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许多妇女超越了对她们的这种自卑、被动和无力的社会化，找到了一种意志和方式，至少部分地表达了自己和自己的愿望，这确实是对妇女身心和灵魂的内在力量的证明。另一方面，妇女和其他社会无力群体一样，也学会了认同那些统治她们的人，这毫不奇怪。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部分家养奴隶为他们的主人而战，保护主人们奴役他们的权力。同样，许多妇女也仍然认为挑战男性统治是没有女人味儿。在中国，婆婆在媳妇进门时总要给她来个下马威，她当媳妇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遭遇。妇女经常自己充当男性至上的卫道士。她们还常常帮着维护，至少是利用对其他妇女的经济剥削，尤其是对异族、其他种性和其他阶级的妇女的剥削，就像美国的白人妇女对待以黑人和拉丁美洲人为主的仆人，印度高级种性的妇女对待低级种性的印度仆人，以及沙特阿拉伯妇女对待来自中东其他地区的仆人一样。妇女有时也赞同，甚至积极参加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统治关系实施的其他形式的迫害。同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妇女自己也常常维护统治关系的男性气质定式，诅咒那些被人视为过于有主见、过于主动，而不是（顺从女性气质的定式）逆来顺受的女子，说她们“没有女人味儿”。
譬如，女子常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那些敏感的男人，或者不接受“真”男人必须具有攻击性甚至必须用暴力才能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的男人，就是弱者。而女人说起其他女子不道德、没规矩时，比男人还挑剔。
尽管许多女子都根深蒂固地接受了女人不应该统治他人的观点，她们也常常根深蒂固地接受了统治他人的力量具有最高价值这种价值观念。因此，一旦社会角色允许，女子也会变得颐指气使──譬如，那些生活在认为肉体和感情虐待是育儿良方的文化里的母亲，或者像代替小王子摄政的母后那样有机会扮演统治角色的女子，就是如此。
在历史上，女子并不总是被动的受害者，这一认识非常重要。它不仅能防止我们简单地把男女分为受害者和压迫者两个极端，从而使我们认为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普遍的压迫制度，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和男子一样深受这种教育的影响。此外，它还能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并不是天生地比男子被动、服从、好支配。
在历史上，妇女也和男人一样，常常主动参与对自己和他人的统治和压迫，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认识到我们一旦看清了真实情况，就会有力量改变这种情况。的确，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有这种力量。正如十九世纪女权主义哲学家C‧P‧吉尔曼所说，“只有知道我们在何处，才能向我们的目标迈进”。
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讨论女权主义解构和对女性气质的重构。关于这方面，有许多好书，我也已经引用了一些。我们在这里无法多讲女权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迫在眉睫的需求的认识，或是讨论建立在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歧视和以其他形式制度化了的压迫之上的相互联系的统治制度。我们在这里也暂且不看女性运动对统治关系政治经济的挑战同性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转变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在后面单有一章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要简单讲述一下当代一种意识的转变：身为女人意味着什么，它能有什么意义。
首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男性统治社会对男性的偏爱，已经使人类付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代价。在这种社会里（尤其是在那些较严格的男性统治的地区），倘若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连父母都会觉得倒霉背运。在中国、印度和孟加拉那样的地方（那里的母亲有时在女婴出生后的第一、二天就把滚烫的鸡汤灌进其喉咙，把她杀死作为献祭，以求得一个儿子，由此可见她们自己的地位、甚至生存，都得指望儿子才能得到保障），其代价常常是女孩子的生命。即使在不那么野蛮的地方，女孩子生下来，对她的欢迎辞也常是一句“但愿下回是个男孩”，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仍是巨大的。因为女孩子和妇女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如何能有坚实的基础培养自尊？她们怎能充分发挥其人的潜能？又怎么可能对男子的特权不生出嫉妒（譬如，弗洛伊德著名的阳具妒嫉说），并因此不自觉地怨恨他们？她们怎能不接受这些反面信息，最终相信倘若她们受苦，那一定是她们做错了什么？
从厌女信息的内化，我要说到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意识的重要变化的第二个领域：认为妇女以苦为乐，甚至自找苦吃的观点。人一旦被贬值，肯定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但是，这是妇女自虐的伪神话源远流长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看到这一点。有时，女子似乎的确自愿选择服从和受苦，但实际上这是为生存所迫。
