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 空军二号
欢迎您乘坐我们的飞机
飞行情况报告
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飞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距离为1370法定英里
飞行时间为2小时29分
请把您的表拨快1小时
下午6时40分抵达目的地
途中将飞经华盛顿上空
沿途飞行情况良好
目的地天气预报
气温为华氏65° 有阵雨
西风20英里／时 多云间阴
飞行队长
奥查德少校
这件事是作为副总统的一次例行出访开始的，尽管我担任副总统才2个月10天，但我还没有静下心来考虑任何“例行”的事。座机使人产生敬畏之感，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它的大小和“空军二号”的称号。
人们告诉我们，这是一架波音707飞机，林登·约翰逊当总统时乘坐过该机。舱内由活动的隔板把前舱的工作人员使用部分和总统专用部分分开，由电子装置控制房门的开关。据说，林登·约翰逊喜欢在其座机里安装活动隔板和像变魔术似地忽隐忽现的家俱。现在，除了一张由按钮控制升降的肾型会议桌和一架放在工作人员舱内右舷睡椅后的小型黑白电视机外，大部分电子玩意儿都不见了。
在空军手册上，这架飞机的正式编号为86970号机。在林登·绚翰逊当总统时，这架飞机曾多次出现在得克萨斯州的上空。那天早晨，我们由华盛顿飞往沃思堡，作同样格局的飞行。
我们在早晨8时45分登机，同行的有：工作人员、客人、新闻记者和特工人员。这又是副总统“例行”旅行的一部分，我对这种大规模的随同人员尚未习惯。自从我在萨帕塔近海石油公司工作时削减费用之日起，我出外洽谈业务总是倾向于只带一二个随行人员。现在，在随行人员中有1O来个记者和摄影记者，七位客人和一些特工人员，更别说一名官方指定的医生、一名白宫通讯专家以及一名侍从武官。
我的日程虽不多，但排得很紧，没有浪费时间的活动。这次旅行往返需12小时，清晨离开华盛顿，当晚返回。中间停两站：沃思堡和奥斯汀。日程上还包括三次演说，与比尔·克莱门茨州长的会见以及两次“供新闻界使用”（在当副总统前，我就知道这是记者招待会）。
副总统得克萨斯之行的日程安排
1981年3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8：55（东部时间） 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得克萨斯的沃思堡
上午10∶45（中部时间） 副总统抵达沃思堡卡斯韦尔空军基地
上午10∶50 副总统离开卡斯韦尔空军基地去海厄特·雷金西饭店
上午11∶10 为新开的海厄特·雷金西饭店剪彩（该饭店以前为得克萨斯奥尔德饭店）
该饭店是得克萨斯州有名的标志，是得到内务部承认的全国性历史遗址。在我们动身前往沃思堡作重要演说前，将在这儿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
中午12∶00 在得克萨斯州和西南牧牛人联合会午餐会上讲话。午餐会在塔兰特县会议中心举行
下午l∶20 副总统离开会议中。G回卡斯韦尔空军基地
下午1∶45 空军二号离开卡斯韦尔空军基地去得克萨斯的奥斯汀
在奥斯汀的主要活动是在得克萨斯州立法机关演讲。同我一起前往的有沃思堡的民主党众议院多数派领袖众议员吉姆·赖特以及休斯敦的众议员比尔·阿切尔和达拉斯的众议员吉姆·柯林斯，后两位均为共和党人。1970年比尔继我之后成为第七选区的众议员。
飞往奥斯汀的时间是45分钟，这是一次“例行”飞行。但是当飞机在卡斯韦尔机场的跑道上滑行时，负责保护我的特工人员埃德·波拉德来到我所在的前舱。告诉我华盛顿来的消息说，有人企图行刺里根总统。第一份报告说总统情况良好，但是“两名特工人员被击倒了”。
“发生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外边，”埃德说。“我们得到更多的消息时，我会告诉您的。”
埃德离开前舱几分钟后，我接到了国务卿黑格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飞机上的电话是无线电信号传送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谈话可以被世界任何地方收听到。艾尔说得很警惕。
“发生了意外，”他说。“大家觉得，你得尽快返回华盛顿。”他最后补充说，一份密码电报将在几分钟内通过电传传到飞机上。
当舱内的电话铃再次响起时，密码电报已通过电传机传来。这是唐·里甘打来的。他敦促我取消奥斯汀的日程，飞回华盛顿。唐作为财政部长，负责特工人员的活动。任何行刺总统的企图都是对特工机关的警告，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
几分钟后，电传的消息已传完并译出。埃德·波拉德早些时候的报告仅是一部分情况。总统被击中。就在我们开始降落在奥斯汀的罗伯特·米勒机场时，他仍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内动紧急外科手术。
我不得不想这件事，但我并不愿想这件事……
几小时前，在得克萨斯奥尔德饭店，我曾为那块全国性历史纪念牌剪彩。在那儿，约翰·肯尼迪度过了1963年11月21日的那一夜，就是他去达拉斯访问的前一天。
甚至我们乘坐的飞机都在那次悲剧性的旅行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当时的副总统约翰逊在1963年11月21日陪同肯尼迪总统访问得克萨斯州时，乘坐的就是这架“空军二号”飞机……
当我们在奥斯汀着陆时，才开始对发生的无法无天的事有所了解，飞机上小黑白电视机传来了清晰的影像和声音：总统在跨入他的轿车前，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枪响了，人们拥向道旁，特工人员同嫌疑分子搏斗，总统的轿车加速开走。
我决定缩短我的日程，直接返回华盛顿。我们只在奥斯汀加油。飞机一着陆，我就给白宫打电话。我的办公室主任丹·墨菲告诉我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所发生的一切。除了总统，还有三人负伤，特工人员蒂姆·麦卡锡、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官员汤姆·德拉汉蒂和白宫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
埃德·米斯向我介绍了里根总统的情况。一开始，总统并不知道他负伤了。只是由于特工人员吉里·帕尔动作机灵，重新调整了路线，使轿车驶往附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才防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现在总统还在手术室内，关于他的情况没有任何新消息。南希·里根在医院等着。也许要等很久，要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了解情况。
我挂上了电话。州长和丽塔·克莱门茨同得克萨斯州的州务卿乔治·斯特雷克将一起到飞机上来，我已准备好欢迎他们。但是，在此之前，我把自己关在飞机的前舱，以便集中思想。我还作了祈祷，不单是为了美国总统，也是为了一位我所了解和尊敬的人。
从我在底特律的庞恰特雷恩饭店接到电话，听到电话里一头的声音在说：“你好，乔治……”的那一夜以来，已过去了八个月。当罗纳德·里根要我在其候选人名单上担任副总统职位时，我对乔治·布什会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的第一个选择并不抱幻想。在底特律之前，我知道，里根对我是有保留的，尽管这些保留并不带个人色彩，但这些保留使其在给我打电话前考虑再三。
