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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

第八章 薛岳雪耻万家岭

  蒋委员长的私情

  9月里,江北鏖战虽然炽烈,江南战场却又进入沉寂。只有时而爆发的间歇性的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

  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

  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

  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

  “调不下来。”

  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

  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

  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

  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

  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

  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

  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

  蒋介石一生的统治生涯中,似乎从未忘了区分嫡系部队和杂牌军,这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一大特点。几十年来,他的嫡系对他是很效忠,从反共到抗日再到反共,他的嫡系替他打下了江山,撑住了江山。但事物的两面终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得到了嫡系,得到了一支表面上能震慑军队、控制政权的武力集团,但他却失去了军心,失去了土气结果最后失掉了江山。

  嫡系部队既是他一统天下的踏板,嫡系部队也是他落入渊底的断桥。真是成也嫡系,败也嫡系。

  而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一个“五湖四海”却使个个部队都成了“嫡系”。一个“革命大家庭”,就能使整个中国天下尽成一家。这点上,蒋介石实在应该向毛泽东好好学学。

  蒋介石爱黄埔将领,疼嫡系部队。但对待嫡系他又有别。由于俞济时是蒋的老乡,在官道上全靠了蒋氏,所以一生都对蒋家忠心不二。这样,74军就能得到友军无法得到的进口装备,就能享有友军不能享有的庞大编制,战斗力自然也就要强大一些。

  74军成了国民党军中“嫡之中的嫡系”。

  说说日后74军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对这支部队如此关照。

  7年后的中国内战战场上,74军成了整编第74师。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的王牌,位冠五大主力之首,享有“中国第一师”之称。

  74师有全副美械的官兵3万多人,这编制超过了许多国民党军一级的编制。整74师确使不少解放军部队吃到些苦头。这就是为什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作梦都想吃掉74师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孟良崮”能震动整个战场、惊动毛泽东的原因。

  74师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74军是蒋介石的心头肉。

  对74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薛岳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虽不想得罪蒋介石,但他更不想在这时节放走74军。赣北之战刚入正戏,好戏还在后面。放走74军不但失去了一支生力军,也将失去整个前线部队的军心。金官桥一战,74军的损失可是最低的。

  仅凭蒋介石的面子就放人?不!决不能!

  主意拿定,他叫来机要秘书,口授命令道;“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薛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第一次抗命,顶住了蒋介石的干扰。

  蒋介石接到一兵团电报,其值、其怒可想而知。但薛岳有理、有节,蒋介石却也无奈。几天后,一他又致电薛岳。“调64军赴粤作战。”

  蒋介石死要面子,不从薛岳身上找回点可笑的“尊严”,大概不会罢手。

  从全局考虑,薛岳没理由再卡64军。但薛岳用兵心切,能抠就抠,还是从64军中硬卡下了187师。

  薛岳这两手干得漂亮。当半月后瑞武路血战和万家岭大捷,这两支关键部队连连奏效,撑住危局时,薛岳将军和他的一兵团众将领无不为先前强留下这两支有生力量的决断感到庆幸。但对薛岳而言,他也急切地想知道那个被他得罪了的强人的态度。

  武汉军委会,当蒋介石得知日军一个整师团落入薛岳的罗网中,并知道74军和187师所起的关键作用后,一声没吭。只是嘴角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心底里,他觉得薛岳是对的,他的反击意识比自己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的蒋介石,振奋之余,把几天前那场不愉快的争执抛到脑后,对薛岳的怨恨一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这一天起直至以后若干年,他一直没再提起这段旧事,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骨子里,蒋介石可是个喜欢记仇的人,尤其是对那些手握军机大权却又敢流露出不驯的人。这次,薛岳是个例外。

  艰难时刻,毛泽东没忘蒋介石

  武汉的政治气候,就象支预示天候的晴雨表,随着前线战事的胜败得失,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也在起伏波动着。

  8月间,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万众的关注。

  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88。

  美联社见风就是雨,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

  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就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香港、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都投向武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蒋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卫派出要员至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丰村商洽,作和谈的先期准备。只是日本人要价太高,他一时没给答复。

  如今这一夜间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于极尴尬的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项条款中,除第五条他能接受,第一条在得到确切保证后也可考虑外,其它几条显然是卖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苏联,失去这个军援的外来大户和远东的重要盟友。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坏在谁身上,也知道对方是有意如此。在蒋公馆,他痛恨地骂道:“娘希匹,汪兆铭(精卫)四处捣鬼,有意让我难堪。他对我还没有死心!

  他对党国还抱有野心!”

  “文胆”陈布雷对这件事也看了个透。他略一沉思,进言道:“委座,这事不能任由它发展下去。否则于委座、于盟友都将贻害无穷。如果委座觉得条件难以接受,则正可以利用这机会昭示国人、友邦,以赢得外部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而国人亦可横下与定敌决死之心。”

  蒋介石沉思一想,觉得有理,便吩咐道:“布雷,你马上通知一下,叫宣传部周代部长来一下,我要亲自布置这件事。”

  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是汪精卫的心腹人物。蒋介石叫他来,不仅要利用他对汪精卫发起反击,还要借机整顿整顿宣传部。他认为,近一个时期,宣传部的工作成效太差了。

  8月21日,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外交家蒋方震(蒋百里)将军在香港接受了伦敦《每日捷报》记者的采访,揭穿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略野心的伎俩。他开门见山地直点主题道:“日本人自称其作战系根绝中国之共产主义,此事完全不确,不过借以欺骗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对共产主义作战,则苏俄系共产主义巨头,自应与苏俄作战。”

  说着引例道:“最近满洲边境事件,日人竟向苏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岁南京之战,日军杀戮无辜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须知,南京并无共产分子。诸事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并非对付共产主义,而纯粹为侵略中国领土也。”

  24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近一个时期伦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谣言,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辟谣,并宣称:“除非日本放弃侵略,否则决无和乎可言。”香港《大公报》乘势发表评论,称中国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使中国加入反共集团绝无可能。

  25日,针对外界对蒋汪间的猜疑,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伦敦接见哈瓦斯社记者,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一口否定“中日和平”及意大利正与汪精卫签订协议。

  蒋介石这时通过外交部、宣传部,频频向外界做出姿态,国民政府坚如磐石,蒋、江之间志同道和、亲密无隙。但他内心里不相信空穴无风,他早已意识到汪精卫率他的“主和派”借议和之机,借日本人的压力,又在向他逼宫了。

  其实他早就知道汪精卫不甘于他蒋某人之下,副总裁还不能满足他那张漂亮面孔之下的勃勃野心。几十年来,论资历汪精卫比他老,当他尚无任何实权之时,汪精卫便是民国政治力量的支柱,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论学识才干,汪精卫过目不忘,满腹经伦,从未服过蒋中正,自认也是块抵定乾坤的帅才,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所以几十年来,在文人党魁被一一削除的情况下,汪精卫却象棵不老松,始终没有倒下。一遇时机,便要翻出几层浪。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除掉汪精卫这个白面政客,但不是现在。汪精卫决非等闲之辈,但他要是不看准八面来风,不抓住蒋介石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他也是不会动手的。

  蒋介石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军事上,节节败退已使他退到了政治地域的最边缘。

  倘若再失武汉,日本人“降国民政府为地方政权”的威胁就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极可能成为现实。陈诚对国人所喊的“离此(指武汉)一地,别无死所”,既是国民党内“主战派”的观点,也是他蒋介石的意思。

  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上的打击尚不是对蒋介石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打击既非来自日本人,也不是来自延安的中共,而是来自他的国民党内部,来自国民党的分崩离析,众叛亲离。

  8月28日,沪导报社论宣称:“日方策动的‘和平’运动,尽管华方当局如何否认,但外传仍有已失政治信仰的分子,在偷偷的进行‘和平’运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来源开始于蒋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难时,这些分子在柏林、罗马所手订的‘联德意反英美以救中国’之路线”。

  不管来源于何处,蒋介石相信他的国民党在一败再败的严峻时刻,确有不少意志不坚的人,四下里在为自己找出路,甚至有人已把触角伸向厂日本人。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加强军事进攻,更加紧政治分化。东京专门成立的“对华院”频频向日本大本营提供中国战争的各种阴招毒计,以图在政治、军事为双重压力下,让蒋介石的抵抗意志彻底崩溃。“对华院”中,甚至有专人研究蒋介石的军政观念、生活秉性……

  9月9日,广济失陷后的第三天,心绪烦乱的蒋介石得到报告:根据日本五相会议决议,关东军召集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王克敏等一行在大连开会,筹商建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的具体办法。

