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恐怖，人们会说这些幻想是心理变态，是大脑面对战争的恐怖进行自我保护的产物。但是，这些幻想并非野蛮的法西斯分子所独有，也不是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所独有。在黄色书籍、电影和录影带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幻想：妇女被捆绑，被加上索链，被刺伤，受到性折磨，等等。这些书籍、电影和录影带如今在全美国，在全世界，大批大批地卖给男孩和男人。倘若想看这些东西，甚至都不用到淫秽品商店或成人影院（这些地方和军队一样，只对男人开放）去，许多报摊上的黄色杂志里就有。
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淫秽品，是肮脏的大脑的产物。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充斥着对妇女的色情残酷和野蛮，对此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它，在美国各地的剧院里看到它，并可从中看到世界，看到男人对女人的强奸、鞭笞、捆绑、折磨和杀害。这些东西被成批地推向市场，供人娱乐。这些电影不是在色情场所里，而是在大街上的剧院里放映的──阿尔弗莱德‧希区考克的褒贬不一的妇女谋杀片《精神病患者》（这是“砍杀者”影片的鼻祖）；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对妇女遭到的殴打、鞭笞和强奸不厌其烦的描述；票房价值极高的《链锯屠杀》和《亨利：一个系列杀手的肖像》（教你在性谋杀后如何逃脱，让人毛骨悚然）──没完没了地把男性暴力与性拉在一起。经典影片也不例外，譬如卢道夫‧瓦伦提诺的《酋长》。那些具有“强壮男人”形象的电影明星，像汉弗莱‧博加特、马龙‧白兰度、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杰克‧诺科尔逊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都是扮演又打又杀，或以其他方式强暴妇女的角色而成名的），都是比较婉转地但同样有效地进一步传达了这一信息，即：性和暴力同在。
将性与暴力和统治连在一起的音乐录影，更是电视台最普通的生财之道。儿童和成人每天坐在家里的电视萤幕前，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谋杀、殴打和其他野蛮行径。在这些行径中，男性气质就等于暴力和统治。还有其读者数以千计的小说，譬如布雷特‧埃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患者》，书中的主人公寻找性刺激的方法，就是割去一个女人的手指，往她的阴道里灌酸液，割断她的喉咙，最后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锯下她的脑袋，然后把他“硬得发紫的家伙放进那具尸体满是血污的嘴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还只是孩子，听的录音带也毫不逊色──譬如，像“生龙活虎队”之类的歌手录制的录音带（他们在一九八九年录制的《他们想要肮脏的东西》中就涉及到性暴力，歌词里净是“捣烂你的屄”、“打断你的脊梁”和“我要看你放血”，却被认为“不下流”）；NWA（他们在一首名为《叩击声》的歌曲里，有节奏地讲述一个女人被绑在床上，被强奸，然后被人用一支四四口径手枪杀死，这首歌的另一个名字叫《又少了一个婊子》）；还有坎尼鲍尔‧科普斯（他们有一首题为《从一个处女的阴道里掏出来的下水》，歌词中唱道，把一个小女孩开肠破肚，“绑在我的床垫上/用我的刀子取走她的童贞”，最后，她的“肉体向外淌着血/阴道分泌着粘液/血淋淋的阴唇被我吃下”）。
甚至在广告里，男性暴力和统治也经常作为性魅力加以宣扬，只不过有时婉转，有时直露而已。一九八九年的雷夫伦（Revlon）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抓着一个女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把她拉向自己，两人脸上都僵滞地微笑着。影集和影集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无数影集的封面把性自虐装扮得光彩耀人，还有影集的广告，譬如一九七六年好莱坞落日彩带广告牌上，画的就是一个女人被捆绑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双腿劈开，下面是一行字：“我被滚石乐队搞得浑身青紫，太棒了！”有时甚至时装广告也传达着这样的信息──譬如，在某一期《时尚》杂志中，对女人的性虐待被包装得无比优雅，作为性感甚至时髦的形象，在市场上出售。
对于这些，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近些年来的变态，是“过度的性解放”的副作用。但是在事实上，这是古老的主题最新、最暴露的展现。倘若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男人的性与暴力统治之间的等式，是许多最受尊敬的作家最喜爱的话题。
列夫‧托尔斯泰被他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作家，甚至是现代圣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克卢兹‧索纳塔》（Kreutzer Sonata），这本略加掩饰的自传体作品象征性地通过一个男人为了摆脱他对女人和性的极度厌恶而杀妻的故事，讲述了他与妻子索菲（Sophie）之间的性虐待关系。传奇人物D‧H‧劳伦斯则企图让我们相信，他在《逃跑的女人》中虚构的女主人公在明白自己就要被半裸的野人杀死时，竟然产生了性欲。著名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在《杂色牡马》（Roan Stallion）中幻想一个女人想要和一匹大马交配，全然不顾大马有可能会把她撕碎。还有亨利‧米勒（他曾狂想地贬低妇女）和诺尔曼‧梅勒（他在《美国梦》里的主人公从残忍的杀妻中找到了荣耀和自尊）这样的“重要的”当代作家，他们所传达的中心意思，也是能激发男人性欲（因此对女人一定也一样）的不是给予快乐，而是制造痛苦──具体地说，就是对妇女的践踏、折磨、污辱、统治甚至杀害。梅勒的书中的某些段落与弗雷科普斯（Freikorps）成员以及死亡本质歌，譬如《掏出来的下水》的歌词惊人地相似，听上去令人作呕。
