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爹这番充满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也让我矛盾
○父母并不负责完成我们的一生，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
○“妈妈，我回来了，回家……”说到家字时，喉咙里漫上酸涩的滋味
○国际儿童院的朋友相聚中南海，“赤英”成了毛岸英哥哥称呼我的专利
○爹爹曾经在多山的中国指挥千军万马，爬山几乎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爹爹这番充满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也让我矛盾
报考教育专业，是我在战争年代目睹许多孤儿悲惨情景后立下的志愿。
我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正是结束战争不久，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或是其他经历过战争的国家，大量的孩子因为战乱，因为贫穷没有学上。特别是中国，别说是孩子们期待教育，就连成人中文盲比例也相当高。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拿什么来搞建设？
时代需要大批的人从事教育工作，“教师”这个行业变得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神圣和紧迫。我想，如果我学了某种科技专业，回国后只能发挥我一个人的才智。当教师呢，那么为国家输送的就不是一个专业人才，而是一大批专业人才。
我这个出发点竟然那么的单纯，甚至有点幼稚，没有一点现在人们常说的“实惠”和“功利”。但是，越是单纯幼稚的东西往往越是最有魅力的东西，我被自己的见解激励着，从而更加坚定选择教育专业的决心。
我那时执意学教育专业，以后当教师，可能许多人觉得我很傻，一个开国元老的女儿，何愁没有最好的职业，何必要当娃娃头呢？可是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才是傻！那时我们领导人子女的头脑里压根就没有也根本不敢有
“背靠大树”的念头。我们谁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为了革命他们连头颅都可以不要，还能允许子女依靠他们而生活？
或许太“傻”的缘故，我们也从来没有现代人所谓“太累”的感觉，也没有现在“高干子女”被别人说三道四的心理负担。
我正想把自己选择教育专业这个想法告诉爹爹时，爹爹的信却先到了我的手上。
看了信后，我的内心激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爹爹这时和我已经离别八年多了，加上国内解放的形势越来越好，爹爹可能非常希望我能回到他的身边。他在信中提出，想让我回国读大学。他说，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的高等院校不比莫斯科的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科学校都有……他还说，你的身体不好，特别是淋巴结核久治不愈，让爹爹担心。中国的传统中医对这样顽症有显著的疗效，回来后可以边治病边学习，身体、学习两不耽误。
爹爹这番充满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也让我矛盾。说心里话，我恨不得能插上翅膀飞回去，可一想到爹爹对我寄托那么大的希望，我又犹豫起来。爹爹当时要我学业有成后再回来见他，可是我现在只是完成了中学教育，离爹爹要求的学业还相差很远。我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的经历，即使我年纪大一点，同学们都不见怪。如果去了陌生的上海，别人一定会奇怪：喂，朱敏，你在苏联十年都没有完成大学的课程，这些年你都干吗去了？
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我如何解释？我说我被德国鬼子抓到了德国集中营……这些国外经历，国内人怎能体会和理解？再说，上海的学生能接受我这个几乎全部欧化的人吗？我能适应上海人的生活吗？
上海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大城市，也是一个使用古怪方言的城市。到那里，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我刚从陌生中走了出来，难道又要投入到另一个陌生？人，或许无法逃避从一个陌生投向另一个陌生的现实。可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陪出更多的岁月来适应一个可以避免适应的环境。
