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成长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
○已经置身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苏联人都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夏今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沦陷在战争火海中
○面对德国鬼子，我们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瓜烂熟
○在我们成长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
刚才还堆着臃肿笑容的德国军官，举起了屠刀，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中在我们成长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了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向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孩子虽然躲避了中国战场上的炮火袭击和血腥屠杀，但在苏联却经历了四年卫国战争，同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困难时期，经受战争的考验。在我们成长的所有记忆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块伟大而悲壮的土地填写了。大家对祖国的抗日战争记忆并不深刻，但对异国他乡的这场战争却锥心刺骨，终身难忘。可以说，苏联是我们40多个中国孩子心灵中的第二故乡！如今离开了它的怀抱已经40多年了，可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和别人谈话时还会突然冒出俄语来，连自己都吓一跳，这俄语竟然比中国话说得还通顺。可见这第二故乡对我的影响之大之深。当时莫斯科有两个国际儿童院，一个是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另一个是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内就送来了十多个孩子在这里学习，主要集中在第二儿童院里学习。 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大批西班牙革命者和知名人士的子女也送到苏联儿童院。第二儿童院重新对各国孩子进行了调整，将40多名中国孩子全部迁往距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
我到达莫斯科后，也被分配在第一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是苏联最大的国际儿童院，集中了四十多个国家的孩子，其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美国邓尼斯、日本片山潜、南斯拉夫铁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蔡和森的一儿一女、蔡畅的独女、林伯渠的女儿、苏兆征的一儿一女、张太雷的儿子、刘少奇的女儿等许多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难忘的“二战”岁月。
我们一到儿童院便投入紧张的学习。因为我的俄语不行，不能按年龄编进当地的中小学里跟当地孩子一起学习，便先进俄语补习班，等掌握语言后，再进学校学习。
这里的环境和中国的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特别是来自战争国家的我们，刚刚穿越了战争的硝烟，走进这里的和平天地，不仅充满了诧异，几乎
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美好的人间。这里的校园鸟语花香，室内温暖如春，老师在阳光灿烂的教室里孜孜教诲每一个学生，温馨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这里的城市洋溢着青春活力，人们在快乐地生活和工作，到了晚上，街头到处可听见手风琴的声音，看见姑娘和小伙子双双对对相依的身影，战争好像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激烈地进行着，这里完全成了童话中所描绘的天堂。在这里生活的中国孩子被巨大的幸福淹没了，完全不去理会中国国土上的父辈们在如何的浴血奋战，如何的日理万机，如何的鞠躬尽瘁……照样嬉笑玩耍，甚至调皮捣蛋，打架犯错误，直到苏联也爆发战争，大家才深刻体会到战争是什么，才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并逐渐成熟。
之所以我们要被送往条件优越的莫斯科学习，也是为了解除父辈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对我们各国的孩子给予了最好的照顾。但是，不管我们生活得如何幸福，有的孩子还是不能抹平精神上的创伤，这与长期同父母离散有关。饱受人间苦难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不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甚至会保留终身。我记得，我们中国学生队队长是毛岸英，他那年已经19岁了，但是他和他的父亲毛泽东一同生活的时间很短很短，他和弟弟毛岸青因为母亲被害而流落街头，受尽了人间屈辱。毛岸青的脑袋也被人打坏了，脑神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后来他们被找到后，送到欧洲学习，可欧洲也卷入了战争，他们又一次流离失所，成了国际流浪儿童。中央又一次想法找到了这对苦难的兄弟，由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负责到欧洲，将毛氏兄弟接到莫斯科儿童院。
