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流逝，白驹过隙，匆匆间，我所敬重的朱德同志已辞世十五年了。每每回忆起我参加革命队伍前后朱总对我的谆谆教诲，心潮如涌，久久不能平静，这种心情决非文字所能表达的。
朱总和我的父亲李云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两人志同道合，私交至厚，曾订有金兰之盟。在学期间，他们受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后又一同参加辛亥云南重九起义。1921年，先父曾将我作为朱总的螟蛉义子。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三龄幼童。
1946年，我从国民党陆军大学二十期毕业后，被授予少将衔，担任国民党第六十军（曾泽生部）代理参谋长。不久，六十军调往东北，旋于1948年秋在长春起义，我当时因病在昆明家中养息。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此间，我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的《论解放区战场》等等。目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数百万军队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一败涂地，损失殆尽，我愈加感到前途暗淡。在先父的支持下，我决定脱离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去。经同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在他们的周密安排下，我带着先父写给朱总的信，由昆明启程，取道香港、南朝鲜，抵达北京，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刚到北京，我被安排住进前门外大栅栏内的远东饭店，这里已有一些先期到达北京的民主人士，如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等。
没过几天，一个素昧平生的客人来访，他自我介绍叫金城，是中央统战部派来了解我和朱总的关系，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次日，刚吃过早饭，开来一辆小轿车，把我接到了中南海。
当我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时，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迎面走了过来，我猜想他一定就是我从小敬仰的朱总司令，我紧走几步，上前就要给朱总叩头。
“不要这样，这是旧礼教嘛！”朱总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扶起。
当时，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竟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坐定，朱总关切地询问起我父亲的近况，又详细地向我了解云南的情况，以及征求我对解放云南的意见和看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当我向朱总汇报了自己以前所作的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时，他说：“你能够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走向人民的一边，我们还是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的。”
当我向朱总谈起我在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学习的情况时，他说：“对资产阶级军事学要批判地吸收，你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把过去学到的东西拿过来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
在无拘无束地谈话中，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仰慕向往的心情，冒昧地向朱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像我这样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这么多年的人，是否能够参加共产党？他老人家听罢，严肃地说：“你才这么点年纪，刚刚三十岁，怎么就气馁了。我离开旧军队到德国留学时，已经三十六岁了，还蛮有信心的，我在旧军队比你干的年头多。你今天过来了，就很好嘛！你要有信心，努力争取进步。”
接着，朱总又告诫我：“共产党是不讲私人关系的，你要积极靠近组织，抓紧学习，努力改造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我一边听着，一边细细地琢磨着他的每一句话，真正体会到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与朱总见面后不久，我被介绍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军大学习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正感受到革命队伍里同志式的关系与国民党军队中尔虞我诈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
1950年2月，我突然接到妻子发来的急电，说我父亲因心脏病发作不幸辞世。我心中很悲痛，立即向校方请假，要求回云南奔丧。校方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没有批准我的请求。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于是，就提笔给朱总写了一封信，请他向组织上建议，派我回云南工作，籍以料理父丧，公私两便。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朱总的复信，他在信中写道：
“你父亲年过六十去世，人生竟称满意之格，勿用悲伤。你来信要求回滇工作，是可以派你回去的。但是，你的思想刚由封建思想转变到新社会思想，全靠环境光明，才会有进步。你回滇，虽然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为你的前途着想，还是以在北方工作为宜。最后，你究竟回滇，还是在北方工作，请你考虑，再写信来，以便决定你的工作。”
我读过朱总的来信后，一夜未眠。想起第一次和朱总见面时的情景，想起在军大受到的革命教育，内心不免感到有愧于朱总的谆谆教诲。第二天，我又给朱总写了一封信，表示不回云南，继续在军大努力学习。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其间，我也遇到过挫折。但是，每当我想起朱总的教诲，就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信任。虽然我已年逾古稀，仍愿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绵薄之力。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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