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 克利夫兰
克利夫兰的斯托弗饭店坐落在公共广场，离我到德雷塞工业公司去谈我的第一个工作的地方不远。在去饭店的路上，我指给皮特·蒂里看那幢灰色的老楼房。他闷闷不乐地点了一下头；皮特作为带星号的总统候选人的新闻秘书，脑子里考虑着其他事情。
“在你的记者招待会上别期望有群众场面，”他看着车窗外冷落的商业区街道告诫说。“我们在像这样的日于里，能有一个特约记者到会就是幸运的了。”
那天是星期日，下着蒙蒙细雨。巴尔的摩城和匹兹堡两队在一个电视频道上播放着一个“世界系列”比赛，与此同时，克利夫兰的布朗队比赛在另一个电视频道上播放着。
问：既然是那种竞争法，我们为什么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呢？
答：因为总统候选人上城里来时，即使是下雨的星期天，预计也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
紧接着问：离总统大选还有1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全天进行竞选活动呢？
答：因为带星号的侯选人要么及早开始干，要么就根本不干。“职务找人”的老概念再也不适用了。没有真正的总统“选拔”运动、没有“黑马”候选人能够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最后时刻获得大胜。
我们刚刚乘坐一架小飞机从得梅因忍受了一趟时间长而又颠簸的飞行。在霍普金斯国际机场没有什么委员会来迎接我们。在我们进城的路上没有夹道欢迎的群众。没有乐队奏乐，没有放出气球。当我们到达饭店时，我们的预先登记卡还放错了地方。
“乔治·布什，”那位联络人员再一次向登记台上的年轻妇女说。“他来这里是要在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人会议上讲话的。”
“布什？”
“布——什。
“我不信……哦，是的，在这里。布什一行人。布什大使、贝茨先生、蒂里先生。弄乱了，很抱歉，布什先生。”
“我是蒂里，”皮特答道。
“喔，蒂里先生，欢迎到克利夫兰来。”
欢迎总统政治本身是真心实意的，尊敬的。
几个月来，皮特、戴维·贝茨和我一直在飞行，从休斯敦飞往衣阿华，再从衣阿华飞到新罕布什尔，为了换洗衣物又飞回休斯敦，然后回到衣阿华，九九归原。
皮特30多岁，在参加我们的竞选运动之前，通过处理两位美国参议员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新闻界的关系已是一位早熟老练机灵的新闻专家。他又是一位能从我的竞选运动中把有意义的短语写成文字编入《萨费尔政治词典》的语言专家。
戴维是我旅行中的主要助手，他是休斯敦的年轻律师，举止稳重，并且有把紧急问题与不太紧急的问题分开的能力。年终前，我们在329天之内行程达25万英里，经历了不止850次政治活动。全国代表大会前参加一州一州的预选和党的干部会议，将使活动的次数再增加：冬至期间有新英格兰、东南部和中西部；早春有宾夕法尼亚和得克萨斯；而当冰雪解冻和夏季将至之际，有俄亥俄、新泽西和美国西部。
到了6月份，根据新的规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要作出决定。这要有足够的代表支持，全国党代表大会上的实际投票就只是走个形式了。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为了总统提名而进行一场真正的搏斗以来，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可追溯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与塔夫脱的竞争。而自1960年肯尼迪与约翰逊的竞争以来，民主党人还没有再出现过那样的竞争。
但6月份之前仍有好多路程要走，还有许多活动要进行。偶尔我们会走访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我们的全国运动办事处。它是房租低廉的区域总部，波托马克河另一边则是房租昂贵地区的候选人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在别的场合，竞选总管吉姆·贝克和计划主任玛格丽特·塔特怀勒会向我建议在衣阿华或新罕布什尔以外的某州举行一次演讲会或者物色一位基金筹集人。玛格丽特是伯明翰人，是个说话温柔、南方口音很重、20多岁的女子。她在一天里能在任何地方提出5至15项活动可供选择，并且都可作出介绍。如密执安州的“扶轮国际”会议、佛罗里达州的草莓节、新英格兰州的党代会……美国总统政治活动的全部景象。
但是在这些早期竞选的日子里，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到后来总是走向衣阿华州，然后是新罕布什尔州。
衣阿华州的党的干部会议，在1976年吉来·卡特使之成为报上头版头条新闻之前，一直是美国保密最好的政治秘密。对民众来说，总统竞选运动传统上总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的（而对一些候选人来说是结束）。但是正当卡特的反对者在新罕布什尔集中他们的时间和财力的时候，卡特在衣阿华州却取得了早期胜利，这使他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有活力的候选人。
不管历史对卡特当选总统怎么说，他对总统竞选运动的新动态理解得比别人要快些。1976年卡特证明了旧的政治机构——州和地方的统治集团及机器——再也不能控制总统提名的程序了。在此之前，1972年麦戈文在民主党内曾组织基层群众运动击败迈阿密海滩全国会议上最受欢迎的一些人。然而，麦戈文一直是个全国有名的人物。卡特表明，只要他了解新规定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即使一个很不知名的候选人也能被提名。
新规定是，提名并非由控制大批代表的政党领导人在全国大会上纵横捭阖而作出的，而是在实地斗争中赢得的，要在预选、党的干部会议以及州代表会议上竞选代表。根据旧体制，政党领导人是以传话的方式提出候选人的。新规则则是由新闻媒介传出意向。饭店里进行密商的房间已被弧光灯照亮的房间代替了。
有些以为自己懂得新规则的候选人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即要想让自己的情况传递给代表们，唯一的办法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介的注意。选民们和专职政治总管们称这种做法是“批发”候选人——即企图通过重要新闻活动把情况传递给广大听众。但是全国新闻媒介的暴露只是新动力的一部分——对一个带星号的候选人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至少在1980年竞选运动的初期不是如此。吉姆·贝克在竞选运动初期就对《新闻周刊》的一位撰稿人解释过，他每天如何接到支持者打来的电话，抱怨我没有利用全国新闻媒介的机会。他们说一个不知名的候选人应该在主要新闻市场上多花些时间，在晚间新闻里亮相。“我辩解说，这不是像布什这样的人能获得提名的那种办法，”吉姆说道。“当你竞选总统的时候，为了处理好知名度问题，你必须及早赢得这一点——就像吉米·卡特做过的那样——站在纽约华道夫一阿斯托里亚饭店的走廊里进行游说是不能取得早期知名度的。”
及早获胜意味着在衣阿华州获胜。这也不能站在得梅因堡饭店的走廊里通过游说来取胜。它意味着竞选运动的时间很长：从早晨6点钟或更早一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或更晚一点，单独会见和小批会见。另外要做些小事情，如按时间表停留、准时办事以及不管事情怎么小也要遵守诺言。1980年竞选运动中我喜欢的许多报道之一是，我在衣阿华州埃克塞特如何最后赢得一位小学教师的一票。“听罢布什的讲话，我并没有受感染，”她告诉一位记者。“他答应要在7点钟到那儿，并在7点3O分讲话——果然他做到了！”
我们并非忽视在衣阿华州举行群众大会。而情况正如我们30岁的竞选主任里奇·邦德关于制定程序所说的那样，“州委会每星期送来一份共和党日程表，我们查对每项活动，打电话告诉当地主席说，‘我们会到那里去。’”
我过去和现在感到，在一场政治运动中，什么也敌不过个人面对面的接触——不仅仅要和人们谈和谈他们，还要倾听他们要说什么。