获得和平和稳定生活的兄弟俩，依然对四周充满了警惕，对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身分，有时他们不得不提到自己父亲时，就和别人一样直呼大名，好像和毛泽东没有一点关系。后来在中国派去的师哲副院长的开导教育下，他们兄弟俩才敢讲出自己的身分，才敢当大家面称毛泽东“我们的父亲”。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许多人都有苏联名字，毛岸英叫谢廖沙，毛岸青叫亚历山大。我离开延安时，爹爹也为我起了个化名——赤英。爹爹说用化名一是为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分；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我的希望。
我一到莫斯科就再没有使用朱敏这个名字，而开始了“赤英”的经历。
在我的一生中，名字成为我经历的证明，换一 149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开始一种新生活。我记得，我有好几个名字，在爹爹心中有小名“四旬”、大名“朱敏书”，到延安后，爹爹又叫我“朱敏”；在外婆膝下我姓贺，叫飞飞。我的名字在不断转移地方中而不断地更换，离开成都，我的“贺飞飞”随着童年画上了句号，到延安开始了我的新名——朱敏，这不，才几个月我又使用了“赤英”的化名。
○已经置身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苏联人都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很快，我到莫斯科4个月了，学习有了很大进展，可是进入6月夏季的莫斯科，天气依然很寒冷。我小时候有哮喘的病根，在寒冷潮湿的莫斯科又发作了，整天整夜地咳嗽。儿童院的老师请了许多医生来为我看病，药也吃了不少，病情却不见好转。最后他们决定送我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与我同去的还有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一对捷克姐妹——弗拉斯塔和米拉，她们是捷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日瓦沃的女儿。
以后我们三个来自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在德国集中营里结为生死之交，顽强地度过了4年地狱般的岁月。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相依为命，相互鼓励，严守自己的身世，躲过了德国鬼子的审查，成为活着走出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
我们从莫斯科到白俄罗斯疗养的孩子一共有21名，我所在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只来了我一个，第二国际儿童院来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张闻天的儿子，他是父亲和苏联红军女大尉母亲所生的孩子。他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一口纯熟的俄语真让我羡慕不已。他和我是这次去南方疗养的惟一的两个中国孩子。最为痛惜的是，他在德国鬼子占领我们疗养院后，他想逃跑回莫斯科，被法西斯飞机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
明斯克距离莫斯科有500多公里远，汽车在路上走了两天，6月21日傍晚才抵达我们疗养的集体农庄。我们来南方疗养的孩子大都是身体有病，或者是体质差。经过两天长途颠簸，个个都疲乏极了，谁也顾不上欣赏新“家园”是个什么模样，吃完晚饭就陷进松软的床上，呼噜大睡……
睡眠中的我们谁也不会料想到这一夜将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刻的日期。
沉浸在和平之夜的苏联人民也不会预想到明天 151战争的来临。
最高统帅斯大林也不可能在睡眠中梦见希特勒战争狂的双眼正虎视眈眈盯着他……
此时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希特勒像头发疯的野兽，用他公牛般的嗓子，向他的法西斯军队下达了向苏联进攻的命令！
顿时，德军坦克部队像老鹰的巨大黑爪，扑向苏联的西南部，把我们疗养的驻地明斯克地区紧紧钳住，准备撕咬得粉碎……
已经置身于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的苏联人都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凌晨3点以后，德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他们密密麻麻的步兵跨过了苏联南部的国界。苏德两国首脑1938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化为法西斯手中一张分文不值的纸片。
终于，善良的苏联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卷入战争的人们一样，几乎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下接受这个强加给他们的血腥灾难，其中包括我们这些为躲避战乱的各国孩子，再次被罪恶的战争推进了火坑里。