可是，从提出一致的全国候选人名单的角度来看，事情可能会更糟。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在1960年的政治联盟使两位有着个人分歧历史的政治领导人联合在一起。这些分歧要回溯到肯尼迪作为一名资格不老的参议员时期，他并不听从民主党多数派领袖约翰逊的意见。作为副总统，约翰逊被排除在白宫的内圈之外。
我与罗纳德·里根的关系是从一个不同的基础开始的。我们在竞争总统提名时的争论从未留下什么不好的感情，这是因为我了解，里根的本性使他对与其共事的人都很器重。事情很清楚，一旦他对副总统职位作出决定后，他就把里根—布什的候选人名单不单纯看作是适合于一时需要的政治联盟，而且看作是一种伙伴关系。我们将一起竞选，一起服务。
这不是对谁是资历更深的伙伴还有什么怀疑。但是作为总统，罗纳德·里根要比在其之前的任何总统更多地消除了美国这两个由选举产生的最高职务之间的壁垒。吉米·卡特值得称赞，他在白宫中给了华尔特·蒙代尔一个办公的地方，从而提高了副总统的威望。卡特和蒙代尔甚至还达成了一项书面协议，其中谈到他们两个办公室如何一起工作。但是，卡特看来还是让他的副总统在政治上和个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他对内阁大多数成员所做的那样。一名卡特政府的官员跟我说过，蒙代尔在白宫的办公室是徒有虚名。
作为副总统，在白宫也给了我办公的地方，是蒙代尔用过的同一办公室，位于椭圆形办公窒走廊那边。但是罗纳德·里根做得比这个还要多，他不赞成哈里·杜鲁门的名言：“总统有必要组织他自己的幕僚，而副总统只能留在门外，不管他们两人多么友好。”
里根总统建立了他自己的工作班子；但自我们在1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他甚至将副总统弄进白宫的圈子里去。因此，我们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也与日俱增。
“在安德鲁斯基地可能会有一大群人。先生，要是您不介意，我们想将飞机停在停机棚内，在那儿下飞机。”
埃德·波拉德和特工人员仍然还不清楚，向总统开枪的人是一个人单干的还是一个阴谋的一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对特工人员来说，出现了有人想行刺总统的情况，那就没有“通常情况”可言了。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那个行刺未遂的人设法进入了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外面记者呆的地区。埃德曾受过这样的训练：预料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在一条敞开的飞机跑道上作一次“通常”的着陆，似乎是在作不必要的冒险。
华盛顿方面传来的消息很零碎，有些消息也不可靠。我们围聚在前舱闪烁的电视机前。竭力想把首都发生的事情连缀起来。有一条电视报道说，吉姆·布雷迪已经死了。几分钟后，又有消息说，该报道不确切。吉姆还活着，但情况危急。
同时，总统仍在手术室内，我们只有等待——等待和保持镇静。在客舱内，副新闻秘书秀兰·格林正在大力向随行记者通报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想找我谈，我告诉秀兰，这不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时候，除非我们有更多的情况。
我们正向东飞，飞向昏暗。空军二号开始降落，尽管我们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还有一段距离。我与总统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人是埃德·米斯。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一着陆，我就去白宫会见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尽管我们还没有关于总统健康情况的消息，但是对全世界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敌人发出美国政府并未瘫痪的信号是至关重要的。
等待。接着，在下午6点08分，我的一名工作人员蔡斯·昂特迈耶在我挂上电话（我们一直在等的电话最后终于打通）后，对了一下表。
是埃德·米斯打来的电话。他讲了这样的消息，总统已离开手术室。他们找到了子弹。一切情况良好。
总统脱离了危险，但仍有工作要做。首先，我要会见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然后，我要向白宫记者团发表一个声明，并回答问题。
在我们预定于安德鲁斯降落前45分钟，埃德·波拉德和我的空军侍从武官约翰·马西尼中校来到前舱从头至尾地讲述了一下我们抵达时的后勤问题。全体随行人员也一起听了。当我们慢慢降落时，约有五六个人挤进了前舱。天已昏暗。通过前舱的舷窗可以看到弗吉尼亚乡村的灯光在地平线上闪烁。
马西尼有一点要说。在通常情况下，一天的旅行结束时，我要登上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飞往马萨诸塞大街靠近副总统官邸的降落场下机。中校说，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同一般。飞往官邸然后坐车去白宫，这将浪费宝贵的时间。更简单的是直接飞往白宫。
讨论中有两点赞成采取这一建议。第一，内阁、新闻界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正在等着；第二，我们估计到达安德鲁斯的时间是晚上6点40分。直奔白宫，我们将及时赶上晚上7点新闻网的新闻节目。用电视现场播放副总统抵达白宫的实况，让全国放心并告诉全世界，行政部门还在有效地行使职权，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呢？
从逻辑等方面来说，这很有道理。但有些事我总感到有点不对劲。总统还在医院……海军陆战队二号从天而降，螺旋桨在啦啦作响，副总统走下直升机后去接替……
的确，电视播放得很好。但我认为，我们要向全国和全世界传递的不是这样的信息。我告诉马西尼，取消他的应急抵达计划，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办。
“我们将在交通高峰时间去城里，”他指出。“马萨诸塞大街的交通将使您抵达白宫的时间要多花10到15分钟。”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非得这样做不可。”
马西尼点头称是。“是的，先生，”他说，朝前舱门走去。他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我感到应该向他作一些解释。
“约翰，”我说，“只有总统才能在南草坪降落。”
约翰·马西尼在做他认为要做的事，而我在做我认为该做的事。
不把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降落在白宫的南草坪，这只是应用我要采取的如何成为一名能发挥作用的得力的副总统的基本准则的第一条。这是所有准则中最基本的一条。这说明，全国在同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位总统，而副总统不是总统。