  一连串的噩讯使蒋介石一连几天肝火旺盛,身边的人几乎被他骂遍了。

  骂归骂,可蒋介石在武汉毫无办法。9月22日,北平伪政权与南京伪政权正式合流,在北平打出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的旗号。

  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中国大地上终于又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木偶政权甚至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半壁江山。

  蒋介石自然少不了发表些“无效”之类的声明。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时日是他执政一生中“心情最灰暗”的日子。

  9月下旬,国民党军委会政治或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急匆匆地赶回延安。未呆几日,又风尘仆仆地返回了武汉。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数月来一直为战场战事和国民党内部复杂纷坛的矛盾纠葛捆住手脚的蒋介石,这时又突然想起了蛰居陕北的老对头,毛泽东。

  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强盛时杀了无数中共党人,国、共两党是多年的冤家、仇人。如今国民党内自己人都不乏咒他老蒋早死、国民党早散之人,中共岂能不落井下石,促其速亡。所以对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蒋介石急于想听到详情,看看有什么新东西。自周恩来登机北上后,他心中的那股急切、紧张劲儿,就象一个陈庭待判的被告人。

  他怕内外交困的关头中共党人再在背后插上一刀。

  他期望国共统一战线能象年初一般稳固,虽然这希望在他看来并不大。但他实在不愿让苏联、英美,让世界各国看到他蒋某人的国民政府已四分五裂,再不象一个能控制整个国家的政府。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此刻从他身上再找不出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中共的那种委曲和无奈。

  周恩来给他带来了延安的消息,也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返汉当天,周恩来便征尘未洗地来到了军委会,拜见了蒋介石。

  一阵寒暄后,望着吱吱唔唔又神情焦灼的蒋介石,周恩来开了口:“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一直习惯于这样称呼他,“毛泽东先生对武汉战事非常关心,对你本人坚持抗战也深表敬意。”

  蒋介石闻言,眼睛一亮。周恩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去,说:“这是毛泽东先生带给你的一封亲笔信。”

  蒋介石“嗯、嗯”答应着,却头也没抬,急切地抽出信笺。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紧紧地吸引了他的目光。

  蒋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囗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将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以敬礼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放下信笺,蒋介石十分激动,口中连称“好、好”。内忧外患,连他的许多国民党员、老部下都背叛了他,可共产党却在支持他,这使他既惊奇又感叹,思绪万千。

  “共产党人有信仰,有主义,感情总是被他们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若干年后,蒋介石曾对身边的人这样说道。他能有这样的观点,也许今日武汉毛泽东致函蒋介石一事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蒋介石收回思绪,这才想起了身边的客人。他咧咧嘴,露出一丝笑意说道:

  “恩来,谢谢贵党对革命之帮助,谢谢毛先生。有机会代我向毛先生致意。”

  说着,话头一转询问道:“恩来,贵党这次大会开得还好吧?”

  “很好。这次大会我党对抗战问题形成三项决议,毛先生在信中亦有提及。一日坚持抗战,决不能动摇。二日持久取胜。要在战争中消耗日军,以待整个局势的扭转。三日反对分裂。倭国曾屡次三番提出,中国抗战最大的威胁来自统一战线。

  所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当前困难时期之关键。我们切不能干亲痛仇快之事。”

  周恩来语调沉稳地说着,两道利目直指蒋介石。

  “对,对,恩来。大敌当前,外御其侮当高于一切。你们政治部可多做做这方面宣传。”

  “蒋先生,近来陕北并不太平,时有不法之徒窜入边区,袭击乡、村基层政府,搅乱治安,破坏生产。我本人就曾险遭打劫。尤其卑劣的是,这些人甚至专门袭击抗日家属,行汉奸之伎。”周恩来表面上虽仍平静,但语气不由得严肃起来。

  “噢?有这种事?恩来,你放心,我会让陕西省府明察此事。如系汉奸、匪寇捣乱,一定坚决剿灭。”

  送走周恩来,蒋介石心绪又好转不少。中共和毛泽东雪中送炭,使他连日敏感异常的心境乎复不少。武汉的危急,国民政府内部的争论不一、战和不定,还有汪精卫一伙幕后的小把戏,随着毛泽东一封信函的到来,在蒋介石愁云密布的心头淡漠了不少。

  艰难时刻,毛泽东给了他莫大的信任和支持。

  大军飞调万家岭

  10月悄然降临。笼罩在长江沿岸的炎热,渐渐被秋凉代替,但淫而却还在不停地下着。

  酷暑的退去,使日军象缓过气儿来的野兽,又钻出来开始肆虐。江南、江北,曾一度陷入僵局的战火,重又炽烈地燃烧起来。

  北路,东久迩第2军主力已突破罗山防线,但在信阳以东被胡宗南第一军截住。

  苦战几日,死伤数千,却仍无进展。但猛烈的炮火下,胡宗南部伤亡也不轻,对能否顶住第2军进攻并没把握。

  中路大别山南麓,素称日军精锐的稻叶师团,经黄梅、广济、田家镇三地苦战,部队已被打的七零八落。眼看武汉在望却没敢发动进攻,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军部发报,要人、要枪、要弹药。这时稻叶四郎中将恨不能一口把天吞下去。

  尽管稻叶师团长贪婪得让冈村司令官讨厌,但三路进攻中,第6师团兵力最少,进攻速度却最快。冈村琢磨再三,还是决定把志摩和石原两个支队拨给他。一时间,第6师团在田家镇一带休整补充,调度兵力,补续弹药,为下一步全力扑向武汉大做准备。

  第11军冈村司令官在三路指挥官中算是最恼火最失意的一个。战前,从华中派遣军到东京军部,都对他寄的希望最大,拨给他的兵力最多,他自己发起进攻的时间又最早。但3个月了,庐山的崇山峻岭和韧劲十足的薛岳,象牛皮糖一样把他紧紧缠住。3个月里,他一直在顽强的中国守军和山岭地障间挣扎。风景秀丽的庐山早已在他眼里失去了魅力。想起庐山,他甚至头都疼。

  东京转来电文,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

  南京田大将也发来电报,对他的进攻迟迟不能进展“深表忧虑”并指责江南第11军主力如不能按计划挺进,切断粤汉线中国守军退路,则势必影响整个战场行动。

  能征惯战的战术家冈村宁次没出过这种丑,现过这种眼。

  战功卓著的皇军宠儿冈村中将没受过这种指责,更没因对中国军作战而陷入这种窘境。

  胜败乃兵家常事,冈村作为一个深谙兵道的老军人,不会不知。但意外的失败,料不到的挫折使他血住上涌,头脑发热。而对他来说灾难最大的,莫过于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中国军队的轻视。

  9月间,由于日军攻击面宽,薛岳急于堵死各方向漏洞,频频向南浔、瑞武线调动兵力。不知不觉间,南浔、瑞武线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巨大空隙。完整的防御体系出现了裂缝。

  薛岳注意到了它,但自侍手中尚有预备队,量日军也不敢冒死闯入。

  冈村也发现了它,但冈村敢闯。

  连日苦战仍无法打破僵局,已使冈村宁次渐渐失去了耐心。他恨不能一口吞掉面前这20多个师的中国守军,一气打到武汉去。他一直在为彻底打碎中国军的防御体系而苦思冥想。

  当空军报告发现守军出现这一空隙时,他两眼一亮,快步走到地图前,对着攻防交错的一个个箭头琢磨起来。越看,他两眼越亮,脑瓜越明晰。从空当插进去,能避免正面受阻,还能插入守军深远纵深,使中国军腹背受敌,彻底动摇中国军防御体系。

  想到这,连日受抑制的大脑亢奋起来,心在胸膛里打鼓似地猛跳。战机稍纵即逝,决不能给薛岳的守军以调整之机。

  他转回身,对恭立的空军联络官命令道:“再派两架飞机,挑优秀的飞行士,低空飞行,弄准确这条空隙的位置和支那军布防情况。”

  空军刚走,他就转身吩咐作战课长:“命106师团长淞浦君速到军司令部。”

  冈村孤注一掷,放出胜负手,要在德安以西地区决出胜负。

  20日,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在九江受领命令:突破五台岭一线中国军阵地,急速括向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中国守军。

  冈村中将把淞浦孤军送入薛兵20万大军阵中,不是没考虑到这其中的险峻。但土肥原一个师团能在兰封横扫薛岳10万大军,稻叶一个师团在江北能突入李品仙10多万大军中,甚至连得险要,相信淞浦也应该能完成使命。

  但冈村忽略了一点。10月的南浔线已不是5月的兰封,淞浦中将也决非凶悍的稻叶四郎。冈村的这一险招,不但把淞浦刚刚补充完毕的1万多精兵送入地狱,也险些使自己身败名裂,背着骂名离开军界。

