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这场中日战争规模最大的大战中，不可知性甚至和预期完全相反的情况屡屡出现。东京的决策者原计划从江南大举突破，沿长江南捣武汉，但战局的发展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江南两月血战，精锐师团全部用尽，却迟迟不见进展，还损了淞浦淳六郎的一个整师团。江北兵力虽少，但进展却大大快于江南。大别山北麓，第2军各部已跨过商城，跃马潢川，武汉北面的最后屏障已近在眼前；而大别山南麓，稻叶第6师团虽死伤惨重，部队无力再战。但稻叶所部毕竟已突破田家镇天险，只待整补新锐、备齐粮草后便挥师江城东部平原。战至此时，武汉会战主动权已逐步转向日军，蒋介石面临的，只能是守一天算一天的被动支撑了。
战局的演变使日本军部定下了新的决心：江北各战场由辅助进攻改为攻略武汉的主攻，江南11军改向西南攻击，切断粤汉线，堵住九战区两个兵团中国军的退路。
裕仁的皇军给蒋介石又出了个大大难题；不但要取武汉，还要取蒋介石的命根子——几十万国民党大军。
北路战火稠，南路军情危，但蒋介石并未慌乱。他蔑视地对军令部长徐永昌将军说：“寇敌不自量力，武汉、军队都想要。就其三四十万人马何以行此规模行动。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战后期，他调上了一直养精蓄锐的“西北王”胡宗南军团。
胡宗南不买李宗仁的帐
1938年9月下旬，藤江第16师团筱原旅团借拿下商城之勇，向固守沙窝东、西两侧高地的钟彬、钟松两师猛攻。窝金山一战，陈瑞河的36师一战成名，死伤殆尽。
但71军钟彬、钟松两师却仍具实力。结果筱原旅团激战一周，毫无进展。
9月26日，宋希濂军长为增援钟家二师，将预备队沈发藻师也投入战场。沈师大胆迂回沙窝侧背，切断了筱原旅团后路。
16师团长藤江中将见筱原受围，急率师团主力南下，强攻沈发藻师。随后，又于10月6日向宋希濂71军大举进攻。
三天的血战，双方杀得天低云暗，死尸遍野，沙窝又成了藤江惠辅伤心悲鸣的墓地。
与此同时，筱冢、荻州两部也在潢川、新店等处与各路守军相持苦战。战线时而胶着，时而激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昂贵、惨重的代价，参战的日军各师团都承受了进入中国战场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大别山的崇山峻岭、山谷险地阻滞了日军的脚步，限制了日军机械化及重火器的威力。
就在孙连仲、李品仙兵团与日军展开艰苦的拉锯战，一个山头一个村庄地反复争夺时，一个神秘的小个子将军悄悄进入了武汉东北战场。他悄无声息地排兵布阵，完全不象先前参战的一些将军大造声势、独挽狂澜的样子。此人姓胡，名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
此一刻说胡宗南临危受命并不过分。江南冈村军已被薛岳拖住后腿，战至今日，真正对武汉威胁大的，已转向江北的东久迩第2军。可孙、李两兵团苦战已近两月，部队残破不堪，不支之势毕露。而日军兵员补充迅速，仍一味向信阳猛攻，图切断平汉线南下武汉。会战后期，未经消耗的江北各部只有胡宗南的第17军团3个军。而这3个军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又以蒋委员长“小老乡”得宠，蒋介石怎能不对他寄予厚望。
胡宗南在黄埔一期中够特殊的了。身高不足一米六，其貌不扬，又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当1925年从黄埔毕业任少尉见习时，已近而立之年。战乱年间，30岁之人任军长、师长者不乏其人，而他却仅是个少尉见习，换了别人，也许早脱下军装挣钱养家去了。
但他忍了下来。他有耐心，他有靠山。蒋介石在黄埔时的一句话时常从他脑海中掠过，支撑着他：“我们算是真正的同乡。今后我们要相互提携。……”
有老蒋这句话，他知道自己有出头之日。他熬了过来。在傲气冲天的黄埔同窗中，他包揽了诸多个第一：
第一个跨进国民党将军的行列；第一个升任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在中国大陆上就升任陆军上将；抗战结束时，胡宗南更是达到了权利的巅峰。他一手控制西北数省，拥兵50万，成了名符其实的“西北王”。
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他深深得宠于蒋介石。在蒋的“十三太保”中，他说话的份量更重些。他的周围，聚起了不少年轻少壮的军官，戴笠也在其中。
在现代人们的脑子里，对胡宗南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他在陕北的连战连败，对彭德怀的无可奈何。但众多的国民党名将，未尝不是如此。薛岳一代抗日名将，不也是在内战战场上、在解放军手下一败涂地吗？！
胡宗南早先也是为蒋介石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两次东征，胡宗南身先士卒；讨伐孙传芳，他以一团之兵击败孙军一个精锐师，俘敌8千，甚至连军长都给活捉过来了。
中原大战，胡宗南发起楞劲，象影子一样缠着孙良诚部死磨硬打，弄得孙良诚哭笑不得，不愿再与他交手。只要一听说是胡宗南的第1师，孙部便退兵绕道。一时间，许多部队便冒充起第1师来。真假1师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喜不自禁地夸道：“还是我的1师能打。”胡宗南自此官运更顺。
胡宗南大器晚成，一则靠战功，但更多的还是靠他的出身，靠蒋介石。
当孙兵团各军在潢川、沙窝一线与日军苦战时，胡宗南却把部队悄悄拉到罗山以东山地，抢筑工事、布炮阵兵，准备与日军周旋一番。
首先与胡宗南部交手的，是筱冢义男中将指挥的甲种师团——第10师团。
筱冢中将在夺占潢川后，起初没注意到胡军团。直到在潢川、罗山之间大战时，筱冢仍以为对手不过是潢川退下的孙兵团残部。所以命令所部大胆猛冲，强行突破，以先占信阳争拔头筹。
22日，日军第10师团一部冲过竹竿铺，乘势攻占罗山。其中一部甚至放胆穿插，深入到罗山、信阳间的五里店。
胡宗南见战机已到，略事调整，挥动大军全面反击。深入五里店之敌约2个大队近千人几乎被全歼，罗山附近之敌死伤也十分惨重。筱冢大惊，这才意识到又碰到了一支生力军，忙指挥全军退罗山待援。
罗山反击，胡宗南获局部胜利。歼灭日军5000余人，立下战功。
罗山方向受挫，惊动了东久迩宫。他反复权衡，还是舍不得放弃由罗山直捣信阳的计划。东久迩野心更大，他既想第一个冲进武汉，又想夺占信阳，切断孙、李两兵团几十万大军退路。吞吃中国军两大兵团，立下奇功。
他叫来了参谋长，叮问道：“11军在赣北战况有无新进展，现进到何处？”
“冈村中将所部仍在德安苦战。由于淞流师团处境艰难，11军暂放弃西进攻势，全力解围淞浦君。”
“嗯。”东久迩轻哼一声，嘴角露出一丝复杂的笑。他转回身对参谋长吩咐道：
“我们还有时间。马上给藤田中将发电报，命令第3师团转向罗山，协助第10师团击败罗山地区支那军主力。告诉藤田君，信阳一定要拿下。”
10月2日，藤田进中将率第3师团全部近2万人，浩浩荡荡开进罗山战场。筱冢见援兵开到，土气大增。
胡宗南的对手，一下增加到3万多人。而且第3师团带了一个联队的重炮，力量均势瞬间被打破了。
罗山西北山脚下的一座村庄里，胡宗南走出军团部，溜达着走向山脚。
夜空黑得象一团浓浓的墨，只有几颗星星疲乏地眨动着。对下面将要来临的大战，他既有股再较量一番的冲动，却也觉得实在没把握。但他知道百里之外的武汉，一双睁得不小的眼睛正盯着他。
两天前，病愈复出的李宗仁又挑起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职。上任伊始，他就对苦战两月的部队进行了大调整。胡军团被李宗仁上将放在了战区左翼。现在，他再也不是一支能静观前线激战的预备力量了。他的部队也得随时准备承接日本人的炮弹，顶着日本人的刺刀。
可第3师团的到来，无疑在他摇晃苦挣的双肩上又加上了一扇沉重的磨盘。李宗仁知道这些中央军嫡系的为人，曾明确命令他：不管日军在罗山正面投入多少重兵，胡军团都必须节节抵抗，最次也须固守信阳，不支时再南下鄂北三关，以保证数十万友军的退路。
节节抵抗，他认为能做到。顶多久算多久呗。可固守信阳，他总感到信心不足。
胡宗南不是那种敢把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将军。
可丢了信阳，拒绝南下而向西退，他何以回去复命？他并不怕李宗仁，他知道蒋、李之间微妙的关系，更何况李宗仁倒过蒋。在蒋介石面前，他自恃校长更倾向于他胡某，而不是时刻可能成患的李宗仁。从这点上看，他觉得保住部队比保住信阳更重要。
