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很可悲，那些以各种神圣的名义，自称为绝对的道德权威的男子（如果是教皇，那就还要加上绝对正确），却如此地不了解人民的实际生活──由于他们权势极大，这点儿小事自然不会让他们觉得良心不安。他们也不是有意跟人民过不去。世界上各大宗教都以减轻人民的苦难为己任。因此，富于情感的男女才向往宗教生活，尤其敬佩那些给人民提供食物、创办学校、孤儿院和医院的宗教团体。可惜，宗教一旦和政治高层领导勾结在一起，这些行动本身便掺入了野蛮和麻木不仁──譬如，教会派出的传教团在美洲成为奴役甚至灭绝“异教的”印第安人的工具。许多事例证明，这些宗教所宣扬的“传统的性道德”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阻碍各国和全世界制订讲道德的政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没有搞好计划生育，世界人口每年增长九千万。倘若继续以这样的速率增长，预计在一九八五年至二○○○年这十五年间，世界人口将增加十五亿（一百年前世界总人口也就这么多），而到二十一世纪末，人口将达到一百至一百四十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如今，世界上这五十六亿人口已经给地球造成了很大负担，而那时人口将是现在的两倍多。人口这种呈指数的增长已经造成森林和耕地的毁坏，使许多物种灭绝，并严重污染了地球的空气和水。人口过剩也是内战和征服性战争的主要起因。在工业发达地区，不算太快的人口增长在高消费的共同作用下，也会危及有限的世界资源。不仅如此，地球上人口过剩最严重的地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幼儿（也有成年男女）眼睁睁地饿死。饥饿、贫困和疾病最严重的地方（譬如，撒哈拉非洲）也是妇女最不易计划生育的地方。
因此，以任何人道的、理性的标准来看，尽一切可能迅速降低出生率，才是当今世界世俗和宗教领袖们的最高道德──如果考虑到那些未实行避孕和人工流产的地区，妇女们被迫生下孩子又根本没法养活，因此，母婴死亡率高踞世界之首，世界领袖们就更加责无旁贷。但是，这些位于世界宗教权力之巅的男人，不去努力推广安全有效的节育手段和性教育，反倒极力反对这些措施，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们中最好的也充其量只是消极地任其自生自灭。譬如，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八十七％的天主教徒认为夫妻应该自主选择是否避孕，八十三％的人认为教会应该同意使用避孕套，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但是，雷蒙德‧博兰主教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天主教主教大会上却硬说，教会反对避孕的立场有《福音书》为据──其实《福音书》里压根就没提这档子事。
有时，他们也老调重弹，譬如美国穆斯林会议的法里德‧奴曼（Fareed Nu─man）就说，“这件事归上帝管”，因为“如果人口真的多到了地球无法承受的地步，自然秩序当会通过饥荒和疾病之类加以调节”。教皇近年的说法，则是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根本不会造成环境问题，说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调整“消费，改善财富分配”。其实，这两种办法都行得通──事实上，天主教会重要的官方声明也提到应该更公正地分配财富，而梵蒂冈却一直没有重新分配其巨额财富，曾参加过这类基层斗争的教士可以作证。但是，教皇的言论却一直在积极支持许多天主教国家里反对这样做的人。
尽管人口专家指出降低人口增长（以及人工流产）的唯一途径是解放妇女，教育妇女，使之在作母亲之外还有其他选择，但是──像教皇这样有权有势的宗教领袖却从未支持过妇女平等。梵蒂冈反倒一如既往地说避孕与女权主义是一条藤上的两个恶瓜。于是，天主教会与美国组织严密的新教原教旨主义团体沆瀣一气，不仅不遗余力地阻止计划生育，而且还不遗余力地阻挠提高妇女的地位──教皇于一九九四年就曾宣布，妇女担任神职的事连提也不要提。
反对女权主义和提倡生育的宗教力量还真发生了不小的作用。一九八五年，美国政府停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该组织为妇女儿童提供保健，并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人口信息和帮助。雷根和布希政权有计划地剥夺美国妇女受到宪法保护的人工流产权，同时禁止美国出钱支持提供计划生育和保健服务的组织。
推动这一切的人听信了教会当局的话，还以为自己在保护生命。但是，就像统治关系的宗教注重的不是现世的生命，而是遥远的来世的生命一样，反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们看重的仅仅是出生以前和死亡以后的生命──他们把生前和死后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譬如，研究表明，美国顽固地反对人工流产的政客大部分也反对控制枪支，他们赞成对康斯托拉斯（Constras）的军事援助，还赞成削减保健、教育和福利基金（甚至连学校为困难生提供的午餐也要砍掉）──可见，他们对离开娘胎的人的生命有多么漠视。他们无视现实：他们看不到对大多数妇女来说，人工流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看不到以法律禁止人工流产只能使它成为犯罪，却不能阻止它。
即使认为胚胎和卵子精子一样，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我就这么认为），也不能说人工流产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是，女权主义神学家R‧R‧卢瑟指出，只有“改善环境，使妇女不再被迫怀孕”，才能真正减少人工流产。
自二十世纪七○年代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取消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那里的人工流产率却不断下降，因为那里不仅广泛推广了避孕和性教育，而且政府还制订了养育儿童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与之相反，不允许人工流产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人工流产并没有被阻止──反而成为高生育死亡率的一个主要原因。譬如，哥伦比亚四分之一的孕妇通过非法人流终止怀孕，造成该国生育死亡率高达六十％。
总之，减少人流，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剩，最迫切的是要制订政策，使妇女有选择生育的自由，并摆脱维持男性控制所需要的传统束缚。然而，这样的政策恰恰违背了传统的性别“常规”，这种“常规”根本就是为了男性能控制女性而设计的。
一九九二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世界首脑济济一堂，商讨如何阻止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以及世界上许多地区愈演愈烈的贫困化。由于梵蒂冈从中作梗，一项研究安全避孕方法的提议没有通过，所有关于计划生育的提议也没有得到重视。梵蒂冈之所以能够阻止人们把人口过剩当作破坏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以认真考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南半球领导人担心人口问题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掩盖北半球过度消费和经济不公正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不过，梵蒂冈反计划生育的行动能够得逞，是因为它成功地建起了一条统一战线：与梵蒂冈站在一起强烈反对真正改变妇女的“传统”角色的不仅有许多天主教国家，还有许多穆斯林国家。也正是这样一条统一战线，使得梵蒂冈得以在一九九四年于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上与其他势力联手打出“道德”的旗号，转移媒体对全世界由于缺乏保健和计划生育而遭受苦难的妇女儿童的关注──而且忽视了国际性的人口交流所指出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都与世界上人口呈天文数字的增长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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