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月份，苏联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
○1942年夏季，我已经十六岁，却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我落入法西斯魔掌时，爹爹他们为渡过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开发了南泥湾
○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要活下去
○我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列宁纪念章滑出嘴来
○到了9月份，苏联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我至今都记得爆发战争的这一天是一个星期日。
许多苏联人在自己的家里休息娱乐，尽管电影院里上映了战争题材的电影，可观众依然觉得这是电影，是历史而不是现实。可是无情的战争好像突然从银幕上跳了下来，光临和平的大地。毫无戒备的苏联南部顿时大火冲天，尸骨遍地。大片大片黄灿灿等待收割的麦田，被纳粹德军的坦克履带碾压在泥泞的土地里，丰收的期待随着战争的脚步走向了破灭的深渊。
这天上午10点，苏联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突然传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低沉而悲愤的声音：
“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于今天清晨3点兵分三路入侵苏联……”
从这一刻起，苏联人民一下子由和平使者跌入战争受害者的行列。
因为我们21个孩子直接置身在德寇的轰炸火力网中，毫无疑问，我们对战争的感受要比莫斯科的孩子更深切更直接。
战争刚开始时，莫斯科的中小学开始停课，许多孩子还兴高采烈地从停课中理解战争的含义。可是前线不断紧张的形势和人员的大伤亡，加剧了全国的紧张。很快战争的灾难降临到莫斯科等大中城市，孩子们开始挨饿受冻，开始失去亲人，停课的欢欣变为对战争的仇恨。我们儿童院的大孩子们也参加了预备军队，随时准备为第二故乡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我已经在遥远的南方失去了自由。不能感受同学们那高昂的参战激情！
从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15分起，苏联军队承受了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战争刚开始的前三个月，苏联红军在纳粹德军的强大攻势中，节节败退，到了9月份，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到了11月份，眼看着纳粹德军的坦克方阵兵临莫斯科城下，甚至连纳粹德军指挥官的望远镜里都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顶部的那颗红星。
苏联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人民，是勇敢、坚强、永不屈 服 的 民 族 ， 他 们 没 有 被 169纳粹德国军队气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就在莫斯科面临危难的时候，红场上开始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阅兵。从红场检阅台前通过的部队将直接开赴战场，和纳粹德军作战。年轻的军人们高举军旗，高唱军歌，从凝重平坦的广场走向炮声隆隆的战场，那里是用生命作承诺的疆场。红场上那悲壮肃穆的气氛，让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感受到一旦走过这块天地，肩负的使命便会高于一切，公民的义务变得更加神圣！
军人的归宿是战场，军人的灵魂是和平！
这些朝气蓬勃的军人，他们的生命或许在第一天战斗中就会画上句号，然而在祖国利益面前，每一个走上战场的战士都不会在乎生命的长短，不会在乎生命停顿在某时某刻，只要是长眠在战争的子午线上，那么这个人生句号就是圆满的、永恒的。就这样，大批的苏联青年，昨天还在街头浪漫地与情人手挽手、拥抱接吻，今天却义无返顾地走向充满血的战场，和死亡拥抱。这大概就是正义战争最终要战胜非正义战争的真谛所在吧！
苏联红军大将，这个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主要将帅之一的朱可夫，受命于危难之中，担负起统帅苏联红军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重任。果然，战场风云如同天空莫测的风云一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强大的民族仇恨和山河破碎的耻辱令所有反抗者更加坚强，从红场检阅出来的士兵顿时像充足电的战车，锐气不可阻挡地奔向前线。
原来长驱直入，想在冬季前占领莫斯科取暖的纳粹德军，被苏联红军顽强的防御战困阻在进退两难的莫斯科城外，唾手可得的莫斯科，转眼化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可是自然界并不顾及地球上生灵的承受力，照样更换它的面孔，就在两军对垒，僵持在莫斯科城下时，西伯利亚的寒风直扑而来，而且把140年未遇的寒流送上这片生命密集、散发血腥味的大地。面临摄氏零下30多度而身穿单衣的纳粹德军，随着气温不断的下降，士气也降到了发动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他们不是被炮弹击中就是冻死在冰封的雪地里，失去胜利刺激的纳粹德国士兵等于失去了生命的支柱，在荒野里发出绝望的嘶叫，这绝望的嘶叫像传染的瘟疫，迅速传遍德军军营……