但真正促使胡宗南定下决心，放弃信阳重镇而改道西退的，还在于他对国民党军核心关键的了然。有哪个失去部队的将军能有好的结局。冯玉祥如今没了部队，虽挂个副委员长之名，但一个师长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当蒋介石食客的滋味不好受。而那些手握重兵的人，谁个不是一手遮天，叱咤一方。
胡宗南真是不长个子，只长心眼。他的深谋远虑十多年后果然应验了。当他的60万大军在成都一带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净尽，胡只身逃到台湾时，蒋介石只是冷冷地却带着嘲讽地一句问话就使他满面通红，无地自容。
“就你一个人逃出来了？”
蒋介石虽然顾及多年师生加乡党的情面，没再追究他，可胡宗南从此失宠，没有任何重要权势了。
胡宗南权衡再三的结果，导致了他不顾大局，只图自保的私心。很快，日军第10、第3师团突破了罗山防线，直逼信阳。胡军团虽也抵抗了一阵，并以一部兵力配合孙连仲部在柳林镇地区夹击日军，歼敌2千、但他的军团主力，全部撤出了信阳，向西退去。
10月12日，信阳空城被日军占领。当日军缩头缩脑地沿街向里搜索时，信阳竟是死一般的沉寂，无中国军一兵一卒。
随队而行的第10师团长筱冢中将既满心欢喜、又大惑不解。
对国民党军的矛盾、复杂、神秘莫测，筱冢义男永远也不会搞明白。
军法并非都如山
信阳失守了，胡宗南军团又西撤南阳，武胜、平靖等鄂北三关顿时空虚。三关再失，日军便能踏上平地，一天内打到武汉城下。
豫南鄂北的漏洞一时引起武汉震颤。
红安夏店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闻讯如五雷轰顶，顿时瘫软在座椅上。
李宗仁是9月下旬方由东湖疗养院返归战区前线的。虽说他接手战事时，日军已开始猛攻潢川、浠水，但他并未有丝毫慌乱。罗山以东、扶径、宋埠一线虽已距武汉不远，但比起数日前的台儿庄平原，地势仍有利的多。而身后又有武胜等三关天险，挡住日军仍完全有可能。
蒋介石对他也寄予厚望。9月底曾扔下军务，专程赶到宋埠长官部视察，对李宗仁也是盛赞有加，希望他拿出台儿庄时的威风，把日本人顶在鄂北山区过冬。为表示对五战区的重视和与将士同甘苦的决心，甚至屈万圣之尊在小庙里住了一宵。
但李宗仁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能行使战区司令官职责的上方宝剑。台儿庄之战，若非有这把利剑悬在汤恩伯头上，最终的失败者将是他，而不是矾谷中将。
要真是那样，孙连仲和他的数万官兵将白白地为台儿庄陪葬，他从此也将再无法指挥地方部队。
但今天，蒋介石没把这把先斩后奏的宝剑交给他。临走时。他只给李宗仁留下了一句一文不值的废话：“德邻，艰难时期，党国安危全赖你们这些栋梁了。好好打吧，五战区所有部队都是你的部下，他们会听你指挥的。”
李宗仁还要申辩，蒋介石却拍拍他的肩头，转身上了车，一溜烟走了。
问题没解决，李宗仁便为胡宗南部担忧起来。比起残破不堪的各部，胡军团毕竟是他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可这张王牌象是沾上了魔力，并不怎么听话。
如今，一切忧患终于成为现实，真使李宗仁欲哭无泪。
“胡宗南这个狗东西现在何处？”
半晌，李宗仁缓过一口气，大声问道。
“胡部现已进入南阳，西退了百余里。”参谋长徐祖贻略一思索，小心地回复道。
“马上给南阳发报。命令他返回鄂北三关防地。告诉他军命在上，不许迟误。”
李宗仁余怒未消，不想轻易放过胡宗南。
徐参谋长知道李宗仁正在气头上，并未马上开口。少倾，见李宗仁平静了一些，方进言道：“德公，胡宗南狐假虎威，既敢抗命西撤，命他回防怕也只是一厢情愿。
再说第3师团已折道南下，直扑三关，胡部既使从命，也为时间不许。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平汉线以北的孙、李两兵团，必须抓紧时间摆脱敌人，免遭合围之险。”
徐祖贻显然比他的长官冷静一些，关键时刻向李宗仁陈明了当前要害，尽了良己职责。
李宗仁推开窗户，让凉风吹拂着发烫的面孔，良久没说一句话。徐祖贻知道他内心的苦痛和忧虑，却也一时无语。
一声无力的长叹终于从李宗仁口中发出：“一败再败，败在谁呢？我真为死去的官兵痛心。唉！一盘散沙的中国，就因为那些个败家子儿。”
“徐参谋长，你马上通知孙、李各部，视情况摆脱敌人，向鄂北撤退。另外通知三关守军，一定要死守阵地，就是战至一人也不许撤。”
说完，他一把撸下军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咬着牙恨恨地咒道：“胡宗南这狗东西，我要向军委会告他。”
李宗仁说到做到，当下便向军委会投书，状告胡宗南不听命令，擅自西撤，致五战区主力大军陷入被动。
但李宗仁的报告送上去后，再没听到回音。若干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10月12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共全军7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
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自恃天之骄子，目无军法。但蒋介石却没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决心和远见，李宗仁想扳倒他，谈何容易。
胡宗南可以如此，但那些非蒋“嫡系”的杂牌军将领却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枪毙的167师师长薛蔚英等将军自不必说，就是在罗山浴血苦战多日的124师师长曾(更生)元少将，也险些屈作蒋介石军法的刀下鬼。
124师罗山之战是有功的。但战事后期，胡宗南不仅撤走了罗山一带主力部队，甚至连支援作战的炮兵也一并撤向信阳。124师苦战几日，却无一兵一年增援。相反，军团主力的撤走，使日军迂回到罗山以西。如不及时撤退，124师也许将成为会战中唯一一个被全歼的师。
但第二年夏天的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的会战检讨会足开了7天，逐个战场追查责任。曾师长作梦也想不到追查到信阳、罗山失守之责时，矛头会指向他头上。
起初曾师长还算镇定，但随着矛头越来越指向124师，随着胡宗南无事一样地一言不发，随着蒋介石口气的越来越严厉，曾(更生)元浑身越来越发冷，心越发往下沉。
身为川军将领，曾(更生)元知道蒋介石的假牙缝里随时都能挤出个“杀”字。
到那时，他就是做了冤鬼也说不清。他几乎是带着哭腔一再解释全师的撤退实属无奈，但蒋介石就是叮住罗山不放。曾(更生)元几乎都绝望了。
还是老上司孙震出面说话，并再三担保曾少将，请蒋介石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样，曾(更生)元才以记大过二次保证了性命。
从此，22集团军的川军将领恨透了胡宗南。对蒋介石歧视地方军的做法也极度痛愤。明面上虽没人敢说，可人人心里闷出了满肚子官司。
多撑几天倒成了罪过？川军不服。赴会的国民党军数百名团以上将领中，那些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也替他们打抱不平。但同时，他们更为自己哪一天可能突然飞来的横祸而担心。
抗战一年，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也屡次三番大喊严明军法，整饬军纪。
但为申明军法而枪决一些临阵畏缩的将领时，几乎总有一幕奇特的场面，令国民党神圣的军法惨遭亵读，黯然失色。
抗战中被处决的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将领韩复榘临战退缩，失地千里，不毙不足以平民愤鼓士气。但在华北不战而逃，日退百里，获得“长腿将军”骂名的刘峙，为例却逍遥法外，仍居军职高位？
胡宗南无视战区长官命令，擅自西撤，致使信阳和鄂北三关尽失敌手，武汉震颤，这失职抗命重案为何不咎，却抓住个曾(更生)元不放？
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一次就撤职查办、枪决处死了41名作战不利的旅长以上将领。可这些人中又有几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呢？
这当然不是说地方杂牌作战不力。事实上，在初期惨烈的抵抗中，地方军虽然装备极差，但战绩丝毫不逊于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淞沪会战10个战绩优秀师中，一半以上是杂牌；临沂、台儿庄大捷，几乎由杂牌军一手包办，汤恩伯军团还是在李宗仁软硬兼施的催逼下，才给了日军最后一次打击；武汉之战，万家岭大捷的神话，也几乎全为两广将士写成。
