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军事家，原名刘明昭。1892 年12 月4 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1911 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 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 军。1914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 年3 月率四川护国军第4 支队攻占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1923 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取得了弛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曾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 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 月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与杨..公、朱德等发动沪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 军军长），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1927 年起义部队失败后，徒步出川，绕道陕西到武汉，接受中共中央指示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 年留学苏联。同年夏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 年夏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12 月回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 年1 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 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第5 军团参谋长。长征初期参与指挥5 军团殿后， 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 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并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 年1 月，参加了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5 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进入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敌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尔后率第1 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 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材等战斗。1938 年后，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 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击正太、平汉、白晋、同蒲等铁路交通线。在日伪军加紧实施“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时，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在被动中争得主动，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液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1943 年9 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后回到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 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组织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沉重打击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
1946 年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与邓小平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 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在10 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金鱼和豫北等9 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 年6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指示，与邓小平率12 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远离根据地，进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并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9 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 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10 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 年11 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与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淮海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 年4 月，他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 年12 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 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后兼政治委员）。
1954 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 年9 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评。1959 年后还曾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工作。他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军的先进经验。他组织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积极建设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团结教育旧军官出身的教员。重视合同作战的训练，并陆续开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为后来建立各军种、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培养了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
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 年1 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 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 年10 月7 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攻读古今中外军事名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他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1982）。
另有《合同战术》（1942）、《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1949）等大量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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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有这样的传说：每当敌我战阵摆开，明智的敌酋就会从阵势和战法上察觉“刘伯承来了！”他们深感：“刘伯承一来，我们必败无疑！”是的；刘伯承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黄河两岸，驰骋于广阔的冀鲁豫平原，在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伟大时刻，功绩卓著，威震敌胆，成为胜利的旗帜。
为揭开战略反攻序幕谱写序曲
1945 年8 月，阳光格外明媚。
“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氛围中。然而，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拿起屠刀，悍然挑动内战。8 月下旬，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集大军，兵分三路向解放区迅猛杀来：第1 战区胡宗南部两个军，经风陵渡进抵运城以南；第10 战区李品仙部3 个军，经皖北向徐州推进；第12 战区傅作义部4 个军攻占我集宁、丰镇后，又积极准备寻机沿平绥路向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一带进攻。这样，中国人民脸上刚绽开的胜利笑容，就随着内战的炮声而逐渐消失了。
在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从延安飞回太行前线，征尘未洗就来到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的驻地，组织指挥上党战役，率先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
作为战略家的刘怕承同志深知，此役事关重大，打好了对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吃硬不吃软，我们这里打得越好，胜利越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作为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家，刘伯承还深深感到，当前的敌情是严峻的：8月16 日，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盘踞在山西的土皇帝、第2 战区的阎锡山，命19 军军长史泽波率5 个师共1.7 万余人侵入我大行、太岳根据地之间的上党地区。8 月21 日侵入长子，23 日进至屯留、长治，25 日侵入壶关、潞城、襄垣。对于敌人入侵上党的战略企图，刘伯承是明察秋毫的。他说：“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这是大好事。可是整个形势变化了。”现在蒋介石“首先让阎锡山的19 军占了我们上党5 个县城，在背上杀一刀，又让他们嫡系部队在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用大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妄想席卷华北抗战胜利果实，南北夹击，消灭我们。”“如铓在背，背上有一把刀子，背脊就发凉嘛！”
为了争取胜利，刘伯承对战役作了精心的部署。9 月初，刘邓在襄垣县署二堂东边的寅畏堂，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当前的敌情，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和冀南3 个军区的主力和地方兵团共3.1 万人，首先夺取长治外围各城，诱歼出援之敌，尔后会攻长治，以歼灭上党之敌，解除心腹之患。9 月5 日，刘邓发出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9 月10 日，刘邓在潞城的黄碾镇召开旅以上干部会， 作了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刘伯承说：“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全局。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撬进来的敌人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
经过两天激战，长治外围城市被攻克之后，9 月24 日，我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此时，得悉阎锡山部署第83 军3 个师约7000 人从太原出动向南驰援。27 日，南援之敌到达沁县。28 日，其先头4 个团正进抵沁县以南、虒亭以北之新店地区，并有南下救援长治被围之敌的迹象。
敌变我变，先变于敌。这是刘伯承指挥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根据敌情这一新的变化，为了诱歼援敌和同时歼灭可能由长治突围之敌，刘邓当即改变决心，将攻城为主改为打援为主。刘伯承熟读兵书，是打援的能手。依照敌情、地形条件，他果断地作出了这样的具体部署：以冀南纵队全部、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继续包围和佯攻长治，吸引敌第83 军向长治驰援：以太岳纵队主力和太行纵队全部兼程北上，结合原地区的第17 师，预伏于虒亭以南之常隆、上村地段公路两侧地区歼灭援敌；另以30 团为独立支队，在南援敌军之后跟进，堵住它的退路。
兵无常势，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
当南援敌军进至虒亭镇后，不再沿公路前进了。敌军突然变更路线，不走常隆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儒亭至屯留的南大路向南进。刘伯承根据敌情的变化，当机立断，变更了作战部署：将打援部队向虒屯公路两侧隐蔽转移，钳击来援敌军，并增派第17 师和独立支队尾敌前进。10 月2 日，当敌进入我预定作战地区后，我军参战部队立即向敌发起进攻，一面从正面诱援敌继续南进，一面展开两翼迂回，逐步将敌合围于老爷岭、榆林、关上村、磨盘垴地区。敌人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并没放下武器，而是负隅顽抗，他们凭借磨盘山、老爷岭的险要，妄图与我决战。4 日，我各路打援大军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势，消灭部分敌人。但是，老爷岭久攻不克。为此，我军在占领了两个山粱之后，切断了守敌与主力的联系，控制了北山水源，使敌人陷入缺水断粮、失去指挥的困境。
随后，我军在战役手段上也作了调整，改强攻为围困。在与敌的较量中，刘伯承从敌人的火力、兵力的使用上发觉，被困之敌并非只是从太原来援的3 个师。经过侦察发现，当面之敌为第7 集团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23、83 军和省防军等8 个师和两个炮兵团，共2 万余人，与我围困部队大体相等。
为了在力量对比上造成优势，刘邓立即决定担任围城任务的冀南纵队投入打援之战。刘伯承指示，要大白天开进，示形于敌，以动摇敌人军心。为了避免敌人垂死挣扎，刘伯承又将战役部署作了调整，采取了他惯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在北面给敌人虚留一条生路。在我军强大攻势下，10 月5 日， 据守在老爷岭一带的敌人见势不妙，不得不撤出主峰，并决定放弃增援长治的计划，向北逃窜。敌人为了造成假象，彭毓斌命令一部佯向南进，而辎重和指挥机关则悄然向沁县方面北逃，企图重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伎。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敌人的“雕虫小技”，逃脱不了熟知中国历代兵书战法的刘伯承司令员的眼睛。他很快识破了敌人的企图，立即命令太岳部队抓住敌人，使敌陷入我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的重围之中。经过激战，敌人2 万余人全部被歼，敌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46 师师长郭溶、49 师师长张宏、66 师师长杨佩膺都当了俘虏，敌总指挥彭毓斌横尸战场， 随即，10 月12 日下午3 时，我军对长治县城发起总攻，至晚6 时战斗结束。
史泽波的万余人被歼，史泽波和他的两个师长被活捉，上党战役传出了胜利的捷报。
这捷报传到山城重庆，使国民党反动派感觉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休想得到，蒋介石不得不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这捷报传到延安，宝塔山下一片欢腾。就在上党战役结束后的第五天，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上党战役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他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大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 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 个师全部消灭。”
“双十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并不是诚心执行这个协定，而是在“协定”的掩护下，继续施展向解放区进攻的阴谋。至iQ 月中旬，敌第1 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 军、第16 军，经同浦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 后续部队第1 军进抵闻喜以南；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第11 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30 军、40 军、新8 军，妄图10 日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其后续部队4 个军已抵达新乡。这时，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是向北推进抢占平津，夺取东北。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通平汉路。对于这种战略态势，刘伯承看得一清二楚，他明确指出：“卡住津浦、平汉、同浦三条铁路，就会使东北敌人陷于孤立，立即发起平汉战役不但可以歼灭北犯之敌，而且有利于粉碎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阴谋。”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把住华北大门，掩护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平汉路之敌，并指出：在安阳以南，似难寻找大量歼敌的机会，应诱敌深入安阳、沙河之间地区，寻求机会，予以各个歼灭。同时，号召晋冀鲁豫军民团结一致，争取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具有战略眼光的刘伯承，早在进行上党战役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敌人的动作，把主力集中于平汉路线。因此，当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刘伯承、邓小平提早从上党前线回到司令部，投入了紧张的战役部署。根据敌情刘邓下定决心：除以第4 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担任同蒲路方向阻敌北进外，集中第1、第2、第3 纵队及太行、冀鲁豫、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共6 万人，并动员10 万民兵、自卫队，计划以两个月时间歼灭平汉路之敌。在具体打法上， 刘伯承司令员根据军委电报精神，提出：将敌第一梯队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的多沙地区，先打一仗，然后视战况发展逐次歼灭之。他对这次战役的作战部署是，以第1 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以第2纵队、第3 纵队和大行、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实施攻击；另以太行军区7 分区3 个团组成独立支队，配以太行、冀鲁豫地方部队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破坏交通，迟滞敌人，掩护我主力部队向平汉线集中。待敌渡过漳河后，即控制渡口，阻击敌之后续部队增援。
中央军委得报后立即复电刘邓：“电悉，部署甚当。俟后续部队到齐。
养精蓄锐，那时敌必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其一个师，敌气必挫。..”
