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相爱的脚步
○爹爹把外孙留下，却要把他的女儿“赶走”
○“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的阴影
很快，两个月的暑假结束了，我又要离开家人，回莫斯科继续读书。这次回家，我看见了爹爹、康克清妈妈，后来又和外婆、姨妈、表妹团聚。
整整离别了十年，让拉扯我长大的外婆、姨妈想念得好苦，也让我想她们想得够呛。听说她们要来，我激动了好几天，一肚子话要说给她们听。可一见面，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知道流泪傻笑。人就是这样奇怪，想的和说的好像不受一个大脑指挥，明明一肚子活，可一到嘴边就消化了，真让人生气。
离开北京时，我想外婆年纪大了，不知以后能不能再见到她，老是有点依依不舍的。外婆却很理智，说原来离开外婆是为了逃命，现在离开外婆是为了学习，放心去吧，外婆这把老骨头结实着呢，还等着抱重孙呢！
外婆把我闹了个大红脸，还不收嘴，反而越说越带劲，差点没羞得让我逃出门外。
“飞飞啊，你年纪不小了，应该找对象了，有合适的就赶快定下来，只要人忠厚，对你好，就行。不要挑三拣四花了眼，耽误了女儿身！你爹爹妈妈都是忙国家大事情的人，离你又远，顾不上你的终身大事。你就自己拿主意，不要不好意思，现在都解放了，婚姻更应该由自己做主了。外婆这话对不对？”
我不知道外婆当初是不是也这样鼓励她的女儿们争取婚姻自主的？反正她在鼓励我正视个人问题，大胆去追求幸福。外婆真是个不同凡响的前辈，她那时已经70多岁了，能这样开通，实属罕见。
这次暑假我觉得收获特别大，第一是看见了离别了十年的亲人，而且他们现在身体都硬朗，生活很好，让我放心；第二把集中营落下的痼症彻底治愈了，不再遭受疾病的折磨；第三我得到亲人们真正的关怀和指点，特别是外婆的一席话，好像在我感情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子，让爱情的春风吹进我缺乏思想准备的心田。
再回到莫斯科时，我整个像换了个人，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进入了最佳状态。使得女孩子最美妙的年龄散发出青春的气息，我的脸色如化妆般地迅速鲜亮起来。同学们见我，无不惊讶，你们中国是不是有神仙药？两个月，就能把一个病殃殃的“灰姑娘”变成了一个可爱美丽的“红苹果”。
生活第一次向我发出热情似火的“请帖”，在我眼前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
我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自卑，不会因为学习掉队而烦恼。我课余时间参加了许多文娱活动，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浑身有着无穷的活力。
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的阴影。我由一个忧郁沉默的孩子，变成了活泼开朗的姑娘！
这时，爱神开始光临我多年荒漠的情怀，男学生们有的约我出去跳舞，有请我郊游的。出于礼貌，我有时也去赴约，或许缘分不够，或许火候不到，一接触“爱情”实质问题，我就举棋不定，强烈的祖国观念束缚我的感情，始终不能在苏联青年中作出抉择。我看过许多爱情故事，享受过书中主人浪漫情感的冲击和感召，也相信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可事情一落到自己头上，说什么也萧洒不起来了。祖国，这个抽象的概念，这时变得非常具体，好像是我感情世界中一道无法跨越的栅栏。
不是我不需要男友，不向往爱情，但这绣球应该抛向谁？让我困惑和苦恼。那些苏联男同学，都很可爱，也有作为，相信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但让我一辈子生活在异国他乡，我会受不了的。我的根在中国，是祖国花费了大笔经费培养我上大学，我怎能不报效祖国呢？即使男方随我回中国定居，那么，我们中间总有一个人要背井离乡，品尝苦涩的思乡之苦，这滋味同样不好受。
○我决定我的“绣球”不抛向异国求爱者！
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相爱的脚步
1952年，康克清妈妈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率一个多国妇女参加的访问团来到了莫斯科，我随她一道参加了访问活动。妈妈也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问我是不是有对象？如果有合适的人，可以考虑，只要你经过慎重考虑，爹爹和妈妈会尊重你的选择。你也不小了，应该考虑啦……妈妈这番话让我感动，这是一个长辈对我最大的信任和理解。
原来妈妈询问我个人问题，是爹爹交给她的“任务”。
我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个河北籍名叫刘铮的年轻翻译相爱的消息传进了爹爹的耳朵里，他和天下家长一样，怀有既高兴又不太放心的担忧，趁康克清妈妈到莫斯科访问的机会，让妈妈问一问情况。
我一听妈妈问我个人问题，既感动又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我的恋爱已经在大使馆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核心是我的男友出身普通人家，而我是国家领导人朱德的女儿，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传统，在中国人聚集的大使馆里竟然有深厚的土壤。从我们一开始有接触，就遭到各方的劝阻。
我想，这件事是不能瞒父母的，我向康克清妈妈讲述了我们相识到相爱的过程。
我和刘铮相识，也不知这是缘分，还是天意。我和他相遇在一次联欢活动会上，第一眼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瘦高的个头和英俊的面容，特别是他那双明亮而敏锐的眼睛，透出他内在的秀气和聪慧，让人怦然心动。