我不愿意再次投入一个陌生环境！也不愿意两手空空回去见爹爹！
莫斯科现在在我的眼里已经变成熟悉而温暖的城市，我希望以后的学业继续在这里完成。我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终难舍刚刚“情投意合”的莫斯科。不过，爹爹要我回去治病也确实是件迫在眉睫的正经大事。
我在莫斯科学习的这几年，从集中营留下的老毛病始终没有除根，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时好时坏，儿童院的院长请来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治病，但因为病情拖延得时间太长了，只能减轻病情，却无法根治。我只好一边学习一边治疗，基本上将病情控制在对身体不造成严重危害的程度，这样才免除了我因身体拖累而再次辍学的危险。
想起离开延安时，爹爹在窑洞里对我的一番叮嘱，心头就在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一天不考进大学，这种压力就一天不能减轻。就在这个无形却实实在在的心理压力下，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学习了六年的功课，硬是一步一步地追赶，一天一天地刻苦，一分一分地积累，将被德国法西斯剥夺的四年时间从别人玩耍睡觉、上街和闲谈的空隙中一点一点地抠了回来。
我的压力比其他孩子大得多，来自身体的病痛，年龄的现实和一个又一个的考试，如同沉重的磨盘时刻碾压着我的神经。但我都挺了下来，学生考勤本上几乎找不到我一个因迟到或者缺席的红圈圈。
的确，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需要恒心外，还需要勇气和自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体内遗传爹爹那一部分坚强性格的潜质被沉重的年轮挤压了出来？不断从内心深处涌出不认输的养分，润滑着紧张的神经，不至于过于紧张而绷断。
或许重压之下，必出勇夫！我决定留在莫斯科，再拼搏一次，以自己的成绩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走进大学校门的！
这时，爹爹顽强乐观的性格又在我的身上显现了——病可以迟几年再治，学业，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决心一定，马上提笔给爹爹写了封长信，信全部用中文写的，估计这信中有不少错别字，但词能达意，我想爹爹是一定能看懂的。
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爹爹，并提出我在莫斯科报考列宁教育学院，攻读教育专业。我希望爹爹能同意我的想法，让我继续留在这里把学业完成。
没有想到爹爹如此地体谅和理解他的女儿！
我选择教育专科得到了爹爹的支持。
其实我知道他老人家当时何尝不希望我能学理科，回国做一名科学家。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选择。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搞教育，希望教育兴国，提高全民素质，但是那时他的愿望无法实现，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教育工作，更加重视培养年轻一代人。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就看这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是否有前途。
他怕我因为何去何从的问题分心，耽误了考大学，就先拍来电报，上面两个字——同意。紧接着来了封信，他不仅同意我留在莫斯科求学，也非常赞成我以后当教师的选择。信的尾巴，爹爹写下这么一段话：如果今年放暑假有时间，希望能回家看看。
爹爹这小小要求让我这个做女儿的心里格外内疚。
我从 1941年离开爹爹，已经八九年没有看见爹爹了。今年如果考完大学，我是可以回家度暑假的。可是等我考上列宁师范学院后，心里又矛盾起来，我虽说心里很想念父母，特别是爹爹已经60多岁了，尽管爹爹一再来信说，他的身体很好，从不生病，但毕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康克清妈妈年纪轻一些，但她担任全国妇联领导工作，又要照顾爹爹，也很操劳。但我又怕自己的底子薄，进大学后跟不上进度。想来想去，我狠狠心，放弃了回国和父母团聚的机会。
