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野蛮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强奸和性谋杀）与当代暴力形象在媒体、音乐和文学中的公然氾滥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人们正争得不可开交。暴力行为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不可能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最近对丹麦四千二百六十九人所作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童年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和难产对形成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有很大影响──尽管这些因素被分别观察时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暴力形象与暴力行为是否有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一些“照猫画虎”的性谋杀和强奸中已经有了。问题在于，这些暴力形象是否造成了一种文化气氛，使人们，尤其是那些由于心理或生理原因已经有暴力倾向的人，将这种倾向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更大。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文化气氛如何影响人们对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暴力的一般看法。
临床试验表明，在那些观看暴力淫秽制品的男人中，认为“强奸是对妇女的伤害”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而说“倘若能够逃脱，自己也要强奸”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高。事实上，根据丹尼尔‧林茨、爱德华‧唐纳斯特恩、史蒂文‧彭洛耶的研究，看过五次将性与暴力扯在一起的X级电影的男人，通常“对这种电影的反感就少得多了，对这些电影中的暴力的感受要下降许多，而且认为他们自己对妇女的践踏程度也小得多”。因此，暴力淫秽制品即使没有直接引起对妇女的暴力，但是看过这些制品的人对妇女的苦难就麻木了，于是他们就更容易容忍对妇女的暴力，认为这些苦难并不是真正的痛苦，而是性激动。
这又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氛围，那些不只是停留于幻想，而是确实对妇女施暴的男人，也就更加轻而易举地被放过了。正如在专制统治下，只需相对少数的人对人民实行残暴的恐吓，就能使人民俯首贴耳，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也只需要一部分男人残暴地对待妇女。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只要间或用暴力恐吓服从的群体，就能有效地压制改变现状的企图。
不仅如此，而且使男女都把对妇女的性暴力看作是唤醒和兴奋──因此，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求之不得呢──使得他们认为，单对妇女的残酷和暴力，与也对男人施暴和残酷，这不是一码事。换一种说法，这使得许多人认为，对妇女的暴力仅仅是“妇女问题”──与当代反对对包括男性在内的群体施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暴力的色情化不仅仅能够维持男性统治。它还使人们认为，对妇女的肉体施行的暴力微不足道，并且（或）者非常性感，这有力地强化了男性对各种暴力的社会化──这就是为什么暴力的色情转化为军事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倘若能够成功地教会男人把暴力甚至杀人与性激动等同起来──那他们在伤人和杀人时，感觉到的也是性兴奋，不管伤害或杀害的是女人还是其他男人。
我在为本书作研究的时候，已经明白这是如何通过一种机制而发生作用的，对于这种机制，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很久，企图搞清人是如何获得情感，甚至心理反应的。这种机制通常被称作条件反射，是俄国科学先驱伊万‧巴甫洛夫首先通过试验记录下来的。巴甫洛夫在他著名的试验中，每次给狗喂食时都摇铃。过一段时间，他光摇铃但不给食。结果发现那些狗已经习惯于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每次摇铃它们都分泌唾液──即使周围并没有食物。也就是说，巴甫洛夫通过他的条件或第二刺激，获得了与第一或非条件刺激相同的情感，甚至心理反应。
同样道理，男人由女人的肉体（第一刺激）而产生的性兴奋，在统治关系文化里常被与统治、残酷和暴力（第二刺激）联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没有性感的女人或其他性形象来引发性兴奋──残酷、统治和暴力本身也就可以导致相同的情感和心理反应了。林茨、唐纳斯特恩和彭洛耶写道，接下来就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过程”，当事人误认为他们的兴奋是性所致。
