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我要插入一点：我之所以老是盯着天主教会不放，是因为它在西方历史上的势力非常强大，还因为我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居住多年，对它比较了解──但是，绝不是因为这种对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在天主教会中才存在。世界上那些身居高位却用道貌岸然的词汇（诸如道德或爱国主义）为鼓励生育的政策辩护的人，当然不止教皇保罗二世一人。
今日，世界上有诸多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只会给地球带来灾难。但是，诸如此类的政策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教皇，据说他担心若承认有一条教义不正确，就会降低宗教的威信──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知道教会反对伽利略的发现错了，而教会非要花好几百年才承认的缘故。地球面临人口危机，而政策却在不断地鼓励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领袖人物（不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控制的人口越多，其权力越大──如果那位领袖只需对人们的所思所为指手划脚却不用对其结果负责，那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上许多宗教领袖至今如此，他们拥有神权，充当着道德权威，而在民主社会里，这早已不能成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了。
责任感问题──确切地说是缺乏责任感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一个制度里只有自下而上的单方面责任，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如何能有公正的道德呢？而统治关系社会组织只需要这样的道德，“上级”从来不用对“下级”负责──这种“下级”可能是某个男子的妻子、孩子（旧时代还包括奴隶），也可能是某位男子世俗或精神王国里的“臣民”或“羔羊”。
戴维‧洛伊在《道德转变》和其他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种关于道德转变的新理论。通过对比统治关系的道德和伙伴关系的道德，他探究了其中最根本的不道德。他还指出这种统治关系的道德观──以及其中对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双重标准──在我们中间至今存在，其主要功能就是反覆地向无权者灌输，服从统治，甚至帮着别人治自己就是唯一的道德。
这种“道德”往往在政治关系中被当作借口，对那些反抗野蛮和不公正的统治的行为实行暴力镇压──这一招非常灵验，尽管那些实施这种暴力的兵士和警察，很多就是从要求更多政治责任感的群体中招募的。它在经济关系中也有类似的用场，教会和国家正是以之为借口，纵容有钱人及其走狗（往往出自经济上受剥削的群体）压制为争取经济上更大的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任何要求有钱人多负责任而改变现存经济状况的企图。在性关系中，这种“传统道德”使妇女被名正言顺地剥夺了自由和平等，甚至使针对妇女的暴力也变得名正言顺。被统治群体中的成员再一次在“道德”的幌子下成为实施对自己统治的工具──譬如，“有德的”女子对那些被视为过于性解放的女子侮辱谩骂，甚至进行惩罚，同时又替男子的性剥削找借口，甚至景仰备至。
从一九九三年震惊美国的一起性丑闻中可以看到这种性“道德”的影响有多大。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莱克伍德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信教者小圈子里。一群中学男生，大多数人爱打橄榄球，在一起搞了一次比赛：每同一个女孩儿发生性关系就得一分。事后一个男孩说，女孩在这里不过是一些数字。但是，据《人物》杂志题为《胴体统计者》的报导，当这些女孩子终于有人站出来告他们的时候，许多男孩的家长认为男孩子们不需承担什么责任，因为他们“不过是率性行事”，“真正的坏人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女孩”──贼倒喊起捉贼来了。有个男孩的父亲甚至当着记者的面夸自己的儿子“有种”。结果，那些男孩毫无悔改之意，像英雄般地回到学校，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而那些指控他们强奸和性骚扰的女孩反倒成了“荡妇”，有位女士甚至说她们是“垃圾”。
关于传统性道德的更大讽刺，是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天主教会的性丑闻。越来越多的人控诉教士和嫫嫫，甚至教会的高级官员──如后来辞职的新墨西哥大主教──有性骚扰行为。研究社会学的安德鲁‧格里利（Andrew Greeley）神父说（转引自《时代周刊》），仅在美国就有近十万儿童可能受到教士的性骚扰，而这数千名涉嫌性骚扰的男子在公众面前受到教会的庇护，既没有被开除教籍，也没有一人被送交世俗权力机构进行审判。但是，纸总归包不住火，教会最终只得承认，这些教士通常只是被转到另一个教区──于是，又有父母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们，还以为交到了安全、有爱心的人手里。
总之，教会尽管一再宣讲性道德，自己却与鸡奸者和骚扰儿童的人串通一气，它保护的是这些人而不是教民的孩子。更有甚者，一九九三年一个叫做“六十分”的电视节目里播出梵蒂冈派来解决这些性丑闻的发言人，他所关心的似乎仍然是如何“补救”教会的公共形象──即保护教会的等级制度及其权威，而不是如何追究袭击者的责任，保证妇女儿童的安全。
我一再强调，我们所说的并非单单天主教体系或其他宗教制度的问题。在所有严格的男性统治和专制制度中──不管是家庭、政治、经济还是宗教──都有这些问题，而梵蒂冈和原教旨主义团体至今仍采取这样的制度，它们是全世界自上而下实行专制统治的最后堡垒。
换言之，与性一样，问题并不在于宗教，而是统治关系的宗教。不幸的是，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组织形式源于统治关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宗教领袖历来就是通过强制和恐惧实行统治，或者与暴君勾结（如教会与康斯坦丁大帝的联盟），否则就会像耶稣那样，被视为对既成秩序的威胁。既然如此，也就难怪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譬如，耶稣的教诲）是责任感、同情和爱，而实际上这些往往被忽视、被歪曲，甚至那些成天将这些挂在嘴边的人也不例外。加之被社会化，以适应统治关系社会的男子一心以为关爱的道德是一种“柔弱”的教育，只需对女子进行，因此视之为女性，也就是缺少阳刚之气，而那种强制道德的暴烈教育更适合世俗和宗教中严格的父权所规定的男性模式。
而一些宗教领袖如今正企图通过强制的道德而不是关爱的道德──或者说作为伙伴关系的核心、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宗教之中心的爱、同情和责任感──来建立新的性道德。举个例子，尽管目前主流宗教对性道德的定义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但是，一九九一年长老派教会就人类的性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提议教会对性要更宽容一些，承认婚前性关系、两性性关系和同性性关系──只要这种关系符合“公正和爱”的原则。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把紧张、强制和惩罚的性道德甩在了后面，而接近了关爱、同情和责任感的性伦理。在同一份报告（题为《使灵与肉结合起来：性、精神与社会公正》）中，还提出了只有在“自我与他人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性自由。
在传统宗教体制内部出现这样的提议，这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诸如（由基督教和犹太教重要领导人组成的）“生育选择宗教联合会”和统一的“选择牧师会”也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一九七三年成立的“自由选择天主教”，他们宣扬采取非强制性手段，来降低全世界的出生率，并对天主教的官方教规作了根本的修改──它指出，天主教教规在历史上就曾多次改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奴隶制和高利贷的看法）。但是，在整个天主教范围内修改如此基本的教规不仅是为了改变梵蒂冈禁止人工避孕的立场，而且是对梵蒂冈专制地位的一次挑战，也是对梵蒂冈长期压制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力的反抗。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