他比我小一岁， 25岁。他是我们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因为俄语专业比较好，新中国成立后，便跟随王稼祥大使赴莫斯科，参加筹建大使馆工作。从我了解和感觉中，刘铮工作认真积极、为人随和，在大使馆里特有人缘，大家都一致赞扬他的为人和品格。后来我们经常来往，刘铮汉语好，他帮助我复习汉语，而我教他练习俄语口语。后来我给父亲写信，连爹爹都说我的中文有进步，字也写得漂亮多了。虽说我们的交往都没有超越学习的范围，从没有涉及恋爱，但彼此已有爱慕之情。
不知怎地，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去大使馆时，看见他，就感觉我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以前对我很热情、大方，可现在变得拘谨、不自然起来。
以后我才知道，他和我认识后，对我也产生了爱慕。可他的领导觉得我们的身分有差距，就劝他不要找我，怕朱老总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免得大家都尴尬。刘铮想想也是，一个是普通的干部，一个是总司令的女儿，双方悬殊太大，就打消了和我进一步相处的念头。
可我却蒙在鼓里，又碍于女孩子面子，不好去打听，直到一次参加大使馆的活动，无意听见不认识我的人在我跟前议论我和刘铮的事情，才恍然大悟。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问题出在大使馆领导怕我们门第悬殊，爹爹怪罪下来，担当不起，而不是刘铮本身的问题。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年轻男女之间，有时中间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我们了解了对方的心，彼此就再无顾忌，和所有天下有情人一样，热烈地相爱了。这经过曲折河道的爱情小舟终于驶进宽阔的河面。从我们登上爱情的航船，就意味着我们要风雨同舟，厮守一辈子！不管前面的航程是暗礁是急流还是旋涡，我们必须用生命用岁月驾驶它，直到生命最后时刻。
我们谈恋爱的消息，让大使馆的同志和领导很紧张，说要请示朱老总，才能批准我们结婚。我知道后很生气：我是朱德女儿没错，可我从来就是普通的孩子；爹爹是总司令也没错，可他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他和平常父亲一样，关心女儿的幸福，而不是关心对方人家的门第和职位。我历来都相信爹爹会尊重我的选择，特别是婚姻，他会给我最大的自由限度，让我自己做主，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平时遇人遇事都很和善，从不和人争执。但这件事情，谁也别想让我回头！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相爱的脚步！
“妈妈，我了解他！我们在学习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照顾，在事业上有共同奋斗目标。妈妈，我们的爱情来之不易，您能理解我们吗？”
康克清妈妈听我叙述后，就和大使馆领导商量，能不能见见未来的女婿？
妈妈怕明里相见让刘铮难为情，就让大使以送文件给她的名义，让刘铮来一趟。妈妈和刘铮相见后，他们又交谈了一会，看来妈妈对刘铮比较满意。刘铮走后，妈妈对我说：“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替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
乌拉——！我差点没把妈妈抱起来旋个圈……
后来我将我们结婚日期告诉了父母，爹爹和康克清妈妈来信表示同意，并祝贺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我们都已成熟，自然会获得成熟的爱情。
苏联，这片充满激情和灿烂文化的土地，给我们的爱情涂抹了罗曼蒂克的浪漫色彩。我们一同郊游，一同学习。我们双方都有许多苏联朋友，经常一起聚会。
1952年底，我们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虽然没有亲人参加，但没有一点冷落的感觉。我们在苏联的朋友、同学和同事都来喝我们的喜酒，为我们带来了热烈的祝福。婚礼上我们歌唱了中国的歌曲……这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以前听别人用神秘的口吻议论新嫁娘时，我总是觉得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遥远和渺茫，转眼我自己也做了新嫁娘，而且是在国外，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做了新嫁娘，这种感受更加特别，有一种自由而轻松，又有水到渠成一般的自然。
婚礼后，我们又按照苏联人的习惯，外出度蜜月。
○爹爹把外孙留下，却要把他的女儿“赶走”
1953年，我要毕业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
爹爹知道我有了身孕，就来信要我一毕业就回国，让孩子在北京出生，说我的单位也落实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我很高兴，当老师一直是我的志愿。我听从了爹爹的意见，毕业典礼一结束，我们就匆匆返回祖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呼吸祖国的空气。
一到北京，我们的儿子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世上。把我们吓坏了，这小家伙性情再急躁一点，差点就生在莫斯科了。
我产假刚满，爹爹对我说：“你的哥哥也生了个男娃娃，我准备将你们的娃娃留在我身边，我和你们妈妈照顾。你们现在都年轻，正是好好为党工作的时候，不能因为娃娃影响工作，产假一要满就去单位报到，大学里缺老师，你不要因为孩子请假，把心全放在教育上，听到了吗？”
我以为爹爹把孩子留下，肯定会让我们继续在中南海住下去的，可等到我报到上了班，爹爹把孩子抱到他和妈妈的房间，然后让我搬到学校集体宿舍里住。爹爹把外孙留下，却要把他的女儿“赶走”！我简直不相信爹爹会这样做。然而，爹爹毫无商量的余地，执意让我搬出去住。从我出生到 14岁，一直没有见过父亲，脑海里关于父亲的记忆几乎等于零。直到1940年底在延安第一次看见父亲，对父亲记忆才变得真切起来。但因我和父亲离别的时间远远多于团聚的日子，所谓记忆也只是淡淡的印象而已。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1953年从莫斯科完成学业回国以后。