  日本人可以容忍无恶不做的悍将,但永远不会容忍战败的军人。

  淞浦受命返回马回岭前线,立即下令所有部队脱离战线,原地整补,训练。冈村专门拨给他的几千精兵,也从四面八方向马回岭集中。淞浦一面研究方案、拟定计划,一面调配部队,补充粮弹。为适应山地作战,他命令部队放弃战车、重炮,一律驮马化。一时间,马回岭马嘶驴叫,好不热闹。马回岭真的成了骡马聚集的山岭。

  25日,随着淞浦一声令下,1万多人的队伍向西挺进。其前卫部队轻松地突破了五台岭守军的薄弱防线,马不停蹄地向纵深插去。

  正准备离开德安前线返回南昌去的薛岳,突然闻报第106师团与守军脱离接触,不知去向,心中不免直犯嘀咕。但直到这时,他尚未意识到冈村这一战史上罕见的凶招。当南昌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武汉军委会来电询问战况时,他的答复仍是:各线平静,一切正常。他尚不知道冈村的掏心拳已向他打来。

  德安西北山地中,淞浦师团艰难地前进着。夏秋的庐山地区,晚穿棉袄午穿纱。

  崎岖不平的山路,骡马行进困难,常常得土兵们扛着、推着才能前进。官兵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晚上山风一吹,透骨地凉,日军官兵吃尽了苦头。更糟的是,日军不少分队手中的地图不知是哪年印的,现地一看早已面目全非。加上夜间时常大雾弥漫,又有灯火限制之难,各部队常常失去联络,土兵跑的到处都是,这让淞浦伤透了脑筋。

  但军令如山,兵无常势,只有快速突到后方,摆脱中国军夹击,才能获得安全。

  淞浦深知此点的厉害,于是不顾沿途小股守军的顽强阻击,不顾一切损失,拼命向前突,向前冲。

  10月1日、2日,106师团主力进至万家岭、哔嘶街、老虎尖、石堡山一带,迂回纵深的企图目标已近在咫尺。但淞浦一路顺畅的好运也算是走到了尽头。

  白云山地区,担任中国军左翼守卫的,是刚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不久的第4军。

  金官桥一战,欧震将军指挥的第1军吃了日军迂回侧后的苦头。要不是74军的掩护和第4军拼力死战,第4军险些撤不下来。欧震吃一堑,长一智,对自己的翼侧十分敏感。远距离派出了搜索队,近距离则有掩护部队,时时提防着自己的翼侧。

  搜索队的报告引起了欧震的注意,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日军插入纵深的,竟会有1师团之众。IO月2日,各方不断传来发现大批日军的报告,使他既紧张又兴奋。由于伊东师团尚在远处被友军所阻,第4军并无大大顾虑,欧震果断下令全军转身布防,拦腰侧击突入之敌。

  高度警觉的第4军突然转身,将向东防御变为向西攻击,一时把淞浦师团拖在了原地。欧震一面阻敌,一面急电兵团司令薛岳。

  再说薛岳,自淞浦师团突然从马回岭消失后,一直预感到老对手冈村在耍什么花招。淞浦大队人马钻山越岭,虽也曾遇到零星抵抗,但由于隐蔽好,一直未被薛岳发觉。

  欧震的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望着地图上那支已绕到德安后方的大箭头,他叹口气道:“乖乖,冈村这家伙胃口不小,想把我的20多个师都包在里面。我看他是疯了,竟敢把106师团孤军送人我大军之中。”

  说着转过身,叫来机要参谋,给战区陈长官和汉口委员长发电:敌淞浦之106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

  薛岳年轻气盛,胆量惊人。在武汉外围各战场且战且退之际,毅然定下歼灭日军106一个整师团的决心。

  南昌战区长官部,陈诚权衡利弊,坚决地站在了薛岳一边。大战之际,陈诚尊重下属的意见,并有担起失败责任的勇气。应该承认,这是他身为将帅的一个优秀品质。靠这一条,他多次赢得部属的信赖。

  武汉军委会。蒋介石也成了薛岳的积极支持者。抗战期间,蒋介石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是消极防御,不思进攻。从战略角度而言,他的确过于注重防御,令人遗憾。但就战术上而言,他甚至较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更积极倡导进攻,这从蒋介石与部下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能清楚地看到。但为什么进攻多以失败告终呢?

  还是冯玉祥、程潜、白崇禧等人总结多次大战教训后说得好:高级将领土气不高,行动复懦,致使部队畏缩不前。

  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平日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战败之主要原因。

  士气不高,指挥乏术,使蒋介石战术上的进攻很少成功,这也湮没了他消极防御中强调反击这有限的光芒。

  关键还是士气。蒋介石一生都在为军心士气操劳,可一生他也没把军心士气搞上去。抗日战争如此,日后的解放战争就更是一泄千里。事实上,他一直没抓住士气之本。

  但薛岳却非畏首畏尾的庸将。作为机动兵团,从开进武汉战场的第一天起,他就在等待时机,在机动中狠敲日本人一下。

  10月2日,薛岳便开始了对孤军深入的淞浦师团特殊的“关照”。他急电南浔、德星方面的第4、第74军及第187、第139师,从东面包围万家岭日军,切断其可能回缩的退路。同时,再电瑞武线的新13师、新15师、第91、142、60及预6师,包围万家岭西半面。

  12个师10余万中国大军飞调万家岭,把淞浦师团1万多人团团包围在10平方公里的山岭中。

  淞浦师团偷袭不成,反而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

  东京。天皇说:我什么都不管,必须救出106师团

  薛岳张网捕鼠,尝到了反“八”字阵地的甜头。金官桥、星子、瑞昌一线,阻住了日军,歼敌数千;东、西孤岭再战,又重创101师团,歼敌近万。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大规模歼敌的战绩大部分都由他所为。他既是蒋介石最头痛的前敌战将,也是蒋介石最满意的前敌指挥官。

  薛岳并不是一个得点儿便宜就往回缩的人。他喜欢战场上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喜欢大的、带有刺激性的较量。南浔3月,他歼敌上万,但部队伤亡也不小。但越是这样,他越是亢奋,不服输的劲头足得直冲天霄。

  万家岭,他把淞浦师团逼上了绝境。他要在内线中取外线攻势,更加自由自在,更加洒脱地吃掉淞浦师团。以他的话说:台儿庄只是辉煌的开始,他要把这辉煌延续下去。

  穷寇莫逼。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

  很快,他体会到了“穷寇莫逼”的真正含义,老祖宗果然不是在虚弄文字。

  10月2日起,到达万家岭地区的中国10万大军四面出击,开始向困在核心的淞浦师团各部展开攻击。其中:

  第4军欧震军长亲率90师向大小金山、万家岭及东北方向攻击;第74军冯圣法之58师向狮马崖、墩上郭、王家山之敌攻击;第142师附新15师1个团向石堡山之敌攻击;预6师附91师1个旅进攻斗姆岭、马鞍山、凤凰山以东地区,在友军配合下,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攻击;第91师协助预6师之攻击,断敌北溃通路;新13师以1个团绕袭石堡山西北之敌侧后;各路大军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斗志旺盛。各攻击部队都颇有收获,步步向前推进。包围圈在一步步缩小。

  但在这同时,薛岳也尝到被逼上绝路的淞浦师团的厉害。这其中,尤以薛岳当初抗命留下的俞济时74军冯圣法的58师损失最大。

  10月初,当淞浦发现被围后,最初两天还算镇定。冈村司令官曾向他保证过,第101师团将突破德安防线,在侧后支持106师团。但淞浦支撑了两天后,发觉伊东的101师团被中国军阻在阵地前,一步未进。这才慌了手脚,决定突围。

  淞浦的突破口正好选在了冯圣法58师坚守的张古山阵地。这可把冯圣法推进了油锅。

  白天,冈村派来助淞浦解围的战机一批接一批怪叫着飞临阵地上空,炸弹、燃烧弹有如雨点一般地往下落,横飞的弹片、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张台山下守军的阵地,吞没了奋战中的58师官兵。整个阵地不到一天,就只剩下满目的焦土和光秃秃的山坡地,工事早已无影无踪。

  师长冯圣法少将这下犯了难。没了山林、没了工事,这光秃秃的山坡可怎么个守法?淞浦4个联队中有1个半都是冲着他来的,再加上凶猛的炮火和从天而降的炸弹,阵地上连只蚂蚁都难活。让他增兵,那不是让他送死吗?他第一次向军长俞济时求情,想让部队撤到第二线阵地上去。

  “不行!冯师长,一步也不能回撤。你这一退,要是放走了淞浦,委员长饶不了你,也饶不了我。把部队集中在阵地后面,一批一批地上。总之,阵地绝不能丢。”

  冯圣法没办法,只能采取添油战术,成营成团地往阵地上调。没两天,他的一个师就基本上报销了。

  可淞浦的第113联队残兵还在往上冲,守军能战斗的兵力加起来不过500人,情势危殆。

  倒塌的师部旁,冯圣法师长抱着电话机痛哭流涕,连呼俞济时求援。军长俞济时这一刻几乎也成了光杆司令,根本无兵可调。可想到薛岳严酷的命令,想到武汉蒋介石对战局的关注,他咬咬牙叫来了警卫营长。

  “你手里还有多少兵?”