殊不知，我这个年轻人的做法，却让老人的思念化为一串无止境的省略号在离别中继续期待下去……
看望父母，这是每一个儿女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可我因为战争，因为学业，而无法实现爹爹这个非常简单的愿望。
考完大学后的两个月暑假里，就来了个“笨鸟先飞”。我一头扎进学校的图书馆，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教育专业的课本。
○父母并不负责完成我们的一生，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
1949年，我和我的祖国都在飞跃！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这时，我已经是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的一名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电台知道的。
我们中国留学生那天晚上和苏联学生一道，在学校的校园里点燃篝火，大家载歌载舞，一直欢乐到天亮。
这是我们的父辈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献出了无数烈士的宝贵生命才换取来今天的开国大典。我们此时对新中国的向往和热爱比任何一个中国孩子更加强烈而深刻。
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这次我一定要回国度假了，无论如何不能再让爹爹的愿望落空。
我第一次坐上回国的火车，心里格外喜悦，因为铁路的尽头将是我日夜思念的祖国。
不过，这条回国的路途好漫长好辛苦啊！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奇怪。
其实回国远比当年出国的路途好走多了，至少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可是相隔十年，已很难让我感受当时遭受的磨难。甚至惊讶，惊讶14岁的我居然能从容走过艰难险阻的长途，抵达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原来记忆这个东西会超越尘世艰辛，有着不老的生命力，再现时，它会让人品尝一种独特的味道，就好像枯黄的草原上长出了一层绿草。许多年以后，特别是进入老年以后，我饱经屈辱的集中营岁月也有了回味无穷的感觉。以前我最不愿意谈论的话题就是集中营，以至和我共事数十年的同事们，许多都不知道我有这段经历。那时我伤痕累累的心灵拒绝这段历史占据记忆的席地。50多年过去了，这段岁月开始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中，除去血腥场面外，还能回忆起许多难友之间的有趣细节。这大概就是时间能改变一切的神奇魔力吧！
我从秘密出国到今天以一个大学生身分回国，中间相隔了整整十年，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长大了十岁，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变为一个成熟深沉的姑娘。这期间我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我不仅是千难万险中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是敢于用自己生命完成自己一生的勇敢者。这一点让我自豪，虽然现在还不能给爹爹交上一份圆满的学业答卷，但我相信人生的答卷会让爹爹满意的。
我时常思考，当我们降生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生命，父母并不负责完成我们的一生，他们让我们自己填充自己的一生，自己完成自己的一生。今天，我完成了我追求的第一个目标，考入了大学，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驿站，也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追求。
火车在苏联境内走了七天七夜才到中国黑龙江边界 （现在是内蒙古边界），我们在火车上经过中国海关人员查验护照后，列车换上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蒸汽机车头，这标志着它享有中国领土的主权。记得火车进入祖国的第一站正是半夜，从检查护照到火车开车，我就一直没有离开窗口，注意倾听每一个站台播音员的声音。