我们早晨醒来，听见小鸟在房前枝头上的叫声，也听见隔壁人家的牛叫鸡啼声，一切显得那样宁静和安详。我们一起床，浑身又来了精神，恢复了孩童的好奇和多动的天生“病症”，不是先去洗漱，而是跑进旁边牲口棚里看马呀牛呀羊呀什么的，特别是看见那些在“妈妈”肚子下喝奶的小家伙，我们个个都想爬进去抱一抱，要不是它们的“妈妈”们始终和我们保持不友好的态度，说不定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早就成了我们床上的宠物了。
后来我们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些小动物。
我们疗养的这个农庄在明斯克郊区。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和平坦的草原，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这里毕竟是南方，空气要暖和得多，阳光也灿烂得醉人，我的哮喘毛病不知不觉好了许多，一个晚上也没有咳嗽。早饭后，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村庄外的草地上玩耍，我认识了在国际第一儿童院的捷克姐妹。
“你好，这是我的姐姐，叫弗拉斯塔，我是妹妹，叫米拉。你叫什么？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那个叫米拉的妹妹大方地用俄语问我。
她们姐妹开朗活泼的性格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回答了米拉的问题，但没有说我的父亲是谁。因为我们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大都在险恶环境中生活过，从小因为革命家庭受过反动当局的许多折 153磨，渐渐养成了严守自己身世的习惯，到了和平的环境中，依然相互不打听身世，也不主动说自己的父母是谁。自然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世。
这对姐妹就叫我“中国赤英”。
我欣然接受。
张闻天的儿子叫汪格里，他虽然有俄国人的白皮肤，但他的黑眼睛黑头发，一看就知道有中国血统。他的身世我是以后知道的，就连汪格里被炸死的消息也是我从德国集中营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
在我们这群孩子里，我的年龄算比较大些，已经15岁了，因为我离开延安时爹爹考虑我到莫斯科就学的年龄，少报了两岁， 13岁。其他孩子基本都在十二三岁，还有几个只有七八岁。一个地地道道的红领中夏令营。
我们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尽情地唱歌跳舞，我也给同学们唱了一首中国民歌，这是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用国语唱歌，心里别提多么高兴！但是唱着唱着，不知怎的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这浓郁乡情的歌词勾起我的思念。
我离开祖国已经是个少女，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和对亲人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们的音容笑貌老是固执地冒上来。从前在家唱歌不觉歌有什么特别，可在异国他乡唱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沦陷在战争火海中
正当我们玩得好不开心时，突然，觉得大地有点颤抖，天空传来嗡嗡的低鸣声。我们停止欢笑，四下寻找这个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是不是要变天了？我们抬头看天空，看见蓝色天幕上有一个个黑色飞行物缓缓移动，像鸟群？也不对啊，鸟飞不了那么高……我眼前猛然闪现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我多次在国内看见过，那是日本鬼子轰炸机轰炸城市的情景……
我恐惧地大叫起来：“飞机！”
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孩子也高兴地喊：“对！是飞机，好多好多飞机啊！”
“战争，是战争！”我无法解释更多，用最简单的词语告诉大家。
“战争？”大家不相信地看着我……我正想解释这是轰炸机，可远处已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
“哇……”几个年纪小的孩子被这巨大的声音 155吓得哭了起来。这时大家才明白我说的战争是打仗，尖叫着往村里跑去，好像躲进房屋里，炮弹就不会落到头上，就安全了。
我们在飞机呼啸声中，跑回四处冒烟的村庄。一看，情景更加可怕，就在我们看飞机时，飞机的炸弹已经在村庄里横扫了一遍，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小牲口和它们“妈妈”居住的棚顶上，牲口棚不见了，成了一个泥土大坑，可爱的小动物已经被炸得粉碎，这里一条羊腿，那里一个牛脑袋，四处都是鲜血。我们吓得两腿直打颤，怎么会是这样？这难道就是我们日夜咒骂的法西斯行为？
我们的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顷刻沦陷在战争的火海中。我们惟一的老师——安娜，在大火中不停地鼓励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
“不要怕，我们一定能回莫斯科的。你们要管好年纪小的孩子，把行李都拿出来。我去寻找汽车，我们要想办法回去，记住，我们一定能回去！”
老师去寻找汽车，我们靠着破残的断壁边等待老师回来带我们离开战争。
我看见我们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巾……我想：万一我们被德国鬼子抓住了，他们肯定要抢走我们的红领巾，不行，红领巾不能给德国鬼子拿去。当时年纪的我，还不可能意识到战争对生命的残酷性，特别是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行径，是本世纪或许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为罕见最为残酷的一页。