  “两个连。”

  “给这里留下一个班,其余的你都带上,到58师去增援冯师长。到库房多拿些机枪,告诉冯师长,丢了阵地别来见我。”

  “可军部……”警卫营长刚想申辩,俞济时不耐烦地挥手说:“赶紧去,这儿你别管。”

  张占山阵地上,几十名日军已冲入阵地。警卫营一赶到就加入反击,几十名日军大多死在了阵地上,只有几个逃了回去。

  冯圣法丢了全师,却扎住了口子。淞浦师团突围的企图被粉碎。10月6,淞浦师团伤亡过半,向外突围显然已无可能。无奈间,只能就地转入防御,固守待援。

  万家岭之战,薛岳险些再蹈兰封的覆辙。幸运的是,俞济时不是桂永清。俞济时骄横归骄横,万家岭以东的战斗虽也没人愿帮他,可他还是能打的。仅74军战场正面,死伤的日军就有40O0多人。

  74军毕竟是嫡系,嫡系真玩起命来还是很厉害的。

  武汉三镇,日本人的飞机还是在昼夜不停地空袭。街头巷尾,沙包路砦、林立的岗哨和横卧街边无人认领的死尸,都使这座城市透出令人恐怖的战争气息。

  国民政府除军委会留下部分机构外,各部门几乎都走光了。武汉人这时不再怀疑城市将不久于中国人之手,蒋介石也准备下达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既在中国人意料之外,又在他们意料之中。

  战败的愁云惨雾笼罩着江城武汉,笼罩着坚守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的心。

  10月初,在国民政府“双十”国庆日前夕,武汉阴霾的天空上,现出了一线阳光。久受阴云困扰的武汉军民,心头不禁又升起一线希望之光。

  中国军第九战区部在德安会围日军一个整师团,薛将军正率部合力围歼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武汉三镇。当日,武汉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大肆渲染。想象力丰富的记者甚至提前开出了前线大捷的支票。

  军委会留汉指挥机构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保持沉默。他们更关心、更着急地是巴望着德安前线的战争能使这张支票兑现。

  消息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越传越神,越传越远。重庆、西安。昆明等内地大城市又开始了狂热的祝捷。就是美国、英国、香港等地,未经证实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终于,消息传到了东京。陆相板垣秉承天皇旨意,急电南京田俊六大将,询问战况。

  田俊六回电极力申辩,106师团不过被中国军包围,遭歼灾不过是蒋政权的夸大宣传。

  在田大将眼里,被中国军包围和被歼灭是两码事。但在日本朝野的文武百官眼里,这已是相当丢丑的事了,何况谁也不能保证106师团能安然脱险。在日军近代史上,尚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团被消灭这,尤其在中国战场上就更令人难以接受。

  106师团被围,给日本朝野的震动甚至不亚于20年代关东大地震的那场灾难。

  日军大本营连夜磋商,研究对策。国内仅剩的一个近卫师团曾数度被提出增调中国战场。

  不知是出于面子考虑还是近卫师团走不开,天皇手里的这最后一个师团最终还是留在了岛上。但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和九江的第2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同时收到了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全力救出淞浦师团。

  这是天皇裕仁的指示。他实在无法面对一个师团被中国军全歼的窘境,因此对参谋总长说:“告诉田俊六,我不管别为什么损失,但必须救出106师团。”

  蒋介石终于在一系列失败中,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一拳。

  10月7日,薛岳调整部署,开始对万家岭之敌发起全线进攻。

  薛岳征战多年,有个习惯。仗打得越是艰苦、越是惊心动魄,他越有精神,头脑也越灵活。困住淞浦师团,他知道仅仅是开始,硬仗在后面。而且他的10万大军是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吃掉淞浦一个加强师团,冈村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在冈村军援兵到来前,他必须解决淞浦,否则打虎不成,反受其害。兰封教训,不过仅仅三月前而已。

  可他上哪儿搬兵呢?武汉方面是远水难解近渴。德安附近的守备部队拖住冈村,压力更大,当然更不能动。情急间,他打起了庐山上第66军的主意。

  叶肇的第66军是蒋介石专门指定放在庐山上,准备在赣北失守后留在敌后打游击用的。调66军下山作战,那岂不是在蒋介石头上动土?身边的人替薛岳担心,建议他请示武汉后再说。

  薛岳当然不傻。前日已从蒋介石手中强留下了74军和187师两部,如今再向武汉请调66军下山,获准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如果遭拒绝后再调,那岂不是公然抗拒统帅。66军他是一定要用的,不如索性碰钉子前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主意拿定,他便吩咐道:“先调再说。一边调一边向武汉请示。”

  薛岳嘴上说得痛快,可对能否调来66军这支新生力量。他心中也没什么话,他毕竟没有军委会的上方宝剑。那年头,没有命令谁肯主动为别人卖命。出力不讨好,打败了还得再背上个“抗命”的罪名,永世再难翻身。

  薛岳此刻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他想调66军下山,看来难关重重。

  不知是先斩后奏的奇效,还是他踏上了顺途,一切事情都在按他最好的设想发展。原以为很难办成的事却一一迎刃而解。

  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么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

  至于66军方面,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呆在敌后钻山林。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响应,其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

  薛岳得到意外的一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叶肇借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日后的战斗证明,当薛岳与淞浦直打到最后5分钟时,要不是66军,要不是先前强留的74军和187师,薛岳的万家岭大捷不过是天方夜谭,充其量也只能是兰封之战围而难歼的翻版。

  有人说薛岳的辉煌靠机运,靠日本人的失误,实则大谬。骄横的日本人给中国军提供过多少机会,但又有几人能把握得住呢?又有几人敢为自己的使命担上抗命的风险呢?

  战争本身就是在比谁少失误,谁能抓住对手的失误。薛岳逼得对手孤注一掷,就是制造了机会。更令人信服的是他也把握住了机会。

  薛岳的辉煌说到底还是靠的他自己。

  南京伸出的一只手

  夏秋之交的金陵古城,“秋老虎”的炎热仍在肆虐着,捉弄着逃过10个月前那场劫难的人们。大屠杀已经过去,但那震惊寰宇的地狱惨景仍象幽灵一般在整个城市里回荡,时常把一个白日麻木迟钝的人从夜梦里惊醒。对中国人而言,这座被占领的城市早已失去活力,早已死去。

  但对那些骄傲的征服者来说,紫金山还是昨日的紫金山,秦淮河水依然如往常一样涌流。所不同的,只是一年前这里是中国的京城,国府之所在,如今却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一个控制江南大地的军事重镇。

  秦淮河畔,一个瘦弱矮小的日本军人是这块大地、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一跺脚,中国东半部沦陷的大地就会在他的脚下颤动。他,就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司令官田俊六大将。

  随着中国北方领土的大片沦陷,东京大本营的注意力显然越来越多地投向南京。

  日军调入江南的部队在增加,统帅江南日军的指挥官,权力自然日渐扩大。华中方面军指挥官在实权上和说话的份量上,甚至丝毫不逊于东京大本营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

  田俊六枯瘦矮小,貌不惊人,但却得到了这个美差。

  田大将虽属日军元老,但他知道,若非吉星高照,他是不会有令天这官运的,也许他早已在日本换上了预备役的军便装。

  田俊六的吉星来自于他的前任松井石根的倒台。南京大屠杀,松井在国际上臭名远扬。虽然事后他一再辩解自己当时正患病,不知详情,但身为统帅,约束部队不力,他难咎其责。而他的参谋长对屠杀魁首谷寿夫的嘉勉,更使他在若干年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辩解苍白无力,最终还是被美国中士约翰·伍德送上了绞架。

  松井大将下台后,田俊六走马上任。武汉会战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一个方面军参加的大战。他对冈村、东久迩两军长的具体要求很简练:进攻要稳步前进,不要怕慢,但一定不能再有台儿庄一类的失误。

  冈村中将最初的进攻虽不顺利,但他并未过于责备。从内心说,他相信冈村的实力,只要稳扎稳打,冬季到来前,他一定能踏上武汉的地面。

  求稳是田大将一贯的特点。就是日后在他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时,他依然没改变这一点。