战争在急剧变化中越加有利于苏联一方。
远在德国的希特勒，没有失望，依然情绪高昂。他掉转头来，把眼睛盯住了苏联南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斯大林格勒城。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 171西岸。它和失守的乌克兰地区、白俄罗斯地区相邻，当西南部的黑海沿岸失守后，斯大林格勒便正面暴露在希特勒的面前。
希特勒又用他三寸不烂之舌，弹出了蛊惑人心的狂叫：“先生们.我们为什么不去占领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为什么不把斯大林格勒从地球上抹掉呢？斯大林格勒是苏联的重工业命脉，是南方的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完蛋了，苏联必将完蛋，苏联完蛋了，战争也就结束了！”
希特勒的党羽们，已经习惯吸吮这种“精神鸦片”，而且上了瘾。他们立即精神振奋，重新部署兵力，从西南边境发兵，把他们的精锐部队推向苏联的西南边疆。
南翼战场出现了危机，苏联红军在南部战场连连失利， 24万人成了德军的战俘，几万人死伤。纳粹德军的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开过南部大草原，面对这股难以抵挡的“钢铁洪流”，苏联红军只能后撤，直到伏尔加河畔，身后就是斯大林格勒城。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苏联人民又一次鼓足钢铁般的意志来抵挡法西斯的“钢铁洪流”，这场残酷的战争在伏尔加河畔整整打了180天，愣是没有让纳粹德国军队迈上这座近在咫尺的城市，这在战争史上是个辉煌的奇迹。
○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
随着战争的扩大，四面八方的孤儿都送到我们这个孤儿院里看管。孩子越来越多，死亡的也越来越多，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原来孩子死时，还有神父作作祷告，祈祷小灵魂安息，后来死的孩子太多，神父作不过来祷告，干脆死的活的一起作，反正活着的孩子最后还是得死去。
如果人有灵魂，那么这些无辜的小灵魂能安息吗？
战争在大人之间进行，然而受害最深的是儿童。毫无抵抗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孩子，被战争强行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小灵魂怎能安息！
我之所以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专业，大概就是目睹孩子孤立无援的悲惨景况太多，希望从事教育工作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爱护。
后来，我们实在忍受不了饥饿和不断死亡的威 173胁，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跑去和纳粹德国的看管人员交涉，能不能在我们做工以外的时间再给我们安排一些事情做，这样能得到多一些的食品，让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不被饿死。
德国鬼子问我们能做什么？
我回答，我会织毛衣。
那好，织一件毛衣的工钱是一磅面包和一块黄油。
这么……少？我差点叫起来，可转念一想，如果我们10个大女孩都来织毛衣，能得10多磅面包。
我点点头，答应了。
身边的米拉直拉我的衣角，不想让我答应。
我们出来后，快嘴的米拉首先叫了起来：毛衣，我们不会织，怎么办？
我笑了：“我会啊，我在中国时，我的姨妈是织毛衣能手，我每年的毛衣款式都不相同。不信，你们看我箱子里的红毛衣好看不好看？所谓名师出高徒，我的毛衣织得很好，你们不会，我来教。以后我们利用晚上时间织毛衣，用毛衣换面包，让可怜的孩子不要再饿死了……”
尽管我们织了许多毛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改变孤儿们的状况，孩子还在死亡。我们那些微薄的报酬实在不能填饱所有孩子的肚子。
这一段经历，大概是我人生历程中心灵遭受折磨最沉重的一段岁月，因为人最痛苦的就是看见身边的人在慢慢地死去而自己却没有一点办法去帮他。
这样的日子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孩子们动了逃跑的念头。第一个逃跑的是米拉的姐姐弗拉斯塔，后来听说她参加了游击队，不过她在一次偷偷来看望妹妹米拉时，被纳粹德国鬼子发现，又被抓回我们孤儿院。第二个逃跑的是汪格里，他和几个大一点的男孩趁去外面拾柴火的机会逃跑了，但是在跑往莫斯科的途中被飞机炸死了。
我和米拉也想跑，可我们的身体不及那几个“越狱”的孩子好，即使跑出孤儿院，也逃不出纳粹德军的占领区，迟早还会被抓住的，那时我们再用这些假身世就蒙骗不了德国鬼子了。
因为有孩子逃跑，纳粹德军加强了看守，我们见逃跑的机会越来越少，就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1942年夏季，我已经十六岁，却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后，纳粹德军对我们的看押也越来越紧，要想逃跑几乎等于天方夜谭。特别是经过头一个严冬的煎熬，许多孩子没有能熬到春天的来临。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也患有营养不良症，内分泌系统出现了紊乱，有的就干瘦干瘦，像个骨架标本，有的虚胖虚胖，动一动就大汗淋漓，浑身无力。我一头黑发落掉了许多，肚子像充了气一样膨胀，变了形的模样，让自己看了都害怕。十五六岁正是女孩子发育的年龄，因为得不到必要的营养，我们的发育还停留在儿童阶段。1942年夏季，我已经十六岁了，却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那样弱小。直到1945年底我离开德国集中营，我身高竟然没有增长一厘米。