战役打响以后，由于敌人未触及我军主力，进展较快。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刘伯承命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其前进。在敌军过漳河前，我军各部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与敌接触，选其弱点，机动作战。为此，刘邓指示，在敌精力尚未耗散、疲惫，我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敌决战。
10 月24 日，我军各部队进入预定战区：二纵队两个旅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之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3 纵队集结于东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战役进入合围阶段以后，我军进攻连连受阻，进展不大。为了以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刘伯承及时地改变了战术，采取了分而治之战法：阻击从石家庄南下之敌；牵制从安阳北上之敌；割歼、袭击、疲惫当面之敌；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政策，促其动摇之敌起义。早在这次战役发起之前，敌新编第8 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就派人到刘邓前线指挥部，刘怕承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来人。如今，高树勋又派王定南来联系起义之事。刘伯承对王定南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请他当机立断！”王定南回到新8 军，将刘邓的意见转告后，高树勋还有后顾之忧。他说：“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以及本军的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定要迫害他们。”于是，王定南又来请教怎么办？刘伯承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家属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请示中央设法解决。”当即签发电报，将此事电告中央。这样，使高树勋解除了顾虑，决定立即举行战场起义。28 日，刘怕承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我各路大军猛攻敌阵，敌人在我打击下，胆战心惊，只好收缩阵地，企图固守待援。
10 月30 日，高树勋将军宣布率新8 军和河北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 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
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于是，他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先敌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占领有利地形，以便于运动中歼敌。这一高招果然奏效，在敌人离开阵地南逃过程中，被我打得溃不成军，除少数逃遁外，孙连仲的两个军和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 军军长马法五的2.3 万余人被歼，马法五被俘。
平汉战役之后，到1946 年6 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拦腰斩断陇海路，作战13 天，歼敌正规军5 个旅，5 个保安团，歼敌2.8 万余人， 解放豫东大片土地，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为实现其狂妄计划，于1946 年8月又重整旗鼓，急忙从豫西、陕南抽调3 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调来1 个军、2 个整编师，加上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7 个整编师，共14 个整编师，32 个旅，30 万人，迅速集结，准备向冀鲁豫军区腹地菏泽发动进攻。
敌情是严重的。敌32 个旅，30 万人，而我军只有4 个纵队，5 万人，在数量上，装备上显然是我军处于劣势。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刘伯承司令员十分镇静，经过深恩熟虑，又有了应敌良策，决心在战役的局部上达成优势，战而胜之。他认为，从徐州来犯之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其第5 军和11 个整编师，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的两大主力。根据当时我军人数、装备情况，不宜选为首歼对象。可是，从郑州方向来犯之敌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兵分3 路，左路整编第41 师，远在东明；右路整编第68、第55 师及部分地方团队正攻曹县；中路是由敌第89 军和第10 军合编的整编第3 师。这个师武器好，战斗力强。在这3 路敌军中，整编第3 师和整编47 师虽齐头井进，但有8 至10 公里的间隙，便于我军分割、围歼。整编第3 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如遭到攻击，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增援，加之该师刚从中原调来，是疲惫之师。因此，刘伯承毅然决定，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吃掉这个处于突出部位的整编第3 师，打开战局，粉碎两路敌军的攻势。
为了实现上述决心并在战役主要方向达成优势兵力，刘伯承将第3、第6、第7 纵队主力集结于定陶地区，调2 纵队至东明东南地区，组成两个集团： 以第2 纵队（欠第4 旅）、第6 纵队共5 个旅为右集团；以第3 纵队（欠第9 旅）、第7 纵队共4 个旅为左集团，共同担任歼击敌军整编3 师的任务。
同时对钳制、阻击方向也相应的部署了部队。战役打响以后，敌整编3 师在开进中节节遭我打击，力量受到一定削弱。于是敌前线总指挥刘峙改变了整编3 师和整编47 师会攻定陶的计划，令整编3 师单独攻菏泽，整编47 师攻定陶，致使两个师的间隙拉大到10 至12 公里。这时，徐州出犯之敌被我钳制在百公里之外；整编47 师被阻于东明西南地区，距整编3 师40 余公里； 整编55 师和整编68 师也被阻于曹县以南，距整编3 师20 余公里。这是极好的时机，各路敌军分散，钳形攻势尚未合拢，整编3 师突出而孤立。为了扩大这种态势，刘伯承即命令部队，继续放手诱敌整编3 师冒进，争取该敌于9 月3 日夜到达大小杨湖预定战场。
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其力量，骄兵多败仗。这次又听任刘司令员的无言调动了。5 日下午，敌整编3 师果然被牵到预设战场。当午夜来临的时候， 刘伯承向全军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前仆后继，迅速突破守敌防线，于6 日全歼敌人1 个团。随后2 纵、3 纵、7 纵又在周庙、小杨湖一带各歼敌一部，从而使整编3 师遭到重创，敌人开始动摇了。6 日，整编3 师师长赵锡田见势不妙，企图率残部突围南逃。正当敌军离开工事，惊慌逃命之际，刘伯承当即一声令下，整编3 师被歼，活捉师长赵锡田。
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向我大举进攻的疯狂气焰。
1946 年9 月16 日，延安《解放日报》为庆贺定陶战役的胜利发表社论， 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我军愈战愈勇，乘胜再战。
刘伯承又在鄄城杀了个“回马枪”。巨野战役之后，蒋介石再次组织对我军的进攻，企图迫使我军连续作战。这次来犯之敌气势汹汹：陆军徐州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从菏泽方向杀来；第2 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的5 军及11 师、75 师、88 师，由金乡北犯巨野、嘉祥； 敌55 师、68 师从菏泽进犯鄄城；敌47 师、41 师残部由滑县侵入濮阳，以此妄想造成夹击之势。刘伯承及时掌握了敌军态势，慧眼识破了国民党军的阴谋，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强击弱的战法，避开敌主力王敬久部，西进濮阳地区，寻机歼敌。
10 月27 日，刘伯承率部从郓城、巨野以西秘密向濮阳前进。翌日，当我军主力进至鄄城地区时，刘伯承获悉：敌刘汝明的119 旅及29 旅由菏泽经白衣集向鄄城前进。他判断：邱清泉、胡琏两部将由东西策应。于是，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心杀他个回马枪，在鄄城至白衣集间摆开战场，捕歼该敌。
29 日夜，当敌人进到鄄城以南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后，我军利用夜暗，以优势兵力将敌团团围住，穿插分割，经两夭两夜激战，全歼该敌9000余人，生俘旅长刘广信。这一回马枪是刘伯承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大踏步地机动歼敌的杰作。
鄄城大捷之后，刘怕承司令员在前线接见了新华社记者，纵谈战争形势，对我军的战略思想不仅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而且对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也作了极为正确的预见。他说：“3 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17 座空城，换得蒋介石6 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刘伯承还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池，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那些城镇，那么我们必将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他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
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国民党军在鄄城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的面子很过不去。正在这个时候，伪“国大”即将召开。
蒋介石自恃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握有重兵，妄想打个胜仗，早日召开伪“国大”。为此，他迅即命令刘汝明集团在东明、菏泽及其以南固守；命孙震（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集团在滑县、封丘、长垣固守；命王敬久（第2兵团司令）集团经濮阳向大名进犯；命王仲廉（陆军整编26 军军长）部以主力第85 师进抵安阳，会同王敬久集团经临漳、大名直趋邢台，妄图与第11战区的孙连仲会合后，再取邯鄣，打通平汉路中段，以此配合伪“国大”的召开，掩盖其战场上节节失败的惨景。
与此同时，刘邓收到毛泽东主席的来电：“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认真分析敌情，取得了共识：
在上述四股敌人中，刘汝明虽屡遭打击，是惊弓之鸟，但与王敬久靠近，不易分割全歼；孙震集团战斗力弱，较麻痹，较分散，消灭该敌既可以抑留王敬久集团，又可以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王仲廉增援，进而粉碎敌人打通平汉路中段的作战计划。于是，决定从孙震开刀，发起滑县战役。
战役发起前，敌孙震集团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124 旅驻守在白道口、滑县、浚县地区；104 旅驻守在留固集、上官村、泥马庙地区，旅部在上官村；125 旅驻守在老岸镇、黄庄、邵耳寨；122 旅驻守牛市屯、封丘地区；127旅驻守丁奕集、长垣地区；河北保安队第12 纵队驻在朱楼、小渠地区。孙震集团上述兵力部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由西到东以上官村、邵耳寨、朱楼为中心布成3 个集团据点，其104 旅、125 旅、河北保安纵队均以这些据点为依托，向濮阳方向伸展10 余公里，又建立诸多小据点作掩护，主力集中在中心区。
根据敌人部署的特点，刘伯承对这次战役作了精心部署：集中主要兵力，即3 纵队、2 纵队、6 纵队、7 纵队，攻击孙震集团，再派出部分兵力阻击、牵制王敬久集团和刘汝明集团，防止来援。在具体打法上，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远途奔袭，秘密接敌，避开敌前锋警戒和一线据点，使敌之触角失灵，而后以突然神速的行动直入敌纵深，消灭敌旅指挥部，吸引其来援，或迫其出逃，相机歼灭。尔后向西或西南、东南扩张战果。这是一手出敌不意的“猛虎掏心”战法。
战役开始以后，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和地方武装，按照刘伯承的作战意图，广泛开展了游击战，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忽东忽西，神出鬼没，使敌人耳聋眼瞎，草木皆兵，摸不清刘伯承下一刀要落在谁的头上。
与此同时，我担任歼灭孙震集团的主攻部队，于11 月15 日夜，按计划由濮县附近和鄄城以北地区秘密西移。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夜行晓宿，人不吸烟，马不出声，避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于18 日夜， 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敌104 旅、125 旅和河北保安第12 纵队3 个敌人接合部，突然插入其驻守区纵深，将三敌割裂；19 日拂晓前，我军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全歼敌河北保安第12 纵队。20 日黎明时分，我3纵攻克邵耳寨，中午我6 纵攻克上官村，并将向北突围之敌千余人歼于野外。
留固集之敌先向上官增援，见救援无望，转而向滑县方向逃退，亦被我截歼。
接着乘胜扩大战果，22 日攻克黄庄，全歼守敌。此时，东面援敌王敬久集团和西面援敌王仲廉集团仅距我军半日行程，队势密集，不易割歼。于是，刘邓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对老岸镇敌人的攻击，结束此役，转到观城地区，休整待机。
不久，敌郑州“绥署”头目顾祝同，命王敬久率整编第27 军、王仲廉率整编第26 军，共10 个旅6 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妄图沟通与华北国民党军的联系，寻找我主力决战，尔后抽兵东调华东战场。