杂牌支撑了中国的抗战，支撑了国民党军，也支撑了曾风雨飘摇的蒋介石政权。
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畸形的国民党军法对他们最为严酷，而且也只对他们。三军征战，不可无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无形中也成了蒋介石维护统帅形象的饰物、点缀，只是这点缀必须用血来维持，代价太大。
蒋介石家事重于国事，私心重于公心。他一世爱耍小聪明，却无领袖伟人之胸怀。他得到了“嫡系”，却失去了军石、民意。
解放战争到来，一切因果报应便顺理成章地接踵而来。当成师、成军的国军官兵背叛了他，投向毛泽东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一边时，他终于醒悟过来。但一切都象随风飘过的烟云，永难再返。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靠“嫡系”打下了江山，但最终也是“嫡系”害了他。国民党百万官兵大投诚，不仅使他失去了部队，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信心、意念。
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毁灭绝非偶然。
可悲的军法，一个被个人意志强暴地蹂躏，失去丝毫公正的军法。
大亚湾悲歌
10月8日，就在蒋介石殚精竭虑地琢磨着如何才能使薛岳在万家岭取得突破性进展，歼灭被围的淞浦师团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又搅乱了蒋介石尚未平复的内心。
午夜，蒋介石被侍从长从梦中叫醒，还是迷迷瞪瞪的。
广州方面来了一份急电，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在急电中称：“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四师团一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本月真（十一日）日前后发动……”
蒋介石阅着电文，并未象侍从长那样慌张。读罢电文，他吩咐道：“叫军令部徐部长马上来一下。”说罢起床更衣。
蒋介石有些怀疑这份急电的真实性。自9月以来，广东方面时有消息传来，说日军有可能在华南登陆，切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论战略价值，他相信日军有可能偷袭华南。抗战以来，粤汉铁路已为中国各战场运兵200余万，物资50万吨以上。
尤其在上海沦陷后，广州、香港地区成了国际上向中国内地输入战略物资的唯一港口，80％的物资都要靠这根大动脉向中国战场输血。在这点上，他相信东京是不会放过广州的。
但日军陈重兵于华中、华北，手中哪还有战略机动力量？台湾方面充其量不过一二个师团，华北各地日军又正与中共八路军和一些地方游击军征来剿去，裕仁怎敢于此时开辟新战场？再说香港、广州地区是英、法两国利益核心，东京敢冒触怒西欧列强之险来攻广东？
越想他心里的疑团越大，他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东京在分散他的注意力，以便在武汉战场上获得便宜。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循声望去，军令部长徐永昌健壮的身体进入了厅内……
东京。
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喧闹了一天的城市。郊外市谷高地军部的灰色大楼里，此刻却是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各部门值班人员接收报文、汇集情报，忙成一团。
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刚刚送走闲院宫参谋总长，正倚立桌前，盯着一幅中国华南地区军事要图，脑子里一遍遍地过着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的偷袭计划。
日军偷袭广州的计划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底，日军就做好了攻占广州的准备，甚至在福建外海已陈兵列舰。但日本空军在长江上炸沉英、美两国军舰一事，引来两国政府的抗议。日本海军大臣担心这种恶劣形势下再在英美殖民地的大门口作战，有可能引火烧身，就上报天皇并终止了登陆计划。
第一次计划的流产丝毫没有动摇东京军部开辟华南战场的决心。尤其在看到上海沦陷，广州日夜向内地抢运战略物资的情形后，日军大本营更是下了决心要攻下广州，卡住中国得到外援的大动脉——粤汉铁路。
徐州会战后，日军在定下会攻武汉计划的同时，决定分兵占领广州。后因天皇顾虑兵力分散和运输器材不足，决定等拿下武汉后再向广州开刀。1938年6月12日，日军大本营以命令的形式将此计划昭告前线各地将领。
8月，冈村宁次第11军在长江南岸空前血战、陷入困境的消息传到东京，引起不小的震动。在中国战场上，凡日军集结重兵攻取某一要地，还从未有过数个师团打不开局面的情况，军部板垣、多田等将军利用这一意外情况，又加紧了向海外增兵的步伐。
8月底，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从慕尼黑传遍地球各个角落。英、法首相张伯伦、达拉第的绥靖政策，使英、法两国对德步步退让，终于演出了慕尼黑协定这一幕丑剧。
捷克被出卖了。
日本军方从慕尼黑风云中，马上嗅出了国际形势的剧变。色厉内茬的英、法居然连毗邻的盟邦都能出卖，那么遥远东方的香港、广州又能怎样？更何况只要日军暂不攻香港，仅取道法国租借的广州湾水域，张伯伦、达拉第绝不至于联手对日作战。
微妙的关系一经窥破，便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广州，已失去一月前甚至还存在的一道光环的护佑，成了日军即将扑击的猎物。
御前会议上，军方一上手就取得主动。天皇这次比决定攻占武汉时果断了许多。
一来，他垂涎广州已久，计划一拖再拖他也实在难忍；二来，广州若能拿下，必能动摇武汉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军心、斗志，于武汉会战也都有利；三则令日英、法已呈衰落不支惨状，他的无敌的皇军尽可在广东大展手脚而无后隐之忧。再说拿下武汉，卡住中国外援的脖子，也许蒋政权的丧钟就将因此而敲响。
诸多利益实实在在地打动了裕仁的心。东京军部，也立即投入了高效的运转之中。
9月7日，东京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定下攻取广州的决定。狂妄的海军省似乎还嫌广州分量不足，竟提出同时攻取海南岛的计划。陆军省鉴于兵力有限，反对海军方面的建议。海军次官最后只能悻悻地说道：“海南岛方面那么下一步再说吧！”
海军省的这最后一句结束语，为日后日军进攻海南打下了伏笔。
日本海军一直是进攻广州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促成了广东之战，他们也差点儿毁了广东之战。他们曾给了中国军一个机会。
9月初，海军上层力主进攻广州的意图影响了福建、广东外海日本前线海军。在尚未接到东京指示的情况下，他们便开始了广州湾里毫无顾忌的活动。
日本海军明显的活动征兆和四方得到的情报，引起了广东省长吴铁城的注意。
吴铁城是蒋介石插在广东的一颗钉子，虽与军事长官余汉谋深为不合，但他有自己的情报网。他的特务组织，经常是消息得到的比军方还快。
9月7日，正是东京御前会议定下攻占武汉的这一天，吴铁城曾电告蒋介石，称：
“日军在攻打武汉的同时，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点似将在大亚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口到香港筹备南侵计划，并派舰在该湾海面追毁我渔船，以防其行动为我察觉。”
从日后大亚湾的悲剧来看，吴铁城前后两份情报相当准确，甚至连日军登陆地点、时间都准确地罗列出来。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认真考虑考虑这两份内容极为全面的报告。他既不相信日本人会在军事战略上分其兵力，更不相信日本会冒触犯英、法两国脸面之险。
蒋介石骄傲而自信，自信得甚至有些固执。但他军事上的自信，往往给他，给中国军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从未认真从灾难中吸取教训。这对军事领袖蒋介石来说，是可悲且可叹的。