那就是我们在衣阿华州的竞选计划：早早开始，挨个地进行活动，在工作上胜过反对派。这在华盛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年多来“零售”的竞选活动已开始产生效果。就在我们离开得梅因去克利夫兰之前不久，在衣阿华州共和党人的一次集会上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投票。我领先。仅仅靠这一点，那次测验投票是不会被全国新闻界或反对党认真对待的。他们把那次调查当作偶然的不科学的调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给一笔抹掉了——而对我们来说那倒是不错的，因为在一个州举行预选或党的干部会议的竞选战略的头一条原则是麦卡锡的“最低期望法则”。
在1968年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期间，当吉恩·麦卡锡在反对约翰逊总统方面做得比预期还好时，约翰逊确实领先，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新闻界说结果是麦卡锡取得了胜利。这一切说明，我要在衣阿华州“取胜”，必须做得比新闻媒介规划得还要好。当时我正在竞选中争取领先，不过即使我已接近第二位——正处于霍华德·贝克、约翰·康纳利及鲍勃·多尔这些较有名的侯选人之前——也会由于我是里根争取提名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使我被甩到一边去。
衣阿华州曾经是1976年民主党竞选运动令人诧异的地方。我们的竞选计划就是要使这个州成为1980年共和党竞选运动令人诧异的地方。
光靠金钱不能获得现代竞选运动的胜利；假如能够的话，纳尔逊·洛克菲勒在1964牛和19684早就被选上了，而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共和党提名中也可能获胜——或至少比他实际在竞选中所做的更强有力些。但是在现代竞选运动具有马拉松性质的条件下，一个候选人投入总统竞选而没有财政后盾，那他面临的不利形势是不可克服的。
运动结束后，我在衣阿华州竞选花掉462388美元，在新罕布什尔花掉264857美元。而这仅仅是竞选总统高额费用的开端而已。
资助赢得总统竞选的关键不光是筹款，而是要懂得何时何地和如何花钱。在理论上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实践中一场政治运动是像一个联邦政府机构：除非去控制它，否则它就会照财政特有的活动方式运行。大部分竞选组织容易变得头重脚轻，上层臃肿，充满专业工作人员。上层机构越是臃肿，有权花钱的人也就越多，而由于上面没有强有力的指导，就更加大手大脚起来。我听到过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总统候选人由于竞选费用失控而负债累累。布什的竞选总统组织紧紧地——确实紧紧地——掌握竞选活动的预算。
在整个1978年和1979年，我与吉姆·贝克和我的主要全国基金筹集人鲍勃·磨斯巴兹以及弗雷德·布什（不是亲戚，只是像鲍勃一样是老朋友）举行过无数次艰难的会议。在与我们的依阿华州竞选领导人乔治·维特格拉夫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休·格雷格商量之后，在通过早期竞选方面我们对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估计。我说“通过”的意思是，要么痛痛快快地战而胜之，要么把竞选运动搞得足以存在下去。
如果乔治·布什在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后依然是个带星号的侯选人，对未来如何并不抱什么幻想。在政治运动中首先作出贡献的是亲友们和真正相信候选人的人。在这以后，运动要进行得足以吸引这样的捐助者，他们对候选人的真诚和热情由于有一种与胜利者在一起的愿望而经受得住考验。
1980年共和党总统竞选将在领先者罗纳德·里根和另外一个在早期阶段做得不错的候选人之间展开争夺。假如我在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赢了或者居于第二位，钱就会来了；如果我未能超出新闻界的最低期望，我就要结算我的竞选帐目并在看台上坐下来当一名旁观者。
克利夫兰原先计划10月15日星期一晚上在一个私人家里作为筹集资金的接待站。那个月的飞机票已订妥了，中途只有一次在休斯敦停留24）小时。大概那天是14号——阴天，星期日，我正在斯托弗饭店打开我的行李包。
但是在13号那天，吉姆·贝克从得梅因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还有一个活动项目要填入计划。我突然被邀请在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联合会克利夫兰分会上发表讲话。经验告诉我，接到紧急邀请在黑领晚宴上去讲话就意味着那一团体的原讲话人因故而不得不取消了。我究竟是代替谁呢？是亨利或者兹比格？这无关紧要。这是给拥有12O0名社团领袖的有声望的听众传送外交政策信息的一个绝好机会。
我在家乡休整一天太浪费时间了。但正如吉姆指出的，在饭店多住一夜有什么不好？
有个故事说，埃德·马斯基有一次在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由于日程安排太多就对他的工作人员大发雷霆。后来，他变得面如猪肝，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马克·希尔德在马斯基桌子另一边弯下身子说：“参议员，我知道这是个很棘手的运动，但请记住，我们都是站在你一边的人。”
小飞机在空中上下颠簸地穿过好几英中的中秋气流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一路上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吉姆·贝克是站在我一边的人之一。
皮特·蒂里太悲观。我的记者招待会吸引了不止一位特约记者。我们有两个地方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三个文字记者。但那个会仍旧开得令人失望。
我希望就外交政策提出问题，因为那是我即将演讲的主题。但是有两件事是例外的——其一是有关钢铁的进口问题，其二是有关中央情报局的问题——与会的记者想要知道的却是总统竞选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里根能否在首轮投票中取胜？肯尼迪与卡特竞选将如何？
这就是约四年前吉米·卡特抱怨过的新闻竞争合并症。当时卡特说，看来他的巡回记者唯一感兴趣的东西是竞争的策略部分——谁领先，谁落后。他就经济状况发表了演说，但后来人们问起的却只是投票结果，而这与他的讲话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当他回答那个问题时，新闻媒介便大事渲染他的回答，而不理睬他的讲演；然后，伤害之外再加以侮辱，报纸社论还要嘲弄他在演说中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吉米·卡特同我在政治上一致的地方并不很多，但那件事是一致当中的一个。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认识到回答有关竞选运动的程序问题能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实质性问题。但最糟的是，在还没有最后理解之前，我已去解答问题，我告诉在衣阿华的听众和记者说，我的竞选运动愈来愈有了势头。这就产生了两个在运动期间引人注意而后来反而用来嘲弄我的词汇之一。“巫术经济”一词是彼特·蒂里想出来的，但我得责怪我自己借用“星期一晚上足球”节目中唐·梅雷迪思的词汇“大势头”作为我心目中运动势头的代词。