直到今天还有些人说，妇女的肉体遭强暴的这些形象，以及性、残酷和暴力的这种联系，已没有什么实效，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幻想而已，并不是现实。倘若真是这样的话，军队里为什么特意用性暴力来教人杀人？倘若性与暴力的联系果真对性和社会行为毫无影响，那些聪明的媒体人怎么会把他们要卖的所有东西──从汽车到可口可乐──都和性搭上钩，以便左右人们的购买行为？
倘若战争宣传能够有效地将“敌”国的人都非人化，使得一些人伤害、杀戮和践踏另一些人成为可能──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把妇女丑化为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的部位的形象，怎么就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些把妇女非人化的故事和形象，怎么就不会像其他战争宣传一样，使人们对妇女的苦难视而不见？！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这种宣传太有效了，许多男人和女人至今没有看到这种其实很明显的联系。倘若这种宣传不是这么成功，那我们早就会看到在第一章里就提到的事实：“两性的战争”其实就是指针对女人的、其暴力程度不可想像的战争──一场伤亡远远高于公开的武装冲突的战争。
全世界针对妇女的暴力规模大得惊人，几乎无法想像。直到最近这种暴力才有官方记录，也才得到更广泛的了解和报导，这一事实同样令人瞩目。
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记录，一九八九年──仅仅一年──在美国遭到强奸的妇女，其人数比整个二战期间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要多。一九九○年，美国的外科综述报告说，美国妇女致伤的唯一主要原因是家庭暴力──比车祸高出许多。最后，我们再从性别角度看看暴力犯罪。联邦调查局宣布，四分之三（七十五％）的美国妇女一生中有可能要遭受到至少一次暴力犯罪。
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针对妇女的暴力或许更多。在许多地方，男人打老婆依然得到社会的接受。在一些国家，甚至蓄意杀害有性独立嫌疑的女孩和女人并不算犯罪，而是男人的“脸面”问题。根据一九九一年联合国的报告，由于人为的营养不良、焚烧新娘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印度有二十五％的女孩活不到十五岁。新闻界近年对我们已经看到的古老的性别暴力──人为地杀死女婴──也开始有所报导。但是，这种暴力成为“重要的”封面新闻，却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而美国政府恰好发起一轮反共和反控制人口的征伐──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是女婴。
可悲的事实是，倘若针对女孩和女人的暴力真的被认为有新闻价值，那每天的头条都会是这个──而且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会是这样。因此，新闻界人士、社会科学家以及全世界的男女终于开始认识到两性战争的本质和恐怖──以及这种战争暴力如何帮助维持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确实是现代意识革命的一大进步。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篇篇揭露世界各地法庭和其他权力机关对施行这种暴力的罪犯不予惩罚的文章，我们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以传统的名义公开宣扬这种暴力的了解，至今主要还是来自女权主义报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西方的传统中，法律和法庭也不能保护妇女免受这种暴力危害。这能解释为什么直到最近妇女普遍地不对这种暴力提出举报的原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变化正在逐渐发生我们却仍能看到暴力犯罪的数字大幅度上升的缘由。因为，我在第一章已经说过，倘若一个人打了一个陌生人，他就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倘若他打了一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么警察通常不予理睬，说这是“家庭争吵”，最多也就是把那个男人带出门，拐个弯，让他“冷静冷静”。
因此，也就难怪至今还有一幕又一幕的悲剧，美国妇女向警察报告说有男人威胁要打她们或杀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她们无法得到保护，直到那个男人真的“做了什么”──到那时，当然就为时晚矣。法律和法庭至今仍在保护男人不受警察和法律的制裁──却不能保护妇女免遭男人的暴力──警察为避免暴力实行的保护，也有一个双重标准，这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非常可怕的例子，是几年前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事情。一个男人在残暴地强奸了受害者后，割断了她的手臂，把她撂在荒野的路上等死（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那个犯罪的男人因为“表现良好”被释放，却受到邻居们（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个恶魔在自己家周围）的威胁，于是他反倒得到警察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保护──花的全是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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