一次次机会与中国军失之交臂。大亚湾原本就不太平的海面似乎注定要充满激流险浪。
9月19日，东京日本军部下达了第21军动员令。再次任命原拟攻占广州而后取消的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为21军司令官，兵力以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为基干。海军则以盐泽幸一中将的第5舰队相配合。在这支舰队中，有日后扬威太平洋战场的“加贺”、“龙骧”、“苍龙”等航空母舰。
日军为拿下广州，也是舍出了老本，尤其是海军、陆军3个师团，也是各战区唯一能抽出的战略预备队。而没有战略预备队的仗，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攻势，此时已达顶点。
10月10日夜，一支上百艘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行驰在黑沉沉的海面上。这支舰队载着日军偷袭部队第18、第104师团3万余人。而机械化装备的第5师团，此刻正在青岛集结待运。
“妙高”号旗舰上，古庄干郎中将与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走上甲板，看着四周层层密布的强大舰群，都会心地笑了。
“盐泽君，以目前航速推算，明日舰队能驶入广州湾海域吗？”
“阁下，尽管放心，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国近海了。天亮时，舰队就能进入广州湾。到时，可就看你们的了。”
古在干郎用手压了压夜风拂的军帽，趾高气扬地说道：“这个你放心。对付支那军，我想是有把握的，但愿我们的意图不被他们发现，否则会有些麻烦。”
“是啊！司令官。我想你还是谨慎些为好，支那军如果打疯了，是很麻烦的。”
“听说盐泽君几年前曾在上海与支那军交过手。是吗？”
古庄干郎一句话点到了盐泽幸一的痛处。在1932年淞沪抗战，蒋光鼎、蔡廷锴的十八路军和张治中率领的中央军曾使盐泽幸一的海军陆战队大吃苦头。盐泽在那场战役中作战不力曾被撤换。他最不愿提及那段往事。
古庄的话使他深感不快，他感到古庄干郎这样的陆军有时太过分骄狂。眼下这句话就有些明知故问的味道。当下，他也不阴不阳地说道。“是啊！我是领教过支那军的韧劲，我希望贵军也能领教一下，别忘了，冈村中将在武汉方面就是被一支支那广东大军拖住的。至于广东军能不能战，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说完，转身向舱内走去。
甲板上，古庄中将并没走。黑沉沉的大海和黑漆漆的天幕混成一团，远处的、近处的浪涛声让他感觉到了人的渺小。明天、日后的战事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心里没底。这毕竟是场偷袭战，偷袭不成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要是中国军早有准备，那又会是个什么结局呢？“他不愿想下去了。不管怎么说，东京的天皇和大本营把这重任放在了他的肩头上，再艰难他也要设法拿下广卅。作为一名帝国军人，他的唯一信念就是：不辱使命。
庞大的舰队犁出道道波浪，向着漆黑的前方驶去。
广州，不设防的城市
10月10日，国民政府每年一次的国庆大节。
广州城里，醒目的炸弹痕迹和倒塌的建筑物已不再让人感到悲戚和不安，连续数月遭日机轰炸的城市，今天又有了喜庆的色彩。一向以“花城”著称的广州街头，又出现了绿叶红粉、令人心恰的团团花簇。广场、市政厅、省府机关的门前厅内，盆栽的、地种的各色鲜花，象是从地下突然间冒出来一样，吐着馨香，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也象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重又遍布广州。
广州是继上海之后，外国使节、商人、旅行家聚集的中国又一大都市。充斥城区各个角落的这些高鼻蓝眼的西方人，似乎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些安全感。起码广州地方官员和一般百姓是这么看的。
“双十”国庆日，日机也例外地没再光临广州天空，整个城市一时沉浸在喜庆升平的平静之中。广州市政厅，款待各国使节、商团的喜宴更是把这种气氛推向了顶点。绅士、淑女自不必说，就是身负战争使命的军人，也大都结伴相庆，四出游玩。高级将领更是领着家眷、情人，游香港、澳门，热闹异常。
而此刻，古庄干郎、盐泽幸一两司令官统帅的庞大舰队正凶猛地扑向广州湾。
中国军队毫无准备。
作为粤军主将，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2集团军司令余汉谋思想上极度混乱。
早在半年前，当他侦悉日军有可能在广东登陆后，曾大事防务，加紧练兵，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抗敌动员委员会等一揽子组织机构，俨然一副准备抗战的样子。
但武汉会战的爆发，尤其军委会安然的样子，使广州的防务又松懈下来。自军委会抽走了李汉魂64军、叶肇的66军，北上参加武汉会战后，没有谁会相信广东方向同时会有战争。
10月10日，当他正为省长吴铁城转来的日军可能进袭大亚湾的情报而惊疑不定时，蒋介石电令他“勉抽精兵一师（增援武汉战场）以保全大局”，并一再声明日军最近决无攻华南的企图，万勿听信谣言。
余汉谋见到蒋介石这份电报，心里踏实下来。不管怎么说，有武汉方面这些话，这些请求，想必自己是庸人自扰了。但调一师兵力之事，他还要从长计议。蒋介石已调走了他最强的2个军，广东留守的不过4个军，部队岂能再随便外调。
事实上，他想调也不可能了。日军偷袭部队已扑向广州湾海域，一场日军充分准备而广东军政当局毫无戒备的悬殊大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蒋介石盲目乐观，轻信流言误了大局。
广东军政大员武备松弛、玩忽职守，有愧华南山河。
10月12日凌晨，东天的嘉微驱散了海面黑沉沉的夜幕。淡淡的晨雾如烟似云，笼罩着大亚湾澳头近海沿岸。刚从梦中醒来，披着一身露水的两个士兵把头伸出工事，向海面一望，吓得“妈呀”一声惊叫，魂都丢了一半。
岸际海滩，黑压压数不清的人影在雾中晃动，叽哩哇啦的日本话清晰可闻。不一会儿，晨雾散尽，留下来的一个哨兵再看海岸，几乎没瘫在那儿。
扑天盖地的日军已登上滩头，一门门大炮、一辆辆轻型坦克，也陆续从登陆艇上卸下，停放岸边。近海面上，几百艘中、小型登陆艇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岸边开来。
一二公里外的海面上，停着上百艘大型战舰，炮口直指岸上阵地。
得到通报，151师师长莫希德命令阵地上的某营进入阵地，阻止敌人登陆。同时赶紧向广州打电话救援。
莫希德实际上早在前一天晚上已发现大亚湾外海突然出现大批身份不明的舰队，断定日军将登陆攻击。曾急电广州。但正值节日，不但找不到余汉谋，甚至连一个能管事的主官都找不着。
大亚湾此时只有莫希德151师一个师。让一个分散在几处的师阻止有备而来的强大日军，那岂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莫希德当时一阵阵急火攻心，对着电话筒对值班参谋大喊道；“马上派人找，误了事你知道后果。”
一时，广州第四战区长官部、12集团军司令部留守值班的官兵忙作一团，奔向各大影院、舞厅、市政厅等场所。广州、香港各大、小影院，各部军官速回部队的消息字幕频频插入荧幕，引起一片猜疑、混乱。
广州几小时前还是一片平祥喜庆，但几小时后，横飞的流言、猜测便使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比起广州，大亚湾澳头阵地12日天亮后就更乱。由于援军未到，莫希德只能下令阵地上的那一营兵死守，迟滞日军登陆。
这简直是一场玩笑。一个营500余守军仓促上阵，没放几枪，便成了日军重炮、飞机的活靶子。从“加贺”、“苍龙”等航母上起飞的几十架日机，把密如雨点的炸弹投在了守军不大的阵地上。上了岸的日军炮兵，架好战炮，也投入猛轰的行列。
澳头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血肉横飞。守军此时想退都来不及，在日军步兵几乎没有冲击的情况下，便全部化作泥土，融入澳头阵地。
同日，日军第二梯队108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玻璃厂登陆。也没遇到抵抗。
上陆日军几乎一路顺畅，直扑淡水，并于当晚进入淡水城内。中国军早已望风而逃。
