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中国小姑娘，您的身世不会那么简单！”
○毛岸英连忙找到爹爹，把我在德国寻找父亲的事情告诉了他
○在我的纪念日中.似乎只有1月30日显得有些特殊和神奇
○我颤抖着手，撕开牛皮纸的信封
○“听我说，中国小姑娘，您的身世不会那么简单！”
我在这个遣送难民的集中站度过了寂寞难挨的两个月。进入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举手投降，战争罪魁祸首希特勒也自杀身亡。世界人民终于结束了腥风血雨，迎来了和平的一天。中国也开始对日寇最后一战，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程。
这些局势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懂得，是一位苏联红军告诉我的。听见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我内心更加焦急，到处都在庆祝胜利，人们在为最后胜利而战斗，可我呢，至今还流亡在苏联以外的地方。
尽管内心很急很累，有时心焦得想自虐，自己抓自己胸口，把毛衣撕咬得一条一条……但一到人们跟前，我嘴上却什么也不说，好像这自由的世界属于天下所有的人，独独不属于我，因为我觉得这宝贵的自由时光会很快被法西斯拿走，有一种在梦幻里生活的感觉。
几年的囚禁，我的心理已经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女孩心理，法西斯留给我心灵的伤痕太深太痛，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影太黑太沉，以至把其他美好的东西都遮盖了。即使这些美好的东西来到我面前，我也不敢去接受……是不是我们被苦难岁月挤压变形的心脏丧失了承载美好事物的能力？不然，我真无法解释获得自由后，我怎么变得更加孤僻和敏感，甚至自暴自弃呢？
我对谁也不信任，总想，我讲的话谁会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的真实身分。
因为自由后，我碰过钉子，有过教训。最初找到我的红军部队要开拔回苏联时，我特别想跟他们走，就找到他们的指挥官，用试探的语气问他们：
“如果我是共产党大官的女儿，你们会怎么样？带我走吗？”
那个红军一听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您真会开玩笑，小姑娘，您应该问纳粹分子怎么办。”意思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能活着走出纳粹集中营。
就这样我失去了跟随苏联红军回莫斯科的机会。红军当然不会让一个身分不明的孩子跟随部队走东走西的。
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贸然提这类让人发笑的问题了。
一天，我们这个收容站换了一个新政委，军衔中尉。他和以前的政委不一样，他喜欢直接和难民们交谈，特别和蔼，像典型的俄罗斯大叔那样有副好心肠外搭一副好脾气。开始他看见我是个亚洲人，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很好奇地打量我一番，仔细地问了我的经历。有了以前的经验，我还是照搬老黄历：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到苏联南方养病，后来战争爆发，我就被德军抓走，现在我想回苏联，寻找在中国的父母。
这个军官很有意思，听完我天衣无缝的身世，不是满意地点点头，或者发出遗憾和同情的感叹声，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听我说，中国小姑娘，您的身世不会那么简单！”
他这一说，吓我一跳，好像我的身世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他告诉我一样。
言多必失！我赶紧不再说话了。
我越是保持缄默，越是让这个政委好奇。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和我一起削土豆，反复问我在苏联时的细节问题，比如到明斯克之前到过莫斯科吗？上过学校吗？叫什么名称？老师中有没有中国人？
我的破绽就出在这个中国老师问题上，我说我在的学校有中国老师。
这个军官马上敏感地抬起头说：“我也是莫斯科人，莫斯科有中国老师的学校可不多。据我所知，国际儿童院就有中国老师，您是不是从那里来的？”
我吓坏了，好像大祸要临头了，无论他再问我什么，我死也不再开口了。
红军政委见我不开口了，估计这里面一定有秘密，也不追问我了。把话题岔开，想缓解我紧张的情绪。他给我讲了许多外界新鲜的事情，告诉我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将不再受战争的磨难了。中国八年抗战也快结束了，你应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应该上学，学习文化。
他一提到中国，我的眼泪止不住潸然而下……
中国，这个离别了四年多的祖国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我真想立即回到祖国怀抱，让所有苦难的日子在她的怀抱里融化，变为永远过去的历史……
我要不要把我的真实身分告诉眼前这个和蔼可亲，可以让人信赖的莫斯科军官呢？
我内心剧烈地斗争着，最后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一切。我怕他不相信，说我骗人。我流着眼泪看着这个军官摇摇头，转身走了。