可是至10月中旬星期日，“大势头”仍然尚未波及克利夫兰市区。在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在参加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人联合会晚餐会之前先回我的房间休息了几个小时。这种活动前的小休定为“停工期”，这完全符合我的心境。我给巴巴拉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们已平安到达克利夫兰，并且告诉她来自衣阿华州有关民意测验的好消息。她从我的嗓音中便知道我是很劳累的。路上一连行程两个星期和将近半年的艰苦竞选活动之后，我竟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把饭店里的一个房间开始看成另一个房间。
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一个候选人会经历情绪有起有落的周期，甚至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也是这样。不仅投票有这种情况，自己也是这样。有时候这些周期只持续几小时，在别的时间，有时则持续好几天。有的时候一觉醒来或者熬过30分钟便过去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拖下去，影响候选人发表演讲、接受电视采访和全面看待运动。
他或许对需要全力参加运动开始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像我给巴巴拉打完电话后有过的那样——自问在星期天下午，我满可以在家里，干嘛要在这里呀？或者他也许甚至会问起最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次竞选呀？
在1980年竞选运动初期，罗杰·马德在电视采访中问特德·肯尼迪“你为什么要当总统？”肯尼迪听了甚感意外。肯尼迪没有及时地给予清楚而有力的回答是个过错；但是任何老老实实的总统候选人都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罗杰·马德突然问我那种问题，我会怎么说呢。
即兴的和完全适合于30至6O秒钟电视时间范围的简明快速的回答是有的。1960年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解释说，如果你从事政治，那是由于你要做到某种事情，而如果你要做成某种大事的话，白宫就是你采取行动之所在。休伯特·汉弗莱说，他竞选总统是同他过去做任何其它事情一样的原因，因为它是“我份内的事”。也许特迪·罗斯福告诉过马德，他是一个负有使命去拯救美国灵魂的人，而白宫是个“盛气凌人的布道坛”（虽然据一位当代专栏作家说，他的堂弟富兰克林本来没有能力回答那个问题，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仅仅是一位“没有担任那项重要职务的资格却非常想成为总统的老好人”——这表明在选举年里有失误的并非仅仅是侯选人）。
吉米·卡特说，他成为佐治亚州州长之后曾有一次机会见到一些国家领导人——尼克松、福特、特德·肯尼迪、汉弗莱——而他的结论却是，“我没有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他们就一定能作出吗？”
1977年我返回休斯敦之后，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于是我决定过一段隐居的生活。到那时为止，我已在政府工作10多年了。我在接近行动中心的一些地方——国会、联合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我了解了两届政府期间白宫内部的工作情况并且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运转白宫的概念——至少如果我有机会的话，知道将如何运转它。
观察一下1980年提到的总统候选人，我看得出他们的资格条件并不比我好，而他们在政府和商业方面工作的经验也没有我的经验那么广泛。
我还看出另外的情况。吉米·卡特已开始愈来愈像一位只能当一任的总统。1976年他提出的口号是“为什么不要最好的呢？”他竞选的主题是美国人民理应得到比目前他们在华盛顿得到的领导还要好的领导。
但是作为候选人的卡特答应过的事情，作为总统的卡特却没有履行诺言。在任期快满的时候，他把他的政府遭到失败归罪于国家。1979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把国家存在的问题——两位数字通货膨胀、高利率、失业、经济停滞——最后归之于他所谓的一个全国性的“信任危机”和“精神不适”。
这就是一位美国总统所说的难以置信的一番话。在休斯敦收听到这个讲话后，我比过去任何时侯都更加确信，卡特和民主党都不能解决国家在8O年代所面临的问题——白宫需要有新鲜血液，需要有个相信现存社会制度并信任人民的人。
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法定年龄的一代人具有那种信任。国家的情况虽然不好，但我们一刻也没有怀疑过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首先是我们的国家精神——将支持我们克服困难并获得成功。不管你是否赞成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纲领，那是30年代和40年代他领导的才华。而在50年代里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才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艾克两位作为总统都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信任人民；他们对祖国的未来是乐观的，在战争年代里及和平时期，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富有感染力。
对我说来，这就是30年代、50年代或8O年代总统领导的本质。美国需要椭圆形办公章里有一位能使人民重新信任我们制度的人，需要一个能使国家精神重新发扬的领导者。
到1979年5月1日——我宣布侯选人资格的日子——如果罗杰·马德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回答将是：第一，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像罗斯福或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人参加竞选；第二，因为我们需要比卡特所说的最好领导还要好得多的领导来解决我们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末了，因为我相信以我在政府和商界工作的经验以及我的人生观和气质，我是现在最有资格在80年代领导美国的候选人。
我10月中旬的竞选运动在全克利夫兰展开，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人联合会的晚宴和星期一晚上基金筹集者的事，而且由于个人的原因。我在俄亥俄州有亲戚。巴巴拉的父亲马文·皮尔斯和我的父亲都是在俄亥俄州出生的。祖父萨姆·布什甚至还曾积极参加州的党务活动。他虽然知道入错了党——是民主党党员——但个人关系还是在该党
与过去有那种联系的另一个州是缅因州，共和党的州代表大会订于11月2日星期六在该州的波特兰召开。霍华德·贝克打算用轰动的新闻赢得与会代表的投票，就此开始他自己的总统竞选活动。不单是贝克的工作人员在缅因州活动。约翰·康纳利的私人侦探也在那里很活跃。
缅因州共和党主持的会只举行一次非正式投票，而且我只获得不佳的第四位——在贝克、里根和康纳利之后——这从三个方面来说是坏消息：首先，可能确立贝克是里根首要挑战者的地位。而这正是我在衣阿华争取的目标；第二，既然带星号的候选人是靠政治优势为生的，这件事可能在衣阿华引起反响，影响我们志愿助选工作者的士气（对基金捐助者的影响就更不用提了）；第三，因为我的家庭与缅因州有关系。虽然得克萨斯是我的家所在地，而且已有30多年了，但是我在沃克角曾度过少年时代的一些美好的日子，当时母亲还住在那里，每年夏天我一家人都要去那里探望。
我们在缅因州着手组织工作较晚，因此在非正式投票中，看来我不太可能领先。贝克似乎控制了局面。但是为布什竞选总统的志愿人员从附近的高等院校走向波特兰，在会外的街道上和公共场所做工作。他们会积极地做到其他候选人在严密组织下已经做到的事。