14日，古庄中将在虾涌21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攻占惠州。惠州前临大亚湾，北靠东江，广九铁路由此而达广州。惠州不保，广州第一道门户便对日军洞开。
余汉谋仓率应战，手足无措。这时，他那颗烦乱、失意的心很透了所有的人。
他恨蒋介石、更恨他自己。作为广东最高军事长官，不管有千条、万条理由，他都必须为战败负责。
他准备为此而承担一切，但他绝不想再听蒋介石远在武汉的遥控指挥。
13日，蒋介石曾电令余汉谋：“敌已在大亚湾登陆，我军应先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格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亚湾之间断绝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唯一目的。”
唯一目的，想的倒好！如今日军登陆部队有4万之众，就为切断一条广九铁路？！
他想不通委员长为什么老是这么感觉良好，这么充满自信？
“再听他的，我非把部队、把地盘丢光不可！”
余汉谋忿忿地想，怨怒着向分布各地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各军、师以少量部队断后，主力迅速向广州集结。
一向敦厚的余汉谋不愿再听任武汉摇控，再当摆设。他公然置蒋介石电令于不顾，把12集团军主力都调向了广州。他计划先在广州稳住阵脚，再考虑反击的事儿。
日军偷袭大亚湾，震动全国，也震动了与广州隔海相对的香港殖民者——英国。
12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照会日本外务省，代表大英帝国对日军侵犯华南、危及英国经济及政治利益，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但克莱琪大使从日本外务次官那冷冷的一笑和不以为然的目光中，也预感到了这次抗议、警告又将是一场徒劳。
真是此一时被一时也。曾几何时，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飘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时，英国人何曾受到过如此冷遇。就是10年前伦敦海军条约签订时，日本人还是处处唯英国人眼色行事，甚至半夜私会英国代表，极尽讨好吹捧之能事，只求英帝国在海军发展上能多关照些日本这个远东小兄弟。可时间轮回，荡平了一切尊卑。
衰落中的大英帝国，备受墙倒众人推之苦。慕尼黑墨迹未干，东京这昔日的小兄弟就公然在昔日以武力征服四方的大英帝国面前舞枪弄炮，恣意羞辱。
克莱琪没再说什么，但返回使馆的路上，他就断定：日本人决不会受英帝国制约，放弃目前政策。终有一天，日本人会在香港甚至其他地方与英国刀兵相对。虽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武汉。蒋介石得到消息，既痛悔又震惊。
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总以为日本人不会冒军事上分兵之险，不敢在英、法强国的头上动土，因而对来自各方面日军将偷袭华南的消息都不以为然。吴铁城10月8日偷袭前夕的最后一份电报，经他与军令部商讨后，竟认为是日军的反宣传，并在文件上做了“反宣传”的批示，下发各部门。
但古庄干郎21军的偷袭给了他重重的一拳。这使他再一次认识到。对东京，对日本军人，是不能用常理估论的。
13日，他又不得不象以往任何一次遭受打击后一样，站在话筒前，打起精神，号召广东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当日，国民党中央也发表了《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再弹蒋的宣传调子。
广东布防，蒋介石曾亲自参与。大亚湾一线，守军不足2个师，根本无法匹敌，这他是知道的。为守住广州，保住中国大陆这最后一根外援大动脉，他急电张治中将军率预备兵团增援广东。
但日军不给中国军以喘息之机，更不给蒋介石弥补过失的机会。古庄干郎中将不愧军中老手，眼见中国军毫无斗志，立刻改变了迂回广州的计划。命令前卫部队紧追中国军。不驻防，不管中国溃兵，不要中国城市，只管一路紧追。
可怜粤军，虽有64、66军在武汉战场上骄人的战绩，可如今在自己的家门口，当着成千上万父老乡亲的面，竟都立足不住。大批后卫部队被俘，大量难民未及逃离就沦入侵略者手中。
19日，日军18师团兵临增城城下。增城是广州东面最后一座城市。失了增城，广州则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余汉谋原有意守住增城，巩固广州外围。无奈日军追兵速度太快，而增城守军太少，没等余汉谋援兵到达，增城便陷于日军之手。
20日晚，广州东山四路军部，余汉谋召集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赴会众将面目呆滞，个个象霜打了的茄子。会场里，长吁短叹时时传出，哀伤至极。
可怜广州市民，拖家带口，又为一生积蓄财产所累，逃得自然不如军队快捷。
而他们用血汗赋税供奉的军队，此刻在他们最需要保护的时候，丢下他们跑了。
广州市民养兵千日，却无一时可用。
21日天放亮，广州市区空袭警报响成一片。蜂拥逃难的人群堵塞了大街小巷、道路桥梁。而飞播的流言，又引起更大的混乱。敌机掠过。成群的逃难者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后面抱着一线生的希望的人流又踏着死尸碎块，继续向前，很多人又重蹈了前者的覆辙，死于炸弹、机枪和混乱之中的践踏……
广州城外，景况也惨痛至极。日本空军不分军民，向着沿铁路向西北溃散的人流轰炸扫射。道路两旁，生者抢路，死者暴尸，伤者呼救，惨状难言。
下午，日军兵不血刃，进占广州。华南大地又一颗明珠，黯谈无光地又落入强寇之手。
至此，中国大地上的七大都市，除武汉数日后落入日军之手外，相继成了日本侵略者征服的战果。
广州的沦陷，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日军投入7万余人，在主力第5师团尚未使用的情况下，前后仅10天便击溃广东守军8万精锐，占领广州。据日后日军战报公布的数字，日军广州作战，仅战死173人，负伤493人，而中国军仅被俘者就达1300多人，死伤难以统计。
中国国民党军事史上的耻辱。无怪乎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上海导报25日在《血的教训》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粤省当局）外表上轰轰烈烈，口头慷慨激昂，却完全是纸老虎。”“粤省民众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多年的不良统治，已使这种传统受到很大的摧残。……更堪痛心的是当局者不但自己不做民众运动，更害怕而阻碍别人做。举例说：在海陆丰，在琼崖，我们知道还留有万余的革命民众武力（按：指红军游击队），他们曾屡次三番请求援八路军、新四军之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无条件解除武装……”
广州沦陷，不但使华南大片国土沦丧，还使万千广东人或死于战祸，或流离失所。一时间，广东人民和海外粤籍华侨对广东省军政当局大骂不已，“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的讥讽谑语传遍四方。
11月，蒋介石下令撤去余汉谋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一职，算是暂时平息了国人的愤怒。
但广州失守，失职之责就仅该由余汉谋一个人负吗？有些是非曲直，当时自然是无法说清的。
争功心切，日军再蹈徐州覆撤，数十万国军死里逃生
10月中上旬，万家岭战场沉寂下来。淞浦师团长虽率近千名官兵冲出铁网，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但106师团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师团，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10月11日，冈村宁次军司令官渡过长江，来到了盘踞田家镇的第6师团部。他在田家镇的突然出现，预示着江南及至整个武汉战场将面临一个突然的变化。
冈村中将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事到如今行此下策，也是万不得已的事。
他要改变11军的主攻方向，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直取武汉。