这一夜，我失眠了，眼前老是出现爹爹朦胧的身影，好几次努力，想回忆起爹爹真切的模样，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被自己迅速衰退的记忆惊惧出一身冷汗，真怕再也不能回到祖国。可转念一想，难道我就这样回国？两手空空去见寄厚望与我的爹爹？
我一个人越想越伤感，觉得我太孤独了，孤独得没有人能分担我的苦恼，也没有人能知道我的心。我像一个被遗忘的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过着无人能体会的孤独寂寞的日子，而且整天被过去的阴影困扰着，提心吊胆地度岁月。如果有人能宽慰我，鼓励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或许我就不会被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折磨得神情恍惚了。
我以为红军政委不会再来找我了。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政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简易的木板房间，木质地板踩上去吱嘎吱嘎直响，让人更加紧张。
政委乐呵呵地给我拿了张椅子，让我坐下，他也在他办公桌的后面坐了下来，我们面对面……
突然我眼睛一亮，他的桌子上有一束不知从什么地方采来的鲜花，失去根的淡红色花在没有任何美感的罐头瓶子里，依然浓烈地开放。我心头一热，久违了，迎春花！这是我最喜爱的花！
“这是迎春花，是春天的使者。瞧，它们开得多好。”政委看见我惊喜的目光，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花，从瓶子里取出一支递给我。我接过来一闻，一缕淡淡清香袭人肺腑。这花真新鲜，估计是才摘来的，花瓣上还带露水呢。
看见这些花，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刚才怦怦跳的心也被这美丽的花抚平了。
政委依然用和蔼的语气问我：“昨天我给你讲了许多道理，告诉你，你的国家也快要和平了，这个消息对你很重要，估计你昨晚没有睡好……”
这个莫斯科人真厉害，好像穿透人的五脏六腑，我昨晚失眠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昨天我一讲到中国，你就哭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回家。所以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帮助你找到中国的父母，让你早日回去和家人团圆。”
我的鼻子又酸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时“中国”和“父母”字眼是我心灵深处最脆弱最容易受伤害的一根神经，谁要一碰它，就好像提起我感情的闸门，牵出我许多的悲伤和委屈。
“不过，你一定要告诉我真实情况，我才能帮助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以前我说的是假身分，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什么，再说一遍。”政委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跳起来，身子歪了一下，差点跌倒。他站立起来，两只眼睛瞪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发出惊讶的目光。
我被他这目光盯得心里直发毛，身子也不由得矮了半截下去。
我就知道我说了真话他们不会相信的！
“赤英，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才说你是朱德的女儿？就是中国共产党总司令的那个朱德？”
“是的……”我低下头，小声回答。
“这简直……简直是个天大的奇迹……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从德国集中营活着走出来，这不是天大的奇迹是什么。要知道，我的中国小姑娘，你奇迹般从德国鬼子眼皮底下活了下来，这要让法西斯分子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悔去捶胸顿足的呀……哈哈……”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傻傻地盯着这个手舞足蹈的红军政委。我的身世就这样让他兴奋？但看见政委这样高兴，我的心情也受了感染，快乐了起来，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也跟着大笑了起来。
我手里的花朵也跟着我起伏的身躯颤抖起来，我怕抖掉花瓣，赶紧用手护着。
我收住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原来太快乐也会流眼泪的，这泪流得让人心里爽快，舒服！我看见政委不笑了，就起身想出去干活。我在这里耽误了半天，土豆还没有削。
“你到哪里去？”政委奇怪地问。
“我去削土豆呀！”
没想到政委走到我跟前，用手按住我的肩头，又让我坐下。
他转身叫来一个士兵模样的年轻人，吩咐说：“这个中国姑娘以后不再去做活了，从今天起她就搬到我办公室旁边的房间住，你再去找一位苏联姑娘来陪她，负责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我刚刚踏实的心又悬了起来，我有手有胳膊，怎么能叫别人照顾呢？连忙说：“不行不行，中尉同志，这样不行，我会不习惯的。”