我们的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逃跑的非分之想，即使逃了出去，四处都是沦陷区，也无法找到藏身的地方。
我们不得不在绝望中打消了这惟一可以获得自由的希望。然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我们在绝望中又扬起了希望之帆。只要苏联红军打赢这次战役，纳粹德国一定会全线崩溃，从苏联撤兵。那时我们就会自由啦！
我们这群在苏联一爆发战争就失去自由的孩子，终于等到了保卫战胜利的这一天，亲眼看见了这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来临。可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纳粹德军将我们押往德国境内，关进东普士集中营，我成了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没有结束，纳粹德军就好像预料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开始疯狂地掠夺苏联南部的财富，包括人力资源。他们一边搬运金银财宝、矿产金属，一边将青壮年押往波兰和德国的集中营，从事苦力劳动，为德国创造财富。
我们孤儿院也在劫难逃，凡是14周岁以上的孩子统统列上了苦力的名单。我的年龄来苏联时少报了两岁，但还是达到了法西斯的苦力标准。就这样，我和米拉姐妹，还有另外3个女孩子在德国鬼子花言巧语加皮鞭的驱使下，强行拉出孤儿院的大门，推上肮脏的卡车……
我们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座孤儿院，尽管它充满死亡和疾病，尽管它阴暗潮湿，尽管它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但它毕竟是苏联境内的地狱，终有一天会亲手迎接自由的阳光，迎接战争的结束。如果我们远离苏联，真不知道何日才能看见自由，看见胜利？
或许我们永远也看不见胜利，回不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怀抱。当时，我们几个饱经苦难煎熬、遍体鳞伤的姐妹，一听要押送去另外一个地方，忍不住哭出了声，然而这苦涩的泪水中已经没有多少成分是属于恐惧。泪水是我们的咒骂与仇恨的宣泄。然而，这一声声从弱小、孤独无助的生命中发出的呐喊，谁能听见？上帝吗？从战争一开始，它就不见了，它是否存在过，我从来都怀疑。其他姐妹还在声泪俱下，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惩罚该死的法西斯……？
上帝不能解救我们，我们也不能解救自己。只好听天由命，任随命运的帆船把我们载运到任何地方，无非是个死！战争的血腥场面和无数生命轻而易举的丧失已经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从视线到感觉，无惧死亡，即使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恐怕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恐惧。我们年幼的心灵承受的实在太多太多。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想象的承受，也不是我这个经历过来的人所能描述详尽的承受！这种承受使人麻木、使人痴呆、使人不知道生命的存在。在集中营时，看到许多犹太人在知道他们将要死去时，脸上还会浮现微笑，好像去死就是去获得幸福一样，人在求生不得时，不如求死，生命结束了，苦难也随之结束了。至于自由，死人的灵魂是最自由的。
○我落入法西斯魔掌时，爹爹他们为渡过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开发了南泥湾
在我被德国鬼子关押时期，远在中国的战场也进入八年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当时爹爹在延安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八路军总司令，协同毛泽东指挥各抗战根据地的斗争。然而在爹爹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奋力抗击日本法西斯时，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女儿已经落入德国法西斯的魔掌。虽然我在法西斯关押下遭受折磨，少女最美好的时光被战争撕得粉碎，但是和我相隔万里的爹爹也同样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只是我们各自身心所遭受的磨难有所不同。但困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之一，不管我们中间是否有国界的阻隔，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将我和爹爹的心灵距离拉近了。尽管我们父女早已失去了联系。