然而，敌酋的美梦作得过早了。刘伯承司令员另有良策相对。
为了消灭来犯之敌，刘伯承在分析了当面和鲁西南敌情后认为，与其在正面战场上“锅上加水”，不如到敌后战场，“釜底抽薪”。于是刘伯承决心改变内线破敌的打法，以主力向鲁西南敌占区转移，实行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北进和东调的企图。
战役打响后，我军主力由观城、朝城地区隐蔽南下，攻克了聊城、巨野、嘉祥，全歼守敌，发展顺利。我6 纵在奔袭成武途中，得知金乡守敌大部被吸引至金乡以南地区，金乡城内仅有1 个团。刘伯承获悉这一新情况后，认为金乡是鲁西南重镇，若能一举攻克，对战局的发展十分有利。于是，决定放弃夺占成武计划，改攻金乡。这一作战行动的调整，极大地震撼了敌人。
为解金乡之围，敌从徐州、定陶、菏泽分兵三路来援。这个变化了的状况是一个很好的战机，刘伯承立即决定变强攻金乡为围城打援，逐次歼灭来援之敌，即首先歼灭方先觉的88 师，尔后歼灭定陶、菏泽之敌。经过激战，三路来援之敌先后被我歼灭于运动之中，胜利地结束了巨金鱼战役。此役历时25大，歼敌正规军3 个半旅，连同地方军共2.8 万余人，又打了一个机动灵活的漂亮仗。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前的日子里，刘伯承司令员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数十万健儿，驰骋于广阔的冀鲁豫平原，纵横进退，十战十捷，深受人民的爱戴。
早在1946 年10 月初，龙风大战告捷之后，冀南前线部队曾在安阳东北的范营村隆重举行第一届人民功臣大会。会议休息时，冀南军区副政委刘志坚领着冀南党、政、群各界的代表，把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同志。他双手接过匾，感谢人民的支援。他谦虚他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支援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人民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援，前后方要更加团结一致，把敌人尽快消灭干净！”
为战略反攻揭开序幕
1947 年，党中央、中央军委运筹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什，逐步实施。
我军更加壮大，战场上硝烟滚滚，捷报纷呈，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转折开始了。
在晋冀鲁豫的战场上，我刘邓大军越战越强。
1947 年6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决定组织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以敌人兵力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
为此，中央军委命令刘邓大军于6 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歼敌，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刘伯承同志遵照中央的命令，决心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这时，鲁西南的敌人虽然凭黄河天险，占有地利，但他们兵力薄弱，战斗力不强。为此，刘伯承毅然决定渡河战斗的4 个纵队10 万大军，在300里宽正面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6 月30 日夜，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浩浩荡荡，胜利进入鲁西南。
我军渡河的消息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他立即从豫西、豫皖苏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援军，以其东路援军为主，妄图造成东西夹击，迫使我军背水作战。刘伯承识破了敌人的这个企图，将计就计，以“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打乱了敌人的行动，把敌人调到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一带，使其从南而北，形成一字长蛇阵，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战至16 日，有的敌人钻人我袋形阵地，有的敌人已被我分割、包围， 被歼已是时间问题了。这时，蒋介石急飞开封前线，并从西安、潼关、洛阳、豫皖苏调遣援兵，以解燃眉之急。刘伯承闻讯后，又精心设计了一个口袋阵，在正面留一个缺口，诱敌199 旅过河后，我3 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冒雨作战，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尔后，刘伯承又集中我军主力，会攻羊山集，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66 师。此役，我军连续作战28 天，歼敌4 个整编师，9个半旅，共5.6 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广大军民欢欣鼓舞。
鲁西南战役之后，刘邓大军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马不停蹄，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立即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行动，实施战略挺进。
早在强渡黄河之前，党中央、中央军委就指示，立即转入战略进攻，从中原地区突破，刘邓野战军自鲁北强渡黄河后，先在鲁西南消灭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按照既定的战略进攻意图进行了紧张有序的运筹、谋划，在全局上作了两翼牵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
“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尔后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实施战略展开；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在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豫西、陕南、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后，首先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人，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实行战略展开。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歼敌，发动群众，建立中原根据地。
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敌北上，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以配合我军主力的战略进攻行动。以我之外线出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我军则转入全面进攻，首先夺取长江以北，进而解放全中国。”
这一伟大的战略部署，使刘怕承激动不已。尤其自己的部队将担负起挺进大别山的重大任务，历史的重任使他忘记了大战后的疲劳，同邓小平政委立即召集全军各纵队、各旅首长，野战军司、政、后各部、处长干部会议。
会上，刘伯承司令详细说明了党中央给予的战略任务，着重传达了毛主席对这一战略行动的三种估计：“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二，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三，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恢复大别山根据地。”与会的指挥员一致拥护，坚决响应刘邓首长的号召，发出一个铿锵的声音：
“决心做无后方的跃进，誓死在大别山区立足！”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决策，决不是简单执行的问题。刘伯承深知军事世界的事物和在军事领域中活动着的人，都是多侧面的，而军事指挥员的视角又是单方面的，所以要使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必须把握全局。刘伯承司令员高瞻远瞩，首先透彻地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敌我态势，明确地指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困难和有利条件：
南线，蒋军主力已深陷鲁中山区，后方守备更加空虚；我军，刘邓并华野西兵团已集兵巨野、郸城地区，形成强大的进攻力量：蒋介石，仓淬调整部署，从山东、陕北调集13 个旅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合击，并妄图乘大雨破坏黄河河堤，阴谋淹毙刘邓大军及数百万人民于鲁西南；水情、敌情不利于大军久停，刘伯承决定缩短休整期，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下决心不要后方，提前跃进，以半个月的行程直插大别山。
决心提前于8 月7 日全军开展战略跃进！”综合敌情、我情、天时、地利，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发出电报，3 小时后中央军委复电批准。
直出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一定，刘伯承便分别发电于各纵队。4 个纵队分三路开进：第3 纵队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插固始、金寨、大安、霍山地区；第1 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成、项城、周家口、上蔡之线以西，直捣罗山、宣化店、黄坡地区；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2、6 纵队为中路，沿沈丘、项城、息线之线前进，直奔大别山腹地。为着更利于我主力隐蔽地突然实施跃进，以第11 纵队和各军区地方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假象，以迷惑吸引敌人继续合围；豫皖苏军区部队破袭平汉路，断敌交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趋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区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
在命令的后面着重写明两点：
一、暂归我野战军指挥的华野西兵团5 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南地区， 寻机歼敌，掩护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二、为着迅速开展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重建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所组织的南征工作，随中路野直和2、6 纵队行动。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 并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电报指示各纵队接到命令后，于第二天晚上即开始行动。
刘伯承异常强调指挥员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当命令下达之后，刘伯承又来到作战室。他严肃地对李达参谋长和作战科的同志们说：
“决心定了，部署有了，命令也下达了，你们做参谋工作的同志现在就应该研究我军到达大别山以后的战略展开问题。我军进入大别山，东瞰合肥、南京，西逼武汉三镇，威胁敌人长江防线，蒋介石当然不会罢休，还会纠集重兵，包围、进攻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各个击破。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略进军本身的问题，还必须部署好到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总的原则是既要分兵一部消灭分散的守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又要集中一定兵力，打中小型运动战，粉碎敌人的进攻。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还应该考虑和研究夺取整个中原的步骤。”
按照刘伯承的意图，李达参谋长和全体参谋人员很快制定出部队战略展开的部署方案：
“以一个纵队向合肥、芜湖之线以西的皖西地区实施展开；以一个纵队向信阳、武汉之线以东的豫东南、鄂东地区展开；另两个纵队主力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主要任务是掩护战略展开，同时分遣一部分兵力，扫清大别山腹地数十县的敌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干部开展新区工作，建立根据地。”李达参谋长向刘伯承司令员做了简短且深蕴战略眼光的汇报后，刘伯承脸上泛起满意的笑容，边点头赞许边充满信心他说：“好！请邓政委过目一下，咱们就这么干！‘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就一定能够得到胜利，‘鹿’肯定要死于中国人民之手！”
宝剑未出鞘，铮铮可闻鸣。
“我们上马了。”刘伯承铿锵有力的声音从电话中传给华野西兵团首长。
“牌怎么打法？”对方大声请示。
“打一张鹅牌”。刘伯承用密语作了简明的回答。意为华野外线兵团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以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敌人，掩护刘邓南进的战略行动。