“在这里，我是领导，你要服从我的命令。”
以前只知道暴露身分会被法西斯杀死的，却没有想到现在暴露身分会被当做重要人物，受到隆重礼遇。这天壤之别的变化，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这戏剧性的转变，让我觉得是在云雾里行走。脚底下的大地变得不踏实不真实，飘忽飘忽的……该不是在做梦吧？
○毛岸英连忙找到爹爹，把我在德国寻找父亲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在这个好心的中尉帮助下，开始写信寻找我的爹爹。
我激动地坐在桌子前，展开白纸，哪知一提笔，我却把老祖宗的字忘的差不多了，怎么想也写不出来几个字。俄文我又没有学好……这可好，朝思暮想能给自己的爹爹写信，如今有了机会，我这个昔日的初中生，却被法西斯摧残成了一个既不会中文又不懂俄文的文盲！
看来寻找爹爹，我这文化水平肯定是不行了，我只好又去找中尉。
我找红军政委，告诉他，我不会写中文了。这让他也很惊讶，感慨这地狱的魔力，能把人改变得这样厉害。
他答应帮助我写信。
和第一次寻找爹爹相比，这次更难。
上次是周恩来伯伯找到了我，我是被寻找者，而这次我是寻找者，特别是我什么线索也没有，就是请这位关心我的红军政委代笔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莫斯科只生活了3个月、对那里的地名街名都不了解，甚至连我在的国际儿童院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负责创办的。
这个信息让政委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个地址，很快帮我写好了一封信。
信中说一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要寻找在中国的父亲，并且将我在国际儿童院的情况也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还在靠近德国的边境，怕信件丢失，没有敢直接写上爹爹的名字。但我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没写上我真实的名字——朱敏。
信倒是没有丢失，寄到了莫斯科，可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无人受理我的信。信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被热心的邮递员转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
工作人员打开信，看我原来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就准备转国际儿童院。
正在这个时候，毛岸英来了。他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准备起程回国。他离开苏联前，正好到红十字协会办理手续，碰巧我的信放在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他看见，问这是谁的信？工作人员看见毛岸英也是中国人，就问他认不认识儿童院里有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她要寻找在中国的父亲。如果当时告诉毛岸英是朱敏，他或许根据姓氏推，还能知道我是谁的女儿。可一听叫赤英，他想了半天，实在没有印象了。我在国际儿童院时，毛岸英哥哥已经考入大学，只有星期天才回儿童院住，加上我们年龄差距，他和我只有几次点头之交，3个月后，我又失踪了。他当然记不住一个叫“赤英”的新生。
不过他答应回延安打听一下，谁是赤英的父亲。
毛岸英心里默默记住了赤英这个名字。
这一次幸运女神又走进了我的命运里，我的名字在毛岸英脑海里留下了记忆，他为我以后和爹爹再次取得联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后我常想，如果那次不是毛岸英到红十字协会办事看见我的名字，或许我寻找父亲的时间会更长。
就这样毛岸英带着我“赤英”的名字回到了延安，一次无意和父亲毛泽东说起有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寻找她的父亲。说的时候他并没有指望他父亲会知道这个古怪的名字。没想到，他父亲一听赤英，马上停下手里的事情，问：“你知道赤英在哪？”
难道父亲知道赤英是谁？
毛岸英连忙把在莫斯科红十字会看见一封信告诉了父亲。毛泽东伯伯连忙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朱老总的千金啊，这个化名我知道。这可好了，好多年没有音信了，没有想到她还活着，你赶快去告诉朱伯伯，让他也放心。”
毛岸英连忙找到爹爹，把我在德国寻找父亲的事情告诉了爹爹。
当时爹爹没有说什么，第一个反应到桌前坐下，拿过纸和笔，要写信给我。
毛岸英想想说：“信上说，赤英的中文已经忘记了很多，你写信给她，不知她能不能看得懂，还是我执笔，写信给她，好吗？”
爹爹放下毛笔，连连说：“好好，你写你写！”
毛岸英写好信。寄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请他们将信再转给赤英。
1948年毛岸英再次来莫斯科，听说我已经从德国返回伊万诺夫了，就来看我，一见我，和苏联人见面一样，高兴地拥抱了我，拉着我的手上下一顿打量说：“你真是命大，能从德国集中营回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他这才告诉我，我那封寻找爹爹的信是他最先看见的，也是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爹爹……原来这样！我一下子对年长我几岁的毛岸英有了兄长般的亲切感。
