。
鲁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5.3 万余人，缴获美制坦克24 辆，榴弹炮、野炮、山炮89 门、汽车474 辆。陈毅满怀豪情地对外国记者说：“如果蒋介石还想再送些来，我是愿意打收条给他的。”
l 月下旬，奉军委命令，华东地区的解放军统一整编，撤销新四军和山东、华中军区及山东、华中野战军的番号，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及党的前委书记，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野战军辖11 个步兵纵队和1 个特种兵纵队，共27 万人， 军区所属地方武装共36 万余人。
为搞好整编，华野前委于1 月底在临沂附近举行扩大会议（又称鲁南会议），陈毅代表前委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他指出：必须增强整体观念，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坚决贯彻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群众观念、纪律观念，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实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这次会议，对尔后华野建设和作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这时，蒋介石侦悉陈毅主力集结于临沂附近，决定组织“鲁南会战”，调集31 万人，以临沂、蒙阴为目标，作出南北对进夹击的部署。南线，由整编第19 军军长欧震指挥8 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由陇海路新安镇等地向临沂进攻，于1 月31 日出动；北线，由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 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胶济路南下莱芜策应，于2 月2 日出动。
陈毅等根据敌情和军委指示，拟制了作战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打郝鹏举来诱击欧震集团。郝鹏举曾任伪淮海省省长、国民党军第6 路军总司令， 1946 年1 月9 日率部起义，任解放军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1947 年1 月27日又叛变投蒋，并扣押解放军联络人员，被蒋介石委任为第42 集团军总司令。2 月6 日至7 日，华野第2 纵队一举歼灭郝总部及2 个师，活捉了郝鹏举。
2 月23 日，陈毅在临沂附近对郝鹏举进行了严肃的谈话。陈毅在历数对郝部的教育、改造过程以及郝与蒋方密谋的罪行后，严厉指出：“你从叛变到被俘前后仅13 日，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投机取巧必至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
陈毅鉴于打郝鹏举未能调动欧震集团，而李仙洲集团又孤军深入的情况，按照军委批准的方案，于2 月10 日定下最后决心：留第2、第3 纵队在临沂以南，采取宽正面部署，佯作与欧震集团决战的态势，迷惑敌人；集中第1、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 等7 个纵队，围歼李仙洲集团。
同时，布置地方武装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野战军会合的假象。
2 月15 日，南线国民党军占领临沂，蒋介石听信其部属谎报的“战果”， 加上空中侦悉运河上架桥等情报，误以为华野放弃临沂，是因“伤亡惨重，不堪再战”，严令李仙洲集团南进，尽快实施南北夹击计划。
在陈毅等指挥下，华野各部队兼程北上，冒严寒，踏山路，边走、边动员、边准备，于2 月18 日赶到莱芜地区。战役于20 日发起，经3 日激战， 将李仙洲集团2 个军7 个师共5.6 万余人歼灭，生俘李仙洲。这是陈毅常说的“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运动歼敌的范例。
当李仙洲集团从莱芜北逃时，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第46 军军长韩练成，在陈毅委派的敌军工作干部劝告下，秘密脱离部队，加速了李集团的覆灭。陈毅称赞韩练成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并派人安排他化装离开解放区，以便重操旧业。
从当年3 月起，蒋介石认识到其兵力不足，决定缩短战线，改为对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在山东战场调集45 万人，组成3 个机动兵团， 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迫使华野主力与其决战。陈毅曾多次寻找战机，都未如愿。到5 月，终于捕捉到战机了！
5 月11 日，陈毅等获悉国民党军整编第74 师行动突前，认为歼击该敌有利，遂毅然决定集中6 个纵队担任主攻，以4 个纵队打援。陈毅对担任主攻的纵队首长指出：我们打74 师，是从虎口拔牙，是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野战军领导机关迅即发出了“消灭74 师，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
战役于5 月13 日晚打响。华野第1、第8 纵队秘密穿插，楔入敌纵深， 割裂其与左、右邻的联系；第4、第9 纵队从正面由防御转为进攻；先期进至鲁南的第6 纵队抢占垛庄，截断了其退路；特纵负责炮火支援。至15 日上午，我军完成了对第74 师的四面包围。
第74 师是蒋介石的王牌，号称五大主力之一，全部是美械装备。该师被围后，其师长张灵甫想向蒋介石露一手，借机缠住华野主力，他来个“中心开花”，但他的美梦很快在隆隆炮声中破灭了。
蒋介石闻第74 师被围于山东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一面令其固守待援；一面调集10 个整编师火速增援。这些援兵相距不远，有的仅隔5 公里， 但由于华野第2、第3、第7、第10 纵队的顽强阻击，敌军不仅未能援救第74 师，而且遭受重大杀伤。
15 日13 时，我军嘹亮雄壮的冲锋号吹响了！对74 师的总攻开始了。炮声轰鸣，杀声震耳，战斗空前激烈，阵地反复争夺。陈毅亲自给各主攻纵队司令员打电话，说明消灭74 师是对山东解放区安危有重要意义的一仗，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主攻部队指战员响应陈毅的号召，浴血奋战，猛打猛冲，到16 日17 时，将第74 师等部共3.2 万余人全歼，张灵甫被击毙。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密集前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1 个主力师的范例。这是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决定性的胜利，配合了陕北和其他战场的作战，有力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这次战役，成为解放军战史上辉煌的篇章；在国民党军的战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1947 年是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
这年的8 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英明决策，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转入了战略进攻。进军中原的大战展开了。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8 月11 日越过陇海路挥师南征，下旬跃进至大别山；陈赓、谢富治集团于8 月23 日自洛阳、潼关间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8 月1 日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的第1、第3、第4、第8、第10 等5 个纵队，进至鲁西南地区后，陈毅令由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统一指挥，牵制与分散国民党军，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驰骋千里进军大别山。
8 月11 日，军委决定陈毅、粟裕率第6 纵队及特纵主力，与在鲁西南的5 个纵队会合，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 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又称外线兵团），执行外线进攻的任务；以留在山东的第2、第7、第9 纵队及新建的第13 纵队，组成华野东线兵团（又称内线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 谭震林兼政委，担负内线外战任务。