以前我和爹爹都是短暂的团聚，爹爹对我也没有过多过高的要求，我也从没有觉得爹爹是个严厉的父亲。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又是最小，爹爹可能对我娇惯一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对爹爹还缺乏深刻了解才会产生的想法。其实爹爹对我们子女都一样严格，只是原来我不经常在身边，无从知道爹爹的内心。如果真正了解爹爹的内心和他做人的原则，那么对他的严厉、严格甚至是苛刻，我们就能够深深地理解。
所以，爹爹有些做法是不能用人间常情来作简单比较和解释！
记得在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爹爹对我发火时，因为我不了解他当时的想法，结果让我委屈了好久。如果这事放在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向爹爹提出那样不懂事的难题，更不会觉得委屈了。
爹爹那次发火是1954年的秋天，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节。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庆祝节日。我上次暑假回北京，和爹爹去过天安门城楼。这次一听说爹爹要去城楼，又想和爹爹一起去。
没有想到，我刚一说出这个想法，爹爹就生气了，说我不懂事，庆祝活动是中央的集体活动，怎能带子女？见爹爹没答应，我不死心，觉得庆祝节日是轻松的活动，以前能带我去，现在为什么不行？我将刘爱琴叫来，她也想去天安门城楼，我们就一起走到我爹爹跟前，还把眼泪硬挤了出来。
看，我们都哭了，你还不带我们去啊！
我以为这一招，爹爹是会心软的。
一向和气的爹爹这时不仅没有心软，反而板下脸，严厉地对我说：“朱敏，难道你真这么不懂事？”
爹爹这话伤了我的自尊心，让我在朋友面前没了面子，一下子由假哭变成了真哭，委屈的泪水直流，不服气地说：“我们在莫斯科时，每年苏联建国的国庆，斯大林都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在红场观礼台，我在中国倒不能参加自己的国庆节？还不如斯大林……”
爹爹一听更加生气！
“你住口，你怎么能这样比较？斯大林请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出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尊重。可现在你是在中国，不是客人。如果要参加国庆活动，你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和那里的群众一起联欢。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不是你们去的地方！以前你是孩子，我能带你去，可你现在是大人，是学生的老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才对。”
爹爹说完起身就走了。
看见爹爹脸色铁青，我想爹爹是真生气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可是心里老觉得很委屈，不上就不上嘛，干吗还上纲上线，把外交礼节都拉扯出来，好像我们是故意无理取闹。
中午，爹爹从天安门城楼回来，我一见，故意扭头不理他。爹爹好像忘记了早晨那件不愉快的摩擦，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问：“上午在家干什么了？没有去天安门广场？”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我眼前又泛潮了，真想大哭一场。
“朱敏，我知道你还在生爹爹的气，爹爹也想了，上午对你的态度是严厉了些，你可能觉得委屈。不过，你想了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因为爹爹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呢？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爹爹讲的道理，你能明白吗？”
爹爹这番话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一个新问题，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这些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是特殊阶层还是普通阶层？
当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普通一员的位置，那么，选择这个生活位置又带来一个实际问题，你是普通人就必须享受普通人的待遇。这一点，我以前没有想过，更没有将普通两字放进生活中去体验。
爹爹见我不再嘟噜着嘴了，就告诉我，他已经吩咐厨房里的师傅多做一道西餐，是我喜欢吃的“沙拉”，这次爹爹请客！我到底是年轻人，阴云被风一吹，顿时心情又明朗起来，高兴地拉着爹爹的手往餐厅里走。
这件事情虽说很快过去了，但我却从中掂出了很重的分量，爹爹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是何等的泾渭分明，不容半点私情！以后，我再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爹爹有生之年，我再没有陪他上过天安门城楼。
这一回，爹爹看样子也动真格的了，一定要赶我去师范大学单身宿舍去住。
我在学校的房间，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集体宿舍，房间里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刘铮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家里家外都靠我一人。这时的爹爹也快70岁了，身边也需要有孩子照顾，我多么希望爹爹能留我在他的身边啊！