1950年夏天，我回到北京度暑假，毛岸英又来中南海看我，我们又热闹地谈了许多。那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他也不知道会去朝鲜战场，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我送他出大门，他像个淘气的大哥哥，又开始拿我赤英这个化名和我逗乐，揭我的短，说我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把老祖宗的文字都忘了，连爸爸都丢了……听见他说中国话像打机关枪一样流利，把我可急死了，中文说得更加蹩脚，真想狠狠捣他几拳头。他见我扬拳头，一溜烟跑了。我在他身后用俄语“警告”他说：“你可小心点，我去告毛伯伯，说你欺负我。”可惜毛岸英哥哥在同年年底牺牲在朝鲜。我1953年回国，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心里特别难过，以后我再也见不着他了，再没有机会向这位敦厚的哥哥“撒娇”了，国内也没有人知道我流亡在外寻找爹爹的那段曲折遭遇了。
我知道毛岸英在延安给我写过信，就专门去红十字协会打听，当时我希望信还能在红十字协会。那里的叔叔告诉我，他们早已将毛岸英哥哥的信按照红军政委留给的地址寄走。然而，这回幸运女神和我擦肩而过，等信在邮车上周折数万公里，来到我们集中站时，我们已经全部到了波兰境内，离苏联边境很近的地方等候国际火车通车，回莫斯科。
毛岸英哥哥的信再次成为无人查收的“死”信。
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苏联和中国消息时，这位红军政委并没有“原地待命”等候，依然想办法和苏联方面联络。
在我们到了波兰和苏联交界的地方，政委利用和苏联联系方便的条件开始一层层地往上报告，终于我的情况被报告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我的身分一下子大白天下。
斯大林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没有几天，我被安排坐战后第一列通住莫斯科的国际火车，踏上了离别后的第一次归程。为了我的安全，路上专门派了两个士兵负责护送。
眼前这条伸向远方的铁路，我三年前走过，那时是走向地狱，如今我又一次从它身上走过，从此，我将远离地狱。人生中这一来一去，不仅仅是归返某地某处，而是在经历生命截然不同的旅程。铁路还是这条铁路，国界还是这条国界，可我的生命含义已经完全不相同了。
我这哪里是在乘坐火车？分明是在搭乘一班历史的列车。
政委用吉普车送我到了站台。我突然看见绿色车厢，心里感到一阵颤抖，难道这就是千次万次用生命去争取用心灵去盼望的时刻吗？可我怎么一点也激不起喜悦的浪花，只有一肚子依恋的泪水在翻腾？
我依依不舍望着这个帮助我重返莫斯科，帮助我从心灵上彻底走出法西斯阴影的红军政委，内心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对着正在指挥士兵往车上拿东西的政委说：“政委叔叔让我参加红军吧，和你们在一起战斗。”
政委一看见我正儿八经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红色公主，您是我们最高统帅亲自下令保护的重点人物，我怎么能让你参军？斯大林同志要是知道了，他可要……”他做了一个撸的动作，
“他可要撤我的职的。”
“我真不想离开你们，你们对我真好，我不想走了……呜呜……”
真讨厌！我要当红军，他却不帮我，我委屈得眼泪流了出来。
红军政委这时眼睛也湿润了，他走过来，紧紧拥抱着我，最后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上车吧，你应该继续读书，以后还要回中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你的任务很重啊，不要忘记给我来信！”
我没有理由再留在站台上了，只好上车吧。
○在我的纪念日中，似乎只有1月30日显得有些特殊和神奇
1946年初，我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莫斯科。
以后我给这位红军政委写过信，可他没有回，再后来我听他的战友说，他在后来一次意外事故中牺牲。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为他点燃了红蜡烛，默默悼念这位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叔叔。
按照宗教的说法，死去的人都会去天国。我想，我眼前这摇曳的烛光一定会叩响天国的门扇，向这位善良、聪明而淳朴的红军叔叔带去我迟到的谢意和无尽的思念。
我又回到了莫斯科，又回到了国际儿童院。
这天是1946年1月30日。
我一生中有几个日子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我的生日，一个是爹爹和妈妈的生日，再一个就是1月30日。爹爹去世时，我记忆中又多了1976年7月6日这个忌日。
在这些纪念日中，似乎只有1月30日显得有些特殊和奇怪。但不知为什么，我老是不能淡忘这个日子，因为它在我生命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成为命运中生死交替，祸福变换的转折点。