总统遇刺时，我担任副总统的工作才70天。可是，我已经了解到，有些人似乎并不懂得这条原则。当代的副总统是一个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最被人误解的民选职务。人们不是太不重视这个职务，就是过分重视这个职务。
那些不太重视该职务的人是从过时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就像艾森豪威尔时代以前的情况那样。到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才提高副总统的地位，把理查德·尼克松拉进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在尼克松之前，副总统是不参与白宫的决策进程的。副总统的办公室在国会山上，即使白宫内圈的人想到他们的时候，也是从严格的宪法角度来看待他们，只要总统活着，副总统的工作就是主持参议院。如此而已。
人们认为副总统不是什么像样的工作，要追溯到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时期。当时，乔治·华盛顿担任总统的年薪是2．5万美元，而亚当斯担任副总统的年薪为5千美元，即使以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薪水对全国第二个最高民选职务来说。也不算多。但是，还是有人认为，这个薪水太多。因此，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削减联邦预算，取消副总统的年薪，改之以日薪。
虽然这一法案没有通过，但由此产生的看法在近两个世纪后仍普遍存在。认为副总统是一个无用的附属物的观点在一些人中间仍阴魂不散。小阿瑟·施莱辛格就是一个，他竭力主张修改宪法，取消这一职务。
与此相反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可把副总统称为“代理总统”。因为当代的副总统在白宫一政府办公大楼里拥有办公室，并出席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因此，人们认为，他们拥有他们事实上并不拥有的宪法和政治权力。
在我担任第一任副总统期间，我不断受到朋友们的敦促，建立一个我自己的工作班子，好像这是在搞竞选活动，他们着眼于扩大我的政治基础。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指出，任何总统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一个副总统有他自己的日程和个人政治上的打算。
一些新闻媒介的成员也反映了这种把副总统当作“代理总统”的看法，尽管方式不同。几乎是从我当副总统的那天起，一些记者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嗯，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正式立场，但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总是同样的，因为一位副总统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同总统持不同意见，在白宫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可以表示这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总统作出了决定，事情就定了。
这种回答总是不能使那些爱刨根问底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们满意。但是，考虑一下另一种情况呢：总统对一个外交政策的目标采取了立场，副总统则对这一立场不满，并在一次重要的演说或采访谈话中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国内，对那些反对总统政策的人来说，他也许会成为一位英雄。他甚至会受到社论（那些反对总统的社论）的赞扬，表扬他的“独立”。但是，在国外，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任何分歧都只可能被潜在的敌人看作是薄弱环节，在外交和宣传上加以利用。
全国在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位总统，这一点是基本的。如果哪一天，一个心怀不满的、自私自利的副总统用公开向总统挑战的办法，向白宫宣布内战，那么我国的政府体制将陷人严重的麻烦。
早些时侯，我认识到，一个副总统要发挥作用，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基于相互信任上的相互尊重。为了取得和保持总统的信任，我采取了五条基本准则。除了了解我的工作的界限——谁能在南草坪和不能在南草坪降落这条准则外，其他四条是：
第一，在白宫的一些决定或政策不得人心时，不要玩弄机会主义的把戏，使自己和总统疏远。在1984年再度竞选时，一些政治观察家批评我在一些问题上与白宫划不清界线。当时我感到，现在仍然感到，由于总统的深得人心，才使我成为副总统，我应该对他忠心耿耿并支持他。
上述这些观察家还辩解说，一位副总统能以自己的能力当选总统的唯一途径是与在职总统闹分裂。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竞选总统期间，一个副总统可以明确讲清楚，一旦他当选总统时，他在全国要办的事是什么。但是他不能见风使舵——在顺利时与总统一起，一有风吹草动，即批评他——又要保持人家的信任。
第二，不要搞华盛顿的泄密游戏。我当副总统之后不久，一处有名的专栏作家找我，他说，他与我的前几任中的一位有过一种特殊安排。每隔不久，他们就聚在一起，作一次背景性的，不作归属的谈话。专栏作家得到一些白宫一行政办公大楼周围发生的情况。作为报答，他经常对他的“高级提供消息人士”予以好评。通过第三方提出的问题是，我对类似的安排是否感兴趣。
我在华盛顿呆得也够久了，我很了解一个记者和一位政府官员之间的这种友好的互惠并非什么不寻常之事。事实上，早晨看报纸，确认“高级”消息透露人已成了一种游戏。由于在三届政府里工作过，我也知道，普遍的感觉是“我最好还是注意一下我所讲的话，也许这些话会发表在明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上，抑或三年后的某本书上会出现这一讲话”。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束缚人们在白宫内阁或会议桌上的讲话自由了。
因此，我传话给那位来询问的专栏作家，我乐意同他在任何时候像同其他记者一样，在同样公开的基础上交谈，但是我对被人作为未说明身份的“高级提供消息人士”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所有谈有关白宫政策的会见和谈话都是机密的，不是为写作和销售“了解内幕者”的书籍提供材料。
这又直接涉及到第三条准则，我称之为斯托克曼准则：进行任何采访谈话都要作记录，即使是与朋友作采访谈话，特别是你要把他们继续作为朋友的话。这样，一旦以后你看到或听到你的话在报刊上被人引用，你就不大会感到惊讶。与此有关的实例是戴维·斯托克曼和记者比尔·格赖德。
1981年年底的一个早晨，一个可怜的身穿一套深蓝色西服的熟人来我的办公室，征求我的意见。他就是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他告诉我12月那期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戴维·斯托克曼的教育》。该文是格赖德根据他同戴维的谈话写的。文章极为详细地叙述了政府内部关于预算辩论的情况，并将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描绘成是一个醒悟了的“反里根者”，他对总统的财政计划不再有信心。