我对爹爹说，“爹爹，你年纪也大了，你就我一个女儿，让我留在身边可以照顾你的生活。我也可以尽尽孝心。”
“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而不是回来做孝子贤孙，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爹爹最大的孝顺。”
面对一个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爹爹，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个人住师范大学宿舍，难免有些冷清，心里老是想孩子，就常常回家看望儿子。爹爹看见我常回来，又批评我：“你长大了，要学会独立生活。我们留下你的孩子在身边，就是为了不让你工作分心，可你老是回来，时间都消耗在公共汽车上，哪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教学嘛。以后不到星期天，你不能回来！”
爹爹这个做法让我无法接受，他的住房很大，有许多工作人员，难道家里就多我一个？我想不通，就赌气不回家。爹爹见我星期天也不回去，知道我又有思想情绪了，他让警卫员找我回去，我一进门，看见爹爹正抱着我的孩子玩“扎胡子”，爹爹把他大胡子下巴往外孙子脸前一凑，“扎扎扎……扎”小家伙一听见这声音就开始一倒一歪的左右躲闪，咯咯笑得口水直流……听妈妈说，他们这一老一小经常玩这个扎胡子游戏。
我一肚子怨气被他们祖孙之乐的场面融化了。我应该理解爹爹对我的一番苦心，他无非是想让我快点适应工作环境，多为祖国做工作。
爹爹问我为什么有情绪？我说原来有怨言，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的思想已经通了，一通就百通。后来我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受到爹爹对我严格要求的宝贵意义，甚至到最后，这宝贵意义已经化为我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我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好几年，才搬进单元房，一住就是40年。现在，这50年代建筑的宿舍楼已经很陈旧了，许多人都劝我找学校领导，安排好一点的房子，可我想，学校里还有老师至今都没有成套的住房，面积很狭小，三代同堂。和他们相比，我应该满足了。
我慢慢地习惯了独自生活，也不想孩子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我刚到师范大学工作时，教的是俄语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我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我平时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我相处，热情地关心我、帮助我。很快我就能胜任教学工作，并且将这个俄语班教到毕业。看到我的学生带着知识，走上为祖国建设的工作岗位，我是多么的欣慰。
从事业中得到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这份快乐也是爹爹给予我的。
○“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走进我们儿女生活中的父亲不再是淡淡的印象和血缘顺序的称呼概念。父亲变得真实和亲切，好似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甚至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将他迟到的父爱赋予了孙辈们。然而，父亲也是一位严父，各方面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这些严厉的要求或许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是爹爹对我们细心的关怀也是常人家庭中难以看见的。到现在我还记得爹爹帮助我计划花钱的事情。
我在大学里过了教学关，可是生活关总是过不去。
因我在莫斯科上学，常年是供给制，从不知道该怎样花钱。现在要自己管理生活，结果每月工资发下来，不会计划用，老是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找爹爹。爹爹见我衣兜里只剩几个硬币，不由得笑了起来：“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呀？照你这个花法，不是要把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了。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爹爹还真的给我搞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比如每月伙食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书报费多少，衣物费多少，杂支多少，零花多少等等，一项项非常仔细。我以后就按照爹爹这个开支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渐渐，我也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后来我们有了6个孩子，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就靠我们两口的工资，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孩子个个都很结实、健康。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工资收入也多了，我还是不爱乱花钱，家里的陈设还是很简单，这个让孩子们都有意见的节省习惯大概是一辈子也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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