我们没有经历这一幕，是无法想象它的残酷。已经置身在炮火中的我，不知道担心自己的性命却担心着脖子上的红领巾。
我到莫斯科时间不长，俄语说得不好，无法将这个担心和别的孩子交流，就独自起身到墙角找出我们昨晚喝的汽水瓶子，把红领中取下，塞进瓶里，然后封好埋在一棵大树下面。我的行动带动了大家，米拉姐妹也将红领巾摘下，和我的瓶子埋在一起。
红领巾，这是我们的荣誉，绝对不能落在法西斯的手里！
我们埋完红领巾，脸上、手上都黑乎乎的，可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做了一件大事，也不顾黑脸脏手，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大声欢呼起来。
○面对德国鬼子，我们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瓜烂熟
我们的安娜老师没有能为我们找到一辆回莫斯科的汽车。
看见她神情沮丧，两手空空时，我们中间有的 157孩子哭了，我们回不去了。安娜老师把我们一个个拉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她眼眶红红的，说：“我现在无法找到一辆可以带你们回去的汽车……镇上的车子不是被炸毁了，就是被用来运送军用物资，我试过……但他们不同意给我们汽车，我很难过……估计纳粹很快就会来的，我们如果呆在这里会被他们抓走的，何况你们中间有国际儿童院的孩子，是共产党国家的孩子，他们会杀了你们的。我们还是到树林里躲一躲。”
安娜老师一手拉着一个小孩子，带我们走进村庄外的树林里。当时我们都带有皮箱和毛毯，安娜老师叫我们带上，说是树林里寒气重，毛毯能御寒。有老师在，我们心里平静了许多。其实，安娜老师不过是20岁的姑娘，但她那种勇敢和果断的行为给我们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第二天，德军占领了我们居住的农庄，村里许多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成年人被德军集中起来，强迫他们为德军建筑工事。开始德军没有搜索树林，我们没有被发现。但是，过了几天，我们的食品吃光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孩子，这一惊一冻，许多人又生了病。安娜老师急得摸进村庄想请大夫来给看看，谁知被德军发现了。不久，我们全部也被德军从树林里搜了出来，被赶进村庄里。
安娜老师一见，跑过来，像老母鸡那样紧紧护着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中间有犹太血统的孩子，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虽然她已经反复嘱咐大家，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不要暴露自己是犹太人，互相之间也不能出卖。但她看见德国鬼子凶神恶煞似的审讯，还是担心孩子有差错。她挨个抚摩我们的脸颊，用眼神鼓励我们不要怕，但她自己的脸色都变了，褐色的大眼睛里汪着泪。
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孩子暴露身分，这个孩子的性命就肯定难保了，我们面前站立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她能不担心不害怕吗？
大概危难之中，人有一种本能保护意识。我们谁都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爪烂熟，即使才编出来的，一到德国鬼子面前，都说得很真切，编得连自己都相信那是真实的身世。
德军将我们排成两排，一个肥胖的德军军官面对我们，脸上堆着臃肿的笑容，他的身后站立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德军，面无表情，死死地盯着我们。
他挨个审讯我们，我是中间被叫出队伍的。
“你叫什么？”那个德国军官用我勉强能听懂的俄语问道。
“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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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地方人？”
“中国。”
“支那人……？”德国佬停下记录的笔，抬起头，那双深陷在肉团里的蓝眼珠盯住了我，不相信似地反问我一句。
那时许多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我点点头，但心里气呼呼的，因为外婆告诉过我，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蔑视的称呼。
“噢……你的父母在中国做什么的？”
“父亲是老中医，母亲也是。”
“你为什么到莫斯科？”
“我身体不好，父母送我来莫斯科治病。”
“你得什么病？”
“你听——哮喘。”我张开嘴，大口喘气，胸腔里发出拉风箱似的哧啦哧啦声。
也不知这个胖家伙怕我有传染病还是听我不流利的俄语太吃力，他不耐烦挥手叫我快走。我立即跑回队伍，安娜老师轻轻吐了口气，对我微微一笑。
安娜老师虽然不具体知道我是中国哪位领导人的孩子，但她知道我不是一般人的孩子，所以，从我被叫出队伍，她就捏了把汗，担心我不太会说俄语，万一说漏了就糟糕了。看见我平安无事通过了审查，心里落了块石头。
在我后面叫出队伍的是米拉姐妹，安娜老师向她们挤挤眼。老师知道她们很机灵，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果然，她们姐妹编造出父亲是捷克的火车司机，在空袭中被炸死，母亲只好改嫁，被遗弃的她们不得不投奔莫斯科亲戚的悲惨故事。故事没有讲完她们自己先感伤得痛哭流涕。
德国鬼子好像对这样身世的孩子不感兴趣，连连制止边讲边哭的姐妹，好啦好啦，回队吧。
