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种男性脚本是从古代武士社会流传下来的，也就难怪在以训练杀人为目的的地方：军队，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进入色情的男性暴力如何激发了战争和两性战争。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军队（不久前仍被视为贵族的唯一高贵的职业）训练男人，使他们不仅要杀那些“危险的”和“劣等的”部落的人，而且要杀自己的同胞，倘若当权者认为这些人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话。因此，过去和现在都必须教这些男人不要屈服于那些“软弱”的情绪，譬如同情、怜悯和关心。除了使用对“真正的”男人最恶毒的污辱──倘若他们这么做了，他们简直就像娘儿们──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教男人压制这些情绪呢？此外，除了系统地把残酷和暴力与性和女人连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训练男人，让他们真正喜欢那些可怕的事情呢？
当然，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军事或政治战略家们坐在那里有意策划出来的。可事实就是，根据社会科学家威廉‧阿肯（William Arken）和林恩‧多布罗夫斯基（Lynne Dobrofsky）在研究美国军事训练时的观察，直到现在，“男性气质与暴力以及男性气质与性的关系，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军事社会化模式中，仍占主导地位”。
他们发现，在步兵营的训练中，“军规用阴茎与力量的联系，对新兵进行羞辱和警示，新兵必须一手持枪，一手握裆”，大声说：
长官：
这是我的长枪
这是我的短枪
这杆用来作战
这杆用来寻欢！
空军飞行员把以女性名称命名的战斗机，譬如“贝蒂‧布伯”上的控制杆叫做“快乐棍”（俗语中对阴茎的称呼），同样，步兵的专用语中也把性与暴力相联系。这两者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就连那些在人的胯部这样的高度爆炸的炸弹，也经常取女性的名字，譬如“弹跳的贝蒂”，利用了男性对阉割的普遍恐惧──也使男人对女人的暴力统治合理化了。
阿肯和多布罗夫斯基说，在基础训练中，男人系统地接受鼓励，将性征服视为男人气概──用他们的话说，视女人为“男性性服务的工具”。男人当然要用同一套词语来谈论性暴力和军事暴力──又刺激又好玩。打老婆和对妇女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当然也就从古至今是军队家庭里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是说军队里的所有男人都虐待妻子，也不是说所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男人都成功地成为两性战争、甚至一般的战争中积极的斗士。但是，军队的脚本将“真正的男性气质”与暴力和征服（包括性征服）联系起来，无疑是通过战争和两性战争维护统治关系的等级。有一些男人也确实将这种脚本内化了，他们学会了蔑视所有与他们被教导视为软弱或女性的东西，而且压抑自己身上的这一方面──也就是爱与同情，甚至对自己的同情──并且将性等同于野蛮的征服，甚至杀人。
倘若我们读读一些最新出版物的节选，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作者都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交战国：德国和美国。他们揭开旧伤疤，给我们看那种可怕的男性社会化，它将暴力和残酷系统地与性和女人联系起来。
这些材料让人不忍卒读，因为它们暴露了作者的兽性。这些人的确是恶魔，他们丧失了人性，无法将其他人看作有生命、有感觉能力的存在，无视他们的痛苦。那些德国人就是杀人魔鬼，克劳斯‧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在《男性幻想》一书里对他们的作品做了仔细分析。他们是纳粹志愿军的精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成为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的核心──这支精良部队不仅在短命的威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搞恐怖主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恐怖活动中，包括希特勒对上百万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或被视为异己的人的杀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些人写到女人的肉体（更确切些说，是女人的性部位，他们就是这样描述妇女的）时，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和鄙视。斯韦莱特写道，对他们来说，女人的性感是“兽性的”、“危险的”，会“夺去他们的性能力”──对他们的男性气质是一种威胁，而且常常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在许多故事里，他们杀死女人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其实，有关志愿军的故事提到性交，大都也要提到死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人的死亡）。即使在极少数例外中，譬如，贝弗科隆中尉与红色玛利的故事，闪现了一丝人与人的关系，最后的结局却仍是这样。“可怜的贝弗科隆若要施行他的仁慈计划，就必须谨慎从事。”可是，他的“仁慈计划”也不过是辜负爱人对他的信任，从而欺骗她说他会救她，好让她不用整夜担惊受怕而已──清晨，她信任地、双眼充满希望地看着他，他却命令手下朝她开枪。
从有关志愿军的这些文字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性关系在他们的头脑里与战争中的搏斗完全一样。在这些故事里，女人和男人的唯一关系，也的确是建立在男人的残酷和暴行之上的，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棒打、鞭笞、烧灼、践踏、枪击之上，以及撕裂女人的肢体，尤其是女人的性器官、臀部和胸部──或者，如斯韦莱特所说，建立在将女人的躯体弄成“一堆血肉模糊”的行为之上的。正是这一过程──“心满意足地看着女人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堆”──斯韦莱特说，“似乎带来了”这些男人寻求的“真正满足”。
“好像有两种男性冲动以同等的力量在撕扯着女人，”斯韦莱特写道。“一种力量想要推开她们，把她们推得远远的（防卫）；另一种力量想要穿透她们，把她们拉得近近的。这两种冲动似乎同时在杀戮中获得了满足，这时男人推开了女人（夺去她的生命），同时又接近了女人（用子弹、刺刀、棍棒等物穿透她）。”最后他总结道：
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她的美才能得到容忍并且似乎受到欣赏。她的性的“红玫瑰”只有在她死去、被支解、被打开的肉体的伤口上才能绽放。美妇人使这些男人激动的因素是内在的，在她的皮肤以下。这些杀戮看起来就像补救措施，它们改变女人的假象，使她们“真正的本质”暴露出来给人看。
那么，这种“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堆”。因为在这些统治关系的幻想里，在现实中也常常一样，妇女的肉体和妇女的性不是让人联想起生命和快乐，而是毁灭后的“血肉模糊”，是残酷和统治的“满足”，最终是肉体的腐朽，是死亡。
另一群很不一样的人也写了同样的主题：美国空军第七十七战术战士中队（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年轻的飞行员们，在半个世纪以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赌博者的歌曲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本书“集中了我们七十五年的传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歌，以及我们的游戏”。这本七十五年军事传统歌曲集中有一首叫做《我操了一个死妓女》。开头的一段是这样的：
我在路旁操了一个死妓女
我马上知道她是一个死妓女
她的肚子没有皮
她头发掉了成秃驴──
另一首歌被作者称作《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歌词中有这样的话：
出租车上那一枪放得实在差，
屄上尽是大大小小梅毒留下的疤，
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
在这些歌里，女人的肉体也是让男人既兴奋，又讨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纳粹的幻想中一样，女人不过是一堆肉──比这更坏，是一堆让人厌恶的肉，腐烂变质，没有生命，像第一支歌里所唱的那样。总之，正如琼‧史密斯（Joan Smith）在其杰作《厌女症》中所指出的，这些歌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而且，倘若看一下另一首歌《天上的操屄者》（讲述强奸一个“斜眼婊子”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些歌总是把性与暴力──具体说，与男人对“敌人”（女人）的暴力统治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人的阴部是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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