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必须从性与我们所有的制度和价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本书第二编的主题讲起：与统治的性关系做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如何融入了当代意识革命的第二阶段。因为建立在父母通过强制和恐吓而控制儿童肉体的基础上的亲子关系，使人们适应了统治关系的社会，建立在女人受控于男人的基础上的性的社会构成，同样使人们认为一个或一群人受控于其他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影响又会再度作用于最基本的肉体层次，通过更多的苦乐──随之便是关爱和伤害──不分的因素，这正是统治关系而非伙伴关系的性的精髓。
其实，育儿方式和性行为方式并非毫无联系。我们将看到，有些人由于经历了家庭、伙伴群体以及其他童年经历的社会化，以至认为建立在强制和恐惧之上的等级是自然而然的，因而这些人也经常将统治和服从用于性行为方面。但是──这很重要，而且是文化转型理论中的关键因素──这并不是说成年人就不可能改变态度、行为和关系。
现代精神病学的整个前提就是，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行为和关系是不健康的，就会在生命的任何时刻有意识地、努力地改变它们。许多人都谈到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我们改变个人的态度、行为和关系时，我们是如何获得了自觉改变社会的力量──而社会变革又进一步支持了个人的改变。而且，尽管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很早就注意到性在人类行为和人格结构中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威尔海姆‧莱希（Wilhelm Reich）、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其他少数几位学者研究了性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但是，即使他们也有所疏忽，他们所忽略的东西，只出现在女权主义的分析中：性的社会构成与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社会构成是不可分割的，它们都影响着所有的社会制度，也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然而，这些早期学者虽然认识到对性的扭曲和压抑是专制社会的基础，他们的认识毕竟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性态度和性行为的改变在个人和社会的治疗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我们的性经历与我们童年的早期经历一样，从最根本的肉体层面影响着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要详加探讨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将考察一次真正的性革命究竟能为我们的将来带来什么个人和社会的希望。但是，在此之前，我要澄清关于六七十年代所谓现代性革命的几个错误概念。
首先，西方历史并非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而是有那么几个时期，性态度和性行为在某些圈子里，相对而言，非常自由。
其次，西方对传统性道德的现代反叛，从重要的几个方面说，远在六七十年代之前就开始了。譬如。早在十九世纪七○年代，就有妇女，如田纳西‧卡尔佛林（Tennessee Calfflin）和弗吉尼亚‧伍德哈尔（Virginia Woodhull），向男女的双重性标准发起诘难，以此同广泛的社会指责相对抗。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年代，更有亚里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ontai）和埃玛‧科尔德曼（Emma Coldman）那样的女性，将新的性关系写入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同一时代，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不屈服于政府的骚扰和监禁，从而使美国接受了避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来被称为性解放的潮流在艺术界和知识界尤为兴盛。即使在性（和社会）相对保守的二十世纪五○年代，也有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进行了开拓性的性学研究。
第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远非仅仅是放松对性的束缚。其中确有这样的因素，譬如在公共场合谈论性突然得到接受，许多男人和“好”女人开始公开“未婚”同居，西方突然出现了一种性的反文化，使得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年纪较大的人，过起了以前所谓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也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开天辟地的研究表明，女人和男人一样想要而且能够得到性享受；对性的双重标准好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男欢女爱逐渐“走出了密室”；避孕，包括避孕药，不仅合法了，而且在市场上大量出售；堕胎不再是犯罪。也是在这二十年里，女权主义对统治关系的性关系所做的批判──尤其是对将女性肉体非人化、物体化为男人“性工具”的批判──播下了新的性意识的种子，这是像苏姗‧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苏姗‧格里芬（Susan Griffin）、贝尔‧胡克（Bell Hooks）、劳拉‧莱德勒（Laura Lederer）、罗宾‧莫根（Robin Morgan）、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和格洛利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这样的女人，以及像亨利‧布拉德（Harry Brod）、唐‧萨博（Don Sabo）和约翰‧斯托尔坦伯格（John Stoltenberg）这样的男人努力的结果。
由于性受到普通人和学者的高度关注，我们就能看出一些趋势。一是许多女人和男人逐渐地开始摒弃性──尤其是寻欢作乐的性──不是健康有益而是肮脏罪恶这样的观点。二是越来越多的女人在性上获得了独立：自由选择如何性交以及与谁性交，是否要孩子等。三是越来越多的女人在努力地找回性快乐的权利，最终抛弃了（宗教和世俗都支持的）性活跃的女人就是“坏女人”或“荡妇”的观念。四是异性性行为不是唯一“正常”的性行为的观点，越来越普及，一些男女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同性恋。五是性行为逐渐脱去了神秘的外衣──这导致了许多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的神话的崩塌，譬如认为自慰是有害行为，女人比男人更为好色，女人喜欢强奸，只有男人才想要而且能真正享受性（统治关系神话向来是这样的自相矛盾）。
七十年代过去，八九十到来，又有一些重要变革发生。女人的童贞不再被普遍地看作是为男人准备的结婚大奖，于是女人和男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和情人──即使不再是情人，也还可以是朋友。同时，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对男性“摘野花”或毫无感情的一夜风流的传统模式，产生了怀疑──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男人也开始对此发生了怀疑。虽然性教育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但是性教育终于开始进入学校的课程之中。关于避孕的教育也开始普及，这一部分是由于未成年怀孕的人数增加及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造成，但是这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教会女人和男人在性和感情上得到更大满足的书刊和文章日益激增。人们开始探索性与灵的联系，企图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这在所谓“新时代”的圈子里尤其普遍。
但是，也有方向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是淫秽材料大量出现，将性描述为机械的、毫无感情的活动，其中毫无关爱，甚至不把对方当人看。另一种趋势，便是对性的这种描述，也扩散到电视中和广大的电影市场上，只不过不是那么赤裸裸而已。还有一种趋势，即性现在越来越与统治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说女性或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对他们的遭遇乐在其中──我们将看到，它不是现代性“解放”的产物（经常有人这样归罪），而是包含于古代宗教和世俗的统治关系传统之中的东西。此外，现实生活中的性暴力也有所增加──当然，有关强奸的数据的激增，也反映出强奸报案率的提高，因为人们开始将强奸当作暴力犯罪，而不是由于受害者着装或行为不检点而招致了别人的性冲动。
也有时候，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性反叛取代了改变权力不平衡的真正努力。例如，时下得到许可的（福柯认为简直是氾滥的）关于性的社会话语，大多是由医学、精神病学，以及新近出现的性学“专家”控制的，他们的说教──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就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说成完全正常的关系。而且，这种氾滥的关于性的话语，还常常变成淫秽语言，表现孩子气的反叛，于是这种话语充其量不过是青春期以前的男孩子的“脏话”，只会进一步使性变得下贱。不仅如此，这个新开放的性论坛常常还出现一些词汇和形象，不仅糟贱女人和性，而且将最粗鲁的性暴力当成好的、男人气概的乐趣加以赞美。拥有成千上万年轻听众的摇滚歌词，就是这样。同样，与繁殖无关的性是正常和健康的这种观点，常常被用作一种借口，打着性解放的旗号，强迫他人性交，不管对方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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