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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欢爱

四 家庭修女与性吸血鬼

  我不只一次提到近代史,因为十九世纪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妇女运动的现代浪潮(尽管大多数历史、文学和艺术课程对此仍置之不理),因此西方开始了一场公开的反对妇女的意识形态战争──一场适时地常常将在性上毫无生气(有时确实如此)的女人描绘为唯一的好女人的战争。参战的男子多为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及与他们同心同德的宗教和科学权威、政客、律师和哲学家,自视为进化新时代的先锋。文化历史学家布拉姆‧迪克斯特拉(Bram Dijkstra)在他的著作《离经叛道的偶像》中写道,“科学已经向他们证明,男女的不平等犹如种族的不平等,是一条简单而不变的自然法则。”因此,“当妇女以进步和进化的名义,日益抵制男人们对她们指手划脚,教她们在文化中循规蹈矩,男人对其配偶进行教诲的文化运动,由于女人‘天生离经叛道’,不愿服从,就爆发为──一场文字和形象的战争。”

  为了告诉女人她们应该怎样做(同时为了赶上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工商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而产生的对商业和工业的重视),这些男人描绘的“有德行”的女人小心翼翼地守着她们的贞操,除了婚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换取她们的贞操。迪克斯特拉对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这类女主人公有一个非常精辟的称呼,“家庭天使”。因为这类女子即使婚后也保持着自己的“纯洁”──在那个时代的艺术里,这类女子几乎总是面色苍白,了无生气(也就是说,虚弱得无力抵抗任何人)。

  一方面,十九世纪的这种好女子是男人树立的一种空灵的形象,其基础是想像中的另一个世界的美德。根据那时的风尚,她得把束腰带紧了又紧,自然会变得面色苍白,了无生气,只能符合(用迪克斯特拉的话说)“克制的典范”的理想女性。根据十九世纪女子使男人变得文明的观点,这位面无血色的人儿还要在她丈夫经过一天资本积累的掠夺回到家里时,给他一个避护所,和“温柔的”良知(尽管这听上去唐突之极,矛盾之极)。同时,她还把自己的肉体给他,为他生儿育女,全不顾多次生育会损害她的健康。在适当的场合,她还得充当展示架,珠光宝气地帮他显示他在人世中的成就。

  十九世纪文学和艺术中还有另一种女子形象,与理想的贤妻良母相对应,并且在后期愈见流行。这种女子形象所代表的不是无暇的圣洁,高贵的温顺,和“女性应有的”本色,而是体现着一切危险和非人的动物所具备的狂野和下贱。她充满了动物的欲望和形同返祖的残忍,不顾一切地将男子从崇高的精神世界拉下来,她是邪恶的诱惑者的原型,是夏娃和潘多拉的后代,是一切邪恶的肉体根源。

  像潘多拉著名的“盒子”(俚语中仍以之代表阴道)一样,女人的性这次又被说成男人一切弊病的根源。十九世纪发起了讨伐妇女的战争的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和几个世纪前写下《除恶利器》用来当作猎巫和烧巫指南的那些男人何其相似,他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女人的性上──具体地说,是女人的性力量──并把女人的性说成是男子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仿照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形象中,妇女化为嗜血的西布莉(Cybele),在远古时代,人们必须向她进献公牛的阳具,才能满足她对精子的贪恋。妇女化为戴安娜(Diana),“具有无数乳房的偶像,代表着淫乱的、毫无结果的、低贱的生育力。她化为“巴比伦残忍的婊子”,把男人奉献给她残忍的女神,或是巴克斯的女祭司,将男人大卸八块。在十九世纪末,她又化为性吸血鬼,不仅吸干了男人的精液,也吸干了他的生命之血脉。

  迪克斯特拉写道,“如今四处都是女吸血鬼”。她们不仅在男人诗意的想像中充当狰狞的魔鬼,也是基普林(Kipling)笔下的“掘金人”那样的凡人,既令人讨厌和愚蠢,又贪财和嗜血。女吸血鬼用来代表妇女,成为现代统治关系世界上一切的可鄙、暴力和恐怖。有时,这种吸血鬼女人被明确地指认为“现代女性”,免得人家不清楚她到底是谁:“仇恨男人”的女性运动者,她们(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小说《德拉库拉》中的人物露西)在性上是独立的。

  男人便一定要这种女子为其反叛付出代价,他们对露西就是这么做的。而女人则必须一生忍受这种做法。因此,迪克斯特拉说,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性独立女子(或“多夫的泼妇”)被男人改造成“十九世纪中期守妇道的尤物:没有生气的女人”。其实,没有生气的女人和理想的女人就是一回事,艾德加‧艾伦‧坡的诗里就是这么说的。

  其实,家庭修女或是性吸血鬼与现实生活中的她们及她们的生活都毫不相干。历史学家芭芭拉‧坎纳写道,“研究表明,维多利亚时代推崇的那种百分之百的闲散、百分之百的摆设、百分之百的无助和依赖、除了供人仰慕和生儿育女就一无所长的中产阶级妻子或女儿”,其实并不存在,妇女,尤其在职业阶层,有时与丈夫建立了非常强的个人伙伴关系,并在他们的事业和政治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妇女甚至选择了终身不嫁,以保持更多的独立。当然,大多数妇女──穷人──别无选择,只能家里家外地操持,干繁重的体力活儿。但是,有了这种好女子的力量,就能使那些不能或不愿遵从这种理想的妇女,感到不自在,甚至不正常。

  绘画,譬如伊莱休‧维德(Elihu Vedder)的《海边的斯芬克斯》(暗指食人,或更确切些说,“吃男人”)和其他关于女人的性的危险的形象,同样是有效的手段,使妇女感到自己的性欲是一种耻辱,使男人感到驯服妇女“野兽般的伎俩”是他们的责任。总之,这些和其他反对妇女的宣传──譬如,十九世纪宗教权威说,妇女的服从是上帝的旨意,那时的科学权威则说,妇女的智力普遍低于男子,甚至说从生物的角度讲,父爱比母爱更重要──结合起来,就非常有效地使男人和女人都相信,男性的统治是智慧,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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