火车从西伯利亚的东部进入了中国，记得进入中国第一站是东北的满洲里。这个熟悉的地名，让我回想起姨妈常说她当年就是从这条路线进入苏联境内，从我母亲手里接过只有一岁的我，然后抱着我，万里迢迢回到成都的往事。抗日战争中，满洲里和整个东北最先进入耻辱的历史，溥仪的傀儡政权在东北盘踞了十多年。
历史的链环往往是圆形的。历史上的满洲里是八旗大军进军京都最终建立清王朝的辉煌民族，一百年后，这种辉煌历史被他们的子孙演变为任洋人宰割，以割地赔款求和来维系其统治的清王朝，此时的皇帝早已失去了祖先的威风。直到末代皇帝跑回祖先的故乡上演了一幕仰人鼻息，画地为牢，以卖国求得皇帝宝座的悲剧，历史完成一个圆形路线，又回到了起点。
我正在胡思乱想，突然被站台上广播里的语音吸引了。我纳闷：为什么祖国语言让我感到陌生？莫非，是我忘记了祖国的语言？
我被脑海里涌上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就起身问旁边的旅客：站台上的播音员说的是不是中国普通话？
我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我一面用新奇而激动的目光注视着月光下的祖国，一面为自己听不懂母语而沮丧。
天亮时，火车抵达了哈尔滨，这是东北的一个大城市，站台上传来的声音依然让我听着吃力。离开祖国时间长了，那些亲切的母语竟然变得这样生疏，我不由得有点紧张，如果看见爹爹也说不出中国话，可怎么办？学到了专业知识却丢掉了自己的母语，这同样是一件让爹爹失望的事情。
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没有语言障碍，也没有考虑以后回中国怎么办，总是想我天生就是中国人，又在中国生长了14年，总不至于会忘光吧。看来，我把自己的汉语水平估计得过高了。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就是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从东北到北京，路程短，再有一天两夜就可以到了。
中国刚刚迎来解放，战争的创伤还没有修复。一路上仍可以看见战争的痕迹，许多地方的村庄还倒塌在战争的废墟中，贫穷的人很多，逃荒要饭的人群随处可见。
○“妈妈，我回来了，回家……”说到家字时，喉咙里漫上酸涩的滋味
我没有去过北京，从爹爹来信中知道，爹爹和中央机关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回国的朋友也来信说，香山是北京一处最美的风景地，特别是秋天，满山红叶把山林装扮得格外红艳。所以我到北京之前就已经将香山这个地名牢牢记住了。
到北京火车站后，爹爹派人来接我，我上了汽车后，一路上东问西问的，什么景色都觉得新鲜。
汽车在北京低矮狭窄的街道上行驶，我感觉很吃惊——北京古城怎么这样简陋？街道两旁都是灰色房屋，很少看见高层建筑。不过经过天安门时情形就不一样了，清朝王宫的紫色高墙气势非凡，里面金碧辉煌，雕花梁柱，占尽人间繁华，连巨型朱色宫门上鼓起的一排排疙瘩，都是用金镀的，说这是财富和身分的象征。
街上行走的人，穿着打扮也很单调，女人几乎清一色都穿布旗袍，男人白色短袖衫，蓝色长裤。不说和莫斯科相比，连哈尔滨也比北京有色彩，一点没有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聚集莘莘学子的现代味道。
我看着看着，汽车驶进一条一边是紫红色围墙的街道。我正想问这是什么地方，汽车一转弯，进入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园林里。我好奇怪，我们到这里干什么？接我的人告诉我，中央机关已经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我们汽车现在进入的这个红墙围绕的大园子。
“那香山呢？”我还念念不忘那块美丽的地方。
“只是留了些中央机关在那里看守，不过，中央五大领袖在香山都准备了别墅，朱老总也有，到时他会带你去的。”
我不知道五大领袖指的是谁，但我能估计出几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还有爹爹，最后一个是谁我说不准，后来知道是任弼时，不过任伯伯在1950年突然病逝。
中南海原来是清朝皇帝的行宫，里面的建筑都是清朝四合院式的，园中有院，有山，有楼阁亭台，最有特色的是七百亩湖面，形成一个钩子形，钩子头称为“南海”，钩子把为“中海”，合称一起就是“中南海”。
我们进中南海时，看见湖面有许多小舟，中央领导人和家人休息的时候常在湖上泛舟。夏天里的中南海，格外宁静，泱泱湖面，微波荡漾，凝聚了古老而厚淳的悠久历史，展示着庄重而多彩的丰姿。
