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右派宗教狂热者夸大了艾滋病的危害，为的是吓唬民众，使他们回归传统道德。然而，即使那些宗教狂热者想这么干，艾滋病的危害也并没有被夸大。如果说对艾滋病的危害有什么不实之词的话，倒是有时候对它过于轻描淡写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将达到一百万例，此外还将有二点四九亿其他性病患者，其中包括二千五百万淋病患者，三百五十万梅毒患者，二千万生殖器疱疹患者，以及一点二亿滴虫病患者──国际卫生组织主任弘熙中岛（Hiroshi Nakajima）博士说，这些疾病会大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机率（甚至能增加两倍）。但是，一九九二年人们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预测仍然是太保守了。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乔纳森‧曼（Jonathan Mann）博士率领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艾滋病病毒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扩散。
哈佛大学的研究没有采用政府提供的官方消息（乔纳森‧曼说，政府往往扣压关于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报告），而是对全世界数百个计划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到一九九二年初为止，至少有一千二百九十万人已经感染了HIV（传播艾滋病的病毒），其中七百十万为男性，四百七十万为女性（妇女是增长最快的感染人群，两年中从二十五％增至四十％），还有一百十万儿童（有些是因输血感染的，但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期间感染了病毒）。感染者中五分之一患上了艾滋病，约二百五十万人已经死亡。根据预测，三年后患艾滋病的人数将超过自有传染病以来患传染病者的总人数。
但是，即使暂且不提艾滋病的流行是否可以避免，反正靠回归传统道德来阻止艾滋病的性传播是不可能的──在十九世纪梅毒肆虐世界时，传统道德对之就束手无策。正是由于传统道德的力量，全世界的政府和宗教领导人才袖手旁观，一任艾滋病蔓延──因为要阻止艾滋病的传播不仅需要公开地谈论性，而且还得建议大家采取保护性的避孕方法。譬如，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所通过对三十八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领导人从来不谈艾滋病，另外三分之一也只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才偶尔提起这个话题。这些领导人其实违背了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他们使公众无法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以及避免这些危险的方法。
如今，人们已经普遍了解，不论男女，预防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使用乳胶避孕套，并且大量使用杀精剂。而宗教领导人，包括教皇，仍然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施加压力，阻止公众接受性教育和使用避孕技术。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九九三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非洲时──那时尽人皆知，非洲大陆上已有数百万的男女成为HIV携带者，整村整村的人因染上艾滋病而死去──居然仍在宣讲，凡是他足迹所及之处，避孕就是犯罪。譬如，他在乌干达（尽管该国八分之一的人已经感染了HIV，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仍然竭力反对政府和其他团体推广使用避孕套）就曾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说：“约束性欲，保持忠贞，这是结束艾滋病悲剧性的肆虐唯一安全有效的方法。”
这种从宗教上制服艾滋病流行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不知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对人的生命造成了多大危害。无数非洲──截至一九九○年非洲大城市，如马拉维的布兰太尔和卢旺达的基加利，已有二十％至三十％的孕妇受到感染，非洲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异性传染──女子（包括婚后从丈夫那里感染的）生下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如果教皇和其他宗教领导人换一种做法，敦促政府官员对人民进行避孕教育，推广使用避孕套，这些只能痛苦地死去的婴儿（以及成年男女）有许多是能够得救的。
此外，如果世界上众多宗教领导人不再把艾滋病说成神对性道德败坏的惩罚，我们也不会在国际新闻报导中读到对艾滋病患者的虐待。一九九二年二月，尼泊尔一家报纸报导了一位名叫吉塔‧丹奴瓦（Geeta Danuwar）的年轻妇女的故事。她被自己的亲兄弟卖到孟买一家妓院，三年后逃回家乡，只想“静静地”、“不受打搅”、“不受侮辱”地死去，而村民们却“对她戳戳点点，说她罪有应得”。在旧金山这样的地方也有类似事情发生。那里艾滋病最初是在同性恋者之间传播，男同性恋者缓慢地、痛苦地死去时，往往还要受到侮辱。非洲的报导更令人毛骨悚然，男子为了报复，竟剜去感染了HIV的妓女的阴道，他们一点也不考虑这些女子像成千上万（据某些估计达到百万）受到感染的亚洲妓女一样，显然不是在真空中染上了病毒，她们中有许多人其实是由于和被感染的男子发生性关系而受到感染的。