挺进大别山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前面横着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诸多障碍，加上当时正是雨季，给部队机动造成极大的困难。而更为复杂的是部队开进两侧，酉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如果蒋介石觉察到刘、邓的战略企图，就很可能将他的军队沿两条铁路干线向南急调，截断大军去路。为此，刘伯承、邓小平除分3 路南进以保证其进军大别山的隐蔽性外，同时以11 纵队和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北渡的声势，而指挥暂归刘、邓属辖的华野外线兵团5 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蒋军， 示其主力积极寻机打击蒋军，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夜，1947 年8 月7 日夜。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他坐镇开封，调集30 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做着歼灭刘、邓大军的美梦；我12 万大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兵分3 路，突然甩开敌人，向大别山挺进，由暗夜走向大决战的“黎明”。
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第三次被刘邓大军的脚步震动了。
此时，蒋介石仍然认定我刘、邓部“向南逃窜”。所以，他仅以46 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纠合地方团队在沙河布防，而以主力罗广文集团和张淦集团的12 个旅为第1 梯队，王敬久集团的8 个旅为第2 梯队，分路南追；并以206 师、52 师、56 师、15 师各1 个旅在平汉路侧击，妄图把刘邓大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对于敌人的错误判断，刘伯承心若明镜；对于敌人兵力部署及罪恶企图刘伯承则成竹在胸。向南，刘、邓驱动大队兵马火速跃进，迅速穿过当面蒋军的合击阵势，于11 日胜利跨过陇海路，将敌主力甩在陇海路北。又经10个昼夜的疾驰，深入纵深200 余里；但他们也深知，十几万人马，要突破将面临的四五十里布满泥水的天然阻障黄泛区、沙河、汝河和淮河又绝非易事。
为此，刘伯承指出：大胆向南突进，顺利闯过“四道水”。这堪为宝剑出鞘的第一次“闪光”。
17 日，渡过涡河，各路部队均以日行至少80 里的速度，先后进抵黄泛区。野直纵队昼夜兼程，向南挺进，也按时抵达黄泛区边缘郸城集。
早在1936 年6 月，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平牟赵口决开黄河大堤，吞没30 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以后，每逢黄河涨水，这个地方就“泡汤”，故有黄泛区之称。泛区内，黄浆浆恰似一望无际的凝固的海。若不是残露的点点屋脊、枝枝树梢，好象又一条黄河横在眼前。黄泥地，看似硬的，脚一踏上就下沉，这只脚刚要抬起，另一只脚又被粘住，无力自拔。黄泥水，一脚下去，水深过膝，深处没腰。刘怕承、邓小平带领指战员排成纵队，挽着臂膀行进。大炮等重武器，有的用牛拉人推，有的则拆开由人扛着走。有的东西，如太行的小米、山西陈醋、山东大葱等，干脆不要了。
18 日夜，大军胜利渡过黄泛区，又急行30 多里，直奔沙河。野战军直属队很炔通过了豫皖苏军区预先架设的浮桥。结果，除后勤部队之外，晋冀鲁豫野战军又一次赶到敌人步兵到来之前，于8 月18 日全部到达沙河对岸， 野直天明后即到达安徽沈丘县贾寨。刘伯承顾不上休息，在李达参谋长陪同下查看休息的部队，布置防突警戒，并对请示下一次行动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同志说：“后勤人员还没有过河。河水猛涨无法架浮桥，船少，又不断被敌机炸毁，我们要争取时间抢渡。你协助李达参谋长立即乘吉普车到沙河渡口，动员船夫，用最有效的办法，快速渡河！耽误一分钟，就是对人民犯罪。”
由于准备较好，后勤部队分两个渡口渡河，一个集中渡人员，一个集中渡车辆、牲口，有经验的驭手牵着马匹徒涉，顺利渡过了沙河。
蒋介石在我大军开拔时，就派出几十部电台于陇海路以南侦听刘邓部队的电台讯号，以判明其去向。刘伯承早料到这一点，所以命令听有部队一律停止使用电台。因此，蒋介石始终未弄清我军意图。直到刘邓大军过了沙河，蒋介石才如大梦初醒，发觉刘邓大军绝非“向南流窜”，而是有组织、有目的地挺进大别山区，威胁他的战略后方。于是，慌忙调85 师和15 师的一个旅，先于解放军到汝河南岸布防，妄图与在北面尾追我军的2O 个旅形成夹击之势。
大军过沙河只是过了三道水，尚有洪河、汝河在后，不可等闲视之。刘邓顾不上连日征途的疲劳，立即指示各纵队：
（一）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王敬久率3 师、58 师，17日由肠山经夏邑向毫州前进。罗广文率10 师、206 师似沿平汉路运动。
16 日，拓城北之远襄集到敌百余，可能是桂系。吴绍周之85 师、57 师仍在单县地区。5 军仍在郓城地区。刘汝明仍在荷、邪地区。敌人兵力分散， 我军务于19 日渡河完毕，以争取主动。
（二）我过河后部署如下：
一、1 纵占领商水，主力集结商水以东、以西，休息两三天，派一先头旅，占领上蔡。第二步，主力占领汝南，派1 个旅占领正阳，尔后该纵即在上蔡、汝南、正阳之线待机。但应以骑兵团和张才干旅进至平汉线，由北而南破路。同时，由上蔡之旅1 个营附电台，留置商水，向北游侦警戒。如能更早点占领汝南、正阳，更为有利。
二、6 纵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而后留置一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1 个营附电台，留沈丘东西地区，游侦警戒。主力南进， 占领潢川、光山、商城三城待机。
三、3 纵在颖州（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1 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侦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 或经霍丘、砚蛮，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三城。
四、本部在2、6 纵之间行进。
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向全体将士传达后，目标明确了，大家行军热情更高了，战胜敌人的追堵更有信心。当刘邓首长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并命令各部队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时，再没有什么犹豫的了，部队动作干脆利落，处理完毕便轻装上路，进军的速度很快。
19 日野直从新蔡县杨埠渡过了洪河。这样，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都被刘邓大军远远抛在了后面，本来是我军的重重阻障，现在则成了蒋介石追兵的一道道“鬼门关”，一个个障碍。
扬眉剑出鞘，第一道光束就把蒋介石的锋芒扫掉了一半，令其眼花缭乱，望而生畏，使其追击、堵击的企图一次次落空。蒋介石恼羞成怒，在刘邓大军南下之后，即撤销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降为东北行政长官。这时，蒋介石怒斥追兵说：“追兵迟出早归，形似旅次行军”，“似此何以挽救党国于危亡？”并严令加紧追击，部署堵截。蒋介石本人则自兼参谋总长，飞至前线上空督战。
过黄泛区是险恶的，过汝河就更不容易。刘邓大军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在险阻中杀出一条路。
8 月23 日，中路先遣纵队18 旅52 团，抵达汝河北岸柳营渡口，侦察人员报告：河内船只已被敌人搜缴一空。
8 月24 日上午，汝河上空出现敌人的红头飞机，在先遣队头上盘旋低飞。
12 时左右，汝河南岸西边公路上烟尘滚滚，人喊马嘶。大队敌军沿大路由西向油坊店、汝河埠一带运动。阵成犄角，军成对峙，情况紧急。
汝河边，一座距河百米的小草房内，刘邓及其6 纵司令员韦杰、16 旅旅长尤太忠、18 旅旅长肖永银，正在紧张地运筹、计议： 先头旅肖永银旅长报告：“12 点以后，敌85 师吴绍周部进入了油坊店、汝南埠一线，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52 团占领河南岸大雷岗，工兵架起了浮桥。现在敌人正集中火力轰击北岸，封锁浮桥。我旅其他各团已集结河北待命，其他方面情况尚不清楚。”
李达参谋长俯视摊开的地图报告最新情况，他说：“我过沙河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进行决战，以打乱我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敌人85 师和15师1 个旅约3 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58、48 等3个整编师，离我们只有50 里路了。”
刘伯承冷静地听着，摘下眼镜用手帕使劲地擦着。听完报告，他神情严肃他说：“现在已近半夜12 点了，估计尾追我们的敌人在明天下午可达北岸， 或者更早些。今晚不渡过去，便有受夹击被歼灭的危险！”说着，便把目光投向地图。
邓小平政委说：“是啊！正因为情况严重，所以把你们都找来了。”
屋内，大家屏住呼吸，目光都随着刘伯承的手在地图上搜寻着。这时，前有重兵以逸待劳，后有追兵急于决战，情况万分危急，大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时，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同志，离开地图，用他分外沉着、平和安祥的眼光巡视每一张焦急的面孔，缓缓他说：“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敌人追击的枪声了！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得坚毅有力：“自古以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来对付敌人的进入，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定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这次战斗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看你这党员够不够份量！野司要从这里过河。”刘伯承把手指按在汝河渡口上。
邓政委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的意见。情况就是这样的，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下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阶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
“坚决杀开一条血路，打过汝河去！”
“用顽强的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共产党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在座的同志把刘邓首长的话作为命令，作为座右铭，决心按时完成渡河任务。
刘伯承最后叮嘱道：“时间不多了，咱们要马上行动，强渡！
52 团的勇士们，已经勇敢、机动地冒着敌人的炮击和轰炸，强渡到汝河南岸，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这是对敌人防守的南岸，楔进了第一个楔子！旅工兵连又冒着重重封锁，积极搜索船只架设浮桥，这都好得很！命令部队，保护好浮桥，我们要从上面杀过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几位旅长跑步返回部队，迅速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狭路相逢勇者胜！”象雄壮的号角激励着全军将士。接着，刘邓到汝河岸边，跑步通过浮桥，到达汝河南岸，进入肖永银旅长给他们安排的指挥所——姚官屯。这里，距敌更近了，指挥更灵了，电话可直通团营指挥所。
刘邓立即派人送命令给北岸张际春副政委：“明天不管敌机如何轰炸，火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部队要轻装，把所有机密文件烧掉，不给敌人留下一片纸。
此后，纵队首长到了旅指挥所；旅、团长到最前面去指挥营、连；战士们争当开路先锋。
52 团、53 团做前卫，并肩从大雷岗向南攻击前进。50 团为二梯队紧跟其后，各连均以四路纵队前进，步枪上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子，遭遇敌人即行战斗，直到把敌人歼灭。
担任打开通道、带领全军渡河任务的前卫团，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断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子里。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来到前卫团指挥所。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躲敌人的炮火。他们并未理会，蹲在院子里，在摊开的地图前研究起来。此时，敌人炮弹呼啸而过，有的就在指挥所不远处爆炸，然而刘伯承却若无其事，一边看地图，一边详细询问前卫团指挥员兵力如何布置的，就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平时，指挥员们都乐于聆听刘伯承的提问，从中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可是现在，炮火连天，大家对首长的安全万分焦急。刘伯承明白大家的心意，语重心长地说：
“同志们，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们，因为你们的任务太重了！现在，还不能松劲儿，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守得住阵地，可是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勇猛冲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经过整整一夜的拼杀，终于在夭亮前杀开一条血路，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过了汝河，淮河便横在人们的面前。
淮河，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险关。它是我国著名的一条内河。原来是一条流水畅通，规规矩矩的利河。就在700 多年前，北方的黄河决口，大量泥沙一下子泻入了淮河下游。从此，泥沙淤塞，流水不畅，河床不断被凶猛的黄河冲破，淮河也就变成了腰身大、尾巴小的害河。每逢阴雨连绵的秋季，咆哮奔腾的黄水，象开了锅的热油上下翻滚，气势汹汹，变化无常。当地人都知道淮河的脾气，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涉渡。刘邓大军南征偏偏遇上淮河涨水的季节。说也怪，一夜之间，十几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干净利落地渡过了淮河天险，刘邓大军的这一奇迹，神话般地在民间流传开了。
有人说，老天爷长了眼，一看解放军要来救咱穷苦百姓，8 月就下起了棉团大的雪花，河面顿时冰冻三尺，大队人马就是踏着冰走过去的。有的说，解放军是天兵天将，每个人都身背，‘宝葫芦”飘过去的。还有的说，老天看淮河挡住了大军去路，忽然狂风大作，一阵黄风把几十万大军刮到大别山..