当我星期六上午到达波特兰时，我们在新英格兰的竞选活动负责人之—罗恩·考夫曼向我提供了新的形势发展情况。贝克的支持者控制了大会议程。很明显，他们已经向霍华德作了个乐观的汇报，报去他在800名代表中的实力。他对测验投票的结果非常自信，邀请了满满一飞机的华盛顿政论记者和电视记者与他同机去波特兰。星期六是报纸出版较晚的日子，这意味着对大会将会有大量的报道。
考夫曼的第二个新闻节目是贝克将是投票前的最后发言者。会议的计划者们还安排了每个候选人要亮相，新闻界称之为“选美会”。在投票前我们都得向代表们发表讲演——霍华德最后讲。
最末一项是，由于贝克和康纳利的竞选活动组织得较好，我做出值得赞许的表现——居第三位是我们最好的愿望——其机会就要看我在会上的亮相如何了。
在轮到我到讲台上之前我在后台等着，我又看了一遍我的主旨讲话稿。每个总统候选人都要写成一篇基本的主旨讲话稿，他得在运动中构思和润饰。它是一篇内容广泛的文章，概述了他的竞选主题，对问题的立场和争取得到支持的呼吁。
在最近的美国政治历史上最有名的主旨演说是罗纳德·里根的演说。这篇演说最初是在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运动期间向全国电视听众发表的。他的演说经历了1964年到198O年之间几个政治周期，但其中心主题——美国是“地球上人类最后的最佳希望”和美国人已经到了“对个人自由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之间作出选择的时代”——并没有变。
里根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我的风格是不尽相同的，要根据我是按书面讲稿讲话还是即席讲话的不同而不同。演说稿的起草人自然想让候选人照本宣读，但回顾我在得克萨斯州进行竞选的日子，我总是按总提纲讲，顺应听众和场合来讲，我觉得这样更轻松自在些。
在波特兰的那天似有召开大会的气氛。在场内800位代表的两侧及后面都坐满了旁听者，而尽管其它区域没有组织起来，但由于有慷慨激昂的学生给予支持，布什竞选活动在那些坐在露天座位上的与会者当中有很好的反应。在我发表演说时，我感到我们的年轻支持者自发的热情对代表们发生了影响。
演说谈到了国家的领导问题和卡特政府的失败——国内经济失控和外交政策方向不明和重点不清。我抨击了看来使民主党和卡特的白宫苦恼的越南战争后内疚综合症，结果出现了一种我发现在整个竞选活动中很有效的说法——我“听到人们替美国辩解是感到厌倦的”。
我的主题不是独创的主题——那天露面的候选人都列述了卡特白宫的失败。但意识到要获得代表们的同意还需要作特别的努力，我就以站在树桩上演说的风格发表我的演说，似乎是向露天群众大会的听众演讲而不是向室内的听众演讲。
当我讲完时，激起一阵欢呼——虽然很难说布什的听众队伍里有多少人欢呼和代表们那儿有多少人欢呼。我离开讲台时的确注意到有些代表站起来鼓掌——这是我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票数达到体面的第三名的一个满有希望的信号。
霍华德·贝克把节目单卷在手里，跟着我走到讲台上。接着是投票和计算票数。以真正选美赛的方式，按照票数从少到多的次序宣布结果。
在宣布获得第六、第五和第四名候选人的名字以后，便宣布康纳利为第三名。当宣布贝克获第二名时——这意味着我名列第———支持布什的与会者在大会上放肆起来。
我真幸运，那位全国的领先者——居第四位——没有到波特兰来。当时他听从他的主要战略家约翰·西尔斯的劝告，避免与任何其他候选人一起露面。否则，如果他出头露面并发表了演说，第二天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可能是里根在纽因大会上大胜，而不是布什在缅因所向披靡。
看来局面已逐渐变得一目了然了。我们甚至得到对手们的帮助。由于霍华德无意中使我的竞选在报上得到大量的报道，甚至乔治·盖洛普也很快得承认乔治·布什已经走出带星号的阶段。
1979年5月1日我投入总统竞选时，华盛顿的两位主要政治预言家杰克·杰蒙德和朱尔斯·威特科弗写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至少我没忘。杰蒙德·威特科弗在《华盛顿明星报》的头版上写道：乔治·布什的总统竞选运动在尚未公布之前就达到高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杰克和朱尔斯错了，是经过八个月时间。我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是在1980年1月ZI日晚上衣阿华选区举行党的干部会议时达到高峰的。当投票时，很清楚，我们州的组织和志愿人员已经赢得大胜。短短七个星期前，得梅因州的《纪事与论坛报》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里根获5O%，布什居第二位，获14%。但是当计算党的干部会议上的票数时，我居首位，赢得Z000选票多一点，占总票数的31．5%，而里根只占29．4%。
因此最后我们两个候选人投入竞争，把贝克、康纳利、多尔、菲尔·克兰和约翰·安德森远远抛在后面。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第二天上午，广播网作了一轮新闻节目之后，我飞往新罕布什尔，一架满载全国新闻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的飞机也跟随而去。
一个刊物说了轻率的话，《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有奉承味道的评价：一种“汗水和精明的结合”使我“有很大的可能”“为共和党方面在今年完成吉米·卡特在1976年为民主党所做的事情——成功地利用协调得很好的个人组织和令人敬畏的欲望，把现实竞选运动引向为他的党的总统提名进行长征”
衣阿华选举之后，投票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月13日衣阿华选举以前，据全国对已登记注册的共和党人进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调查报告，里根占45%，布什占6%。11天后，里根的领先地位缩减到33—27％。
在华盛顿，政治专家之间的意见也有个明显的反复无常的变化。大部分权威评论家突然觉得里根像是个失败者。其中的一位，里查德·里夫斯，在报纸一专栏里反映了这样的看法：他看出吉米·卡特对我在衣阿华州的取胜感到遗憾，因为卡特“失去了他所喜欢的共和党对手”。
“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卡特先生容易击败的人，”里夫斯写道。“总统的民意测验表明，他除了保守的共和党人外，正在夺走里根的一切。
候选人与投票人应该如何严肃对待政治投票和权威评论，是有教训的。吉米·卡特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取得教训，但是在新罕布什尔冷酷的政治旋涡中，大概我会先取得教训。
关于衣阿华的好消息是，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变成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竞选，这正好符合我们竞选计划的要求；对我来说，不好的消息是，另一个候选人是新的候选人罗纳德·里根。
里根没有变，但是他对竞选运动的态度变了。这位州长按照约翰·西尔斯的领先战略使自己避开其他候选人，几乎没有在衣阿华进行竞选活动。但当那个战略不灵时，里根便来到新罕布什尔进行竞选活动，仿佛他是属于劣势的一方。
当然，他不是处于劣势。在新闻界热心报道我在衣阿华的成功下面，政治现实是里根无需去搞运动就赢得党的干部小组的两个百分点。现在他正在牢固的新罕布什尔基地上全力以赴搞竞选，这个基地是他1976年与福特总统进行角逐时建立的。
由于我认为我已有了“势头”，我也犯了错误，忽视了新罕布什尔在总统预选中有发生意外和失误的传统。这里为25岁以下热心于政治的人提供一点简要的历史：
1964年：共和党的竞选领先者巴里·戈德华特意外地被当时仍任驻西贡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所击败。
1968年：乔治·罗姆尼在新罕布什尔解释他为什么改变对越南战争的立场，他说首先他是被“洗了脑子”而支持战争的。
1972年：民主党的竞选领先者埃德·马斯基对出版商威廉·洛布在社论中的攻击反应过度在洛布的《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社前面的雪地上流了泪。