别看这处由中海和南海组成的中南海，那可是新中国政治中心之“海”，也是中国最大的“海”！
现在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都在里面办公，同时中央领导人都居住在里面。爹爹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一个叫永福堂的建筑里。
来到一座有三间古式房屋的清代建筑面前，别人告诉我：到了！
这就是我的家？思念了十年的家？毕竟思家的感觉太沉重，一下子无法相信真的到了家。
我怯生地迈步走进静悄悄的院子，房屋门窗在树荫下静静地闭着，树上的蝉发出震耳的鸣叫声……我轻轻推开虚掩的门，门里是客厅，里面有一圈沙发，因为天热，沙发上铺了凉席。
房梁上有雕刻的图案，不过年代久远，已看不清是什么了。大红色的柱子也油漆斑驳，色调很陈旧，隐隐约约还能闻到一般霉味从房间角落里飘出……
我站在客厅里，正在四下打量这陌生的环境，康克清妈妈从里屋走出来。她一见我，三步并作两步，过来紧紧拉住我的手，叫了声“朱敏”声音就哽咽了，随即眼眶红了，泪光闪闪的。
我看见眼前亲切的妈妈，心头一热，第一个感觉——我到家了。
“妈妈，我回来了，回家……”说到家字时，喉咙里漫上酸涩的滋味，眼泪涌出了眼眶，再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回家了。”妈妈这词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可后面的一句又变成了俄语。
妈妈听懂我的语言，她张开双臂拥抱着我，说：
“是的，孩子，回家了”。
我说不出中国话，就不断用俄语重复“妈妈，我回家了。”
妈妈给我倒了杯凉开水，让先休息一下，说爹爹一会就会回来，他这几天会议很多。
我便起身观看我的家。
东头一间是父母的卧室，房间只有一张旧棕绷床，一个旧床头柜，一个旧衣柜和一张接腿垫高的旧沙发，那床上的被褥都是用过多年，已经摞满补丁。雪白墙上挂着爹爹手书的箴言：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爹爹还是以前的爹爹，他一点没有变！
西头一间是爹爹的办公室、书房兼容厅，中间一间隔成两间，前半间作过道兼会客厅，就是我一进门的地方。后半间作储藏室。我回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卧室。
不一会，爹爹开会回来了。
那时中南海里没有冷气设备，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背脊丝绸短衫上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的跟前，嘿嘿地笑。
爹爹没变，还是那样朴实，健康。他看我时的眼光，和10年前的一样，充满了怜爱和喜悦。细细看，爹爹比10年前多出许多皱纹，但身体胖一些了，脸色也比以前红润，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很精神。
这次回来，我是个大人了，不再像十年前，一看见爹爹，委屈的跟啥似的一头扎在爹爹怀里直流眼泪。
我从警卫员手里接过热毛巾，递给爹爹：“爹爹，你先擦擦汗。”
“真快，一转眼十年了，你也长成大人了。”爹爹边擦汗边说。
“爹爹，妈妈，你们也老多了。”我说这么简单的汉语也很吃力，老是出现错句子，把“老多了”说成了“多老了”。
爹爹笑了，“啊呀，我的孩子，你的汉语可是不怎么样啊。你这次回来，两个任务，一是治病，下决心把病治好。第二个就是学习汉语。你看看，我的女儿把老祖宗的话都忘了，怎么行。以后爹爹每天教你，给你当汉语老师，好不好？”
我也笑了，点点头。还是少说为妙，不然，又让爹爹笑话了。
过了一天，爹爹请来了老中医，开始为我治疗淋巴结核，吃了几副中药后，肿块明显缩小了。爹爹说，这是好兆头，只要坚持吃中药，这病一定会根治好的。因为病情见好，我的心情格外地爽朗。每天晚上，爹爹都一字一句地教我说汉语，课本是毛泽东著作。
我到底是中国人，很快，我就能用四川话和爹爹妈妈对话了。
我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早晨和爹爹妈妈去湖边散步，在散步的时候，我遇见许多在延安就见过的伯伯和阿姨，他们也在清晨里散步。邓颖超妈妈见到我，还清楚地记忆起她第一次秘密到成都，没有从外婆手里把我接走的事情，她那幽默的讲述，让我忍不住笑弯了腰。有时晚上陪爹爹妈妈去参加中南海的舞会，看来爹爹的舞步长进不大，和以前相比，身体还要迟缓一些。毛泽东伯伯还是喜欢一边跳舞一边和舞伴聊天，脚步底下的舞点比较随便。江青比以前穿得洋气，好像神情也比以前多了些傲气，但是那时她总体还说的过去，见我也和我打招呼，问了许多我们在苏联的情况。