他实在没有勇气再让第2军捷足先登，再让东京的军部要员看自己的笑话。
促使他下最后决心的，是淞浦第106师团在万家岭的覆没，但又不仅仅如此。江北大别山，东久迩第2军已接近信阳、家埠、麻城等地，距离武汉仅咫尺之遥。而他的第11军主力，仍在南浔线上被薛岳死死缠住，已明显落后于第2军。第6师团虽一路顺利攻下田家镇，但因损耗过大，又无后援，无法向武汉方面挺进。
会战至今，他不能不承认，他落后了，远远地落在了友军的后面。而万家岭的恶梦更让他大丢其丑。他甚至在战场上就已听到了师出华北、又倾向于华北军的现任陆相板垣和军部那些“北进派”高官们幸灾乐祸的笑声。这曾一度难煞了他这个颇有些职业道德的日本军人。
改变战略，把主力投入第6师团方向，自然有利于11军急得头功，早日进入武汉。
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这种破坏战役协同的后果。合围如果不能达成，几十万中国军主力将从掌心溜掉，即使拿下武汉，军事目的也只达成了一半。
但不改变战术，南浔方向尚看不出能击溃薛岳这20多个中国精锐师的迹象。战事久不能决，拖了全军的后腿，对他这个老军人来说也是耻辱。
九江城里，冈村宁次绕室仿惶，思前想后，就是拿不定主意。焦躁烦恼，使他对薛岳既痛恨又无奈：怎么偏偏碰上这么个冤家对头。
10月10日，淞浦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犹如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增了，这是他几十年指挥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惨重失败，从未遭受过的耻辱。
但这一棒却打醒了他。失去的，毕竟象眼前的长江之水，永远流去。但尚能把握的机会，却不该再从眼前消失。尤其11军参谋长的一句话，他更是认为说到了要害：“你要能先进入武汉，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先前的一切过也就不为过了。
再说东京方面并不了解中国军人的不同，他们是永远不会相信薛岳将军的战斗精神……”
说得不错，如果再不改变战术，即使最后击溃了薛岳的主力，东京军部并不会认为他比波田干得更漂亮，虽然波田一个旅团击溃的是10余个师的杂牌军。想到此，冈村打定了主意。加强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波田支队，如果11军的这两支先锋能先进入武汉，11军在整个会战中就是有功的。
冈村宁次是个不错的军人，但仍未能摆脱名利世俗。南浔方面虽仍与薛备部接触，但冈村已完全放弃了击溃薛兵团的企图。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稻叶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帐下。田家镇的稻叶师团，先后三次得到加强的兵力超过万人。补充的新锐，战斗力甚至已超过第6师团本身。
稻叶四郎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转眼得到三个支队的加强。兵力大增至2万多人，于10月中旬重又发动进攻。
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自田家镇失守后，上至武汉的蒋介石，下至第五战区的军、师将领，都已成惊弓之鸟，意识到武汉终难再保，各军残部都大睁着警觉的双限，防止被日军包抄，陷入合围。所以一个小小的牛岛支队，就撼动了江北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守军。这也算是武汉会战后期一大奇观。
10月18日夜，一路未逢激战的牛岛支队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突破中国守军防御。22日，身材粗矮强壮的牛岛满少将趾高气昂地率队开进浠水城区。
武汉一时震颤。
22日同一天，牛岛少将接到冈村宁次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迩军对战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望该支队不负第6师团先锋的称号，迅速向黄陂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主力。
冈村与东久迩争功，置大局于不顾。但作为一名老军人，他没忘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还是想方设法地尽量捕捉中国军，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他也想使自己的内心多少获得点儿安慰。对东京方面也好交待。
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少将当即派佐野联队长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李兵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国军阵脚。后撤的中国军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佐野大佐颇有所获，仅野炮就缴获了80余门，这个数甚至比日军一个甲种师团的火炮总数还要高。但佐野的快速支队毕竟是一支战术支队，对付散兵游勇有余，人员成师、成团地围吃中国军后卫部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再加上此刻，第2军尚未前出旧街、河口镇，完全截断平汉线，这就给了李品仙后卫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缺口，一条通向复生的道路。
直至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才打下河口镇，与东久迩第2军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中国第五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退去。
冈村宁次的权宜之计最终没有得逞。常言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他既然争得头功，先进武汉，就必然有第师团的孤军突出，惊动了天皇裕仁垂涎欲滴的几十万中国军主力，使冈村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冈村宁次虽然出色，但仍难免世俗名利的缠绕，并最终为此所累，失去了一鸣惊人的战争良机，东久迩宫德彦王，身为助攻军司令官，所部攻势凶狠，反客为主，体现了日军能征善战的特点。但第2军身为助攻部队，没能与冈村的主攻军密切携手，仅以匹夫之勇独自猛攻，也是缺乏远见的近视战术家；田俊六大将，虽为武汉战场最高统帅，但协调两军不力，任由第11军中路突出而未加节制（事实上，第6师团的突出攻击，他一直知道并默许），导致全局失调，结果使李宗仁再次循徐州足迹，从日军铁网中安全撤出数十万大军。
李宗仁虽未能再扭转武汉战局，但再次安然撤出被围大军，也算是再创奇迹。
这奇迹是冈村、田俊六、东久迩，是日军战场统帅目光浅近、胸无大略所带来的。
李宗仁是中国军虎将，却也是员福将。
据战后中国军战区一级官长、幕僚总结说：武汉是10月25日放弃的，日军没有捕捉住我们的大部队……日军进攻武汉，北、中、南三路作战不协调，而华中派遣军（田俊六）又不能予以统制。中路（指稻叶第6师团）快了，北、南路慢了。
10月24日中路迫近武汉，北路始达应山，没有遮断陨汉两水的交通。一南路尚滞留于三溪口、辛潭铺以北地区，没能遮断粤汉路和长江的交通，所以不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如果能协调有制，使北路、南路到达花园、安陆和咸宁、嘉鱼的时间，先于或同于中路到达武汉的时间，那我军的有生办量，一定受到严重损失。综观武汉会战，我100多个师，日军没有歼灭我们任何一个整师，相反，我们对日军第106师团却给予了歼灭性打击。
这份总结说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后期，数十个中国师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没的经历。但日军太注重功利，太看重近在咫尺的武汉空城了，因而无论是冈村，还是东久迩，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中国军整军、整师的机会。