由于斯托克曼是该计划的设计者之一，格赖德的文章对国会山上民主党批评总统的人有利。戴维看来有些心神错乱。他说，他不知道他的话会这样被引用。
戴维·斯托克曼在摆弄数字方面是我在华盛顿见到过的最年轻有为的人之一。他对联邦预算那些最细小的细节都了如指掌，令人敬佩。总统对他完全信任。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削减政府预算和减少官僚主义浪费的行政计划的切削刀。除了总统本人以外，没有一位白宫发言人比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更与“里根经济学”融为一体了。因此，格赖德的文章有可能使总统不仅在公共关系上而且在政治上处于尴尬处境。我心中想的问题是，像戴维·斯托克曼这样聪明的人怎么能陷人陷阱呢？
戴维告诉我，比尔·格赖德虽然是一位批评政府的人，但是是他的老朋友。他和格赖德不时在白宫旁拉斐特公园对面的哈伊—亚当斯饭店共进早餐，谈论戴维在管理和预算局的工作。这种会见本来是“不列入记录”的，可是戴维说，那位记者把这些谈话录了音。这显得有点天真了——想想把你“不列入记录”的谈话录进了毫不隐蔽的录音带中！但我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了。我的想法是，任何人都该允许犯一次错误。
当戴维讲完了他的故事后，我建议他尽快去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约上一个时间，告诉总统他刚才跟我讲的事。“承认你犯了错误，并道个款，”我建议他。“总统是一个讲公道的人，他很器重你。让他知道你感到很对不起，然后听其自然吧。”
这场斯托克曼一《大西洋月刊》胡闹的高潮是戴维与总统共进午餐，向他道了歉。由于罗纳德·里根的谅解，斯托克曼摆脱了困境。
四年以后，在戴维离开政府后，一本厚厚的书出版了。该书不仅重复了他告诉格赖德的事，还大大发展了，而且还详细地直接援引了他与总统午餐时的谈话。这次戴维不能再声称他被误解了或者认为他是作不列人记录的谈话了。他自己写了这本书。
最后一条准则是，一位副总统对总统除了应该忠心耿耿之外，还应该有最好的判断，不管他和总统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
当然，这需要有一种像总统那样的人品才能允许副总统有不同意见，即使是私下。这种人品要强大得足以不去抵制或憎恨一个反面意见。这是领袖人物的一种力量，它来自内部，而不受狂言和威吓的影响。
我们最强的一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是位讲话温和的领袖，由于他的内心充满自信，故能把那些刚愎自用、暴躁个性的人吸收进他的内阁。林肯听取他人的意见，也常被误解为软弱。他爱好在内阁会议上和公开场合讲笑话，被批评他的人看为轻浮和注意力不集中。但是在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一个有思想的林肯，一位指挥若定的领袖。
罗纳德·里根在历史上的地位不会由当代作家和历史学家来树立，而是要由21世纪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来树立。然而，从80年代的领导这一角度来说，里根的记录是这样的一位总统的记录，他有决心，也有办法使国家朝着不同于过去20年所走过的方向前进。如果美国在70年代后半期患了一场像里根的前任所声称的“全国性病疾”的话，那么里根把这个病治愈了。说得更恰当一些，就是他以其无限的乐观和自信鼓舞公众恢复了对美国基本健康的信心，这个美国，当时对自己已经丧失了信心。
这种自信反映在里根的组阁上。过去这六年半，内阁开会期间坐在桌旁的都是一些意志坚强的人士。这些人也许会使一个软弱的总统感到威胁。这里只列举几个人：亚历山大·黑格，他想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像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福特年代那样；乔治·舒尔茨，一位在气质上与黑格不同的国务卿，但是在坚持己见上并无二致；国防部长卡普·温伯格，一个恩想敏锐、富有经验的行政管理者；财政部长唐·里甘，是位意志坚强，不在争论中后退的人；商务部长麦克·鲍德里奇，一位非政府部门的专家，有敏捷的头脑；而吉姆·贝克，他在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使财政部变得足智多谋，就像他在总统第一任期内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时所表现的一样。
这些内阁人员过去和现在没有一个是“唯唯诺诺的人”。相反，里根“共同”管理作风鼓舞着大家在内阁会议上畅所欲言，因此总统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把讨论引回到基本原则上来。
内阁会议为总统提供了唯一的真正机会来广泛了解行政部门的运转情况，与各部门保持联系。对许多内阁成员来说，这是他们在一个星期内直接与总统交流情况的唯一机会。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副总统在这些会议上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公开地直接接近椭圆形办公室，我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和一些问题成功地提出意见。因此，不必占用内阁的时间，或使总统非得对其副总统提出的意见作“是”或“否”的决定。
最富有成果的会见是每个星期四我与总统的聚会，我们两人，没有工作人员随同，单独在一起进午餐。地点不是在与椭圆形办公室毗连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就是在南草坪的阳台上，如果天气许可的话。菜单很少变化。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尽情品尝墨西哥的菜肴，第一道是未发酵的玉米薄饼加调味汁，然后是干奶酪汤或干辣椒，接着是果汁与牛奶制成的冰糕，除非当天晚上有重大的国宴。若是那样，我们就选吃白宫服务员端来的汤和水果。
没有正式的议事日程。有时，他问一下我正在做的一件特定的事，或者假如我的日程上即将要出国访问，我们就讨论一下他要我向外国东道主传递的口信。这些午餐都是很轻松的，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从国事到一般闲谈。靠得住的是，我一定会带着一则有时两则他听到的新笑话回到办公室去，他要我传给别人听。
华尔特·蒙代尔在我接替他当副总统时，曾给过我一些忠告。“不要承担任何方面的责任。”他告诫说。他这样说，是指不要承担涉及政府具体政策方面的长期任务。
在承担任何行政任务时的一般规则是：如果没有权威去顺利执行的话，就不要承担对某事的责任。副总统在任何行政方面的权威来自白宫，但有时界限很模糊。由于华盛顿是一个地盘意识很强的地方——没有比在权力中心或靠近该中心的地方更这样了——一位副总统如果被人认为是越界的人就可能与白宫工作人员或某个内阁成员走上冲突的道路。
一位副总统承担一项威胁到他人地盘的工作可能发生的一个最好（或最坏）的例子是纳尔逊·洛克菲勒在1974—1975年担任副总统职务时。由于洛克菲勒有担任纽约州州长的经验，因此他希望在制定福特政府国内政策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是他在负责白宫国内委员会时，很快就同白宫的工作人员发生了麻烦，尽管他是在福特总统授权的情况下工作的。洛克菲勒为福特政府制定的国内政策就是同白宫工作人员的那套合不到一起。我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有一次曾在行政办公大楼拜访过洛克菲勒，他花了整整20分钟向我抱怨白宫的工作人员。“我同总统的关系不错，”他说，“但是那些该死的工作人员使我难办。”