我回来不久，爹爹搬到中南海西楼居住，这是一座狭窄的三层楼，工作人员都在楼里办公，显得生活用房依然紧张。因为没有房间作饭厅，爹爹经常去食堂吃饭。记得有一位爹爹的老朋友从苏联回来来看爹爹，看见爹爹居住的环境，不由感慨地说：“总司令，我以为您住的房子是好气派的房子，原来你住的不怎么样嘛，苏联集体农庄主席的房子比你的还要漂亮。”
○国际儿童院的朋友相聚中南海，“赤英”成了毛岸英哥哥称呼我的专利
爹爹家和刘少奇家、杨尚昆家相隔很近，3家人在一个餐厅里用餐。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原来和我都在儿童院，她在我之前回国参加工作。刘爱琴分配在北京师院附中当俄语老师。我一回来，她马上来父亲家住，我们又能经常见面了。毛泽东的女儿娇娇也从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回到国内，和父亲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湖畔“丰泽园”里。回国后，她父亲给她起了大名——李敏，她那时正在北京上中学。
1946年我从德国回莫斯科时，娇娇还在莫斯科儿童院，但她的母亲贺子珍关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里。1948年她们母女回国，在东北则被分开了，娇娇来到父亲身边，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疗养。
因我和娇娇是一同离开延安到莫斯科的，后来我们又各自经受了死亡的考验，彼此有一份天然的亲切感。我一回来，她就来看我，她好像遇见了“知音”，一见面就讲上了俄语，全然忘记了我们是在中国，在中国最核心的地方。
有一次，正好爹爹在家里，看见我和李敏用俄语谈得十分开心，走过来，好像有话想和我说，但没有说，摇摇头，又出去了。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看书，听见门外有人大声用俄语问：“赤英在家吗？”
冷不丁听见有人叫我赤英，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顿时紧张起来，会是谁呢？
“啊呀，是岸英哥哥！你吓我一跳……”我出去将躲在门外和我捉迷藏的毛岸英拉进屋里。
毛岸英还是老样子，高大、英俊，对人和气，甚至和在莫斯科一样，见面还是用苏联人的礼节。他见我还是叫我化名，因为有在德国寻找父亲的特殊经历，“赤英”成了毛岸英哥哥称呼我的专利，使得我们之间有了许多话题。
他这次特意来看望爹爹妈妈和我的。
那时毛岸英已经结婚了，是个地地道道的大人了。可他依然是无忧无虑，又说又笑的老样子。可是几个月后，他在朝鲜战争中牺牲，和我们永别了，至今他的坟墓还在朝鲜的土地上，我连为他扫墓的机会都没有。回想他在国际儿童院是中国孩子中第一个参加苏联红军的军人，使得好多男孩羡慕得要死，恨不得和他共穿那一身军装，但他没有在战争中遇到危险。毛岸英哥哥年纪不大，却历尽磨难，饱尝人间冷暖。在失去母亲杨开慧后，他们兄弟四处流浪，一次次从国民党警察的棍棒下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没有倒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回国后也没有在解放战争中遇难，可刚刚和新中国分享喜悦，成为新郎的他， 1950年11月，这是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却永远长眠在生活战斗才几天的朝鲜战场上，献出了他年仅28岁的生命。
我一想起和毛岸英短暂却令人难忘的几次相遇，心里就隐隐作痛。他离开这个世界太早，命运对他太残忍、太不公平。
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爹爹曾经在多山的中国指挥千军万马，爬山几乎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暑假的日子过得真快，我每天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或是散步，或是外出参观，或是会见我原来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们，或是温习功课，或是晚上听爹爹“讲课”……转眼一个月要过去了。一天，我对爹爹说：“我想去香山看看，爹爹你带我去，好吗？”“好啊，我好久不爬山了，腿都硬了。人老先腿老，多爬山对身体有好处，过几天我带你去。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身体不好，有机会也应该锻炼锻炼。”我回来以后，爹爹很少问我在集中营这段生活情况，我也尽量避开不谈。四年囚禁生活，使我变得坚强、有承受力。其实，爹爹不需要多问，他能不知道法西斯铁蹄下的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死亡、地狱、黑暗……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都不过分，女儿能生还，已经是奇迹了，他还能企盼什么？