9 月初，陈毅和粟裕率6 纵等部南渡黄河时，国民党军整编第57 师从曹县北犯，7 日进至沙土集地区。陈毅即令陈士榘、唐亮就近指挥第3、第6、第8 纵队南北夹击，经两日激战，将第57 师9000 余人全歼。它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和山东战场抽调4 个师来援，有力地策应了刘邓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和内线兵团的胶东保卫战。党中央9 月11 日在贺电中指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
9 月26 日，陈毅和粟裕率华野外线兵团5 个纵队，在徐州至开封间越过陇海路，向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之豫皖苏边区进军。仅1 个月，就解放县城24 座，歼国民党军 1 万余人，在境内建立了人民政权，发展了地方武装，实行了土地改革。这同刘邓野战军主力开创大别山解放区和陈谢集团在豫西的作战行动相呼应，在中原地区构成“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为建立和巩固中原解放区打下了基础。
在进军豫皖苏边区途中，陈毅作为原新四军军长，看望了原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及由原5 师编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 纵队指战员。抗战期间，陈毅同他们相距千里，未曾见过面。这次他们相逢在一起，倍感亲切。
陈毅在讲话时，对他们在鄂豫皖边区和中原突围中的艰苦转战表示亲切的慰问，充分肯定了5 师的地位、作用及中原突围的意义，以“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的诗句鼓励他们赴大别山归建后，为人民再建奇功，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时值深秋初冬，气候转寒。然而在豫皖苏边区的华野外线兵团指战员冬装尚未落实，连陈毅夜间行军时只好披着管理部门弄来的黑棉袄。这主要是华野到新区作战，新的供应关系尚未理顺。于是，陈毅于11 月上旬离开华野，北渡黄河，去位于河北省邯郸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的供应问题，中央局负责人薄一波热情接待，尽力给予了满意的解决。
12 月初，陈毅赴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朱德汇报。接着，应召于1948 年1 月初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党中央汇报。在杨家沟，陈毅先学习了毛泽东在中央12 月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己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 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 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在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和会议通过的文件，对纠正解放区整党和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都提出了明确的办法。来自前线的陈毅，甚感毛泽东的报告和党中央的决策英明和亲切。
陈毅在杨家沟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华东野战军的情况，一起分析全国战局，展望胜利前景，研究了华野的任务和部署。其中包括：由粟裕率第1、第4、第6 纵队先到黄河北整训，准备执行渡江南进的任务；由韦国清率第2 纵队从山东南下，与陈丕显一起，会同在苏北敌后坚持斗争的第11、第12 纵队组成苏北兵团，开展苏北斗争的新局面。这些决定，随即分别下达执行。
陈毅于2 月从杨家沟返回途中，遵示顺路向中央后方委员会、中央工作委员会传达了中央12 月会议精神，特别提到毛主席的指示：在胜利的情况下要注意防“左”，因为如果放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援助。
4 月2 日，陈毅陪同朱德总司令到达河南濮阳，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以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为中心，检查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任务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的情况，吸取经验教训，研究改进办法。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毅在总结时强调指出：军阀主义倾向是阻碍部队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彻底克服，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就不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党中央对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很重视，确定请朱德亲临指导。朱总司令召见部分干部和战士代表，并就加强军队建设、正确执行政策、严格部队纪律等问题作了报告，给部队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4 月底到5 月上旬，党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战略和建立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均到会，陈毅、粟裕等应召参加。
会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华野3 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仍留在中原作战， 会议确定建立华北和中原解放区及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央随即发出通知，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力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南征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
陈毅于5 月底动身赴中原途中，对战勤保障感触颇深，认为在战争中要讲经济核算和价值规律，如消耗民力太大，就会妨碍生产。为此，他和邓子恢专门向军委建议成立辎重部队，受到军委的重视。
6 月14 日，陈毅和邓子恢到达中原局、中原军区。从这时起，陈毅和刘、邓一起，组织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陈毅到职不久，在中原局、中原军区举行的宝丰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12 月会议精神。他讲道：去年8 月、9 月我们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这一行动，造成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转变。这对于我们争取全国的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陈毅说：中央12 月会议总结从1946 年6 月中原战争爆发， 到1947 年年底，一年又半的人民解放战争，提出了新的作战方针，特别是根据中原的经验，根据中原各兵团已站住脚跟，整个形势稳定，来检讨全中国的形势，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陈毅转达了毛主席的话：
“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这段话和陈毅的讲话，充分说明了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对于中原、华东两野战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鼓舞。
8 月下旬，邓小平去参加中央9 月会议，中原局日常工作由陈毅主持。
9 月12 日，陈毅向毛主席作了《关于1948 年夏季中原情况及政策转变问题》的综合报告，汇报了5 至8 月中原情况及政策转变情况，明确提出： “中原局面，已具备了初步根据地，正走向足以应付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这是陈毅对决战前夕中原局势的总概括。
1948 年，是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我军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人民欢呼，举世瞩目。11 月1 日，陈毅奉毛泽东的电令和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指挥淮海战役，走上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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