传说终归是传说。刘邓大军闯过淮河天险是经过一番风险的。
在抢渡汝河尚未结束时，刘伯承就已经谋划跃进途中的最后一盘棋，抢渡淮河。
8 月25 日下午2 时，刘邓风尘仆仆赶到了预先给部队指定的集合点息县彭店。天下着蒙蒙细雨，在此迎接刘邓的肖永银旅长把首长引进一户老乡家中。此时，6 纵队各旅旅长全在。刘伯承满意他说：“汝河战斗打得好！” 接着说：“同志们，我晓得部队是疲劳的。可是，胜利只能在战胜疲劳之后才能得到！敌人希望疲劳捆住我们的手脚。因此，我们一秒钟都不能停步，必须立即出发，向淮河进军。明天拂晓前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夺下咱们战略跃进途中的最后一个关口！”听的人都激动地屏住呼吸。刘伯承又重复他经常讲的话：“打仗就是这样要抓关键，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汝河岸边，但是，在我们的勇士面前，他们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现在，敌人肯定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使我们功亏一篑，这又是一关啊！大家还要牢记，决不和敌人纠缠，轻战就正中敌人之计，只能抢先渡过淮河。”
当晚，野司和6 纵队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邓政委在紧急会议上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邓政委的意见。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于是，参谋长李达亲率18旅赶到淮河渡口。这里本来是可以涉渡的河面，不料由于上游突然涨水而不能涉渡了。渡口上的船只，也多被敌人破坏，只剩下10 来只小木船。此刻， 敌情也异常紧急，据侦察报告：敌整编48 师、7 师、58 师、10 师、3 师、65师、52 师、骑1 旅等，已经紧追而来，其中65 师已接近我军，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彭店，和我后卫部队已经接上了火，离淮河渡口只有30 多里。刘伯承了解这个情况后，说：“3 个旅的人马，只剩这么十几只小船来回摆渡，那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对军队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拂晓前部队不能按时渡过淮河，敌人几十个旅的兵力会一齐压来，势必要我们背水作战。拖过了时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种种努力将要毁于一旦。”
难道淮河真的不能涉渡吗？刘伯承一面指示李达同志组织十几条木船安排先头旅抢渡，一面仔细地问起先头旅的旅长：
“河水到处一样深吗？”
“能不能架桥呐？”
“你们实地侦察过吗？是不是找过当地向导调查过了？”
旅长虽然一一回答了他的提问，但他感到事情仍有未尽处，心里总不踏实，喃喃自语：“淮河水到底有多深，究竟能不能架桥，能不能徒涉？”他迎着萧瑟的秋风，急匆匆地向渡口走去。
他到渡口一看，渡口狭小，数以万计的人马拥在一起，加之人们心情急迫，竞相抢渡，秩序混乱。素以严治军著称的刘伯承绝不允许部队在危难之时的任何慌乱。触景生情，他想起了“投鞭断流”的历史故事：前秦时期，有一个叫荷坚的名将，在领兵攻打晋国时，遇到江水阻路，他自恃兵多将广，傲慢他说：“以吾之从，投鞭于内，足断其流。”由于他鲁莽从事，组织不利，指挥失当，不但未断其流，大军反被赶入江中，几乎全军覆没，苻坚本人也险被江水断其命。因此，历代军事家都很重视咫尺之沟，跨步之豁。刘伯承经常以此为鉴教育部属，鞭策自己。于是，他对组织抢渡的指挥员说：
“天下事必作于细，你的人马再多，也总不象前秦的那个苻坚‘投鞭断流，吧！你也不能插上翅膀飞过淮河去吧！走路要一步步走，渡河要一船一船地渡。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不然要吃大亏的。”旅指挥员意识到刘伯承话中的含意，立即派人整顿部队，编排好抢渡批次。刹那问，千军万马井然有序，抢渡比以前快了许多。
夜，只有一弯下弦月，淮河堤上一盏马灯在不停地游弋。刘伯承手里拄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竹杆，向一只小船定会。船在江面上缓缓行驶，刘伯承用长长的竹杆不停地往江底戳着，站起又蹲下，蹲下又站起，小船经过河水不太深的地方，他还让警卫员插上标记。
“能架桥呀！赶快报告参谋长，坚决架桥。”一阵欣喜而有力地喊声从河中传来。他怕岸上的同志听不清楚，又派入送去亲笔书写的命令：“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可以架桥！”
旅政委把文字命令迅速交给李达参谋长，他也乘船到了对岸。船未靠岸就远远看见刘伯承站在岸边，翘望着部队渡河。刘司令员十分关心架桥的命令执行得如何，又给李达参谋长写了一封简信：“要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在“尽一切办法”和“坚决迅速”两句话下加上圈圈，以引起收信人的注意。简信写成，当念给他听时，他又吩咐：“在圈圈的外边，再套上一层圈圈，要叫我们干部注意才行！”
信发出后，刘伯承对汇报情况的旅领导同志和身边的同志们严肃他说：
“粗枝大叶真害死人，害死人！”而后才又和缓下来，语重心长他讲到：“同志，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是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走后，旅政委写一封信，向刘伯承报告河水能够徒涉。原来经过查问，得知一个马夫掉了队，又搭不上船，就从上游某处徒涉过去了。信刚装入信封，刘伯承的信就到了，他写着：“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迅速徒涉！”
李达参谋长认真分析了河水形势，掌握了当夜和第二天早晨河水涨落的情况，亲自指挥在河面插上行进的标志，命令部队分成五六路纵队徒涉过河。
待蒋介石的追兵赶到北岸时，我刘邓大军好多路纵队，成千上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徒涉过去了。我军渡河后，河水又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北岸。愚蠢的敌军指挥官得知刘邓大军徒涉淮河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逼迫部队徒涉。此时，洪峰一个接着一个，走在前面的敌兵脚下还没站稳就被大浪卷走了，后面的敌人仓惶逃回岸上，吓得瑟瑟发抖，纷纷传扬龙王有眼，向着共军。其实，哪里有什么龙王，而是淮河时涨时落的规律所致。淮河一般是天黑时涨水，天快亮时落水，涨水时间长，落潮时间短。
20 万敌军，整整用了半个月，还没有渡过淮河，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刘邓大军直趋大别山。
为战略展开高奏凯歌
1947 年夏末，大别山上骄阳高照，郁郁葱葱，但群众疑虑重重。
刘邓首长挥汗运筹部署着达成战略目的之策。
如果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区是一个战略任务总体的话，那么千里跃进大别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在大别山站住脚，并植根于这块土地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才是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目的。这也是刘伯承为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高奏的一曲凯歌，为此，这年8 月底，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刘邓首长立即宣布：
“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并指出：“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住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上下一条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能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
大别山区，是用革命战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鲜血开辟、守卫、三进三出的红色土地。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对共产党、红军有浓厚的感情。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很多干部、战士就是大别山哺育的子弟，如今大家回来了，亲不够家乡土，喝不够家乡水。曾在这块土地上拼搏过的老红军，耐不住血泪家史的回忆和阶级的仇恨，用泪眼巡视断瓦残墙。用刺刀去铲剥反动派书写的“独子也要应征”、“和尚、道士也要当兵”的标语来发泄仇恨。
根据地被敌人破坏了，群众早已遁入山林。这次刘邓大军的到来，虽然大家高兴，但因共产党的军队曾先后几次退出这一地区，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所以群众还是担心解放军站不住脚，敌人一来又要遭殃。
针对这种情况，刘邓开始研究战略展开的新任务，“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他们指出：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我军到大别山后创建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因此，我军必须大量歼灭敌人，迅速展开，使群众认识到，我军有能力站住脚。同时，也告诉部队，现在毕竟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群众已不认识我们了。所以，必须用铁的事实、爱民的举动、艰苦奋斗来证明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刘伯承身先士卒，他每天夜晚，都在昏黄的木梓油灯下，用放大镜刻苦阅读、精心体会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说：“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他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拟订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计划和部署。
“兵行从纪律”。为了保证战略展开的胜利，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当务之急。由于刚到新区，人生地不熟，群众不敢接近部队，一些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群众思想顽固，变了心。因此，发生了骂人拿东西，强迫百姓送病员等违纪行为。这样，引起群众的恐惧，常常是部队刚一开进村镇，老百姓和商贩们便锁上门跑到山里躲起来。为了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刘邓决定整顿纪律，保证战略展开“正剧”的顺利进行。于是，在小姜湾村前草坪上，由刘邓首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会。
刘伯承在会上讲：“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
邓小平政委接着警告说：“这样下去，就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
张际春副政委也说：“必须严格群众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这次会议向全野战军颁布了整顿纪律的命令。但是不久，司令部机关里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一个管理员为了解决办公和生活困难，竟趁主人逃走的机会，私自撬开一个铺子的房门，拿了一刀有光纸，几支毛笔，以及几斤粉条和白糖。
刘邓首长及时掌握这一情况，认为，这一事件非同小可，它出在领导机关，处理不好，先例一开，整顿纪律的命令不值一文钱，将后患无穷。古有诸葛挥泪斩马谡之举，今天刘邓也忍痛下了决心：坚决按军法从事，并召开大会公诸于世，以此教育部队，感召群众。在大会上刘伯承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是为了人民而打仗的，绝不允许存在丝毫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特别是在现在这样困难的关头，谁违犯纪律，谁就损害了我们这支部队！在我们再三强调组织纪律的时候，司令部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件，我是非常痛心的，更为这位同志惋惜。这种事等于给敌人帮忙，不严办，部队要垮·台！今后大家都要接受这个教训。”