这次我和爹爹妈妈去香山时，也叫上在苏联时的伙伴们，一来人多热闹，二来有说话的伙伴。这一天，我和刘爱琴，还有我从四川老家来的小堂弟、小堂妹。李敏带来了比她小3岁的妹妹李讷。李讷已经快10岁了，不再是原来如年画上那个白白胖胖的模样了，长得瘦高瘦高的。除警卫员外，我们小字辈就有6个人，搞得爹爹和康克清妈妈像维持秩序的家长，左右召唤。特别是年纪小的李讷，妈妈主要负责关照她，怕她走得太累。
我们随爹爹爬山，哪里是领略大自然风光，整个前呼后拥，叽叽喳喳，全讲的是俄语，活像一个外国旅游团。爹爹和妈妈反而插不进话来。爹爹在莫斯科住过一段时间，俄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有单词还能听懂一点。他用半生不熟的单词提醒我们要用汉语交谈。汉语比较好的是刘爱琴，她已经在北京大学担任俄语老师一年多了，有许多时间和学生在一起，锻炼了汉语。她不断用汉语和俄语同我们讲话，加强我们的听力。
看见爹爹步伐沉稳，一步一步往山上爬，我觉得奇怪：他这一辈子爬山还没爬够啊？
以前我知道爹爹年轻时爱打篮球。爬山当做运动，是爹爹进入60岁后才逐渐确立的体育项目。
其实爹爹这辈子没有离开过爬山，无论是军阀混战时期，还是红军长征，或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爹爹在一个多山的国家指挥千军万马，爬山几乎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现在爬山的目的和以前战争年代不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爬山只是运动而已。或许爹爹对爬山的喜爱，在早期作战的需要中便落了根，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欣赏和陶冶精趣的意义在一次次急行军中得到升华。
中国文人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便是“五岳寻山不辞远”，晚年的爹爹虽不能五岳寻山，但他不会放过近处爬山的机会。
我们这次爬香山就是爹爹无数次游山中的一次。山越爬越难，越爬越累，渐渐，我们和爹爹拉开了距离，每到了山道拐弯处，一马当先的爹爹便坐下来，边喝水，边等我们这些体力不支的晚辈们，然后他再一手拉着一个往上走，最后小李讷走不动了，爹爹就拉着她走，直到山顶。
到山顶时，我们一个个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再像刚出发时那么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了。不过到达山顶，人有一种征服的快感，那么高的山已经成为我们脚下的风景。难怪爹爹爱爬山，可能他在爬山中得到回味，得到艰苦卓绝、克服万难的勇气和力量，因为这些感受在和平年代是无法随时得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爹爹这次是专门陪我爬山的。如果在平时，他去爬山总会约上几个老战友，而且这些老战友和他除了都有爬山爱好外，还共同爱好下象棋。
他们经常是爬一路下一路，而且是不服输争论了一路。如果爬山者中间有彭德怀，有邓小平，那山可就爬出特色了。
他们爬山前，几家警卫们会不约而同准备了行军床和象棋。爬山爬到半腰，大家渐渐放慢脚步，心照不宣地坐了下来，警卫们也不需要问，知道他们要“摆战场”了，就支起行军床，拿出马扎凳，放好棋盘。爹爹和彭德怀这对老棋友，经常把棋盘摆上香山。
后来彭德怀到朝鲜战场，连有限的几次回京，都忘不了和爹爹对弈一把。
如果他们下棋出现争执不下时，站在一边观战的邓小平就会出来当裁判主持公道。对于邓小平的裁定，爹爹一般比较服气，不过彭老总却要剜“裁判”一眼，给自己找个台阶：“小平同志，看你面上，让他。”
他们在这特殊战场上，常常是从上午鏖战到黄昏日落，才收摊下山。
我们从山上回来后，爹爹一点事也没有，我却累得两条腿酸痛了好几天。
直到今天，我回想起这段岁月，仍感到特别温馨。这是我和父亲相处最亲密的一段时光，这种时光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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