洛克菲勒学到的东西是，在奥尔巴尼当第一号人物并未能使他当好华盛顿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地盘战中打了败仗。任何副总统只要逾越了这条无形的界线，那他势必会如此。
但是，假使有一条明确的权力和责任的界线，我觉得，在国内方面有些重要任务我是能够和应该执行的。如：
削减联邦条例。总统在其国内政策方面的第一个正式法令是任命我为削减条例特别任务小组的主席。和我一起工作的有管理和预算局的吉姆·米勒，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助手博伊登·格雷。特别任务小组在制定政策和取消及修改了成千上百条不必要的联邦规则和条例以后，于1983年8月提出了一份报告。我作为主席能够实现我们198O年竞选时的一个主要许诺——减少官样文章和不让联邦政府骑在美国人民的头上。
南佛罗里达特别任务小组。1981年一个平民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呼吁加强联邦在迈阿密禁止毒品贩运的活动。埃德·米斯（当时白宫的工作人员）和我会见了该代表团。由于这次会见，总统建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小组来对付国际性毒品走私活动。我领导了这一小组和一年后建立的基础更广泛的全国边境禁止麻醉品系统。我的办公室主任丹·墨菲在与五角大楼、海岸防卫大队和民间机构协同努力制止非法毒品进入美国的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自己和这些小组的工作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到毒品对我国威胁的范围，以及我们已被卷进了一场反对非法毒品贩子的战争——这不仅是譬喻的说法，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伤亡是有的。在南佛罗里达特别任务小组成立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向酒精、烟草和武器局的两名年轻勇敢的侦缉人员阿里埃尔·留斯和埃杜阿尔多·贝尼特兹的家属颁发了追认的勋章。他们两人在逮浦国际毒品贩卖者时被残忍地杀害。
代表总统到国外去—一不仅去参加国葬，而且也去执行特别任务——是现代副总统职务的另一方面工作。从1981年到1987年春天，为了执行总统礼宾性和实质性的任务，我去过73个国家。这些旅行中最重要和令人难忘的有：
1982和1984年的莫斯科之行。第一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接着他的接班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这使我目睹了世界上历史最久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过渡。下面是我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期间所作的一些个人札记：
当我们从机场进城时，街上空荡荡的，既没有车，也见不到人。与15个月前勃死时一样沉闷。我们到了目的地，还是勃在国葬前供人瞻仰的同一个地方，又看到抬着花图的士兵，在外面排队等候的群众。看不出有什么悲伤，也不见流泪……一个礼宾官员把我们匆匆引入，我们随其他代表团走上石级，我们的士兵费劲地抬着上面写有“美国”字样的花场……霍德华和我走到遗体前，致了敬意。我向安的儿子伊戈尔·安德罗波夫走去，他感谢我们来参加葬礼……当我们离开时，好奇的目光跟随着我们，我们走过长长的队伍，呼吸着莫斯科冰冷的空气……又一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没有上帝的葬礼……
第二天早晨，在送葬前，我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公寓楼里会见了齐亚总统。门厅里有许多苏联士兵。没有防窃听的设备，所以我们只好打牌子来“谈话”。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有人安了窃听器的。我们举了一张写有“阿富汗”的牌子……“哦，是的，情况不好也不坏。”……我们无法讨论正经的事，但是用牌子来谈话看来还是一个好办法……（稍后，）在检阅台上，你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人，老的和新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新人；罗曼诺夫是一个新人……
会见契尔年科……他看上去比他站在寒风凛冽的检阅台上要健壮些。他不时微笑着，但是说不上他是不是友好。总之，总统决定不来是对的……
塞班岛、中国之行。1985年10月中，在去北京的途中，我们访问了塞班岛，这使我回想起上一次在那儿的情况。我坐在总督府，眺望着碧蓝的大海，当年我服役过的美国航空母舰“亚钦托”号和远处的战舰炮击高地时。我的中队掩护登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是1944年的夏天。我记得那滚滚浓烟，我们接近敌人海滩阵地进行扫射的场面。不知怎样，当时好像没有感到是在战斗，至少不像人们在海滩上感到的那样。
后来，有人谈到日本人的家族在该岛的尽头跳下悬崖自杀的事，因为有人跟他们说，美国人将把他们统统杀死。甚至在此之后，还有日本兵进入丛林，挖穴而居，尽管日本已经投降。简直无法相信，41年前在这个美丽宁静的岛上打过一场仗，而我还曾参与其中。
四天以后，我们到了北京。在那里，我看到了不同的变化。10年前，我曾出使中国，我常常怀疑中国是否会真正现代化。一些70年代穿着毛式上装的政府官员，现在已穿上三件式的西装，不坐他们的“红旗”车，而改坐“奔驰”轿车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变化。邓现在谈到台湾的口气不同于前了。他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经济和军事体制，还谈到了“一国两制”。可是有些事情则没有变化，我想永远也不会变了。邓一天仍抽好几包烟。在我们谈话的1小时20分钟里，他抽了8支烟（我数的）。
他们安排我们住在迎宾馆，住在里根总统访华时住过的同一套房子里。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举行了一次便宴—一与正式国宴相比而言，总共约有30名来宾。席间，有加奶油的蜗牛汤、裹在芝麻软饼里的北京烤鸭、牛肉、加里福尼亚酒。中国人颇能适应。李先念是东道主。他一开始就说，那天晚上是“真正友好的一晚——不发表祝酒辞了。在宴会上所有的讲话都是老一套，使人听了生厌”。我说，“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谢”。并撕掉了我的讲话稿。大家都很放松，这可能是我出席过的一次最好的正式宴会。
同10年前相比，情况不一样了，非常不一样了。当时，美国联络处才30个人。现在美国大使馆有300人，这是认识到当前和今后我国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