1941年1月30日，我离开了延安，踏上了去莫斯科求学的旅程。深切地记得飞机在延安机场起飞时，我看见机翼下那一个个渐渐变成小黑点的亲人，我的心都缩了起来，他们好像会永远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以后无论我是跌倒还是站立，我再也够不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牵我一把。这一天，我品尝了更加惆怅甚至带有恐惧的离别滋味。
1944年1月30日，我和难友们在德国集中营已经关押了3年。一个喜怒无常的德国宪兵为我们拍摄了第一张在集中营的合影照片。本来这一天，我就很伤感，又面对黑黑的镜头，我的心很痛。但这苦涩的乡愁和这张相片一直保存了下来，直到今天，照片背后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依然能让我透过小小照片，去体会当时那种刻骨铭心的乡思和悲愁。
1945年1月30日，我们在惊慌和惊喜中获得了意外的自由，拼命地逃离了那座阴森恐怖以后将无人再来问津的集中营，开始了寻找归途的流亡生活。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了莫斯科的红场上。
这些大起大落，大悲大欢的遭遇，都是发生在这个神奇却又十分普通的日月里。
正因为有这么多个1月30日的奇特遭遇，才有我生命中一条由必然和巧合组成的历史隧道，将我最终送到了自由和光明的天地之中。从此，这个苦难且温暖的日子自然而亲切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红场信步。街道、房屋、古老建筑、艺术雕塑和克里姆林宫红墙……景色依旧。在列宁墓前，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列宁纪念章，带在前胸。这是获得自由后第一次佩带纪念章，一份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走着走着，我内心涌上了柔和的感受，仿佛这场战争从来没有来到这片土地上，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德国集中营……这眼前一切的一切，居然让我感到和5年前的岁月焊接得如此完好无缝！
柔和安详，和平宁静，弥漫了我的心房……
突然，一阵寒风吹来，脖子上至今没有愈合的淋巴肿块又开始隐隐作痛。这铭刻残酷岁月的伤口好像在提醒我，这段伤痕累累的人类历史无论如何是无法用柔和的心情去焊接的。我刚刚轻松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整整4年荒废的岁月又化作不易申诉而又焦急的石块压上了心头。
我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来弥补4年。不然我除了年龄增长以外，其他什么都在原地踏步，以后怎么回去向爹爹妈妈作交代啊！每想到这个揪心的问题，我都会想起爹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这几乎成为我回到莫斯科后的一道无声的军令，促使我不得不拼命地学习。
○我颤抖着手，撕开牛皮纸的信封
我一走进国际儿童院的大门，依稀又记起了以前的往事——教室、宿舍和那令人陶醉的大草坪。记得有些好斗的男同学，常在这块大草坪上进行摔交比赛，有的男孩个性强，输不起，摔着摔着，就当起真来，结果大家混战一场，哭的哭，骂的骂，只好不欢而散。那架势好像这一辈子都势不两立结了世仇似的，可不出两天，敌视的双方又好得恨不得穿到一条裤子里。
我们女孩子最爱在草坪上做游戏，过家家。最令人羡慕的是被选出来做
“新娘”的孩子，她可以羞答答地扮演“婚礼”中最风光的角色。
时隔四年多，我走进这些认识似乎又不认识的同学中间，陌生中，大家相互发现，经过这几年的艰苦环境的锻炼，我们这些当年无忧无虑的孩子，无论是调皮的，还是听话的，无论是大打出手当“拳王”的，还是羞答答当
“新娘”的，都在战争中长大了，成熟了，个个脸上都挂着和年龄不相符的老练和沉稳，甚至还有些世故。
我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不久，收到了爹爹从延安的来信。那时中共中央机关还没有撤离延安，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和苏联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邮路通讯。
这是我离开祖国后收到的第一封中国来信！
爹爹是用毛笔写的信，我颤抖着手，撕开牛皮纸的信封。爹爹写了一页信纸，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我还是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爹爹在信上说：苏联4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我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滴在脆黄的信纸上。很快，信纸就烂了，拿不住了。我只好把信铺在桌面上，用手绢把不断涌出来的眼泪堵住。
我好想家好想家，好想立刻回到爹爹的身边啊！
爹爹给我写来这封信后不久，也就是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爹爹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们依然是搭档。此后不久，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拉开了序幕。
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攻打大城市的战役是1947年11月6日拂晓在河北石门（现在的石家庄）打响的。
