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团体对教会当局直截了当的批评特别有意义，因为仅仅数百年或更短的时间以前，有些人曾因为远不如这样严重的事情而被冠之以异端罪名，被折磨致死。譬如，“自由选择天主教”的刊物《良知》，于一九八七年七、八月号刊登了一位妇女对教皇失职的大胆指责。文中写道，她要质问教皇“为何不到各国去阻止男人强奸妇女”，为何她在五十八年的天主教徒生涯中从未在布道时听到过此事，也不曾听到布道的人反对家庭暴力，或承认“女性的肉体、尤其是她们的性浸染着邪恶”这种说法是不道德的。
自此以后，先是加拿大，接着是美国的主教纷纷就家庭暴力问题发表讲话。尽管这个问题至今不是教会关注的重点，但已经有一部分教士如此对待它了。此外，不仅在基督教徒，而且在犹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和男子，不论他们是否受着宗教的统治，开始公开反对传统宗教关于性与妇女的教义了，认为它不讲同情心和责任感──尽管在某些地方，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譬如，曼谷的原教旨主义牧师悬赏杀死新派人物塔斯里马‧纳斯雷恩（Taslima Nasreen，小说家）──甚至扬言，如果政府不把她绞死（还有，如果不取缔在妇女中推广教育、保健和计划生育的组织），就要发动内战，其起因只是因为纳斯雷恩对“打着宗教的名义”压迫妇女进行了批判。巴基斯坦诗人阿比达‧卡奴姆（Abida Khanum）因为质问伊斯兰教法的那些压迫性规定到底是不是“神的语言”而遭到逮捕和折磨，不得不背井离乡。她说，在性关系中，荣誉这个词到了伊斯兰教里有时竟成为最野蛮、最不道德的行为的伪装。伊拉克作家卡南‧马基亚（Kanan Makiya，他以萨米尔‧阿─卡利为笔名撰写了《恐惧之邦》）也批驳了传统伊斯兰教关于男子必须控制女子肉体的教义。他写道：“只有当年轻一代的阿拉伯人对世界上无法忍受的残暴感到愤怒时，阿拉伯世界才会向好处转变。”阿尔及利亚有一群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的刺杀对象，只因为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通过《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这一刊物四处散发，控诉当局协助谋杀他们的同事，“企图建立一种以（伊朗的）集市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对妇女实行法西斯统治。”
越来越多的文字对传统宗教的性道德进行批驳，甚至把对妇女的性压迫与普遍的压迫社会或法西斯社会直接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当今越来越多的文字提出了新的性标准，以取代老的性标准。这些文字大多出自女权主义作家，这不足为奇，只是在说到这种新的性伦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时，女权主义者们也莫衷一是。
有些作者，如人类学家盖尔‧鲁宾，认为新的性伦理应该主要围绕性是否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但是，她又补充道，对可接受的或好的性和坏的性，传统的区分是看它是否是异性间的、婚内的、一夫一妻的、生儿育女的，只有这样的性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而新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看“性伙伴如何对待对方，是否相互体贴，是否有强迫的行为，以及他们给予对方多少快乐”。
另一些人则认为，新的性道德应该遵循“女性”价值（少数人认为女性价值与妇女的生理构造有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价值是文化赋予的）。譬如，H‧K‧特拉斯克在《厄洛斯与权力：女权主义理论的前景》一书中，主要探讨的就是她所谓女权主义厄洛斯，她认为，这是异性及同性性关系中的指导原则。特拉斯克与彻里‧马拉加、奥德雷‧洛德以及罗宾‧莫根一样，没有把性与其他亲密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割裂开来。她说，性爱最初是从母婴纽带中学到的，尤其是从“肌肤相亲的肉体照料”中学到的。
然而，如此强调性爱，却遭到其他一些理论家的批评，例如，卡罗‧范斯和艾丽丝‧埃科尔斯就担心这样做会“神化”束缚妇女的性选择的浪漫主义。埃科尔斯认为，这种观点与那种“反对妇女努力对性进行自我定义”的“传统价值观”只有一小步之遥了。也有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激烈批评这种观点，例如，玛丽安娜‧瓦尔弗德在《性、权力与快乐》一书中就指出，唯一的性伦理就是满足。她说，“性解放主义”在一个权力分配如此不均的社会里过于强调个人自治了。
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字虽说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尽一致，但也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新的性标准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变革来支持。这也正是家庭疗法专家、律师和医生提出的问题。他们明白，一种新的性道德不仅仅意味着改变个人关系，而且需要改变社会条件──不仅需要改变与两性关系相关的条件，而且需要改变与社会阶层、族属、年龄、性倾向以及种族相关的条件。
因此，当今许多关心新的性标准的作者也在积极工作，企图使国家和国际政策发生变化。稍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在努力改变禁止性教育的公共政策，这就是一个例子。譬如，弗兰‧霍斯肯通过她的“妇女国际网络”宣传她的《全球生育图册》（这本图册目前已有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译本）；一些组织也在努力，如SIECUS（联合国性信息和教育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努力在学校推广性教育。但是，右翼宗教团体也在竭力阻止这些努力，他们的理由仍是老一套：对青年进行性教育是不道德的。
其实仔细想想：不对青年进行性教育，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呢。因为对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不会有人喜欢无知，而性显然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再说，人人都知道，一切压迫都是以无知为基础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权力不均，又都是靠压迫来维持的。
然而，反对性教育的宗教压力非常之大，虽说年轻人并未因此而停止各种性实验，但是，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人们对性也是惊人地无知。譬如，一九八六年对美国青少年进行的卢‧哈里斯调查表明，有些青少年认为，女孩子只有在性交时仰面朝天才会怀孕，或者只有达到高潮才会怀孕，或者她第一次性交不可能怀孕。一九八九年金赛研究所对大量美国成人进行了一次性知识测试，该研究所所长琼‧赖尼希说，美国人不及格。
但是，仍有人反对性教育。可笑的是，最反对性教育的人，也是最痛恨所谓“青少年私生流行病”的人，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性教育会导致青少年发生性关系，倒是有不少迹象说明，性教育使他们推迟性关系，至少也能让他们在发生性关系时更加小心。
还有更为可笑的事。这些人以“家庭价值”为名，敦促学校开设《圣经》阅读或其他形式的宗教教育课程，却没有看到世界宗教最主要的神话其实并不珍视家庭关系。我也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