然后到了1980年。对一直关注新罕布什尔预选中发生的事件的热心于政治的老老少少来说，那年2月23日星期六晚上里根与布什在纳休阿中学进行辩论之前有一件最令人难忘的事，而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格林先生，这次麦克风费用由我来付”。
《纳休阿电讯报》的编辑乔恩·布林（不是格林）是计划在学校举行的里根与布什两位候选人辩论会的主持人。念错他的名字是我对手的过错，可是正如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道所说的，这是罗纳德，里根那天晚上犯的唯一错误。
我在衣阿华的投票中掀起高潮之后，安排两个候选人进行一次辩论是里根的竞选工作人员出的主意。他们去找我在新罕布什尔的竞选运动主席、原州长休·格雷格。他喜欢这个主意，我也喜欢。这证实了我是里根赢得总统提名的主要挑战者。
休·格雷格把安排里根与布什辩论的想法告诉了《纳休阿电讯报》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同意举办这一活动并定于2月23日举行。与此同时，以所有的候选人都参加辩论为特色的辩论会也已经由妇女选民联盟作了计划，将安排在曼彻斯特和新罕布什尔举行。
由妇女选民联盟主持的辩论会于2月20日举行。就像由三位或更多些候选人参加的大部分辩论会一样，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阐明对问题的任何新的见解。我离开会场时感到我既没有帮助别人，也没有使自己受损害；但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可能约翰·安德森除外。
那是在衣阿华，约翰·安德森标榜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具有“新思想”的共和党人。他在政治上从右转到左以后，成了部分新闻界的宠儿。我听过他在那些辩论会上的讲话，有两个问题掠过我的脑海：第一，我在国会里认识的保守的约翰·安德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他除了建议对每一加仑汽油征收50美分税款之外，还谈了什么“新思想”呢？
沃尔特·蒙代尔曾问1984年具有“新思想”的候选人加里·哈特，“牛肉在哪儿呢？”从那以后四年已过去了。而如果那些商品化的电视节目是在1980年播出的话，那话满可以应用到安德森的竞选运动中。总之，约翰在参加共和党预选的选民中看来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是在像曼彻斯特辩论会那样的新闻界活动中，他跟“都丽丝伯瑞”漫画里的候选人一样，设法借助外界的支持才保住了他的地位。
曼彻斯特辩论会之后，我在每日的竞选时间表中开始抽空为我在纳休阿与里根摊牌作准备。但那时事情已开始变得复杂了。
首先，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政治运动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作出裁决，报社不能主办里根与布什的辩论会。所有其他候选人也必须包括在内。当时里根阵营坚持两个候选人进行辩论的方案并同意负担这一活动的费用。因此，摊牌将按计划于星期六
晚上在纳休阿中学举行。
可是星期六下午，彼特·蒂里开始听到谣言，说其他候选人打算出席在中学开的会，他们不是到台上辩论，就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是约翰·西尔斯，”彼特说道。“他一直到处跑，试图叫他们参加进来。”
我不明白。原来是西尔斯和里根的其他顾问们一道来了，他们原先是想排除其他候选人的。“那就是《电讯报》同意主办的辩论会，”我告诉彼特。“我们现在不能改变这些规定。”
“我只报道我听到的事情，”彼特道。“今晚我们到了那儿，将会发生什么事就难说了。”
事情正如彼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其他候选人——鲍勃·多尔、霍华德·贝克、约翰·安德森、菲尔·克兰——都来了。他们的突然出现开始引起一连串的政治反应。
我们到达中学并走到我们租用的房间后不久，事情便开始发生了。吉姆·贝克和我正在谈论其他候选人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约翰·西尔斯从旁边走过来对我们说，他认为把辩论会向每个人开放可能是个好主意。吉姆说他不赞赏西尔斯的主意。我的主要随从参谋之一戴维·基恩同意贝克的意见。听众出动是为了看里根与布什的辩论，而不是看曼彻斯特式的辩论会再次出现。我的主张是，既然《电讯报》作出了基本规定，我们就不要去改变这些规定。
西尔斯走了。辩论会调解人乔恩·布林正在走廊里告诉记者们，他的报社已计划安排两个候选人辩论，并且不会因受到压力而把它开放。当我们踏上讲台的台阶时他的想法是：第一个走上去的是布林，然后是我，而后里根，接着是多尔、贝克、安德森以及克兰也跟着上来。
突然听众中传来要求让其他候选人参加辩论的喊叫声。但乔恩·布林坚持不变。当里根开始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布林打断了他的话并叫扩音机位术员“关掉里根的麦克风”。这是说错话，看错人了。如果布林忘了里根同意负担辩论会的费用，里根可没有忘。他脱口而说，“格林先生，这个麦克风的费用我已付。”这话使接踵而来的事都无关紧要了——包括其他人最后让步并离开讲台后我们两个候选人的辩论。。
事件发生后，政治舆论一致认为我犯了一大过错，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我当时觉得我的处境是不错的——一辩论会的规定已经决定了，而且我也打算遵守这些规定。但是那天晚上我得到的教训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不知道的话——政治运动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把其他候选人排除在外，在群众看来是不公正的。后来我认识到，如果当时我告诉乔恩·布林说：让其他候选人拿椅子上来参加辩论，如果对里根州长方便的话，那对我也是方便的，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好些。
而如果我那样做了，难道新罕布什尔预选的结果会变得不同吗？看来不会。从投票后我们得到的数字来看，罗纳德·里根甚至在纳休阿事件发生之前就在向很大的胜利迈进了。
在2月26日新罕布什尔预选中里根得50%选票，我居第二得23%。其他竞选者落后。我们终于有了我们所期望的两个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机会，但当里根的乐队车驶过南区和中西区的预选大会时，新闻界认为这次竞选结果已不出所料：里根已把共和党总统提名紧握在手。
为什么我还在竞选呢？我真是要竞选副总统吗？
这个问题几乎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要提出来。政治谣言说，我只不过是作作竞选总统的姿态，利用竞选活动作为争取在候选人名单上居于第二位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否则一个候选人为什么还要在没有希望的事业上坚持下去呢？
我不仅对新闻界而且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回答是，因为那个事业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没有希望。我们花钱很注意，甚至经新罕布什尔竞选之后我们仍然还有3OO万美元左右的竞选活动基金。把我们的基金集中花在几个关键性的州上，我们顺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就可期望取得像在衣阿华那样的突破。多根阵营犯策略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我们可能做出另一个使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竞选用的飞机上，肯尼·罗杰写的歌曲《赌徒》通过我们的扩音系统进行传播，当他唱到“你得懂得何时拿在手巾，何时收起来”，我们便一起跟着唱起来。为了向持怀疑态度的新闻界强调我们仍在坚持，我借用了华盛顿“子弹”队1979年在全国棒球协会锦标赛中唱过的一句：“直到胖小姐出来唱歌，歌剧才结束。”