  但指挥作战颇有办法的实干家冈村宁次中将却与他想的相反。在中国战场上,他的冒险行动实际上已不止一次了,只是过去的对手太弱,给了他屡屡得手的机会。

  但今天薛岳却不再吃他那一套,毅然调兵包围了冈村伸得过长的手。这一招不但使冈村大丢其丑,也把一向求稳的田大将逼上了绝路。

  东京大本营的指示虽只有寥寥数语,但田俊六能品出其中的份量。东京看来不愿让帝国现代化皇军在中国、在世界面前丢丑。106师团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消失在中国战场上。

  日本帝国虽然并不怕失去一个106师团,但却深怕失去皇军的军威,失去太阳旗下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的气势。

  田俊六戎马半生,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

  就在田俊六急得坐卧不宁时,他的那些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供职的老部下和追随者,通过参谋本部机要部门向他透来了重要信息:天皇亲自过问了万家岭战事,对淞埔师团能否解围极为关注。

  一向谨慎的田俊六大将一时有些慌神。他一面埋怨冈村的鲁莽、轻敌,一面打定主意:万家岭解围行动,他要亲自指挥。

  大将枯瘦却执握大权的手,终于从南京伸向了千里之外的赣北,伸向了激战正酣的万家岭。淞浦转眼间便接受两个司令官的指挥。

  薛岳的围歼战内容陡增,万家岭更热闹了。

  薛岳的围歼战打得至为艰苦。这一点早在兰封时他就领教过了。日军毕竟装备精良、火力凶猛、官兵战斗素质高。尤其当他们陷入背水一战的死地,发挥出“武士道”的疯狂邪劲时,也着实令占有优势的中国官兵伤透了脑筋。

  战斗的激烈、残酷超过了任何一次作战,各路攻击部队以一个团、一个师去攻击一个小山头、一个村庄。日军已无退路,每个山头、村落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艰苦的拉锯战使一块块不大的阵地频繁易手。每次控制权的转换。都使双方成百上千的官兵陈尸荒坡、村野。万家岭几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血水浸透,被尸海填满。

  田大将大掏本钱派来的空军失去了作用。眼望地面上蚂蚁般混战搅杀在一起的人群,日机急得在空中干瞪眼,直打转,可就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德安西南山沟里,薛岳司令已连熬了几个通宵了。40出头的薛岳到底年轻,精力过人。他没日没夜地守在电话机旁,既催督着万家岭地区的攻击部队一口一口地“啃骨头”,又密切注意着德安以东、瑞武路方向的防御。虽说淞浦的106师团已被他攥在手心里,但他一刻也不敢放松。

  他实在不愿一兵团阻击部队里再冒出个桂永清。

  他不愿淞浦再成为第二个土肥原。

  他更不愿今日的万家岭成为昔日的兰封城。

  田俊六放出三只“虎”后,心情并未放松多少。他操起电话,要了冈村。

  语气中透着焦灼:“冈村君,隘口街拿下了吗?”

  “大将,101师团还在苦战。以该师团兵力看,似有不足,我想从瑞武方向调回佐枝旅团,配合伊东师团从正面拿下隘口街,打通连接淞浦师团的道路。”

  冈村此时意识到自己当初犯的错误。当时淞浦的106师团在金官桥被阻时,他命令101师团由星子登陆向德安猛扑。但当时冈村有如鬼使神差,不但把27师团投入了瑞昌方向沿江的进攻,甚至还把101师团中的佐枝旅团调出。编为佐枝支队增援27师团战斗去了。

  27师团附佐枝支队员协助第6师团攻下了田家镇要塞,但兵力的分散却使101、106师团陷入困境,也使他在南浔线战场失去主动权。

  田俊六对冈村的恼火正在于这一败招。但如令他插手了前线战事,冈村也失去了调整部署、挽回损失的机会。

  “中将,佐枝支队你现在已不必再调了,我已给他们下达了增援万家岭的任务。

  第11军当前任务是:第101、第9师团快速突破守军阵地,击破守军阻击,尽快向凇浦师团靠拢。27师团火速南下,向东进攻,抄袭中国军后侧。只有淞浦师团解围,你我才无愧帝国的重托和天皇陛下的信任。你抓紧干吧。”

  说完,田大将扣了电话。

  田俊六为解淞浦之围拼出了老本,调用了几乎可以调用的部队,组成了一股强大的增援部队。

  宁贺支队,是刚由日本国内训练出来,调入华中战场现地实习的近3000名补充兵为基干组成的新锐。田大将打算救出淞浦师团后就将该部补充给淞浦中将。

  佐枝支队,原属106师团,兵力不少。田俊六又另从27师团中抽出3个步兵大队加强给佐枝,使该部兵力几乎达到一旅团之众。

  铃木支队,几乎把华中方面军17师团铃木旅团原封搬来。少将旅团长铃木春松指挥的这个支队下辖步兵第53、54联队,无疑是三支增援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铃木也被临时指定负三个救援支队的指挥之责。

  田俊六为救出淞浦不惜血本,三个增援支队论实力甚至超过了被围的淞浦师团。田大将从南京伸来的这支手一撒开,薛岳立刻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冲击。

  铃木少将饱读兵书,看来对中国几千年前兵学鼻祖孙子“围魏救赵”的精旨领悟得既深且透。他放着频频呼救的淞浦于不顾,不率他的三个支队去解万家岭之围,而是沿永武路及其北侧,全力向东进攻。

  中国军阻击部队不但有陷入两面受敌,被敌突破的危险,而且有二三个军被敌吃掉的可能。万家岭战场混乱的场面,一时更加混沌。

  10月6日,柘林以北地区已出现铃木救援部队的身影。薛岳再没有犹豫徘徊的时间了。当下咬牙从包围攻击淞浦的部队中抽出新13师、新15师、第60师、第91师和预6师共5个师南下布阵,阻击铃木的增援部队东进。为掩护万家岭侧翼,薛岳又把李觉的70军放在柘林地区修水南岸占领了既设阵地,策应北岸作战。

  中国军攻击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

  田俊六从南京伸出的枯手确实有力,解了淞浦一时之急。万家岭激烈的争夺复又陷入僵持的对抗中。

  武汉,蒋介石急得直跺脚,恨不能变成一条巨龙,飞到万家岭把淞浦的残兵吃个精光。可他办不到,他觉得万家岭的好梦正变成越来越多的泡沫,漂浮着离他而去。

  越来越多的灰黯又悄悄向他涌来。

  万家岭,武士的挽歌在悲鸣

  10月上旬这10天,对薛岳来说既艰难悲壮、却又充满辉煌。他拼尽气力在通向胜利的峭壁上攀援而上,时刻都在承受着跌落深渊的风险。

  田俊六、冈村直至淞浦,给他出了太多的难题,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军委会、蒋介石和一兵团支系杂乱的部队又给了他太大的压力,10多天了,他没达出过兵团部充作指挥室的那座不大的民房。伴着他的,只有几部响个不停的电话、张旧帆布行军床和伴着死神的日军炸弹。他不怕死,但他怕失败。

  他指挥的泰然若定在大战、恶战时,往往最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从他那间不大的指挥部里,一份份电担、一个个电话传向第一线部队。他的指挥镇定、调度得当传染给了前线,尽管各攻击部队死伤巨大,但没有慌乱者,士气始终压住了对手淞浦师团的官兵。

  万家岭之战是武汉战场上战斗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一战。自然也是战果最辉煌的一场战斗。

  10月7日,一兵团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至在鸭嘴垅总司令部里呆不住了。

  他带上几名参谋,来到了箬溪第56军军部。

  吴奇伟当时应该说是江南战区的前敌总司今。张发奎丢失九江被蒋介石召回武汉后,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南浔、瑞武战事由薛、吴两将军负责。吴奇伟一直身处前线,而薛岳是9月中旬才由南昌亲临德安的。遇到紧急情况,薛岳来不及与吴奇伟商量,大都自行裁定了。对此,吴奇伟从没在意。

  吴奇伟并非资历、能力不行。淡泊权位,正是他一生的特点。论资历,他与薛岳、张发奎、叶挺等都是四军中同行。论作战,他也是国民党军中能往善战的人。

  但他心胸开阔、性格随和,不但下级尊敬他,同僚、上司也多与他关系不错。而他,乐得如此,乐得把心思放在战场上。

  吴奇伟来到66军,就扎下了根。战斗激烈时,他喜欢下到前面,就近指挥。

  方从庐山下来不久的叶肇军长也是广东将领,知他脾性。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指挥战斗,倒也踏实、舒心。