1940到1942年的中国战场，由于日伪军频繁残酷地“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陕甘宁边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一直属于经济落后的区域，人口只 179有250万。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要用微薄稀少的乳汁养育数万名干部、战士和青年学生，用他们瘦削的双肩担负起众多人口的吃穿住用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一些地方的军民开始没有衣穿、没有菜吃，粮食也很困难。爹爹从太行山回延安后，十分重视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他深入到工农商运输各行业，出谋划策，提出一系列解决困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特别是他倡导边区部队实行“屯田”，亲自抓了开发南泥湾的工作。
南泥湾，是延安东部不远一片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原，方圆数百里。爹爹多次到那里实地查看，决心以三五九旅为骨干，带动边区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来垦荒建设，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南泥湾有了千顷良田，还建起了造纸厂、纺织厂、畜牧场、养蜂场。产品不仅满足了部队的需要还支援了地方。当时有诗赞美南泥湾：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足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中央机关主办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述爹爹的：“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延安度过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爹爹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他们担负起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引导到最后胜利的历史重任。
○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要活下去
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曙光普照苏联大地的时候，我们被纳粹德军押上了西去的列车。所谓列车，在许多反映二战题材的电影中已经充分得到展示，它和运送牲口的闷罐车厢毫无两样。如果说区别，一个里面装的是4条腿的动物，一个装的是两条腿的动物；再一个区别，4条腿的181
可爱，两条腿的可憎。
我们好像被驱赶的牲口，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紧紧贴着一个，直到每一个人都不能睡下身体，才“轰隆”拉上大铁门。几百个男男女女，开始了像猪一样的生活。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了，开始有人呻吟，有人哭泣，有人呕吐。我当时身体很不好，尽管看上去还是胖胖的，但是身体很虚弱。这时，我被恶劣的空气熏得不断咳嗽，没有两天，我开始发烧，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烧无疑等于送死，不出3天，往车下抛的尸体中肯定就会有我一个。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不停地往我嘴里喂水，往我额头上敷冷毛巾。我费力睁开眼睛，看见是一个身穿破烂不堪军装的红军叔叔在给我喂水。
他看见我睁开眼睛，就说：“你刚才昏迷过去了，把你的同伴们吓坏了，抱着你大哭，要把你哭醒。
我说姑娘们，眼泪不能感动死神，只有想办法让你们的中国姑娘降温，才能救她。正好我这里还有退烧药，现在你暂时没事了，不过还要继续冷敷。你的同伴把他们分的饮水全拿出来给你冷敷了，一天没喝水了。你这条命是大家帮你从魔鬼手里夺回来的。她们说你是中国孩子，要是死了，连墓地都没有，以后你的父母找都找不着你的……骨头。所以，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那样，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红军叔叔捏紧拳头扬了扬，脸庞上的刚毅神情好像用刀刻的一般，那么让人难以忘怀。
许久没有大人对我这样说话了，我觉得喉咙发哽，吐不出一个音阶，眼泪却不听话地淌了出来。我无力地举起手摸了摸这个幽默开朗叔叔的脸，又摸了摸他军帽的帽檐，原来帽檐上面红星位置显露出一个深色的印迹，帽徽虽然被纳粹德国鬼子撕掉了，但是我觉得红星在我们心中是永远不会撕掉的。
这些红军叔叔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有的还负了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上了我们的车厢。因为一路不断有人逃跑、死亡、生重病，每到一站，就有人被抬下火车，车厢慢慢不拥挤了，甚至后来大家能轮换着睡一睡觉。在战俘叔叔和姐妹们的照料下，特别是叔叔的一番话，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使得我濒临死亡的生命又有了活力，病也随着好了起来，终于没有让看押的德国鬼子发现我正在生病，闯过了病魔和人魔的两道鬼门关。
