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候选人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时，那些政治上喜欢冷嘲热讽的人马上就会朝向反方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位候选人不愿让人提出来的问题。但真正的情况是，很多你想回答的问题好像别人总提不出来。见过数十位来访者后，我自问，这些记者为什么对我想谈的某个问题或题目连边都不沾。我不知为什么如此，甚至想，假如我是一名记者，我会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
问：听了你的生平介绍后，有一点已相当清楚：你的每项工作好像都没干多久。
布什：你同巴巴拉谈过了吧，她也这样说。我们在40年中搬了28次家。实际上，我们结婚以来，住在副总统官邸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
问：但是，对所有那些工作，即在国会、联合国、中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且从国会谈起吧。
布什：我要说的一件事是那里有一个对所有议员都适用的道德法规，同样的标准现在亦适用于行政部门。议员连同其家属及其职员，都应把财产、债务及额外收人全部公开。要建立一部公众利益违背行为法，这事早就该做了。
问：这个你讲起来要容易得多吧？因为你毕竟不再是国会议员了。
布什：这件事我已讲了20年，从当上国会议员起就讲。1967年1月我到华盛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所有财产和负债全部公开。接着我在众议院提出一项道德与揭露决议案。
问：结果如何呢？
布什：国会中新议员提出的大部分议案都是一样的遭遇，进展不很大。但道德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超党派问题——一个80年代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问题。华尔街内的骗术，政府中的欺诈——都促使华盛顿建立国家道德准则。我非常相信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名言：“公务机关乃公众信任之地。”
问：后来你的下一个工作是在联合国，关于那里有什么要说的吗？
布什：开始我的想法是，联合国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它以斡旋机构的身分致力于一个可贵的目的，为解决农业、环境和卫生等方面的问题而工作着。可是，由于联合国大会的选票受地区分群和集团投票的影响，使联合国决议易于离题。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有钱的话，联合国大会可在世界不同的部分轮流举行，每次先在纽约，然后，譬如说，在莫斯科。每隔一定时间在苏联的政治环境里活动一下，对那些习惯于随时打电话要我批评纽约的联合国官员，也许正是必需的兴奋剂。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我离开联合国时，曾给尼克松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不应享有完全的阁员地位。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给其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更高的地位，将这一职位提升到阁员级。从表面上看，这像一个好主意。但实际上，这造成与国务卿之间不必要的紧张。联合国大使作为完全的内阁成员被认为与国务卿具有同等地位——不是在他手下工作，而是直属总统。结果是，有时我从国务院方面得到一种政策指示，接着过了一会，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就以总统的名义从白宫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要理会国务院的指示，而要另行其事。内阁中没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声音和以两种不同的口径对世界讲话，这对外交政策都是十分危险的。我们驻联合国大使应该像其他大使那样既向国务卿也向总统报告工作。
问：你提到了对外政策，那我们就谈得更具体些吧。凭你在中国的经验，你对美中关系有什么要说的或想法吗？
布什：好吧，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就是重要的，而不是从有些人说的美苏关系中“一张牌”的角度说它重要。当然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但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现在已不像过去几年那么严重。此外，还有各种理由应当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未来年月中发展和顺遂，因为这在战略上、文化上和经济上对我们两国都是重要的。
问：你任副总统前的最后一站是中央情报局。鉴于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你对隐密活动有何想法？
布什：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难以接受这样一点：一个世界大国为了生存往往需要进行隐密活动。一位面临国家安全受到潜在威胁的美国总统，应该在无所作为和坐等一场危机在我们眼前爆发之间想出另外的办法。答案就是进行隐密活动——但这种活动应该在严格的法定指导下进行。我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曾协助福特总统将其控制隐密活动的行政命令付诸实施。那项命令规定国会对隐密活动进行监督。那项命令还确认进行隐密活动的适合机构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规定是明确的，不会被忽视或回避。