大会开得十分成功。整个部队为之震撼，广大指战员为刘怕承治军之严而折服，对“兵行从纪律”与维护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认识又深入一层。
大家都说，要在大别山区扎下根，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从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全面展开了整顿纪律的工作。哪里惩治了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和事，哪里的群众下山回归的就多。在总路嘴一带，有一个副连长公开抢夺商贩的粉条、花布，在群众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许多人都吓得逃入山里。刘邓派出的纪律检查组发现这一问题后，为严肃军纪，申报刘邓首长，也公开地严惩了那个副连长。这下，老百姓都震动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下山返回家园。
他们说：“要是知道解放军纪律这么严格，说什么我们也不上山。”还有的说：“都说当年红军好，可谁也没经历过，原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哪！”
整顿纪律是大别山斗争的序幕。序幕初开，群众就看到了希望，感到人民军队确实为人民，不仅消除了误会，而且增加了他们的斗争热情。要使这种热情持久，要使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还必须有坚强的实力，用武力打开新的局面，使群众真正看到解放军的威力。于是，在8 月30 日，刘邓向部队发出了重要指示：
一、我军已胜利地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敌人的追截计划完全失败。
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因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住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戒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向全军说明，我们完全有胜利把握。首先是有陈赓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和华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互为配合。其次是我们当面敌人只有23 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南下失败，战略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还有长期革命传统，有游击战争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有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家庭，他们的子弟兵在华北空前胜利了，壮大十倍。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军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使鄂豫皖人民获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一次的歼灭战）。
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是必须了解，如果我们在半年内不歼灭10 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争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同我们一起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部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第二天，又在《军政往来》第46 期上，向部队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公开信》，进一步向南征大军分析形势，讲明任务，指出困难，坚定信心。公开信说：
“我们已到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
党中央说我们是英勇的行动。我陈赓兵团已挺进陇海西线，向伏牛山前进。
这样，便以大别山、伏牛山、鲁西南（陈粟）形成一个犄角之势。在这战略态势下，我们解放中原，把蒋介石逼退一条线，是有充分根据与条件的。”
刘邓首长最清醒地意识到，坚持大别山光有信心和勇气是不行的，必须面对严峻的形势做出科学而实际的决策。我军进入大别山后首先遇到的大难题是，既要开辟根据地，又要牵制打击敌人，兵力应如何使用？刘邓首长创造性的运用了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刘伯承提出了我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好象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消灭敌人，一个轮子是发动群众。如果不同时开动两个轮子，就不可能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也就不可能完成重建大别山的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战略任务，刘邓决定乘敌人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命令3 纵队3 个旅在皖西，6纵队的2 个旅在鄂东，迅速抢占中心地区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1 纵队、2 纵队、中原独立旅和6 纵队的一个旅共9 个旅的兵力， 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掩护展开，一面就地铺开摊子，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工作区，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各纵队抽调部队和干部，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刘邓估计到新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坚决精简机关，减轻装备，隐蔽一批辎重，并积极训练部队，迅速熟悉当地作战条件和生活习惯，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
有关部队按刘邓指示在皖西和鄂东南展开时，蒋介石慌忙调23 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尾随直追，妄图乘刘邓立足未稳之际，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9 月3 日，敌人第8 绥区（合肥）夏威所指挥的46 师进到六安、霍山地区，58 师进到固始、商城地区；郑州前进指挥所（信阳）张轸所指挥的85师进到罗山、信阳地区，10 师、40 师经宣化店沿公路向黄安、麻城前进；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所指挥的65 师，经平汉路进到黄安（今红安），52 师、56师在信阳以南的平汉线和武汉外围，就地分散，妄图摧毁我地方政权和后方机关。战斗力较强的桂系7 师和48 师，沿新县（经扶）、麻城公路向南寻找刘邓主力作战。
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遵照毛主席的最新电示，决心在几个月内，避开桂系主力7 师、48 师，集中力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他确定先打战斗力较弱且比较孤立的滇军50 师牵制桂系，掩护展开。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1、2 两个纵队主力和6 纵队1 个旅，在商城以北河风桥地区打了第一仗，准备消灭敌58 师一部。这一仗，由于部队还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打击了敌人，调动了敌48 师和7师从新县、宣化店地区回援，掩护了展开。
商丘作战后，敌48 师又转向皖西，7 师、40 师、65 师仍在黄安、麻城地区。刘怕承为了打击敌人气焰，继续吸引敌人向北，集中1、2、3 纵队主力和6 纵队1 个旅，仍以歼灭商城附近的敌58 师为目标。9 月15 日，在商城以西的中辅歼灭其新1 旅1 个团，因而又调动了敌855 师自光山、潢川地区东援，48 师一部自六安西援。
接着，以1、2 纵队主力和6 纵队1 个旅，于9 月25 日在光山附近打了第三仗，击退了敌增援部队855 师的进攻。
这样，以9 个旅的兵力将敌牵制和抑留在大别山北面，而以5 个旅的兵力分别向鄂东、皖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17 个县的民主政权，取得了立足之地。
但是，刘邓对这三仗并不满意，感到歼敌有生力量不多，当地反动势力如保甲、特务组织、反动武装都未彻底摧垮，他们在暗地里威胁群众，暗杀积极分子，向部队打黑枪，致使部队给养难筹，休整无安全之地。因此，有的同志目光短浅，不能从战略上认识形势，产生了急躁情绪。刘邓及时抓住这一思想动向，召开纵队领导会议，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刘伯承在会上看出部分指战员存在的思想问题，并形象、生动地指出：
“去年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基本上‘吃肉’，没有听到什么意见。现在人家开始吃点肉，我们在大别山啃啃骨头，就叫唤了。这是什么思想？还有人刚碰到一点困难，就怀疑在大别山区能不能坚持。这些同志目光短浅，也不想想，你要把刺刀插入人家的心脏，人家咬破你一点皮，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这是只看到自己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变化的错误思想！”说到这里，他把话头转到战略问题。他要到会的同志一定不厌其烦地向战士们讲清楚，要他们认识到现在我们在全国战场上虽然是外线进攻，但在局部地区却变成了内线防御。在战略上是前进了，但在装备供应等方面却后退了。大别山部队就是这种情况。部队一举一动都受到无后方作战的严重困难。要想和战争头一年在内线作战那样痛痛快快地歼灭敌人，是不容易办到的。何况敌人除了用两倍以上的兵力向我们进行“围剿”外，还从日本人冈村宁次和美国人那里学来了什么三网（谍破、公路、碉堡）政策，制造无人区，煽动地主、富农武装叛乱，威胁群众，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们。这一切确实给予我们很大的困难。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誓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要消灭他们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
9 月27 日，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又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战略方针，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定胜利信心，反对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
这两次重要会议，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迅速实施战略进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此以后，各级政权的具、区武装逐渐建立起来。