这些红军叔叔真勇敢，一路上他们一刻也没有闲着，不停地讨论如何逃出这个囚徒牢笼。战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他们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意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在火车快要到达德国边界时，他们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那天傍晚，火车停靠站台的时间很晚了，夜色已经很黑了。我们被赶下来吃饭喝水和解手。几个红军趁着人们忙着争抢食物时，悄悄躲在火车下面，贴着铁轨，爬到火车尾部，从看押士兵的间隙爬到另外一列停靠站台的火车下面，然后他们顺着列车间隙逃跑了出去。
他们逃跑了大约10多分钟，纳粹德军清点上车的人头，发现少了人，顿时站台警笛大作，法西斯宪兵发出惊心动魄的尖叫声：“快追——！”
我们被枪托追打着，赶上了火车，这时我们才知道鼓励我们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叔叔也在逃跑者的行列中，大家的心呼啦都提了起来。连我这个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由自主地祷告起来：上帝啊保佑他们平安逃出魔掌，重返战场。
“砰砰——砰”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
每次发生逃跑事件，都会听见枪声，但许多逃跑者还是逃出了魔掌，可也有被子弹击中的。但愿这次红军叔叔是幸运的逃跑者，趁着天黑逃了出去，但愿德国鬼子放枪只是用来吓唬吓唬我们这些没有逃跑的人。过了一会儿，枪声稀落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火车徐徐驶出了车站……
第二天，我们被集中在一个站台上，那个肥胖的法西斯宪兵队长，满脸愤怒，大吼大叫：逃跑者已经就地枪决，如果谁还要逃跑，他们就是榜样！
但是我不相信，如果枪决了，德国鬼子一定会将尸体拉来展示给大家的，他们会珍惜每一次摧残我们意志的机会。
一个星期的漫长行程终于要结束了。火车到达了东普士境内，这是德国的东部地区。我们提着自己的东西，下了火车。
站在刺目的阳光下，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怎么走路时轻飘飘的，好像脚底踩着棉团，没有知觉一样。过了好一会，我才从梦幻中清醒了过来，那时面前一个黑色影子在晃动，细细一看，是自己的身影，这才确信自己是活着，不是做梦。
尽管我活着，可是我离我的国家越来越远……
活着就是胜利！我想起了红军叔叔的话，我说什么也要活下去，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我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列宁纪念章滑出嘴来
我们被赶下火车，按照纳粹德军的指挥，排成两个队伍。一个队伍的人胸口别着黄色菱形的胸牌，上面写着姓名、国籍和年龄，这是犹太人特有的颜色。另外一队人胸口别着白色长方形的胸牌，这是非犹太人的队伍。我也在这个队伍中间，我的胸牌上面用德文写着“赤英”的名字，国籍一栏写着
“东方”，我不知道这个东方是指处于德国东方的莫斯科，还是指中国就是东方国家。
整个队伍里很少看见像我这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有几个听说是日本和朝鲜人，中国人只有我一个。
当德国人命令我们两个队伍按照不同的方向行走时，犹太人的队伍出现了混乱，惊慌失措的老人拼命搂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被大人的惊慌神情吓得啼哭了起来，有的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俄语哭喊着：”杀死我们吧！我们哪里也不去。杀死我们吧！”那些男人挣扎着往队伍外头挤，可是被纳粹德军的枪托又赶进队伍里。
他们一听说要他们犹太人单独朝一个方向走，就敏锐地察觉这是不祥的征兆，本能地要进行抗拒。从以前许多血腥屠杀的事例中，犹太人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死亡规律，一旦法西斯让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分开，就意味着大屠杀即将开始。最近我听说在我们当年关押的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郊区，发现了一处1941年屠杀犹太人和苏联平民的万人坑。
犹太人的队伍越来越混乱，皮鞭、枪托像雨点般地落在大哭大喊骚动人的身上，使得队伍越加混乱不堪……
这时，看押队伍的长官，一个长有一张和善的使人信任脸的德国人，大步流星走了过来。他手里没有皮鞭，腰里也没有手枪。如果不是这身法西斯军服，他脸上的笑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酒店老板或者是看见有人光顾生意的商人。他在寒风里反背着手，后背微微驼了起来，他用和善诚恳的口气说：
“先生们，女士们，还有美丽的小姐们，我们分开走，完全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必须在天黑前到达营地，不然我们会被冻死在这该死的荒原上。你们看，这里有火有食物吗？只有寒风和野兽。你们完全没有理由害怕，我们已经走了一个礼拜，送你们这么远，是为让你们为我们工作，杀死你们，我们是吃亏的。现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队伍开始安静，人们渐渐停止了哭泣，把生存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纳粹德国长官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我的名字叫威廉。”