不用说，我并不是要把艾滋病归咎于搞异性恋的男子，替妓女和男同性恋者开脱。我是说，靠传统道德或找替罪羊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找替罪羊是统治关系制度维系自身的一种办法。它使人在宣泄恐惧和沮丧时，去找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却不找那些掌握着权力、能够解决引起这些痛苦情绪问题的人。世俗和宗教当局以传统道德的名义对艾滋病袖手旁观，世人却不向当局发泄愤怒，而是把罪过一股脑儿地推到妓女和同性恋者身上，专和他们过不去。而且，人们认识不到艾滋病肆虐正是统治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宗教态度的产物，反而继续浪费时间和精力，侮辱和迫害那些受苦最多的人。其实，这些人大部分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而且毫无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大部分受到感染的妓女。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性旅游产业是得到政府允许的。干这一行的地区和国家，以及负责这一行的官员，都因此而大发横财。泰国和印度那些地方导致艾滋病迅速传播的人，主要是有权的男性。但是，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只知道诅咒卖淫的邪恶，却对性旅游业不闻不问，既不着力谴责对妓女（有些人还是孩子）的剥削，也不敦促政府和国际机构追究那些从中渔利最多者的责任。
非洲艾滋病迅速传播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健康素质低下造成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极度贫困和缺乏保健的结果──真正要对艾滋病在非洲大陆上愈演愈烈负责的，其实是那些当权者。因为这是一片悲惨的土地，来自北方的外国工业和南方的本地精英无耻地勾结，残酷地剥夺和统治着它。后者和前者一样，似乎对自己同胞的苦难无动于衷。但是，世界宗教领袖提起经济不公正时又只是泛泛而谈，避开导致这种不公正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也不认真地向国家和国际机构指出真正要对此负责的是从中渔利最多的人（就与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一样）。
正是这种无动于衷进一步助长了艾滋病的传播。因为导致HIV传播的原因虽然很多（譬如，输入已经被污染的血液和使用已被污染的针头注射毒品），但是，完全可以说，其根源不仅是统治关系的政治、经济和道德，还有统治关系的性──即有性却没有同情、责任和伦理。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病毒通过体液──通常是通过软组织伤口──进入肉体时，艾滋病才会经由性传播；于是我们能看到艾滋病传染过程中一个非常震惊但很少有人提及的因素。尽管HIV的传染往往由男女生殖器官上的伤口（譬如，性病软下疳、化脓性疡溃）引起，但是，这并不是造成艾滋病流行的唯一原因，不论在美国的男同性恋中，或在亚非一些地方的男女之间，都是如此。同性恋者之间传染艾滋病主要是由于随意的（有时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和粗暴的肛交，这时（与更温柔、更加互相体贴的异性性关系截然相反）软组织很可能被撕裂。艾滋病在亚洲的性旅游业中迅速传播，主要原因也是粗暴的性行为──在这种性行为中，往往没人关心软组织是否会被撕裂，譬如，电影上亚洲妓女表演用阴道拾取双刃剃须刀，以此“娱乐”顾客。医学研究者也从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中发现，导致生殖器损伤和溃疡的其他性病迅速蔓延的原因，除了贫困和缺少保健之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纽约时报》称之为“不为人知但却可能提高传染率的性行为”。
譬如，据《纽约时报》报导，在非洲中部，包括赞比亚、扎伊尔、津巴布韦和马拉维（都是一些艾滋病患者激增的地方），“有些妇女实行‘干燥性交法’”──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增加性交过程中的摩擦”，或使阴道肿胀而变窄。S‧K‧海勒博士发现，赞比亚的妇女使用草药、化学药物、石块和布片减少阴道的润滑，导致阴道肿胀（显然是为了缩小阴道，取悦男子）。由于这样阴道更易被擦伤，所以也就更易被感染。
除此之外，宗教和民族风俗（因为如果女子不受这样的摧残，就没有男子娶她为妻）中挖阴蒂、封锁阴部及其他伤害阴道组织的做法，也使非洲许多地方的妇女在性行为中更易受伤。其他一些传统做法也是如此，譬如，把小女孩嫁给年纪较大的男子，也很容易导致小女孩性器官的撕裂。
人们早就知道这些行为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给女孩和妇女造成问题。但是，或许正像弗兰‧霍斯肯（《妇女国际网络新闻》编辑）所说的那样，如今艾滋病氾滥成灾，我们也应该换一种新眼光来看待这些做法。早在一九八六年，霍斯肯就在给《纽约时报》编辑的一封信中写道，非洲传统的性行为加速了艾滋病通过异性性交的传播，“包括穆斯林（以及其他一些文化）新婚之夜要见红，以证明新娘的纯洁，以及挖阴蒂、毁阴、童婚和普遍的性暴力及强奸”。
粗暴的性行为显然不仅限于非洲或亚洲的异性性关系中──美国强奸案发生率极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性行为上的偏好，不是地理，更不是种族特征。我们要探讨的是性交中的统治关系特征。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性本身，而在于统治关系的性。
但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高层领袖纷纷对粗暴性行为保持缄默──就连毁阴和强奸这样的极端行为他们也置若罔闻，任其自然。他们不是敦促世俗领导人向男性追究强奸的责任，反倒花费大量资源，阻止男女犯下避孕和人工流产的“罪孽”。于是，面对波斯尼亚妇女遭到群奸，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是支持人们最终将群奸定为战争罪，相反，保罗二世却为那些受到侵犯的妇女祈祷，希望她们不要做人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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