那不光是为了新闻界报道或使我的工作人员（或我自己〕的士气不至于低落，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人——新闻界、工作人员或好意而悲观的朋友——问起我为什么不“现实”一点地看待这次竞选，我的回答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不一定要受到新闻界或选举票数的支配。我们在1979年投人衣阿华的竞选运动时曾是不现实的；就那件事而言，在一些专家们的眼里，甚至里根参加竞选也不是“现实主义”。在1976年的总统提名败给福特总统之后，他们就差一点把他一笔勾销。
我过去是——现在仍是——乐观主义者，确信不管形势表面上看来怎么不好，好事情是可以出现的。这是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如果乐观主义能鼓舞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度过黑暗的时刻，我认识到这种精神也可以导致一个总统候选人面临一些问题——不是策略上的而是形象方面的问题。
我的乐观主义主要指热情，宣传“大势头”和美国要“在80年代兴起”。好心的朋友也在那方面努力劝告我。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预科生”的空话，它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是，我的竞选运动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一日我失去势头，我就会失去一切。
到新罕布什尔之后，对我的批评达到我竞选期间最严厉的程度：说我未能阐明对“未来的看法”。
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我对美国未来的观点——我要领导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从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在几十次讲话和论文中已阐明了。
这一观点过去是（现在也是）由我的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美国是全世界希望的灯塔，是全世界人民自由、正义和机会的灯塔。
在国外，尊重我们对朋友和盟国的义务和用通过实力保障和平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利益——用约翰·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的话说，我们足够强大，所以我们“绝不是由于害怕而去谈判”，而是“从来不怕去谈判”。
就国内来讲，即在解决问题时，要把政府看成是最后的、而不是最先的依靠力量。我相信，就像杰斐逊和林肯所相信的那样，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人民做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政洽和社会自由是同经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总统的适当作用是制订国内和社会发展日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不仅仅是产品而且还有思想——来改进美国生活质量。
以上所述一点也不意味着——像一些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他们才具有国家在社会及经济方面的不利处境所需要的“同情”和“敏感”。相反，我在1980年竞选期间每次国内政策演说的中心主题——和我当众议员时的记录——都反映了我个人相信这样一种思想，即每个人都应有公平的机会来发挥上帝赋予他或她的潜力。
我的“看法”——在我作为一个候选人时所讲过的话中和在近20年公众生活中所作过的事情上都有反映；但是不知怎么，有关竞选的一些竞争方面连同那些问题一道在新闻报道中无影无踪了。
这个问题不是1980年竞选时开始发生的。在1976年，新闻界最关注的问题不是福特总统的全部外交政策记录或吉米·卡特对核扩散问题的立场，而是福特在推测波兰问题的辩论中的”失误”和卡特会见《花花公子》编辑时说的“心中有淫欲”。
我记得1976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我在看“60分钟”电视节目的一个片断，当时卡特的公共关系及广告员杰拉尔德·拉夫松说明他如何处理他的候选人因没有讨论问题而一再遭到的指责。拉夫松争辩说，其实在卡特的每次演讲和每个电视小节目中都包含一个或更多的论题，可是意思没有被人们听明白。他说他的解决办法是重新播放他的电视节目，把话录人广播员的话音中，作为卡特评论“吉米·卡特就……问题讲话”的序言——不管小节目定什么题目。
或许那就是我对1980年“看法”问题的做法——在我的每篇公开讲话里灌入“我对未来的看法是……”作为序言，然后说明我一贯说明的见解。或者也许我就该宣称自己是具有“新思想”的候选人，就像那年约翰·安德森及四年后加里·哈特所做的那样。
然而，对那种做法的难处是——现在也像198O年一样——我对于为修辞而修辞的做法感到不快。
对未来的看法？对世界现状或他（她）认为应该有的现状没有全面看法的人，或者关于国家在今后年代里所应采取的方针没有深刻信念的人，为什么要参加美国总统的竞选呢？
新思想？又一个玩弄辞藻手段。这个词能把人引人歧途的是，应用它的候选人仿佛发现了一种包治国家所有问题的成药——不是新思想而是新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过去50年的经验给人什么教导的话，那就是关于如何制订连贯的外交政策或如何发展经济的一种“新思想”，并不是只因为它是新的才好。
在我决定参加竞选总统之后不久，我见到原俄亥俄州州长吉姆·罗兹，其政治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拜访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谋求支持，而是要了解他在政府和政治上如何取得成功的确实看法。
吉姆·罗兹作为一位主要工业州的共和党州长，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他的外貌和行动与老概念的共和党州长，形象完全两样。高大魁梧的罗兹——以‘’大吉姆”为名自然是合适的——对民主党说的共和党人是社会名流组成的“乡村俱乐部”党这一标准指责加以嘲笑。他嗓音粗哑，脾气好，60年代及7O年代，在俄亥俄州竞选演说和选举投票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号召是鲜明有力的和直截了当的，在俄亥俄州的蓝领工人中间及该州的农民当中很能打动人心。
有一天早上我和吉姆·罗兹在一起，我边喝桔子汁边谈我的总统竞选大纲和对美国的规划——我对“未来的看法”。我依次讲下去：外交政策、国防、经济。当我谈到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宏观经济的时候，一直靠在椅背上的主人突然觉得听够了。
作为一名候选人，当你没有深人群众的时候，你讲话也只能泛泛而谈。过一会儿，听众不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辗转不安就是坐着呆呆出神。但是同大吉姆·罗兹在一起，你用不着等很长时间。
“乔治，把大话删掉，”他说，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因为如果你是严肃对待总统竞选的，你也同样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直率些。你所谈论的问题是第一流的，但我要告诉你人民投票是为了什么，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