战前爹爹亲自到河北安国南关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攻打石家庄紧张的战前动员和攻坚准备。
敌人在石门四周建筑的碉堡达6000多，虽然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暗堡林立。电网、铁丝网交织，地雷密布，被称为“地下城墙”。国民党反动派得意地宣称：石门是城下有城，凭借地势可以坚守3年。
强行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爹爹对炮兵、步兵、工兵协同作战极为重视。这一天上午，爹爹骑着战马，马不停蹄，连续到了6个村庄，视察了两个团、两个营和4个连队。到下午两点才返回旅部吃午饭。当天下午，爹爹又给炮兵旅团以上干部讲话，说：
“要打石门必须学会打攻坚战，打下石门就学会如何攻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意义都很大。”
“勇敢加战术”，这是爹爹在攻坚石家庄动员时最响亮的口号，开战以后这句口号响彻阵地前沿。
战役中，毛泽东伯伯知道总司令在前线，就致电刘少奇伯伯让前线指挥官们劝请总司令回到安全的地方。
后来几乎在杨得志下逐客令的情况下，爹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炮火纷飞的前线。
可是回到安全地带的爹爹却把心留在前线上。他一刻不离电话，通过电话下达作战命令。在部队进入石家庄城区进行巷战时，爹爹又嘱咐部属杨成武：一定注意城市政策，特别要保护好几个大工厂。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我们军事上要打胜仗，政策上也要打胜仗。
石家庄解放战斗经过6个昼夜激战，守军2.5万余人全部被歼。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形势图上，第一个在大城市上空插上解放军军旗的就是石家庄。也是爹爹在解放战争中直接指挥的一次战役，为以后解放全国大城市做出积极的表率作用。
有关爹爹在解放战争中的消息是我以后知道的。
自从和爹爹取得了联系，我心里平静了许多。我想，现在什么牵挂的事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怎样把学习搞上去，赶上同学们的进度。
战争时期，在莫斯科的同学虽然没有直接投身战争，但他们也没有能正常地上课，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前线服务的工作上，也耽误了不少功课。所以我和他们的差距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遥远。只要我肯吃苦，一定能赶上的。
学习这事，就是一个吃苦用功问题。我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然后就转到伊万诺夫学校七年级学习。苏联学制和中国不同，他们是初小、高小、初中、高中联贯起来计算学年的，分为十个年级。七年级相当中国的初中一年级。进入中学，就要开始掌握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学习内容也就加重了许多。因为我的底子比较薄，我想起中国一句俗语，“不耻下问”，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同学请教，有时为做一道难题，常常要到半夜十一二点。
这种“艰苦作战”的学习状况持续到第二年才有所缓解。我升入八年级后，和同学的差距才逐渐缩短，再往后，就越学越轻松了。
我跨越了用俄文学习难关的同时，我的中文却出现了危机。有时我给爹爹写信，常常因为不会写汉字，图省事，就用俄文代替。我想，爹爹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会点俄语，所以我在信中的俄文越来越多。开始爹爹还能对付，连猜带蒙，一封信的内容也就差不多看懂了，可是随着我信中的俄文数量不断升级，爹爹不得不去找中央机关懂俄语的人翻译，才能把我的信看完。
一次爹爹来信，他那时已经撤离延安，在转战途中给我写的信。叫我注意复习中文，使用中文，以后回中国工作，干什么都离不开汉语，它是母语，是中国人交谈的语言，切切不可丢掉，以后写信最好不用俄文！
我这才从俄语世界中清醒过来。是啊，我是中国人，不使用中国文字怎么行？我赶紧找来中文字典，写信遇到生字，就查找字典，给爹爹写信再不敢使用俄文了。但是我的中文并没有多大的提高，特别是汉话，几乎忘得差不多了。一个人说什么语言，语言环境很重要，不要说我这个在国外生活了六七年的人了，就连来莫斯科儿童院才一年的孩子，也把自己国家的语言都忘完了。
1949年，我读完苏联十年制的学习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
这本应在4年前就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战争，因为命运的波折，整整向后推延四个寒暑。这时我已经快是23岁的成年人了，才开始迎考大学正当我全力冲刺，准备报考列宁高等教育学院时，国内传来一个好消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世界东方站立起来……随着这个好消息的传来，一个何去何从的选择也摆在了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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