也不是所有接受这种条件反射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但是，反覆将性快乐与暴力和残酷联系在一起，会使人特别难以克服这种倾向，对于已经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来说，就更是如此。这就是伦纳德‧伯科维茨（Leonard Berkowitz）的“刺激─反应联系模式”的意思，与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对示范的研究也相符。示范是一个双向的、相互强化的过程，使人将性与暴力联系的条件反射，本身就是一个使他们倾向于暴力的因素。
对男人和男孩──他们是将对妇女的残忍和暴力与性相连的现代色情业瞄准的市场──的这种条件反射作用，在也教人视残酷和暴力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社会里尤为重要。因为这种社会不同于更荒蛮或“纯粹”的统治关系社会，需要有选择地只强化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统治等级的残酷和暴力：男人对女人，“优等”群体对“劣等”群体（这些群体，譬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和被科威特打败的伊拉克人，常进一步被贴上“阳气不足”的标签）的暴力。
因此，在我们这个伙伴关系蓬勃复兴的时代，我们就更应该抓住要害，消灭将性与暴力相联系的形象，不仅在淫秽制品中，而且在包括音乐、广告甚至动画片和连环画在内的大众传媒中，消灭这些形象。因为这些形象不仅提醒妇女说，倘若她们不回到“传统的”角色就会有何种下场，而且不断地为性激动与暴力和统治间的联系提供广泛的社会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人如何解释生理上的唤起（即伴随生理上的兴奋而大量出现的化学物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
然而，我要再一次强调，性与暴力的这种联系并非新鲜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整个“文明”史上，它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男性和女性的性的形成，使我们一代又一代地把性唤起的快感与施加和忍受痛苦连在一起。有人说，性自虐是近代从萨德（Marquis de Sade，英文中的施虐狂sadism这个词即源于其姓氏，这个词也是从这儿才开始出现的）才开始的，稍有古代历史知识的人居然能够接受这种说法，真是让人吃惊。
在萨德之前两千年左右，苏埃托尼乌斯在对罗马皇帝生活的描述中，就讲到卡利古拉这类人对性残酷和暴力似乎永无满足。从罗马的档案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性虐待中经受折磨最后被杀死的妇女，常被带到罗马的大公共娱乐场，当众剥光衣服。倘若看看那时基督教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罗马人“喜欢”这些折磨，盼望看到这些妇女被剥得赤身裸体。那些记录和阅读这些妇女受到折磨的人，也有同样的愿望。玛格丽特‧迈尔斯（Margaret Miles）在《性欲的认知：基督教西方的女性裸体及其宗教意义》中说，“女性的肉体和女性的赤裸常常出现在马戏之类的小节目和流行小说中，这说明观众和读者想要这样的细节，但他们似乎很少注意男性受难者的裸体。”
不仅如此，我们在基督教的宗教艺术中，也能看到许多与现代淫秽制品完全相同的性虐待形象：赤裸的女人受到折磨，被肢解、被杀害，尽管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指责淫秽作品是现代人远离宗教的一种表现，那也无济于事。在详细描绘女圣徒受难的基督教绘画中，我们能看到赤身裸体的女人，和衣冠齐整，挥鞭持刀的男人，与现代淫秽作品中的一模一样。芬兰国家博物馆藏有绘画大师弗兰克（Master Franke）作于十五世纪的一幅作品，上面是赤裸的圣徒芭芭拉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与现代淫秽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极为相似）。她右边站着一位持鞭男人，左边另一个男人正一手握着她的乳房，一手持刀欲割。在另一幅画里，圣徒艾格尼丝（Agnes）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迈尔斯描述道，“她的乳房已被割下，她在画中常常手托呈有自己硕大、结实的乳房的盘子。”
迈尔斯接着说，为了对肉体的罪孽做出道德的警示，基督教艺术经常表现“罪人”按照一定程序遭受折磨，以示惩罚的画面。“那些受到诅咒的人，”她写道，“常在与他们的罪恶相关的部位受到折磨；譬如，‘耽于肉欲的女人，她们的乳房和肚子被癞蛤蟆和令人恶心的蛇吸吮’。”这里与现代淫秽作品一样，妇女总是以被绳索或铁链束缚的形象出现，对性折磨大加渲染。譬如在《地狱》这部作于一三九六年而至今仍保存在义大利圣吉米尼阿诺（Gimigniano）的作品中，一个带面具的魔鬼正把一根锋利的竿子，捅进一个被捆缚的女人的阴道。在中世纪描绘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受审的蚀画和雕刻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现代淫秽作品非常接近的形象，妇女被捆绑，被加上枷锁，或全裸，或穿着很少的一点衣物，受到男人的折磨。
只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是男人的幻想，而是男人制造的现实。因为这些艺术品大部分是受教会委托而制作的，是男人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虐待妇女的男人创造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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