说了那些话之后，大吉姆便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个厚厚的已磨损的皮夹子，砰地扔在桌子上，然后说，“就是那个东西，我的朋友。是工作。谁能把钱放进人民的腰包里——是你还是别人？是工作。事情就是这样，乔治——工作、工作、工作。”
一位老政治家为我今后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刚刚给了我一个“新思想”。讨论经济原理对写意见书来讲是对的；但从那次以后，每当我要为听众总结我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时，我总要按照吉姆·罗兹的做法，拿出我的钱包，捏在手里并说，“工作、工作、工作！”
看来信息已被蓝领听众们理解了：新罕布什尔的竞选受挫折之后，我们在一些主要工业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执安州——能使竞选运动保持胜利。其原因可能就是大吉姆的“新”思想运动所致，而肯定不是“大势头”造成的。
约翰·安德森的战略就是自称他是竞选中唯一能代替领先者里根的候选人。他争辩说，如果你不喜欢里根的政策，你就不该喜欢布什的政策，因为，约翰说，“乔治·布什只不过是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服装的罗纳德·里根。”
关于服装的事他错了——我穿的是阿瑟·阿德勒公司的服装，而不是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的——但是说里根和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相距不远则是正确的。然而，当轮到里根与布什进行角逐时，流动记者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分歧上。有三个方面常常被提起：平等权修正案、人工流产和经济政策。
·平等权修正案。我支持正式通过之前原来的平等权修正案。国会通过的扩大议案允许各州改变立场以利于修正案，但不许反对它。我想那就搞乱了立法的底子。为使修正案获得批准做了不少努力。但未能通过（就像当时扩大议案那样）。里根和我当时都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要使妇女取得平等权力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立法，而不是宪法修正案。
·人工流产。我反对人工流产。除非万一发生强奸、乱伦或者母亲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里根和我都不同意最高法院对于罗·V·韦德案作出的裁决；我们赞同需要某种形式的宪法修正案来推翻那个决定。
·巫术经济”一词在宾夕法尼亚预选期间曾一度“塞进”竞选讲话里。里根的经济计划要求削减供给一方缴纳的税以促进经济。我同意需要削减税款的意见，但我又说，只有减少政府及联邦机构的烦琐而又拖拉的公事程序才能做到。既然里根也主张减少政府及官僚机构过多的规章制度，这就证实了那句话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思，而只不过是用词上的不同而已。
“巫术经济”本是竞选运动中出现的词，不料它自己却有一段很长的政治寿命。大选期间民主党人企图以此谋利，可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然而，在现代竞选运动的特定步调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会保证在讲话或回答问题时不使用能导致自食其果的词句。它总是与你的活动范围形影不离。
目前的总统竞选是在前一任总统竞选结束的那一天以后开始的（有时候是在结束之前开始的：关于我参加1988年竞选的第一个问题是在1984年竞选运动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竞选时间长，预选次数多，还有党的干部会，发表各种讲话，进行各种辩论，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记者采访以及召开各种会议——所有这些因素使任何一位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在竞选过程中要是不出现一次“失误”或口误，不是不可能，也难以做到。
我曾有过失误。有些是判断错误所致。其他则是由于误解或理解错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以压力锅经受的一种严峻考验那样来观察事情的进程，对于了解总统竞选活动中如何会发生失误和疏忽是有帮助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无论到了哪里，一夫之内往往要作出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决定。这些决定有的可能涉及重要问题，从如何对新近的外交政策突破性进展作出反应，到他（或她）在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的情况下对同时遇到两个活动项目时究竟该参加哪个作出选择。如果他决定出席甲项活动——一个党的竞选集会，一组顾问们就会告诉他说，向那一群人宣讲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他选择乙项活动——一个地方的慈善活动，另一组顾问们则会告诉他说，如果忽视他的政治基地，那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与此同时，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屋外等待，安排好五分钟后开始采访，而他的讲话拟稿人就在这时露面，建议把外交政策的发展这一内容“塞进”讲话里。当他审阅这段讲话稿时，又接到现场竞选指挥横跨全国时半路上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如果能告诉报界这项活动计划有“重要经济问题的讲话”，那对以后筹集基金的销售票将会有好处。这位候选人说他将设法回到现场竞选指挥那儿，在“插入语”中作了一些改动，然后告诉他的新闻秘书说，他可以接受采访了。
电视台采访记者及其工作人员进屋了。当他们架好设备后，化装师设法把照在候选人额头上的亮点弄暗，在摄影机开动前，一位顾问低声说了最末一句话：有一个地方性问题无意中在简况介绍本上遗漏了。侯选人即使不必对那个问题表态，也应该知道那个问题。既然他是竞选总统的，人们就期望他对各种层次的各种问题都要熟悉。（在俄勒冈，有一次一位年轻妇女问我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当我回答说，我对东帝位形势不够熟悉时，她说，“你不知道？可是你要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呀？”）
显然，一个想把失误和疏忽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候选人必须委托别人来承担责任。但是，不论他一天多么忙或压力多大，当到了要作出关键性决定时，哈里·杜鲁门关于总统职责的话也适用于总统竞选运动：责任是落在候选人身上，而不是落在他的竞选顾问身上。
我会改变全部进程吗？在某些方面是会有些改变的。
首先，竞选总统的费用已经花出去，而由联邦财政法提供的开销权未能使一些候选人免于债台高筑，要多少年才能还清。
与不断飞涨的费用问题有联系的是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要进行四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政治性新闻报道类似赛马预测所致（1988年竞选的第一次投票在1984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便出现了）。但总的说来，要使那一进程有所变化，这是政治家们及各政党的责任，而不是新闻界的责任。说到底，在起跑门打开之前四年，如果骑师们和马匹没有先去检验跑道的情况，就不会有赛马；而作为一个远在1980年便开始进行竞选活动而得到好处的候选人，我可能成为赞成对竞选运动给予一些时间限制的最后一人了——即使在我们的制度下这样做是可能的。