譬如，女子有时忍受对她们的虐待，是因为她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将苦难归咎于自己，并且希望倘若她们改一改，不惹恼虐待她们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譬如，集中营里的犯人，最近有一个研究对这些妇女与集中营犯人的心理作了比较──，她们会保持残酷虐待的关系，因为她们不断被告知她们一无是处，加上有条有理的暴力和虐待，她们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点独立意志，最终也被摧毁了。但是，妇女保持肉体和（或）精神上的虐待关系的主要原因，更多的不是心理上的，而是客观的。她们之所以保持这种关系，是因为她们害怕一旦离开，男人就会把要杀死她们的威胁兑现（他们的确常常这样做），也（或者）因为她们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许多女子和她们的孩子倘若想要逃避虐待性的关系，就只能靠救济勉强维生，或者露宿街头，我们身边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
当然，男子也常常选择一些使自己痛苦的事情。譬如，部落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男性组织入会仪式上，男子必须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以证明其男儿本色。但是，男子忍受痛苦就是刚强，到了女子这里，就成了自虐。
因此，就有了今日妇女对我们受到的关于女子地位和生活教育的另一种怀疑：为人之母。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生为女人》中写道，女子为人母的经历，与流行至今的为人母的社会构成，有着巨大的差异。
里奇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总爱将孩子的过错，甚至他们犯下的罪行，归咎于母亲，这有时与理想母亲的形象相反，有时却正是因为理想母亲的形象造成的。一些心理学家，如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和帕拉‧卡普兰（Parla Caplan）指出，现代心理分析理论就是诬蔑母亲的理论。这并不是说母亲们，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社会化，要把统治关系的常规传授给孩子们的母亲，没有不自觉地、有时是自觉地做出虐待的和暴力的行为，伤害她们的儿女。在严格的统治关系社会里，母亲常对自己的女儿喜怒无常，充满敌意，以此表达身为“下等”女人的自我仇恨，她们同时也不自觉地、有时是自觉地在与她们唯一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合法行使权力的男子──她们的儿子──的关系中，发泄对男人的怨毒和爱恨交加的感情。
但是，主流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研究这些问题。那里只有一些心理分析结构，诸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爱列屈拉情结──它们自以为描述了亲子关系，其实说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定期取代老年男子成为统治者，妇女只能通过控制男子而间接行使权力的社会里交织着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因此，弗洛伊德说每一位儿子都企图杀死父亲，以便夺取他的权力，并和他母亲发生性关系。他还说每一位女儿都想杀死母亲，以便取代她，和自己大权在握的父亲发生性关系──全然不顾那些找他看病的妇女诉说父亲的性虐待使她们深受其害。
从这里，我们又能走进另一个重要领域，其中也发生着重要的意识的变化。妇女开始意识到男性权威规定我们的现实，掩盖了她们的真实体验，同时她们也开始意识到今日妇女所表达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写道，“妇女有着数百年悠久的抵制和抗议男人和他们的权力的光荣传统”。斯彭德的《女性运动理论家：三百年来主要的妇女思想家》和其他类似书籍，使我发生了转变。在关于阿夫拉‧贝恩、玛格丽特‧富勒、露西‧斯通、马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埃玛‧戈德曼和赫德威格‧多姆这些女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记录中，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我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灵感。在震惊和愤怒中我开始明白，我的基本体验被严重地剥夺了。最重要的是，读了这些书，我开始明白，要保证相信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感觉，而不是淹没在千百年来别人灌输的有关妇女的声音当中，有多么重要。
到现在为止，每一代妇女都得从头开始，因为，斯彭德指出，“妇女抵抗的这种传统”没有被看走眼，它威胁到那些“有权隐藏和销毁证据的人”的统治──亦即现有的宗教、哲学、科学、政治和经济制度。因此，我们不该吃惊，正因为有这么多妇女今天已经起来反抗统治关系的女性气质定式，我们这个时代对厌女形象的复制，才比十九世纪来得更猖獗──从代表性不强的媒体妇女运动者形象，她们毫无魅力，仇恨男性（她们因为自己丑陋无比，穿不上白马王子的小鞋，就硬说那些更有女人味的女子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分子”、“被阉割的母狗”），到《致命的吸引力》（其中妇女的性力量危害的不仅是男子，还有他全家）和《把海伦纳装在箱子里》（其中一个男子砍下一个女子的四肢，把她放在一个箱子里──根据这部电影里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权力的病态、恶心的浪漫渲染，他由此得到了她的爱）那样的电影。不幸的是，那些自由主义组织和主流出版界对这样的宣传不仅不严厉抵制，反而常常忽略妇女的需求、问题和灵感。
结果，妇女（和男子）今天又一次像十九世纪那样，相信妇女运动是不好的、危险的。西方妇女每一点权利和自由──从选举权、参政权、避孕权和流产权，到接受高等教育、不经丈夫同意而外出工作和工作所得归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要归功于妇女运动者们的英勇奋斗，但是整整一代年轻妇女所接受的教育，又教她们远远地躲开那个“没女人味儿”的标签。
但是，即使如此，当代对女性气质的解构和重构，也仍然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在最根本的事情上有了重要突破，即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肉体，规定这种观点的权力由谁掌握，亦即如何描述女性肉体和男性肉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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