武汉后期打的是一场乱战，无论对中国军还是对日军。乱战中，奇异的场面自然层出不穷。
黄陂东侧，佐野的快速支队突然杀出，顿时使撤退中的中国军乱了方寸。但佐野大佐看着漫山遍野的中国溃军，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各中、小队抢炮的枪炮，截击守军的忙着截击，还有的莫名其妙地原地傻等着。佐野支队自己也是阵脚大乱。
花了大半天时间，佐野大佐才把部队重新稳定下来。排好兵阵，他拉上部队又向西追击，想多截留些中国溃军。但留下看守近千名俘虏的，只有一个班八九个人。
结果中国被俘官兵在一名中校的带领下，一阵哄乱，打死2个看守的日军士兵，向北面山林逃去。
佐野到头来落得个一场空。
与佐野大佐比较起来，东久迩宫稔彦王放走的就不再是鱼虾之流，而是曾使他吃尽苦头因而一心想吃掉的一条大鱼——宋希濂的中央军精锐第71军。关于71军2万人马摆脱险境的前后经过，还是听听宋希濂将军本人的说法：
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9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击，致使敌人死伤约5000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敌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10月12日晚，未经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应为李宗仁）的批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10月12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展动。日军如果迅速从应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下我部两万多人（我所指挥的36、88两个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长陈瑞河、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左翼的61师（师长钟松）
向钟祥转进。亲率87师及直属部队，以四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3时到4时这一时间内，有日军飞机三批（每批24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阴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6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如下：（一）
钟松率第61师已于上午通过花园向孝感方面去了1（二）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据；（三）友军的第44军萧之走部，’约有两个团和一个山炮连及没有跟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四）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五）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六）北面的麻城、应城一带，尚无敌踪。我立即召集所有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于敌人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歼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使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都同意。只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点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
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
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由第87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邮店向三里城行进。
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人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竞囤有军粮2000多包（每包200斤）。
当即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讯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各项措施：
（一）所有无线电台，应暂时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二）严密监视和警戒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三）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大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接近信阳至潢川问公路的南面约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涝川两地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10时至12时，所有部队（约两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可以徒涉），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我率军部队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嘉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各来电表示感谢。
比起宋希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被日军和西方军事家评价为“狡猾的南方将领”的李宗仁上将的经历甚至更惊险、更幸运。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率长官部自夏店撤至平汉线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
到达陈村后，长官部与刘汝明将军的68军突然失掉联系。
人夜，李宗仁心绪烦乱。他既为68军担忧焦虑，更惦念武胜关、平靖关的安危。
两关若失，就不再是68军能否撤出战场的事了，也许将有数个军、数十个师被日军截住。焦虑烦躁使他辗转反侧，终不能眠。他披衣而起，来到户外。
夜幕下的陈村静极了，只有偶尔传出的犬吠在夜空里久久回荡。此刻陈村尚未沦陷，应该是很安全的。
但空旷的静谧和黑夜的大幕，象裹着死神向他压过来，他心里有些不安起来。
李宗仁是个很相信第六感觉的人，越静他越是觉得不安，觉得不妙。当下，披衣向屋内走去，叫醒随从，通知长官部速速整装，向西转移。
刚刚入梦的参谋长徐祖贻将军突然被叫醒，深感突兀。当下步入长官室问道：
“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李宗仁匆匆束装，答道：“走吧，祖贻。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参谋长见状不便再问，便也回去整装。半小时后，第五战区长官部一行百多人踏入了西退的漫漫黑夜。
2小时后，日军快速部队千余骑兵冲入陈村。
李宗仁命不该绝，心血来潮救了他一命。如果李宗仁陈村遇难，长官部被歼，那武汉会战的成果对比就将大不一样。李宗仁身为中国高级将领，他的生死安危自然也不再是他个人的事。
中国抗战，还从未有过兵团以上级别将领遇难，这曾是蒋介石和中国军以弱击强，向世界吹嘘的资本。