至于选择候选人的进程本身，依我看来，在选定总统代表的过程中，预选要比党的干部会议好，而党的干部会议又比保密的代表会议好。任何能使进程更接近人民的做法都是好的。
总之，我们选举总统的过程可能遭受到压力，陷于混乱，有时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人认为需要大规模调整的批评——尤其不同意有些人所争辩的，由于电视可使千百万人看到实况，候选人就无需周游全国“兜售”他的竞选主张。
尽管目前的制度有其缺陷，但也有其优点，那就是它能使总统候选入——总统也一样——走出电视和电子计算机的孤立政治而接触有血有肉的世界。一个候选人可以带着他自己对有关人民的问题的想法投人竞选活动。但是从听众在演讲会上、答问会上及个别讨论或小组讨论会上的反应中，我一再了解到，人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竞选信息通过两种渠道传播。里根总统——当时是州长——在佛罗里达州太阳城讲演中提出的一个方针，赢得听众惊人的反响，其结果使他在1976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活动中居于首位。这个方针对巴拿马运河条约表示强烈反对，突然之间使听众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是个意外获胜的问题。州长及其竞选工作人员都对听众的反应感到惊奇，但他们迅速理解了这个信息：虽然运河问题在任何一次投票中都未曾提出来过，但参加共和党预选的选民们已有深刻的领会，因而这个问题变成里根支持者的口号。
在1980年头几个月里，我沿着同样的方针也有自己的经验。在华盛顿环形路以内的人们说，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以后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就是中央情报局。一大批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剧把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扮成支持那种观点的角色。这在华盛顿受到很广泛的欢迎，以至于连一些民主党人也认为在中央情报局干一番是进入白宫的跳板。
朋友们对我的劝告是，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如果非提及不可的话，只应顺便提一提，“别细说”，一个朋友劝我，“那是个输家。”我反复考虑后，最后断定不管是否输家，它是我的一部分经历，不应当回避。因而我在标准竞选演说中把我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作用包括进去，用肯定这个局的成就来进行总结，并且如果当选的话，我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美国情报的能力。
反应如何？不管是预选期间向共和党听众发表演说还是秋季向各派政治力量混合在一起的听众讲话，这一方针无不受到鼓掌欢迎。结果这成了洞察民意的途径之一，这是候选人通过投票选举、通过与华盛顿环形路以内的专家们协商或者通过孤立的电视演播室进行竞选所得不到的。
并不是所有的现实竞选接触都可以使候选人从选民的情绪上，看出真正的问题……
在1980年5月2O日密执安州预选前的星期六晚上，比尔·米利肯州长和我在底特律商业区刚吃完奇妙的希腊晚餐——从烤羊肉串到果仁蜜馅点心。我们出去散步以使食物消化，跟着散步的还有零零散散的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影师。这不是计划好的新闻活动项目；但是也还有另一面，投票开始之前72小时内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可以正当地说成是非政治性的。甚至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乘飞机回家或者在他的饭店房间里休息——也肯定会有人在这种事情上作政治文章。（他是在生气还是过于自信？）
不管会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比尔和我一直向前走着，后面跟着些摄影记者，突然间有一对中年夫妇向我们走来——说得更准确一点，向我们突袭——那个男的叽哩咕噜不知说着什么，但那位妇女嗓门很大，她叫道：“布什，你是多余的！”当值勤的特工人员潜近时，她朝我的脸挥动她的购物袋。“如果卡斯特罗竞选，我也不会投你的票！”然后，同样突然地，她和她的丈夫穿入旁观的人群中消失了。值勤人员松了一口气。
比尔摇了摇头。“乔治，你认为怎样？”他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还没定，”我回答。“把她当作毫不动摇的而又拿不定主意支持谁的人记下来吧。”
过了三天，我们夺取了密执安州，而且得票的幅度很大：城市、郊区、白领及蓝领工人区。我用“我们”一词的意思是指比尔·米利肯和我，因为只有通过比尔先给我温暖的友谊我再迎接政治现实，才使最后的竞选激烈的预选合我的意。他是密执安州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州长之一，他以其威望支持我，担保我的候选人资格，甚至在全国代表计数表明里根大大领先之后仍然如此。
那天夜晚，我抱着乐观的心情准备上床睡觉，心想密执安的情况可能不同，会改变潮流的方向。但11点钟的新闻又使事情回到原来的前景。新闻广播员报道说，里根在内布拉斯加城获得足够使他居于最高位置的代表选票；还有，哦是的，乔治·布什在密执安预选中获得了胜利。
因此，总统提名在密执安州没有问题。但是，那些关注总统提名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已在考虑搞出尽可能最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副总统提名人名单，以便秋季与吉米·卡特和沃尔特·蒙代尔对阵。
10天后我们在休斯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告竞选运动结束。我自己最后承认我们已输了这个事实，但我家的一些成员和密友们思想上转变得慢些。
在竞选运动期间，所有的孩子都加班加点地工作。尼尔到新罕布什尔去，马文到依阿华，而乔治走遍了全国，我们最小的多萝西也一样。讲流利西班牙语的杰布和他的墨西哥出生的妻子哥伦巴，在波多黎各、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州预选期间，到讲西班牙语选民中积极活动。杰布同我的老朋友和编辑唐·罗兹赞成阿拉摩式的竞选方式，在结束时放炮，直放到弹药用尽为止，杰布是赞成这样做的人当中最顽固的一个。
问题是我们的弹药已经用完了。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在最后一个月里削减广告费和旅费——竞选活动已有40万美元的赤字。其中包括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他们是在竞选进入低潮时自愿干的。碰巧——至少像政治财政老手们告诉我的——按现今的标准来看，对一次失败的总统竞选来说，40万美元算不上多大的亏损。但我决心尽快全部付清，包括拖欠的工资在内。
因此，又弯回来作最后一轮的筹集基金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所有竞选旅途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次旅行，因为，再没有比男人女人们为了不是正在失利而是已经输掉的竞选活动而作贡献的忠诚和友谊更伟大的了。最后一站安排在伊利诺斯州克林特弗兰克的家，那天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总账还清了。我们去底特律时，除了不能以美元偿付的一笔外，已是无债一身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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