萨尔瓦多之行。原来的想法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劳尔·阿方辛总统的就职典礼后回国途中在萨停留一下。我告诉我国驻圣萨尔瓦多大使汤姆·皮克林，我会在那儿停一下。结果，那次停留变成几年后难忘的访问之一。
萨尔瓦多当时正试图同显然是由萨的共产主义邻国尼加拉瓜发起的游击运动作战。萨尔瓦多政府为了求得生存，需要美国的援助。可是该国的敢死队——一帮极端分子，他们在1981年谋害了罗梅罗大主教和四名美国教会妇女，然后又在同年谋害两名美国劳工顾问——正在损害我们通过国会取得支持基金的能力。
我的任务是告诉阿尔瓦罗·马加尼亚总统和萨尔瓦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将被选出来接替马加尼亚的那位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而最重要的是那些掌管萨军方的司令，如果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援助的话，那么敢死队的活动就得停止，人权应受到尊重。这一口信必须强有力地传递过去，但又要不冒犯正在为抵制马列主义在中美洲传播而战的主要盟国。
我们的到达根本不像我所见过的国事访问。到处是武器，并不是为了鸣放19响礼炮。在“空军二号”降落后，我们改乘直升机。我们被带到几英里外的一个开阔地，在这片地的边上有一些矮灌木丛。可以见到一些身穿伪装军服的军人，他们手中拿着枪，随时准备着射击，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来自左翼游击队或右翼敢死队的进攻。
我们的车队匆忙开到附近的一个地点。到处是军队。我们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几小时后又参加了一次“国宴”。“国宴”是在一间狭长的拥挤不堪的房子里举行的。该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界和军方人物都来了。当我环顾餐桌时，我便能更清楚地懂得门外显示力量的理由了。这不只是为了美国副总统。只要有一枚对准目标的火箭或一颗炸弹，该国的全部领导人就会被一扫而光。
我的祝酒辞，我想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经过那么仔细推敲的正式祝酒辞，以将美国的口信传过去。
“总统先生，”我说，“您和许多其他萨尔瓦多人在反对暴政和极端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非凡的个人勇气。”接着是另一半口信：“但是，你们的事业正在受到少数反动派的谋害暴力的破坏……这些右翼狂热分子是苏联人、古巴人、桑地诺分子和萨尔瓦多游击队最好的朋友。他们采取的每一件谋害行动都毒化着我们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却有助于外国把独裁统治强加给萨尔瓦多人民。这些胆怯的敢死队的恐怖分子像左翼恐怖分子一样，对我，对里根总统，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反感的。”
我感到，我的讲话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那种以喝采或鼓掌多少来衡量其成败的讲话。直接的反应看来不错，但我的成功与否只能由我们离开之后所发生的事来衡量了。
四年多后，萨尔瓦多仍前途未卜，但是该国已与中南美洲日益增多的民王国家一起取代了旧的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在圣萨尔瓦多度过的那紧张的七小时在这一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难以测量的。可是我知道，我在1983年12月传递了我们的口信。
贝鲁特之行。这是我进行过的或应邀作为副总统进行的一次最艰难的国外旅行。在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冲进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后，有241人炸死。所有老的词汇——悲惨的、极凶残的、毫无理智的——都无法使他们起死回生，或者阻止恐怖分子在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地方再次进行攻击。
这是1983年10月，在美国驻黎巴嫩大使被杀害七年以后，当时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我还记得我和福特总统、亨利·基辛格以及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一起在白宫的形势室内开会的情况。我们关心贝鲁特地区美国公民所受危险的程度以及是否把他们撤走。这样做可能会担些风险，我们显得对一个温和的、亲西方的政府失掉了信心。
过去七年中有任何变化吗？我在巡视海军陆战队营房遭受损失的情况以及同一些幸存者交谈时，似乎不是这样。但是世界这一地区对美国及西方是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撒手不管和一走了之。
我们把海军陆战队作为国际和平部队的一部分派到黎巴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一地区恢复和平。尽管有挫折，里根总统仍旧希望能找到某种办法来摆脱恐怖分子的暴力，不仅使黎巴嫩而且使整个中东得到稳定。
关于伊朗的倡议始于这样的想法：一个世界恐怖主义的中心有了变化。当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时，各宗派集团将会在继承他的问题上发生一场权力斗争。我们的估计是，这场斗争已经开始。一些宗派集团更倾向于这样一个政策：对美国这个“大恶魔”比对其他国家少一些敌意。
这个想法不是我们一国独有的。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其他国家已开始“伸出手去”的行动——不仅仅是以色列，而且至少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悄悄建议我们也这样做。
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伊朗就是霍梅尼，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但我们得到过这样的报告：霍梅尼死后，还有其他的伊朗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伊朗边境上的苏联部队。他们看到10万多俄国士兵占领着他们的伊斯兰邻邦——阿富汗。他们对北方的邻国怀有伊朗人传统的害怕和不信任。
对这些伊朗人来说，那个“大恶魔”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这些人决非什么“温和派”，但是培养这一派人就会使将来德黑兰发生的变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另一个抉择是无所事事，任凭必然的变化发生，抱着乐观的希望。决定还是“伸出手去”。