  吴奇伟的到来,却也让叶肇操心。连日强攻,淞浦把重兵放在了石头岭。66军攻上去,靠手榴弹和刺刀与敌人拼死相夺。双方来来回回,一日数易其手。这使日军意识到,石头岭方向有中国军大部队。

  伴随而来的就是日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疯狂的战机炸射。前线空防设施极差,只能以吹哨报警。有几次哨音刚响,日机已飞到头上,人有时被堵在屋里。若非命大,吴奇伟、叶肇也许就在劫难逃了。

  叶军长可不愿吴奇伟有个三长两短,尤其在自己的军部。可每次劝说,吴奇伟都是一笑了之。劝急了,来一句:“不要紧,‘爆’死算了。”

  吴奇伟没撤回去,一直到万家岭大捷之后。他不怕死。有几次日机炸得土房直摇,参谋人员跑进去劝他时,却发现他伏在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66军虽然死伤累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损失,但最终还是克服了石头岭,把淞浦主力又向核心压了一层。

  德安以北74军51师师部里,作战会议正紧张、激烈地开着。二师长王耀武碰到了麻烦。

  74军是薛岳留下来围歼淞浦师团的绝对主力。长岭、张古山是薛岳突向万家岭核心的两大障碍,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俞济时下了死命令,损失了数千官兵才攻克长岭,但张古山却象道难以逾越的高山,挡住了74军的去路。

  俞济时一时想不出办法,只扔给51师王耀武师长一句话:张古山我不管了,但两天后你要保证我能在山上向薛长官报告胜利。

  王耀武少将硬攻了几次,可还没接近山头日军主阵地。部队就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和密如雨帘的枪弹打下山来。

  “他妈的,尽给老子这些绝差事。”王耀武眼望丢盔弃甲被打下山来的部队,狠狠地骂道。骂归骂,张古山还得夺。无奈之际,他召来了手下的旅、团长们,商量对策。

  可商量来商量去,结论令王耀武沮丧:地势太险,没有重炮,张古山没法拿下。

  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瘦削精悍的青年站起来开了口:“师座,张吉山并非不可取,但不可硬攻。三国时,邓艾能偷渡阳平攻取西蜀,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绕过正面,从山背偷袭。

  一口浓重的关中腔说出一席与众人相反的话,够王耀武注意的了。说话的人是唐生海旅305团长张灵甫上校。

  此时的张灵甫非日后在山东战场上令解放军头痛的整74师师长,他仍背着戴罪立功的重负。一年多前,他还是南京“模范监狱”的囚徒。至于原因。还是他自己说的好:“为杀妻室当楚囚”。

  抗战爆发,是王耀武在蒋介石面前保他出来,并把手下的一个团交给他。知遇感思,他极想为王耀武尽些力。当然,他也想在战场上用实力改变黄埔同窗对他这个学习成绩太差的同学的冷眼。

  王耀武见张灵甫有些主意,一时又兴奋起来。他器重张灵甫,认为他作战很有本事。

  “钟灵。说说你有什么打算?”

  “师座。如果我们挑选一些精干官兵组成突击队,从张古山背面爬上去,然后两面夹攻,我想能拿下张古山。”

  “嗯。主意是不错,你们说呢?”王耀武说完。看了看众旅、因长。

  王耀武实际上已在心里接受了张灵甫的主意,征询众人意见,实际是在点将。

  众人嘁嘁喳喳,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自告奋勇。”

  张灵甫看明白了一切,又开了口:“师座,如果方案可行,又不嫌弃卑职的活,我愿率突击队进攻。”

  张灵甫又提建议又自告奋勇,众将佐自然皆大欢喜。方案顺利通过。

  返回部队,张灵甫挑出几百精兵,当夜出发,踏上了人烟绝迹的崎岖峡谷。

  偷袭极其成功,张灵甫首先登上了张古山。以后的几天里,尽管日机炸弹和日军炮火把张古山翻了个个儿,但他还是与友军各团顶住了日军无数次的反扑。

  张灵甫拖着受伤的瘸腿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为自己争了口气,也为王耀武、为蒋介石争了光。御敌他是有功的。在抗日战场上,他的疯狂劲犹如他在内战战场上一样。说到底,他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只鹰犬,他只为蒋介石效劳。蒋介石为正义而战,他就是英雄。蒋介石行不义之战,他就是遭人唾弃的顽敌。张灵甫是一个无政治头脑的出色军人。

  战至10月8日,淞浦师团仅剩数千残兵,被压缩在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可数的几个据点里。淞浦师团已陷入绝境,虽然田俊六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但战局仍令淞浦透不过气来。

  一次空投数百名军官,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的事,也足见淞浦已到了何种穷途末路的境地。

  胜利对薛岳、对中国军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可这一步,薛岳和他的10万将士再也迈不动了。

  随着10月10日的一天天临近,沉闷的武汉三镇又起了些许变化。人们的脸上又有了一丝节日来临的松快,数月来饱受日机轰炸而残破萧条的街道广场上,行人又多了起来。更引人注目的,还是突然间出现在建筑物、广场、主要街道两旁的那一面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国旗,在不屈地迎风招展,猎猎飘扬。

  “双十”国庆日在即,望着象征着国家、民族主权的国旗,武汉军民的眼中滚动着不屈的泪水。

  被日机炸得残破不堪的军委会地下室里,蒋介石阅过国庆日对全国军民的演说稿,信手丢在一边。例行的演说年年都有,但令年却将在一片失败声中唱高调,华丽的词藻连他自己看着都不舒服。必须在战场上拿出些东西。

  他吩咐侍从叫来了军令部长徐永昌:“薛伯陵的进攻现在怎么样了?”

  “委座,万家岭双方损失都大,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不过再拖下去,薛长官所部怕是越来越不利。箬溪、隘口两方面,冈村军的27师团和101师团都在拼命猛攻,欲解万家岭之围。薛长官实际上已没几天时间了。”

  “那怎么才能吃掉淞浦残部呢?能不能再调上些部队。”

  “恐怕不行。一来远水难解近渴,二来也无部队可调。”

  望着蒋介石渐趋失望的面孔,徐永昌又补上句:“除非,除非让薛长官拼尽气力,不留预备队,全部投入反攻,或许尚有获胜的机会。这最后的5分钟是至关重要的,我军难,日本人也几乎趴下了,这时就比谁意志更强。”

  蒋介石沉思片刻,命令徐永昌道:“好吧,你以军委会名义命令一兵团薛长官。

  着各军、师组成敢死队,向万家岭发起最后攻击,务于10月9日24时前全歼该敌。”

  德安前线,薛岳也在为此事徘徊。实际上,这是最后击败淞浦的唯一办法。军委会的命令,无疑使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9日,在薛岳的死命令下,万家岭地区各师,都组成了数百人的敢死队,向万家岭、雷鸣鼓、四步苏、箭炉苏等最后几个据点发动了全面攻击。

  最后5分钟,对两个搏斗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而倒在地上的人来说,与其说比战力,不如说是在比意志。薛岳这最后一击,在气势上彻底摧垮了淞浦。

  当晚,欧震的第4军、叶肇的第66军占领了万家岭、雷鸣鼓两要地,毙敌2000多人、俘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近百挺、步枪1000多支、马匹数百。

  十分遗憾的是,第4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至万家岭淞浦师团部附近不过百米,但天色太黑,加之审俘不利,未能及时发觉淞浦中将,结果放走了这个最大的猎物。

  听听战后俘虏的供词,就更叫人觉得遗憾。俘虏说;“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一百公尺,淞浦就被俘或者切腹了。”

  淞浦虽没被俘或者战死,但逃至田步苏后已成惊弓之鸟,无心恋战。10日凌晨,他率领数百残兵逃至甘木关。恰遇突破中国军阵地前来救援的铃木支队,终于摆脱了灭顶之灾。

  至此,除个别据点少量日军残兵死守待援外,淞浦的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被歼人数多达1万多人。

  薛岳兰封兵败后卧薪尝胆,终于赢得了万家岭大捷,洗雪了前耻。这一仗,既奠定了他抗战中“百战名将”的地位,也为他日后统领第九战区数万数万地歼敌开了个好头。

  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日。蒋介石收到陈诚转来的万家岭大捷电报后,脸上笑开了花。在一片祝贺、颂扬声中,他口授电报给前线的一兵团诸将士:

  “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局胜嘉慰……关于各部犒赏,除陈长官当赏5万元,本委员长另赏5万元,以资鼓励。”

  薛岳的故交、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闻讯后,也赞不绝口地称道:“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一片颂赞声中,薛岳悄然地来到万家岭战场。战火熄灭了,但脚下混着血肉的焦土、四下飘拂着的硝烟和满山遍野的兵士骡马尸骸,仍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悲喜交集,情从中来。