胸怀全局的观念，坚定的胜利信心，昂扬的战斗意志，严整的军队纪律，加速了战略展开的进程，到9 月底，已解放县城23 座，歼灭正规军6000 人， 土顽8000 以上。在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大湖、庐江、罗田、商城、光山、罗山、新县、潢川等县建立了17 个民主县政权，从而打开了局面， 巩固了后方，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配合全国战场转入进攻，实现了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计划，并为我军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依仗着人多枪多，坐镇指挥，妄图组织新的合击，将刘邓大军扼杀在大别山区。
10 月10 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时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全区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党委和军区。
由每个纵队各抽3 个团作军区基干武装，各抽调1000 至2000 名干部和老区翻身战士去参加地方工作。此时，我军已查明，蒋介石企图对这一地区搞一次大规模合围，并开始动作：敌7 师、40 师的两个半旅，由麻城向沙窝北进： 48 师、58 师集结商城；85 师及52 师主力集结潢川、罗山线。敌人以约7 个师的兵力，对大别山北部我主力进行合击，估计以上之敌人两天内可以行动完毕，寻我作战。这时，我鄂东、皖西敌人只有少数正规军防守，刘邓首长决定分东西两路向南突围。突围，不是单纯消极的摆脱困境，而是有目标的积极的突围。为反击歼灭敌人的突围。就是刘伯承同志一贯倡导的“必须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以突围调动敌人，就是在运动中造成敌人的弱点，把它歼灭。刘伯承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即摆脱敌人合击，乘虚出鄂东、皖西，寻机歼敌。
其部署：以1、2 纵主力及中原独立旅俟敌7 师、40 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南出黄安、麻城地区；3 纵应俟7 师进至麻城、沙窝之间时，出皖西地区，寻机歼灭小股敌人，路线自行选定；6 纵对7 师、40 师不要正面作战， 主要打敌辎重，而后应相机歼灭麻城之敌。由于敌情变化，刘伯承及时修正部署，指示东路之3 纵“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急回师，放手歼敌”。3纵得令即返，急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寻机作战。这一行动带动了战斗力较强的桂系第7 师、第48 师跟击，并于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歼灭敌人88 师师部及所属62 旅全部，俘副旅长张家揖。这是到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刘邓大军头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
西路为刘邓首长亲自率领的1、2 纵主力，中原独立旅和6 纵一部，共7个旅的兵力，乘虚出鄂东，寻机歼敌。此时，大别山北部只留1、2 纵各、个旅，伪装主力积极迷惑敌人。此时，鄂东及沿长江一带的形势极利于我，而不利于敌，该地区敌人很空虚。据可靠侦察情报：麻城、黄肢两地区只有4个半旅；汉口以北只有1 个师，敌人从麻城到黄肢的拦阻线十分薄弱。在江南，敌人兵力更加空虚，只有要点九江摆了一个青年军203 师的2 旅和新北旅。我西面突围部队以平原独立旅和“纵一部为先锋于10 月：日奔袭经扶（今新县），歼敌保安团，打开向南机动的道路，直奔黄安（今红安）。沿途消灭土顽，冲向敌黄陂、麻城拦阻线。接着我1 纵主力和2 纵一部，于10 月8日，歼灭了歧亭、柳子敌56 师新17 旅旅直和第1、2 团；10 月10 日，1 纵一部攻克李家集，歼敌25 师1 个营。这样。我军主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荡涤了沿途分散孤立的敌军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稀水、广济、英山等城镇。至此，刘邓大军已控制长江北岸达300 余里。10 月20 日，刘邓首长命令各纵沿长江北岸蕲春、广济、黄梅、宿松之线展开，以半月时间解决冬衣，尔后集结，寻机歼敌。在不到3 天的时间里，中原独立旅和1 纵一部在薪春北之竹瓦店歼敌青年军203 师第2 旅从江南伸过来的两个营。1 纵一部解放长江北岸重镇武穴，6 纵进驻团风。皖西方面，3 纵一部也解放了安庆西南的望江及华阳镇。
蹲在庐山的蒋介石闻讯，十分惶恐，害怕我大军渡江南进，急令203 师从九江伸至江北岸之蕲春、黄梅，新17 旅在军舰配合下侵占武穴。
刘伯承同志在强调捕捉战机，抓住敌人弱点的论断中，另一个原则是：
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时，就要“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
10 月24 日，刘伯承从情报中获悉：敌43 师辖39 旅（欠1 个团）、106旅和52 师的83 旅，共有5 个步兵团的兵力，正奉蒋介石的急令，由黄安、麻城一直在我们背后盯梢，并兼程前进对我追截，妄图把我们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包围歼灭。经反复核实后，刘伯承当机立断吃这块“肥肉”。
刘伯承说：“这是两个战斗力较弱的敌人，40 师曾在乎汉线上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这次孤军来追，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当查明追敌确为孤军弱敌，正从烯水东犯广济之后，刘伯承高兴且形象他说：“老蒋的5 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肥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臀尖肉，啊！我们是吃定了。”本来我军打算沿长江一带展开后，拿出半月筹措棉衣的，现在一听说有仗打，纷纷表示，战机在手，失不再来，决心打了胜仗再穿棉衣。
为了战争的胜利，刘怕承拄着竹竿，翻山越岭去观察地形，选择战场。
当他登上稀水三角山顶时，举目四顾，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特别是当他听说过去曾有部队在这里遭到过失败的战例后，更加仔细地察看。最后，决心选择地形险要、敌人必经的高山铺为设伏歼敌的战场。并指示要使用多种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助长敌人的骄做，把他们牵到设下口袋的预定地区，杀他个“回马枪”，歼敌于运动之中。
俗话说，风助火势，火借风威。12 月23 日，华北清风店大捷的喜讯传到大别山区，刘邓立即召开祝捷会。刘伯承在会上宣读给晋察冀野战军的贺电，并借兄弟部队的胜利，鼓舞本部队争取以新的胜利“向中央报捷！”祝捷会也是高山铺战役的誓师大会，动员大会。
10 月25 日，敌人进至蕲春东北的洁河镇地区。于是，刘邓命令分遣在长江北岸的部队立即作向心集结，决心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行动计划如下：
一、攻克团风6 纵队，由黄冈东北之上巴河、杨家祠地区，于26 日进至洗马畈以西地区，尾敌东进，并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保障我部队的集结。
1 纵攻克武穴主力，由广济西南之彭家塘，于26 日夜间，荫蔽地进至高山铺以东及东北、东南地区，构筑工事设伏。这两个纵队为第一梯队，由、纵队首长统一指挥，完成对敌之包围，并置重点于西北及南面，防敌逃走。
二、2 纵队为预备队，限26 日前，集结在黄梅西北后山铺地区。
三、3 纵队以4 个团西进，在黄梅以北弱家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参战， 扩大战果。
四、皖西方面主力则积极活动，牵制住桂系军队不使西援。
五、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罗田、宋埠之敌。
同时给中原独立旅以特别任务，命其装成地方游击队作诱饵，进至潜河镇、刘公河之间地区，前去和敌先头部队接触，沿公路进行运动防御，边走边打，诱骗敌人，把敌诱至我设伏地区，并千方百计阻滞敌人，争取时间，保障各参战部队能按时赶到。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星夜兼程，全部按时到位。野战军指挥部也移至高山铺以北之萌凉亭，可以俯瞰、了望敌必经之狭长山谷地段。
战斗从中原独立旅在大路铺初次牵牛开始。他们且战且走，敌人以为有便宜可占，毫无警觉沿公路追击，26 日上午9 时，敌前卫部队抵达高山铺， l 纵警戒部队与其小有接触即退走马奇山，敌以为我兵力不多，是掩护主力转移之余部。因此，他们以小部兵力实施，控制公路旁之小山，主力则疾速向广济推进。结果，一日之内突进60 华里。刘怕承认真分析每时每刻的战报， 脸上露出惊喜之情，连连称赞已取得的预期效果，并一再叮咛各纵队指挥员说：“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他们照我们的指挥棒行动！”
此时，冒进敌人抵达洪武恼山，刘伯承命令1 纵队顽强阻击。敌人初遇劲敌，十分狂骄，反复冲击，欲打开缺口前进。我：纵组织13 次反冲击，予敌以重创，守住了阵地。当夜，敌以40 师退守清水河，以82 旅缩守高山铺， 终于完完全全钻人了我军在高山铺附近设置的口袋里。
27 日拂晓前，1 纵队主力及中原独立旅共8 个旅的兵力，割裂了高山铺与清水河之敌，井对清水河进行攻击。1 纵35 旅从黄花铺以西之陈家凹、牛角恼出击，占领文子坳，切断高山铺敌人的退路，协同6 纵队攻击高山铺之敌82 旅。已进僧水河以东地区之6 纵队兼程东进，赶到高山铺以西，一部控制该地西南之安山，一部在19 旅的协同下围歼83 旅。2 纵队4 旅进至广济西南之许家铺、新屋湾地区待命。3 纵队当日也进到凉亭河附近准备扩大战果。此时，敌人从逐个被分割中发觉已陷入重围，惊呼上当。敌稍事清醒，即命令所部迅即抢修工事，强令集中兵力和人力，猛攻洪武垴和马奇二山，妄图抢夺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但均被我军一一击退。上午9 时，刘邓命令我军发动总攻，指示“扎紧布口袋，不让一个敌人漏出去。”各路部队英勇出击，冒雨奋战。经我居高临下之打击、勇猛冲击，本已惶恐的敌人更加乱作一团，夺路南窜。此时，预伏于高山铺西南山脚下的6 纵早已磨拳擦掌， 敌军蜂拥而至，6 纵迎头痛击，逼迫敌军陷入水深过膝的稻田地带，无法反击，更无法运动，东捞一通被挡了回来，西闯一番头破血流。至下午2 时， 我军铁壁合拢，l 个师部，2 个半旅共1.26 万余人全部被歼灭。
战役结束以后，野直移到了鄂皖边的刘家贩。刘邓的心里始终想着指战员们的寒暖。战幕一落，他们便把解决全军的冬衣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党中央和毛主席关怀着刘邓大军，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冬装来，或者送银元来让部队就地采购。刘邓首长找来后勤部门负责人商量，当后勤部门汇报部队已经动了起来，有的部队按政策向群众买了棉花、布疋，准备找裁缝赶制棉衣，然后总结经验向全军推广时，刘伯承不太满意，他语重心长他说：“部队的主动性和你们的想法都不错，可是现在又是闯险关，慢腾腾地要不得！
只要我们下决心，不要中央和兄弟部队支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邓政委强调说：“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
奇迹终于在没有克服不了困难的指战员们手里出现了。在刘邓首长的亲自关怀下，只花了半个月的功夫，崭新的棉衣都穿到了南征指战员们的身上，大家暖在心怀，笑在脸庞，自发编就《棉衣曲》在到处传唱。
刘邓大军战略展开的第二个回合胜利实现了。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赓兵团，都已胜利展开。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势已形成。解放大军的矛头，戳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旁。蒋家王朝开始震颤，解放大军全国大反攻的钟声已经敲响。