这是有风险的，但在世界那个不稳定的地区，任何政策上的倡议都是有风险的。有时总统们在涉及我国国家利益时不得不担些风险。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我们从靠近该地区的友好国家得到的情况，总统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当我在1987年5月初写到这里的时候，国会调查人员和一位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最后会变为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每方面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事实，所以我不愿猜测其他人在这种事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说了上面的话，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中还是有一些因素，我知道并不是明天、六个月或六年以后会变的。今年初发表的托尔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披露了其中的一些因素。其他内容是涉及未来的政府如何吸取教训，不重蹈复辙。
我先谈一下我知道些什么情况和什么时候我才知道的。
我所了解的是，我们通过以色列人，向伊朗的一派作了“伸出手去”的努力，卖过武器，人质问题好像也成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事后，记者问我，我为何不了解更多的情况。答案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负责这一行动的人都把它分割成好多方面了，像七巧板中的板块那样。直到1986年12月，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情况，当时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杜伦伯杰向我汇报了该委员会对此事的初步调查情况。
戴维告诉我的情况使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被蓄意排斥在涉及伊朗行动的细节的一些关键性会议之外。我也向我的办公室主任克雷格·富勒谈了这一感觉。这是我最初的反应，但我也只是对了一部分。不只是副总统被排斥在外，被排斥在外的还有白宫决策过程中的安全保障，首先是涉外事务中安全保障的关键——国家安全委员会。
从长远来看，“伸出手去”意味着为霍梅尼死后的伊朗成为一个中东稳定的、非破坏性的力量铺平道路。这是一个很难反对的想法。但是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向伊朗人出售价值120O万美元的陶式反坦克导弹。这又是一个难以吞下的想法，直到伊朗和其他国家总军火贸易达到80亿美元的情况下，才有人向总统提出此事。
问题是，向世界上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中的所谓“温和”派出售武器，是否与政府不同恐怖主义者打交道的政策背道而驰。但是正如总统认为的那样，“伸出手去”是单独的，不属于那个政策的范围。总统认为，我们并未把武器卖给绑架者，因此我们没有同恐怖主义者谈判。
这是一条很巧妙的界线，但是与政府内部了解总统对人质关心的人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尽管总统没有公开细谈这一问题，这已成了白宫内部压倒一切的问题。他会见人质家属，并与他们保持联系。他感到，个人和官方均有义务使美国人质返回家园。
就我而言，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同霍梅尼死后的伊朗发展一种不太敌对的关系。我也分担了总统对我们美国人质的关心。但是使我感到烦恼的是——我要表达这些担忧——美国卷入了一项重大外交政策倡议，对如何实行这一倡议却控制有限。诚然，我们在与一个忠诚的盟邦以色列一起工作，但是有时甚至连以色列人都表示，他们也弄不清伊朗反复无常的政治形势。
1986年8月，当我访问耶路撒冷时，有人要求我会见一下以色列反恐怖主义的主要专家阿米拉姆·尼尔。我去以色列是为了同那儿的领导人谈论美以全面关系。我的办公室主任克雷格·富勒接到了尼尔打来的电话，尼尔说，他要向我汇报。克雷格并不知道我们同伊朗的接触，我也真不清楚尼尔是何许人。早些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列弗·诺思提出要我见见尼尔的要求。
尼尔的官方头衔是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反恐怖主义的特别助理。但是，有些情况使我不安——不安得使我半夜起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挂了一个保密电话，弄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一要求。接线员未能联系上波因德克斯特，还是接到了诺思那儿，对这次会见，他要我放心。他说，原先这个要求是由我们访问国的东道主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自己提出来的，我这方面只不过是“听听”，听尼尔给我介绍情况。
我在大卫国王饭店我住的地方会见了尼尔，富勒在场作记录。尼尔是一个30岁出头的人，一个像奥列弗·诺思那样的一种人，看上去和说起话来的样子好像他宁愿在实地干事，也不愿坐在办公桌旁。我们的会见持续了25分钟。他详细谈了他称之为我们的伊朗倡议的‘两层意思”的背景。第一层是策略性的（“释放人质”），第二层是战略性的（与伊朗建立接触，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可有所准备”〕。我了解到，原来的想法是向伊朗那些更可能同西方友好的派别“伸出手去”。但尼尔谈的是先同一批（“温和派人士”）一起工作，然后再同另一批（“激进分子”）接触，因为后者对释放人质有更大的影响。可是，他并没有确切地讲清楚那些人是谁。因此当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仍然感到我们对这一行动缺乏控制。
尼尔提供了一些七巧板的板块，但正如托尔调查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只有少数人才能把情况拼凑起来。
譬如，我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巴德·麦克法兰于1986年5月曾秘密访问伊朗，当时由诺思中校陪同。麦克法兰之行是得到总统批准的。他坐了一架以色列空军707飞机飞往德黑兰，机上载有陶式导弹发射器。但我与总统一样，直到1986年11月才知道诺思和接替麦克法兰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程之外搞了一些其他的秘密活动。
当诺思的活动——包括可能把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资金转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事——在11月的第3周公之于世时，报界还将此事说成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奥列弗·诺恩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该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波因德克斯特手下工作。