  万家岭从此后便再无人家,成了数万名中日官兵幽灵出没的场所。对日军而言,这里成了名符其实的武士墓地。日本人的一个师团在这赣北的荒郊野岭化作腐土,与风雨相伴。

  当时任国民党军一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一年后来到了万家岭,亲眼目睹了一场血战后留下的场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万家岭战役后,我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撤离该地,当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景象。战场上到处都是枯骨和破烂军需物品,战场气氛仍十分浓厚。

  我在战后一年所见的情况是: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只有几个小村。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

  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它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万家岭西北一村,叫雷鸣鼓刘村,周围日军坟墓最多。村东稻田中,日军辎重兵马骨不下五六百具,铁制驮鞍亦多。1939年12月,日军第106师团(后又组建)将要回国的300多人,在该村住了3天,向阵亡日军祭吊。这3天,砍树、砌台、立碑,300人足足忙了3天。

  万家岭西南哗其街村,日军遗骨最多。据当地人讲,一个村民曾从骷髅中,捡拾金牙30多枚。这当然是日本兵的,中国兵镶不起金牙。

  哗共村正南的张古山,(是座)仅有30多公尺高的小山,山上灌木丛生,山顶上军用物品、日制弹药箱、防毒面具、毒气筒、刺刀、皮带极多。山坡上有日军尸骨,也有中国士兵尸骨。张古山是一个制高点,双方在此争夺肉搏,从尸骨可见当时战斗激烈程度。

  …………

  具体的场景很多很多,这里不再多加引证。但有一点,连日军自己都承认:薛岳将军在万家岭为淞浦师团,为日本的“武士道”奏响了悲凄的挽歌。

  奇迹与失败只差一步

  薛岳几乎全歼日军一个整师团,这是奇迹。整个武汉会战,虽然日军在全局上一直占据主动,甚至有过成兵团合围中国军的机会。但自始至终,他们也没能建制地消灭过一个中国师。争功意识导致各部协调不利,证明了日军的短视。依仗匹关之勇,他们能收局部的胜利,但他们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国民党军自然也非铁板一块。有意志坚定,能征善战的军中豪杰,象李宗仁、薛岳、张自忠、宋希濂等,他们是民族的栋梁,军中的骄傲。但也有意志动摇,畏敌如虎的军将肖小,韩复榘、刘峙自不待言,就是武汉会战四五个月的苦战中,胆小如鼠、图保私利、指挥失当者就不乏其人,否则,武汉会战的战绩会好得多。

  奇迹与失败原本只有一步。迈过去就是胜利,就能创军事上的奇迹。

  成功之例一:

  10月初,当救援淞浦师团的援兵向东进攻,直扑德安时,薛岳为保证全歼淞浦所部,除令5个师南下堵口子外,还令防御面过大的守军适当收缩集中。汤恩伯军团第11O师656团的故事即由此而起。

  当656团在茨芭山袭击了日军辎重队,大获全胜后,却突然发现四周友军已全部撤走,656团有完全落入敌后的可能。为摆脱被动,656团当即决定火速西撤,追赶主力。

  二三十公里的急行军后,656团于当晚6点多钟赶到了箬溪以西的小坳。身后,日军第27师团前卫穷追不舍。

  在小坳,656团团长廖运周上校遇到了先到一步的328旅旅长辛少亭。

  辛旅长见到廖运周,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会儿,突然劈头问道;“廖团长,想不想在这儿打一仗?”

  小坳地处鄂赣交界,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公路在这里急转了两个弯,显出个“S”形,中间是座十几米高的小高地。廖团长知道这儿原是座预备阵地,只是守军逃得无影无踪。可小高地后面一座弹药库,守军逃跑过于着急以致忘了上锁。里面的上万发炮弹足可以顶上一阵子。

  廖运周想了想说;“干!这么多炮弹留给日本人岂不是太可惜了!只要把路堵死,迫击炮照样打坦克。”

  “好样的,那就看你的了。”

  辛旅长说完,下令将4门迫击炮调给了廖团,自己又跳上车,带着旅部人员向西走了。

  廖运周手中原有18军军长黄维给他的8门炮,现在又加上4门,一时来了情绪。

  跑得精疲力竭的士兵们一听说要打仗,也都又精神起来了。

  战争总是与死亡相随,士兵自然也是常年与恐惧相伴。但他们都赌着一口气,这是支撑着他们在枪林弹雨里冲杀的支柱。

  夜幕悄悄降临了,山里一片宁静,只有小坳公路外侧的河水仍哗哗地流淌着。

  身边士兵粗重的喘息声又勾起了廖运用的思绪。是不是当初答应的太草率了?如今大部队都在向西纷纷撤退,自己却带着弟兄们打这场本不属于他的仗。万一被鬼子拖在敌后,该怎么向长官交待?怎么向手下的弟兄们交待?

  这时的他处在了民族意识、职业道德和个人荣辱相互矛盾的十字路口。要撤他还来得及,但他果断地打消了撤出战斗的念头,也迈出了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远方,传来了坦克隆隆的轰鸣声。很快,七八辆车身上涂着膏药旗的日军坦克来到了小坳第一个转弯处。后面紧跟着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

  “打!”廖运周一声吼,一声枪。小坳山下反坦克炮连的战防炮响起了猛烈的炮声。立刻,二三辆日军坦克趴在路上冒出了黑烟。

  日军后续车辆、步兵源源而至,围在被阻塞的道路上嘁嘁喳喳。喇叭声、喧嚷声响成一片。

  12门迫击炮早已备足了弹药,炮手们更是弊足了劲儿,炮口直指百米之外的日军人堆。

  这一仗真是太痛快了。炮兵几乎不用瞄准,炮弹便能在日军人堆里炸开,而炮弹身后又有的是。很快,中弹后燃烧起来的日军车辆便使2里多长的公路变成一片火海,山坳被照得如同白昼。

  可日军却连一个中国兵的影子也没见到。

  战斗持续到午夜。打出大约五六千发炮弹后,廖运周团的官兵才歇手喘口气。

  这时,公路上死一般的沉寂。下半夜,全团官兵竟放心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656团撤出了战斗,继续向西追赶主力去了。他们的身后,是日军被炸毁的20多辆坦克,数十辆运输汽车,数百具日军尸体和引爆余弹留下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弹坑。

  廖运周率656四千余人,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歼敌数百人,毁坦克、汽车近百辆,迟滞27师团1个旅团达一天多,当时曾轰动武汉外围各战场。军委会何应钦、徐庭瑶将军当时曾通电嘉奖,称“战果辉煌”。

  后来,656团拉上了幕阜山,打起了游击。

  再后来,便是廖运周在解放战争中毅然反正,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廖运周打了一场计划外的仗,却创造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的奇迹。

  战争是个魔方,关键看你怎么摆弄它。

  成功之例二:

  军事上有句俗语:战机稍纵即逝。凡失去战机者,痛悔中感悟最深。但抓住战机而受益者,欣喜中同样能把这话的分量铭记于心。宋希濂军88师528团的官兵就是如此。

  9月初,当74军36师在富金山大战荻州师团之际,钟彬的88师阵地相对平静。宋希濂少将是那种指挥若定、调度有方之将,他既不会看着36师战光耗尽,也不会让88师闲死。

  钟彬接到了新任务,随时听命增援36师富金山阵地。但没多久,意外的情况一度曾使钟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36师前沿告急,钟彬正待率部增援。但老奸巨滑的荻州立兵中将却通令第10师团设法抄袭71军首脑核心——武庙集军部。一个加强大队五六百人踏上了侧翼迂回的崎岖山路。

  88师搜索队发现了这股敌人,立刻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了师部。

  情况紧急,钟师长立即研究情况。宋军长尚不知情,频频电催88师的援兵。孰先轨后?钟师长面临了难题。

  最后,钟彬还是果断地把528团抽出,埋伏在坳口塘。先解军部之围再说。

  临机果断、地势有利、出敌不意,使528团大获全胜。黑夜里,被包围在核心的五六百日军成了活靶子,承受着四面密如雨帘的枪弹射击。手榴弹的爆炸声、密集的枪声和日军的哀嚎声整整响了30分钟。

  仅仅半小时战斗结束了。坳口堵伏击圈里,日军尸首叠枕。活着逃回去的没多少人。

  就在坳口塘伏击战打响之时,富金山武集庙71军军部,卫队只有一个多连。如果钟彬不派侧翼搜索队,不发现这股敌人,不吃掉这一个加强大队,宋希濂的军部危矣!71军失掉指挥,还能在富金山大战10余天,杀敌数千吗?宋希濂和他的71军还能一仗而扬威天下吗?!

