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关心和伤害的这种混合，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统治关系育儿方法的特点，而且是使人们适应最终建立在怕苦之上的等级制度的有效方法。有时，譬如在革命前的中国，我们会看到更多对小女孩的公开暴力。有时，譬如在今日的西方，对小男孩的暴力或许更多一些。有时，关心和伤害的混合主要在心理领域。但即使那样，它也仍然会殃及肉体，因为在肌肉和神经模式的发育过程中，我们的肉体会对心理虐待作出反应。正是这些为统治关系社会中性的社会构成提供基础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观点，即人与人的关系必然以建立在强制或对痛苦的恐惧之上的统治等级为基础。
因此，我们倘若要向另一种社会组织转移，在其中人类对爱的联系的需求，不再与强制以及制造或接受痛苦纠缠不清，因而被扭曲、被滥用，那么就要制止对这些心身病态动力的复制。我们要杜绝对那种文化造就的思维定势（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虚假的意识）的复制，它一方面使虐待和暴力显得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通过诸如羞耻和否认这样的心理力量，使人对虐待和暴力视而不见。总之，我们在第一编中考察的那些伤害的制度化，已经造成了一种社会梦魇，这不仅是一种比喻，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们要将自己从这种梦魇中唤醒。好在过去三百年中，这种事就时断时续地发生着，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经使专制政府为更民主的政府所替代，与此同时，男女关系和亲子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稍后，我会更详尽地探讨性别关系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关系的变化──已经并且继续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和文化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但是，现在我还要说说这三百年来、尤其是西方的家庭的重大变化──别忘了，这些变化不能脱离更大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性别关系和性的社会构成的变化而孤立存在。
这些家庭方面的变化在西方也是从中世纪末就开始了。但是，家庭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Carl Degler）认为，“现代”家庭是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的。那时，不论在习惯上还是法律上，男人在家里仍然高于女人。但是在那时的家庭里，夫妻间和亲子间相亲相爱的联系，已经越来越被看得高于权力的联系了。
因此，男人统治女人不仅在家庭里，而且在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这便带来了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深刻地影响着亲子关系。譬如，德格勒就指出，当妇女得到更多的尊重时，母亲的角色──以及体现出更多温柔和爱护的理想的教子方法──就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样，由于年轻妇女不再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束，能够更多地接触青年男子，婚姻基础就越来越转向浪漫的爱情，而不是父母之命。虐待性的和暴力的育儿方法也日益受到挑战。就连对性的双重标准，以及认为妇女的性必须受到男人的严格控制的观念，也遭到公开的非难──对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也要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至今仍能在身边看到，将亲密关系由挑战向伙伴转移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末统治关系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和西方家庭的民主化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它历来遭受到强烈的抵抗，它所取得的成果在阶段性的倒退中也有损失，然而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当民权、反殖民化、妇女解放和反战运动愈演愈烈时，对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里以统治为基础的关系的斗争，再一次加快了速度。
引发这些斗争的因素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主要是西方工业和城市经济基础逐渐取代了农业和乡村经济基础，同时识字率和价格便宜的阅读材料增加，由此产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变。此外，随着以制造为主的经济开始向经济学家所说的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过渡，技术、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为意识的更大变化──现在通过电子通讯技术可以更快地传播──打开了大门。
但是，这些巨大变化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从统治关系梦魇中的不断觉醒──社会科学的出现，尤其是现代心理学成为一门新科学和新疗法，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觉醒。因为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的认识：我们倘若要理解并成功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就需要理解人们童年的痛苦经历，尤其是要在家庭的心理动力之中去理解。
当然，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变化，不能只靠对童年经历的了解。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对童年被埋没的这一面的不断认识，已经成为现代意识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童年的经历，在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时，就会抛开那些虐待性和暴力性的“指令”。于是他们对个人和公共领域的统治和野蛮就会有更多的认识（或曰更少的否认）。最重要的是，从昏昏噩噩接受长期以来建立人际关系的痛苦方法中觉醒过来，便会意识到由统治的等级所导致的长期痛苦是可以改变的。
近年来，意识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由于妇女权利和儿童权利基层组织的努力（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话题），也由于大众传媒和法律对横行肆虐的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暴力的关注，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制度都发生了更为迅速的变革。家庭疗法和自助运动的流行，说明“以控制为基础的无用家庭”（也就是统治关系家庭）已经全面崩溃，这也加速了上述变革的发生。男人和女人越来越反对固定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虽然这种反抗遭到强烈的抵制，但它们仍然使上述变革不断地加速发展。
但是，技术和经济变革动摇了现有的家庭制度、信念和行为，对所有形式的暴力和虐待──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性方面的──的挑战不断增加，同时，技术和经济的急剧变革也带来了巨大压力。技术变革不仅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错位，而且由于统治关系精英们竭力维护甚至强化他们的统治，贫富差距在全球扩大，这导致了更大的不安定和贫困。那些曾经目睹自己的父辈将烦恼和愤怒向那些无力自卫者发泄的人，这时尤其容易在个人和公共领域施行更大的暴力，寻找替罪羊。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专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和其他政治、经济中固有的暴力和虐待，而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古老的仇恨和恐惧又在死灰复燃──譬如，对美国少数民族和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的迁怒，使（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族人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族内族外暴力，以及东西方宗教原教旨主义危及生灵的恐怖主义。同样，大众媒体终于将打老婆、打孩子和儿童性虐待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公之于众，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未成年母亲将自己的疑惑和压抑，不自觉地而又暴力地发泄到她们的宝宝身上，弃儿和得不到良好照料的儿童加入歹徒之“家”，把自己的痛苦向同伙和社会发泄。
因此，一方面，当我们今天进入当代意识革命的步伐空前迅速的时期中时，人民大众已经不再认为暴力和虐待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越来越注重反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和虐待──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和安妮‧威尔逊‧谢弗（Anne Wilson Schaef）的畅销书和奥普拉‧温弗雷德（Oprah Winfrey）的脱口秀都能证明这一点，人们在那里公开谈论原来他们自己羞于承认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越迅猛，统治关系精英们就越是想方设法维护甚至扩展他们的权力，于是冲突、剥夺、不安定和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向那些历来无力的人群的发泄，也就更加变本加厉，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里都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受文化的熏陶，眼里只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人更是这样。
总之，伙伴关系的发展加速了，统治关系的抵制也会增强。包含暴力和虐待的制度要竭力夺回自己的权力，其最徒劳的表现之一，就是加剧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最近突然出现许多男人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最后又自杀的事件，其起因只是因为妇女不愿意再维持受虐待的关系了。
对不断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强烈抵制，也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回归“传统家庭价值”运动──这只不过是对专制、男性统治的家长制家庭所给予的一种新叫法而已。这种家庭的目的就是要使男孩和女孩学会服从家长的命令，不论这些命令多么地不公平，多么地缺少爱意。这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宗教团体，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领袖的鬼话，认为男尊女卑是天意。别人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又这样告诉我们，声称回归男性为主的家庭里“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关系，是治疗所有社会弊病的方法──可是研究表明，与孩子的成长（包括他或她的犯罪可能性）关系更密切的，不是父母双全，而是其他因素，如经济压力、父母受教育的水平、同伴的压力，以及儿童成长的大环境。此外，与人们的成见正相反，职业母亲对孩子的生活的关心，并不比没职业的母亲少。
其实，要恢复以统治为基础的宗教权力运动，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我们会看到，上千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制度要求对性和妇女施行严格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它对变革的抵制有时并不明显，但同样具有欺骗性──有时，它们就像让人意识不到的催眠术一样，在心理上和性上对我们所有的人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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