我认识奥列弗·诺思这位海军陆战队中校还是在他搞格林纳达行动的时候。他是一位受过勋的越南战争中的老兵。他由于工作努力，能“把事干好”而受到白宫周围的人的重视。他的活动范围从中美洲的丛林一直到民众团体的午餐，并向那儿的听众讲美国的外交政策。但诺思仍然是一名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这对未来的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如果他想避免无法控制秘密行动的话。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7年成立该委员会的法律（该法也规定成立中央情报局）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宗旨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总的方面向总统提出建议……”
这已清楚得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向总统提建议，不是承担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去搞秘密活动。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一项秘密行动，但它并不打算去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从未正式在一起讨论过有关伊朗的倡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来考虑这一行动各个阶段的情况——不仅是其可能有的好处，而且还有这一行动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隐藏着的危险。
曾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的白宫工作过的布赖斯·哈洛，有一次曾谈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当时会议决定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黎巴嫩去支撑加米耶·夏蒙总统摇摇欲坠的亲西方政府。据布赖斯回忆，艾森豪威尔在听取了有关确保该行动成功的准备工作的汇报之后，转身向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福斯特，我很高兴，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我们作了一切努力。现在，请告诉我。如果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打算怎么办？
从这一例子来看，总统本人是一位敢冒很大军事风险的专家，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是提出问题——研究总统在批准一项外交行动，特别是在中东冒很大风险的行动前，他需要考虑的正反两方面意见。
里根总统在伊朗问题上从未得到那种全面建议的好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就在那儿，可是没有被利用，相反，人们越过了它。总统得到的情报和建议是支离破碎的——仅仅是七巧板的一些块板，不是全貌。
未来的总统可以从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一个经常为大家忘记的老教训是：不要寻找捷径，不要试图去阻遏这一进程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按规律办事。
第一条规律是：在拟订和执行一项秘密行动时，要不折不扣地按法律办事。
第二条规律是：决不要试图去与恐怖分子搞什么交易。
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信号，向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伊朗的倡议会引起麻烦。事实证明，乔治·舒尔茨和卡普·温伯格也对此有过很大的怀疑。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总统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计划，可能会看作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11月中事发以后，一些记者也提出了另一些问题—一不仅是问我知道些什么和什么时候我知道此事，而且提出一些我当副总统期间听得比任何其他问题要多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果我同总统意见分歧，为什么我不公开谈谈我的不同意见呢？一位副总统可以在私下说出他的不同意见，但是当政府的政策受到围攻时，同总统公开闹分歧便是那种最廉价的机会主义。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呢？事后诸葛亮是难得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论评论家，而不是留给总统自己的一班人的。要是我还盼望当总统的话，我该不该阐明乔治·布什对这一或那一问题的立场而不顾罗纳德·里根的立场呢？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一位副总统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把自己的一套安排放在总统的安排之前，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东西之上，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不配当总统的。
最后，在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余波声中，就罗纳德·里根的行政管理作风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位总统是不是太不拘小节，对他的下属是否授权太多？
每一位总统都有他自己的行政作风。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作风的楷模——密切注视着地平线上发生的事，把一些具体的事留给其他人去做。而吉米·卡特却把时间花在检查哪些人使用了白宫网球场的人名上。
因此，主要的问题不是什么行政管理作风的问题，而是总统领导的质量。回答罗纳德·里根对白宫管理的好坏如何，不在于对一个单个问题的处理作风上，而在于他上任以来其政府的全部记录。
我回想起1981年1月20日那个晴空万里、天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坐在就职典礼台上的情景。那天的天气预报有雨，可是太阳出来了，气温在（华氏）50几度。历史上第一次就职仪式在国会大厦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门前举行。首先，我作为副总统宣誓，由我的朋友波特·斯图尔德法官主持，而巴巴拉手拿着家里的圣经，然后唱赞歌《我们先辈的信念》；接着，沃伦·伯杰大法官为新总统主持宣誓。鸣礼炮21响。暂停片刻。然后罗纳德·里根讲话，他宣誓要在和平时期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复兴其经济，在国外重新赢得尊敬，在国内恢复信心——开创“一个国家复兴的时代”。
回顾以往，我们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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