张闻天的儿子汪格里转眼变成了一个现在都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被孤儿院收养大的孤儿，关于他的父母，一问三不知。德国鬼子看见他一副无知的模样，估计捞不到什么，就放他回队了。
一个朝鲜男孩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反正德国人也分不清亚洲人的区别，就相信这个孩子来自同一战线的日本，不仅没有继续受审问，还得到德国鬼子奖赏的一个大面包。
他一回到队伍里，就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块。
○刚才还堆着臃肿笑容的德国军官，举起了屠刀，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中
眼看我们都快要通过敌人审查时，安娜老师似乎可以喘口气了，她眼前有19个孩子通过了德国鬼子的盘查，她正要拥抱我们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安娜老师张开的双臂突然僵硬在半空中……她的臂膀下还有两个8岁的女孩，是捷克人，而且是犹太人。她们还没有通过敌人这一关，看来安娜老师还不能轻松。果然德国鬼子一把拉出两个女孩，听见她们尖锐的哭叫声，我们顿时都紧张起来，毕竟她们年龄太小了……她们站出队伍仅仅几秒钟，我们就看见一个德国鬼子的大皮靴挑起一个女孩瘦弱的身体，甩了出去，接着又甩出第二个女孩……
“不……！”安娜老师大叫着冲上前去，被德国鬼子一枪托打倒在地。这时所有德军都围了过来，他们脸上的肉在狰狞地抖动。
我们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德国鬼子竟这样对待两个年幼的孩子！
“犹太猪！”
我们被这毛骨悚然的声音惊惧出一身冷汗，安娜老师脸色涮地变得苍白。她明白，这三个字意味着宣判这两个女孩的死刑。
我们跑上前想帮助倒在地上哭叫的孩子……顿时，我觉得肩膀一震，不等明白过来，身体已经滚出好远。我抬头一看，一个德国鬼子在用枪托棒打我们上前营救的人，有的孩子鼻孔流出了血，有的头上起了青包，有的帽子掉了，有的鞋子破了……
安娜老师拼命地拉着我们。“不要上前，他们会打死你们的，我的孩子们，不要上前……啊！”
我们被德国鬼子的枪托逼离了那两个乞求我们救救的可怜孩子。
我们几乎被这惨无人道的兽性惊惧得昏厥过去“法西斯！”
我们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音节！
如果说法西斯残酷已经用文字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那么我在童年所目睹的残酷却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的，它不仅残酷凶狠，而且那样的冷163酷。当孩子凄惨的哭叫把人的心都要撕破的时候，法西斯却能无动于衷有条不紊甚至异常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杀人工作，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什么牲口。不！连牲口都不是，最多是株草。这样非人所为的行径能用文字表述吗？
看着德国鬼子从腰里抽出枪，一步一步走向犹太女孩，我们因为恐惧而掩面大哭了起来。
“上帝啊，你在哪里？他们要杀可怜的孩子，救救她们吧！”安娜老师双手合十，仰头望着苍天，发出悲惨的哭声。
“我早就注意你手里这两个小姑娘，她们有褐色的眼睛，还有褐色的头发，是这头型告诉了我，你的孩子群里有犹太人！”
德国鬼子用手里的皮鞭指指地上两个女孩的头，我不知道她们的头和其他欧洲人的头有什么区别，法西斯居然能以头型来判定谁是犹太人，这不是太荒谬了吗？然而，希特勒就是用这种荒谬的头骨型说奠定了他的人种论，视犹太人为最劣等的民族，天下第一要灭绝的人种。他们将犹太人看成是瘟疫，想方设法要赶尽杀绝，即使是孩子也决不心慈手软。
“我的眼睛也是褐色的，你们杀了我吧！”安娜老师也豁出去了。“嘿嘿……你不是犹太人，小姐！”德国军官用鞭子拨拉了一下安娜老师金色的长发，因为犹太人的头发不是金色的。这两个孩子怎经得起这般毒打！其中一个孩子的胳膊断了，软塌塌地垂挂着，她们最后连哭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见她们浑身是血的瘦小身体随着棍棒的抽打在泥地上抽动。法西斯打够了，拍拍手，拉起站都站不住的女孩，一人给她们一把小铁锹，让她们挖坑。这是干什么？我们紧张地望着安娜老师，安娜老师满脸是泪，痛苦地喊道：
“他们要活埋我的孩子，上帝啊，你看见了吗？”我们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想上前救她们出来。一切都无济于事，两个活生生的孩子被德国鬼子活活埋在土坑里……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哭叫了，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看那土堆堆的勇气都没有了。突然，我看着一只细细的血手从土里慢慢拱了出来，顽强地伸向天空，五个手指因泥土的重压而直直地张开着，好像向苍天要什么……这是对生命的渴望！对法西斯的控诉！两朵还没有来得及开放的花朵就这样被摧残了，折断了。
这残酷的一幕终身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我听见扑扑声，都会想起那往坑里盖土的扑扑声，令人心悸。
德国鬼子干完他们的杀人工作，把我们赶进附近的一个孤儿院里，集体看押起来。这个孤儿院原来已经有40多个孤儿，我们一去，孤儿院里就更加拥挤，本来就不够吃的饭食显得更加紧张。许多孤童才一两岁，因为吃不饱，几乎每天都有孩子死去。
相对来说，我们年龄要大一些，生命力也要强盛一些。有时我看见可怜的孤儿在哭叫中慢慢地断气，心里难过极了。无论我们怎样帮助那些病孩，死亡还是不断光临这个灾难深重的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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