绝望中的犹太人好像获得希特勒的免死特赦令一样，感激地望着这个交给他们特赦令并正在微笑的威廉，半信半疑，不再哭闹，队伍开始有秩序地上路了。
天黑时，我们到达了东普士集中营，然而，却没有看见那支威廉长官保证在集中营汇合的犹太人队伍，以后许多天也没有看见犹太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才知道，这个集中营旁边有个日夜冒烟的烟囱，那里专门焚烧送进“浴室”洗澡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尸体，那些和我们分开走的犹太人最后全部被送往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毒气！
这是一个高智商刽子手的表演，一个用甜蜜的微笑涂炭无数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怎能相信这是真实的场面。
我们在进集中营前也进行了一次淋浴，这淋浴被称为消毒，不能让我们这样肮脏进入他们为我们建立的“新乐园”。进去前我们所有的物品也要检查，除了衣物外，其他东西一律要被没收。当然，他们不会说是没收，说是替我们保管，甚至还发了物品保管的牌子。
我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把我的皮箱打开一顿乱翻，把手表、钢笔都拿走了。那支钢笔是爹爹在我离开延安时送我的，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用汉字写的，德国鬼子不认识，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也不去理会笔帽上的汉字是什么。
我眼睁睁看见他们拿走了爹爹留给我的最后一件纪念品，心里难过极了。
在我回到中国向爹爹说起这件让我无比难过的事情时，爹爹安慰我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德国鬼子没有认出上面有我的名字也算是你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以后爹爹再送你一支作纪念。不要老是想这件事情了。
就在我伤心失去那支钢笔时，突然想起，我的内裤口袋里还缝着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我的，当时我就把这枚小小的却很精致的纪念章戴在胸前，能有一枚我最敬仰和崇拜的列宁像章，这是何等的荣光！后来这枚纪念章就没有离开我的前胸，189直到我被纳粹德军囚禁，才把它缝进内裤口袋里，一直贴身保存着。
我们进浴室前要脱掉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查。看眼前这严密的检查是很难再保住这枚纪念章了。不！我从心底冒出一个愿望，就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这枚纪念章，我决不能失去这枚纪念章！不能失去！
我脑袋迅速转动了起来，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就在淋浴的队伍快要移到门口时，伸手将内裤口袋里只有一颗纽扣大小的纪念章，快速掏了出来，往嘴里一抿，压在舌头底下。
我紧紧闭着嘴走进脱衣服的房间里，无论谁和我说话，我只是点点头，决不出一声。
一进浴室，一个高大的女看守，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我以为被发现了，心好像跳了出来一般，浑身颤抖起来……这个女看守发现了我头发上的发夹，就恶狠狠地往下撸，撸了一下，没有撸下，又撸……我忍着锥心的疼痛，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纪念章滑出嘴来。发夹连带着一缕长发落在了地上，女看守上前一脚踩得粉碎，然后把我推到水龙头下面冲洗……顿时我的泪水涌了出来，顺着热水一起往下流，这是死里逃生后才会有的痛楚和激动。如果我的行为被德国鬼子发现了，我肯定是死路一条，绝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不过，这样去死，我没有遗憾，因为我用我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心中最神圣的“领土”不受侵犯，这和战士在前线冲锋陷阵一样可贵。
我咬紧牙关完成了所有的“消毒”程序。穿上衣服后，我才从嘴里吐出纪念章，放进口袋里。米拉在一旁看见我嘴里吐出一个纪念章，先吓了一大跳，随后又高兴起来，伸手要过纪念章。
纪念章还粘着唾液，在阳光下发出红艳艳的光，列宁的侧身头像嵌在红底色上，上面罩着有机玻璃，很像我们“文革”初期流行的毛泽东纪念章。
这枚纪念章伴随我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一次次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后来纪念章也没有离开我，跟随我度过4年监禁，又伴随我走进大学校门……直到今天，它还在我的身边。虽然已经很陈旧，周边的金属圈已经有了斑点，红色底子也暗淡了，但是列宁的头像还是那样金光闪亮。它时常在桌案上向我讲述往日的事情。回忆有时也是一种享受，只是这种享受是要付出痛苦的精神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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