像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种事件的长远影响，会给所有隐密活动罩上一层阴影。我同意国会在这个领域给予合法的关注，但同时，如果国会山的每个人，包括议员和工作人员，都接近中央情报局某一特定时间所做的工作的全部情报，隐密活动也就难以进行。那样做必然会有泄漏，而一旦泄漏就会危及隐密活动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的生命。所以必须两方面保持平衡——进行隐密活动的人应严格遵守法律，国会和新闻界则应该了解，有的情报秘密就得保密。我赞成建立一个单独的国会监督委员会——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其模式就是四五十年代相当成功的防止原子能泄漏联合委员会。
我对中央情报局还有一点想法——它同我对联合国大使的看法一样。我不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该成为内阁成员。不能把他看作制定政策的人，让国家主要情报官员参与决策——且不说政治——是超出了中央情报局规章的范围。我在中央情报局时，经常是只参加那些要我就某事作报告的内阁会议，报告一结束我即离开会议室。还有，就是不要介入政治。在中央情报局与两“P”即政策（PoliGy）和政治（Politics）之间应设一道墙。
问：那么，我想问问你对第三个“P”即新闻界（Press）的看法。你对传播媒介对你进行报道的方式满意吗？
布什：当你置身于政治之中，随时都会受到批评。多年来我同新闻界的关系是良好的，尽管我承认，自从我就任副总统以来，有关我的一些报道并不是早餐桌上的良好读物。我的回答是，公平地讲，新闻界对我是公正的。
问：那对1984年大选怎么看呢？我好像记得那时新闻报道有些问题。你对关于你的某些报道有时似乎不太满意。
布什：这么说吧。1984年，杰拉尔丁·费拉罗和我对事情的看法上，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对副总统竞选的报道缺少点什么。但我认为新闻界的工作是竭尽全力的，我本人也是全力以赴的。我从那次竞选中获益匪浅。我和新闻界的关系有时是对立的。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不能成为一种友好的对立。
问：现在还有点早——大选才过去一年——但是你愿意谈谈90年代的计划吗？
布什：你说得对，为时尚早。但在成为正式候选人后和竞选过程中，我对此会有很多话要说的。
问：好吧，那就让我们谈谈过去的七年吧。你已提到你认为的政府成就。有什么失望的地方吗？
布什：我觉得计划没完成时，难免失望。我想起过去的一件事，那是60年代初我当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哈里斯县主席的时候。我们加班工作，希望吸引黑人选民。我作为国会议员，尽量使我的希望变成行动。但在打破黑人一直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方面，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我还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全国性突破，我的大门不仅对黑人敞开，而且对其他少数民族团体敞开。我相信黑人和西班牙人在共和党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例如，我着重指出，只投一个党的票对共和党不是好事，对黑人社团则更糟糕。20年前民主党人获得黑人选票被视为当然之事，而今仍然如此。
作为副总统，我设法不仅把大门而且把思想向别人的想法敞开，即使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我随时都想听听别人的观点——当然也要使我有机会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即使你没有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也能消除误会。这使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人而不仅仅是从政治或思想意识方面看对方。我认为这是领导的一个要素——不仅说，而且听。
问：说到领导问题，即使你不愿详谈任何计划，你认为1988年总统选举中的问题是什么呢？
布什：要发表竞选演说还得等很长时间，不过假如你想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那就是对领导本身，各种候选人如何看。
我自己的看法来自经验——经营过商业，在政府里掌管过一些部门的工作——观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如何运转。我知道领导不仅是作决定和下命令，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倾听各种观点。这才是自由社会中领导者的工作方式，要敞开大门和敞开思想。就此而论，在美国生活中处处显现出其重要性的是——容忍他人的观点——懂得我们作为美国人所共有的社会准则要比我们的任何分歧更重要。
问：好，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当1980年里根—布什候选人名单提出时，你曾问美国人：“你们现在比四年前生活得好吗？”展望本世纪最后十年，你认为到2000年时美国人将比今天生活得更好吗？
布什：是的，肯定是这样。我目睹我们国家经历过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60年代和70年代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解体的那些日子。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摆脱了那种状况，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国家。
问：最后一个问题。回溯到1948年，那年你离开大学到了得克萨斯。从那时起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在商界、国会、联合国、中国、中央情报局和当副总统——哪一件成就是你是引以自豪的？
布什：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回到家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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