  战争是最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但对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部队,各种突然性导致的战场胜败又大不相同。

  事在人为,也是千古战争一条不变的法理。

  中国国民党军是在国内战场上起家、成长、壮大的。但对军阀的作战,毕竟只是些低水平人海战术的重复。当现代化日军的坦克、战车隆隆地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当成千上万门大炮伴着从天而降的雨点般炸弹进入战场时,从蒋介石直至国民党军普通士兵这才发现,现代战争完全是另一个样。

  今天,人们很愿拿二战初期波兰骑兵挥舞战刀猛砍德军坦克作为笑谈,嘲讽不思武备的波兰军队的落伍。但初上抗日战场的国民党军又未尝不是如此。

  一些当年曾浴血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军曾对比过中、日两军的实战能力:一个战斗力强的师,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才能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战斗力差的部队,两三个师尚打不过敌军一个联队(注:联队相当于团)。

  实际上,即使这组让中国人看了有些沮丧的数字,也有夸大的成分。试想一下,除个别英勇之师(如71军36师)外,有哪个师能抗住日军一个联队的进攻。而且军事上的定则,攻方若非守方两倍以上的优势,很难取胜。

  中国军虽吃去了国家的大部分钱粮,但都耗在了内战之争上。对日抗战,中国军仍是一支落后时代的劣势之师,从装备到官兵素质。下级官兵的爱国精神虽抵消了部分装备的劣势,但高级将领的指挥无能却使他们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

  到武汉会战时,一年多的战争磨练淘汰了一批无能的将领,提高了各级长官的指挥素质。但满身疾病的国民党军,不可能改变现状于一朝一夕。他们也渴望胜利,也渴望在战场上创造奇迹,但他们捅不破那最后一层薄纸,迈不过关键的最后一道坎。

  失败之例一:败不旋踵的10万大军。

  从6月12日安庆失守至7月4日湖口失陷,中国军在揭幕战中一败涂地,也给整个会战蒙上了阴影。

  恰恰在此期间,蒋介石喊出要坚守武汉4个月至半年,甚至还期待着奇迹出现能扭转战局。但波田重一率他的近万精兵,用行动给了他一记极响亮的耳光。

  波田支队固然惯于热带地区的征战,在日军中也算得上一员悍将。但充其量不过步兵2联队、山炮1联队,按说闯入10万中国大军中,抡起巴掌的应该是蒋介石而非波田。

  但蒋介石的高级将领实在不争气。先是杨森第27集团军和徐源泉第26集团军的畏敌如虎、不战自溃。这在军令部电文中记载的清清楚楚:

  “据报犯安庆之敌只陆战队数百,(但杨森部)未经力战,轻弃名城,贻笑友邦,殊属遗憾……”

  杨森蛰居四川,为王多年。他的战败本不足奇。但安庆一失,这股不战而溃之风象瘟疫一样传向沿江各部。26集团军徐源泉部更是丢人现眼,甚至连日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已败出10里。《军令部代电》于6月15日通报了该部:“士兵乱放空枪,纪律废弛,敌来即退”,“自官亭撤退未放一枪,沿途拉夫扰民无所不至。”

  两个集团军的遗败,终于在中国守军千里防堤上捅开个大口子。波田嘴角露着嘲讽的狞笑,一路顺江而下,又接连击败刘多荃、张文清、李韫珩、王东原、郭汝栋等军,一气打到了湖口。

  日军震惊,认为最多再有一月时间便可直取武汉。骄狂之气直冲云霄。

  蒋介石震怒,声言再如此下去只有去当亡国奴。并枪毙了见死不救的167师师长薛蔚英。薛蔚英固然该杀,但真正该杀的又何止一个薛蔚英。

  波田重一成了日本的英雄,他创造了奇迹。但这奇迹与辉煌中又有多少是中国军送给他的呢?这一仗后,波田支队再未显出其“英雄”本色。

  波田少将应该说既是员悍将,也是员福将。

  失败之例二:秀才的悲剧。

  对84军军长覃连芳来说,武汉会战他既是胜利者,又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守黄梅,84军受到军委会和当地友军的赞誉。但他晚节不保。广济一战,部队损失惨重,还丢了阵地。

  问题出在188师上。

  当黄梅失守,第4兵团准备在黄梅、广济交界处发起局部反击时,84军对面日军不过1500人。罩军长命令188师师长刘任当天接替了28军团刘汝明部防线,并令189师师长凌压西在左翼,协助刘任师进攻。

  刘任陆大出身,多年都在干教育工作。平日作战会上,一向清高,满口的军事术语,说得云山雾罩,令友军凌压西师长惭愧得连口都不敢张。

  当时,国民党军中虽有黄埔、保定等将军之摇篮,但真正饱读兵书者并不多,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上来的倒不少。

  刘任心里是矛盾的。他既瞧不起那些在战场上起家的上包子,可又慕羡他们指挥实战的轻车熟路。论兵法军势,他没有不知道的,可把部队交到他手里,他又茫然了,不知该干些什么好。

  他心生一计,把188师交给了副师长刘建常。说来也巧,刘建常也是长年在军校供职,毫无作战经验。但刘建常比师长胆大些,拉着部队就进了阵地。

  刘建常胆儿真够大的。他既对敌情一无所知,又没与左翼的189师取得联系,就向各团下达命令:“明日拂晓攻击。”

  最先接刘汝明部防御的1103团团长梁津上校心中疑惑。自己最先到,可派出的侦察分队尚未回返,师部何以判断敌情而下达攻击令呢?满腹猜疑的梁团长走进了师部前指。

  “噢,不必担心。兵法曰:兵无常势,水无常态。一切都会变化的。”得知梁团长来意后,副师长刘建常大大咧咧地说道:“再说,军长已约定友军明日拂晓开始攻击。”

  刘建常要与对手决战了。但对188师来说,长官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这无疑是个悲哀。布置攻击任务,这位军中秀才甚至让唯一的一个炮团(第5团)呆在驻地,既不给予任何任务,也未指明射击目标。

  这可苦了担任攻击任务的1101和1102团。攻击发起不久,两个团数千名官兵便被日军压制在铁丝网前。敌阵地内轻重机枪火舌喷吐、手榴弹横飞。而马尾山上的日军炮兵,在两团后方筑起一道火力屏障,隔断了攻击部队的退路,后方想增援却冲不上去。一时间,两个攻击团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死伤惨重。

  无情的火舌象一只凶猛的怪兽,吞噬着中国官兵。铺天盖地的炮弹、手榴弹把一具具血肉之躯掀上半空。

  1102团团长李汉光上校枪林弹雨中闯了十多年,却从未打过这样的仗。当下趴在弹坑里气的大骂:“他妈的,这打的是什么仗!我们的炮兵呢?都死绝了。下命令,往回撤,无论多大伤亡也要冲出去。”

  两团硬撤了回来,寸功未得,却白白损失了两个营的官兵。更惨的是,牺牲的众弟兄陈尸日军阵地前的铁丝网下,无法收回装殓。

  官兵士气一落千丈。

  两天后,48军区寿年被日军包围于双城驷附近,刘任再次命令刘建常率部增援。

  在刘建常命令下,1102团团长李汉光亲率一个营向双城驷出击,结果全部陷入日军重围。最后,随李汉光逃出的士兵只有区区8人。

  183师下级官兵在整个会战中都是不顾一切地在拼死力战,他们尽了自己的力,他们也是会战中死伤最惨的一支部队。

  几天后,188师终于在大河铺全线溃败。师长刘任甚至没向军部报告就退向了后方。当84军军长栗连芳将军发现188师溃兵已涌到军部附近时,方知道188师已全线溃散。再问师长刘任,发现已跑到军部后面。覃连芳当时气得暴跳如雷,连喊刘任该杀。并立刻命令189师赶紧后撤,免遭敌围。盛怒之下,命189师凌压西师长把逃避战斗的1106团团长黄伯铭就地枪决,不必再解军部。

  84军最后败了,败在188师身上,败在两个自负清高的酸秀才身上。

  饱读兵书本身无过,张治中、黄维、关麟征等一批抗日名将,无不饱读兵书,深谙用兵之道。但他们的兵法史典是融合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的。他们先是军人,其次才是秀才。

  战后,白崇禧有意偏袒这支家乡民团军。刘任并没被严办,这激起全军上下一片指责。关键之际,白崇禧不敢触怒三军,只得把188师解散,士兵拨归189师,军官遣回广西重新整训部队。

  “纸上谈兵”的师长刘任和副师长刘建常,没多久便随白崇禧返回了武汉参谋总部军训部。

  败兵之将,反获升迁。这在国民党军中也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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