以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为铺垫，刘伯承在国民党军以7 个师的兵力对我大别山区北部进行合击，而只留少数正规军防守大别山南区之鄂东、皖西的实际，抓住国民党军北实南虚的空挡，指挥部队向南做以反击为战略目的的突围。在这里，特别反映出刘伯承用兵的巧妙：他以3 纵队为突围的东路，命令其向皖西运动，牵制和拖散这股敌军，并在那里寻机歼敌；他和邓小平则亲率1、2 纵队为主，中原独立旅和6 纵队一部，共7 个旅，为突围的西路， 到湖北东南部寻歼敌人，而大别山北部只留下1、2 纵队各1 个旅，伪装野战军主力，积极迷惑前来合击的敌军主力。敌多我则少，敌少我则多。这样，就使得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此举不是单纯的消极突围，而是有反击目的的积极突围。
战事的发展证明，刘伯承制定的这种突围作战计划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分解起来看每一动作，都是一着绝妙的好棋：
第一招。遵照刘、邓首长指示，东路3 纵队“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速回师，放手歼敌”。立即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回师皖西，果真调走了旨在大别山北合围野战军主力的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桂系第7 师、48师。而这两个部队的企图是追踪我野战军的3 纵队，与原在六安的46 师和刚由合肥调至桐城地区的88 师、62 旅配合，组织对3 纵队的合击。当时，敌军这种合击态势尚未就绪，3 纵的突然回师，一下拉散了本已松散的合击态势，而恰恰创造了我3 纵队歼敌之战机。返回皖西之10 月9 日至10 日，即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全歼敌88 师、62 旅。
第二招。西路在东路部队西返时，刘怕承指挥部队乘虚南下鄂东，连续攻克新县等重镇，歼灭1 个保安团及乡保武装800 余人，又在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歼敌新17 旅大部和52 师的1 个营。而当敌40 师、52 师82 旅为我西路部队所调动，我主力趁虚连克舒城、庐江、桐城、潜山、英山、望江等城，蒋介石大恐，急令跟踪我西路部队之40 师、52 师82 旅，向野战军侧背进攻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集中10 个旅的兵力，先施“拖刀之计”诱敌钻人“口袋”，然后，果断杀“回马枪”，一举歼敌1.26 万余人。这传奇故事般的杰作，堪称兵家运筹中的佳品，而刘伯承同志就是这一作品的英明撰稿人。
敌人重点扫荡，我军内线坚持反扫荡和在外线再展开，在友邻的平汉破击战役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重点扫荡。
蒋家王朝的大厦在逐步崩塌，国民党封建统治的气数将尽。但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即使连吃败仗，苟延残喘之境，仍会反口相噬。
而兵临卧榻之旁的刘邓大军则是蒋介石的心头之患，必先除之而后安。故不惜令正处在解放区的10 个旅回师，纠合原在大别山的23 个旅，共计33 个旅， 由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更大规模的残酷围攻。
兵集大别山，黑云压城，一些同志心理压力较重，以为这又是蒋介石往日“围剿”苏区的重演，有的甚至产生了动摇。究竟如何看待这一严重形势。
在长期战争中，刘伯承司令员指挥作战，一贯表现为谋深计远。每在大敌当前，制定战术指导纲要、拟定一个时期的行动计划、规定某一部队作战任务、计划某一战役时，总是把敌情放在首位加以研究，找出敌人整个态势中的强点和弱点，掌握其部署上的薄弱环节。这种对敌人洞若观火，了如指掌的分析，使他在作战指挥上从容不迫，能够左右敌人，稳操胜券。
他在研究气势汹汹的敌人，又拿出了他经常运用的四原则：一曰势，即从整个战略战役态势上分析。明确肯定他说，敌人的疯狂，只是垂死的挣扎，回光返照，从战略战役目的而形成的布势，反映着敌人只是未日来临时的猖狂一跳，实际上敌人已经没有战略进攻，尽管来势如潮，但底气不足，“桌子底下放风筝，起点就不高”，充其量只有战役进攻而已；二曰量，即从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分析。通过质与量的分析，考察敌人作战能力，计算敌我力量对比。刘伯承说：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已不是刚到大别山区的孤立无援的困境了。建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地方政权，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人民群众已经和正在发动起来，我们的脚杆已经站住了。所以“我们不要形式主义的看问题，不要象我们囚川人说的‘蚊子咬菩萨，叮错了人’。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虽然形式上敌众我寡，同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相似，但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围攻是敌人处于战略地位的进攻，虽互有矛盾，但基本上是个个争先；而我则处于被动的防御情况。现在，则恰恰相反，敌人的围攻是我处于战略进攻：敌处于战略防御下进行的。因此，兵力的多寡并不起决定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我虽力量弱于敌，但战略优于敌。我们早就说过，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就是要吸引大量敌人，我们吸引越多，越重，对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不要忘记全国都是一盘棋啊。”
同时传达了毛主席发来指示，他对大别山的反围攻十分关心，说：“大别山根据地的确定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及时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增调第10 和12 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对粉碎蒋军的围攻，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壮大了声威，起了重大作用。三曰术，即从战役战术上分析。蒋介石此次派重兵围攻大别山，采取的方法是以一个强大纵队寻我主力，其余分散清剿，两者互相衔接，全力扫荡。
刘邓首长则根据敌人的布置和我之情况制定了作战计划：一、我主力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歼敌一路；二、以一部主力（2 纵），在外线分散活动， 坚决打敌弱点；三、军区、分区以一部适时转移到外线，大力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侦报敌情。这时陈粟、陈赓两军就实施平汉线郑州、信阳段的破击战役，调动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顾其要点和要线，以拖散敌人，协同大别山我军粉碎敌人重点扫“荡。我大别山部队则以内线坚持反扫荡和外线再展开3 个地区来协同友邻的平汉战役，撕破敌人的阵势。即： 适时以晋冀鲁豫南下的后续部队10 纵和12 纵，分别向桐柏区、江汉区展开； 以1 纵由大别山内线转出，向北前进500 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区（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展开，同豫皖苏军区联成一片；刘邓指挥部也一分为二，由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组成小型前方指挥部，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后方指挥部随1 纵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各纵队。四曰变，即分析敌人态势和战场形势的可能变化，加强预见性。战役展开以后，刘邓首长在展开活动中，始终统一步调，协同配合，根据战争态势及时指挥，机断行事，处处主动。
留置大别山的主力，在邓政委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适时的集中和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猖狂围攻。1 个多月的作战，歼敌1.1 万多人，收复了太湖、黄山、京寨、广济、潜山、岳西、黄海、礼山等10 余座城。我再展开部队卡住了淮河，乘敌主力被吸引在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进入桐柏山、大洪山，越过汉北，直抵潜江，横扫敌人保甲统治的土顽武装，占领了广大乡村，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至12 月底，共歼敌。
000 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夭门、潜江等县城。从而，在武汉、宜昌问向南鼓出1 个“肚兜”，同武汉（南京问向南鼓出的“肚兜”东西呼应，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已防线。迫敌慌忙从大别山区调兵回援，从而有力配合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破袭平汉路南段作战取得大的胜利后，我军区部队迅速向许昌、信阳扩大战果，连续歼灭了第5 兵团整编第3 师，给敌20 师以歼灭性打击。这一回合，又是敌败而我胜，实现了毛主席预料的最好的前途。
敌人反复扫荡，我则不断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是这一回合的重要斗争内容。白崇禧对我军合击扑空之后，方寸大乱，朝令夕改，甚至一日数变，急攻近利，暴怒失常。我野战军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按刘伯承的指挥，采取敌进我进，适时分遣与集结，内外线相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斗方式，粉碎敌人的合围与“清剿”。各部队还以小部队结合地方武装，伪装主力，以袭扰、疲困、迷惑敌人，争取我主力机动转移、休整与寻找战机。还组织精干小分队，破坏敌军一切可以利用的公路、电线、焚毁敌兵站、仓库，阻绝其补给交通。这一斗争，歼灭了一大批敌人，而我军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进而在桐柏、江汉、淮西展开了游击战争。白崇禧众多人马已奈何不了刘邓大军，而宙己却被牢牢地栓在大别山，欲进不能，欲罢不行的困难境地。另外，刘邓大军开展的整军运动，对于全国整军起了很大作用。从而，又取得了第四个回合的斗争胜利。
“四个回合的胜利，不要单看自己，还要看到友邻的胜利。”刘伯承说着用搬动的手指计算着：“看到新式整军过后，东北的几个胜利，特别是四平街的胜利；看到西北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打死胡宗南的29 军军长刘勘， 歼灭1 个军部，5 个旅的胜利；我们也要看到陈粟、陈赓解放洛阳的胜利； 山东胶济西南的大胜利。”“要看到我们的利剑插进了敌人的胸膛，我们以釜底抽薪的战略行动，调动了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胜利；而不要只看到自己被敌人咬掉的一个指头，烧伤了一点手皮。釜底抽薪不烧伤手，那才是笑话哩。”
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进行的四个回合的斗争，以大获全胜结束了中原逐鹿的头一个阶段。1948 年2 月24 日，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中原局及后方指挥部，在安徽临泉以南的韦寨会合。2 月25 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3、6 纵队向淮海以北集结。2 月28 日，3 纵队根据命令，北渡淮海进入淮西地区补充整训。晋冀鲁豫区补充刘邓野战军主力的新兵，由华东野战军10纵队和刘邓野战军11 纵队带领，越陇海路南下到达豫皖苏军区。
这一系列战略部署的调整，力量的聚合，形势的发展，都预示着中原新局面的到来。
从1948 年4 月始，便展开了三军会合、机动歼敌的新局面。
在我军进行战略反攻的伟大时刻，刘伯承同志以其大智大勇的名将风采，导演的十战十捷，千里跃进大别山和坚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伟大历史活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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