没有高级将领遇难，自然就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被消灭。李宗仁托上帝之福，大难不死，也替蒋介石保全了西子。
武汉军委会，蒋介石一反常态宣布：放弃武汉
10月21日夜。广州城陷入敌手的消息传到武汉，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疲惫的脸上并没见出多少震惊。但闻讯生情，联想到一片火海的广州和哭喊奔逃的军民，他那张削瘦的脸上还是流露出屡屡伤感和痛苦。
一年来，他丢的地方太多了，以致他最初丢土失地时的伤感、痛苦，如今已变成了麻木，似乎一切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但广州的失陷，还是使他受到了震动。他不会忘记国民革命起于广州，他的发迹直至日后统治江山，都与这座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密不可分。可如今，一切都从他手中一个接一个地滑落出去，落在了东瀛番邦的手里。这深深地刺痛了他那颗民族气度未队泱泱大国尤盛的心。
烦恼、痛苦，折磨得他辗转反侧，竟夜未眠。
但武汉外围节节失利的阴影容不得他再为广州的陷落感伤烦恼。上午，他一到军委会，就召集尚在汉口的军界要人，探讨武汉的命运。这问题此刻已是刻不容缓，日军震耳的战炮和咋咋作响的军靴声正一步步逼向武汉三镇，逼向他尚能立足的这最后一座中原城市。
此刻长江以北，日军第3、第10师团和日前由华北方面增援而来的一个骑兵旅团已攻占应山，正马不停蹄地扑向武汉西北面的安陆；武汉东北，第13师团已拿下宋埠，他们身后的麻城，是兵强马壮的第16师团。而蒋介石一直密切注视着的稻叶第6加强师团，已抵近黄陂，直窥武汉三镇。
江南战局也好不了多少。打不完的波田支队，依仗江中日舰，直逼武昌城，看来是非圆首进武汉城的梦想；而第9师团、第27师团，则直插贺胜桥、咸宁地区，粤汉线被截断，已是早晚的事。
日军象一团越聚越浓的乌云，从东、南、北三面向武汉猛压过来。武汉近郊，随着外围天险和沿江要隘的纷纷陷落，已是四面楚歌。
武汉已成兵家死地。
蒋介石汲取了上海、南京血的教训，早在9至10月，就已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百万民众。10月中旬，武汉几乎已成空城。
正因为此，今天到会的高级将领很少。除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前线返回不久的白崇禧、陈诚外，再就是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几名中将、少将。会场也象战场，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壮观。
战况到此，放弃武汉已是明摆的事。但蒋介石对城市的眷恋，或者说对自己权威、脸面的眷恋，又往往使他很少能痛痛快快地放弃一座城市。上海如此，南京如此，徐州也是如此。但到头来，不但城池不保，还要殃及军民。血的教训已使众将领寒透了心。
坐在蒋介石身旁的武汉卫戍司令陈诚比起别人尤其担心。如今武汉外围各部队已经失控，只要能跳出日军的合围圈就算万幸。如果蒋介石再来个死守，手中仅有的几个军非丢得个干干净净不可。他几次张张嘴想开口，可最后还是把活咽了回去。
蒋介石似乎看出众将的心思。他口一张，说道：“诸位，武汉我准备放弃了。”
蒋介石一语惊人，却惊得众将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从众将变得轻松的脸上，他也分明看出了一切。
“诸位，武汉会战，已近5月。寇军受到空前未有之消耗，我军战略企图已达。
而且，日军偷袭广州，华南数地失守，粤汉线已被切断。因此，武汉之战略地位已失。如我军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留若千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陈诚不失时机却是发自内心地赞叹道：“委员长高见，武汉死地，断不能与日军死拼。”
蒋介石扫了陈诚一眼，继续说道。“今日武汉，广矿、机关、团体、学校、难民诸项都已按计划撤退完毕，武汉只是一座空城。放弃武汉，乃战略需要。但政治上，吾人决不能让敌寇坦然踏上我神圣土地。诸位不会忘记吧，武汉乃具革命传统之地。因此应予一部兵力作象征性抵抗。”
说罢，转向白崇禧和陈诚，问道：“健生、辞修，你们说说，留多少兵力为妥呢？”
陈诚不愿再为这种门面上的事乱分兵，当下应付道：“似可留一旅兵力。”白崇禧对这类事显然也没兴趣，当下点点头，敷衍了事。
会议结束后，陈诚当着众人面建议道：“委员长，武汉战事日紧，军委会已撤退完毕，您和夫人还是尽快离开武汉吧。”
蒋介石看看众人，不置可否地答道：“这个我自有安排。”
24日，武汉统帅部正式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外围部队，并划定了集结地点。
长江以南各军撤至湘北及鄂西一带；长江北岸部队，第33集团军撤至荆阳门、宜城一带，第32集团军撤至襄阳、樊城、钟祥一带，第11集团军撤至隋县、唐县镇、枣阳一带布防。汤恩伯第13军进入桐柏山，刘和鼎第39军进入大洪山担任游击；第21集团军及徐源泉第10军统由廖磊指挥进入大别山担任敌后游击。第五战区长官部移往樊城。
下午，军委会召集了尚滞留在汉的中外记者数十人，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中国军自动放弃武汉是出于战略需要。
中国政府抗日决心并无改变，而且更加坚定。只要日军在中国一夫，中国抗战就将一天不止。并断言说：中日战争将长期化，直至中国彻底驱逐侵略者为止。
蒋介石离开武汉前，没忘了警告东京。当然，这发言也是他向全国、全世界作出的一种姿态：他蒋介石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中国抗战一，还是他说了算。
一阵密过一阵的枪炮声，在一步步向武汉城区逼近。日军似乎已把武汉视作囊中之物。日机低低地掠过武汉，开始拦截袭击沿长江退出武汉、撤向重庆方面的江轮、驳船。陆地各交通要道上，也时有西移的军民被日军战机、炮火隔断。
日军在为进入武汉作种种准备。
九江。华中派遣军前进指挥部里，出现了司令官田俊六大将瘦小的身影。
他是几天前才从南京赶来九江的，他既想早日亲眼目睹武汉三镇的风采，但更重要的还是对部队放心不下。
上年底，松井大将率部进驻南京。由于对部队约束不严，对各级官佐恣意纵容，导致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引起举世公愤。为此，日本政府慑于国际舆论，被迫将松井、谷寿夫等一批高级将领如回国内，贬的贬，转预备役的转预备役。
松井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
比起南京，武汉还不仅仅关系到日军面子上的事。东京执意打下武汉，就是要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乘机扶执亲日势力主政，日军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如果日军一再施暴，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回。扶持新政权，也只能是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这一点，已在南京呆了半年多的田俊六知道得清清楚楚。
从军事上说，田俊六更是感到对武汉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部下的极大消耗和东京方面调兵的捉襟见时，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他日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国大军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10月24日，经过全盘考虑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向进批武汉郊区的各部队颁布了入城注意事项。
“……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物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陈列馆（有附表）；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
田俊六用心良苦，八方关照。但最后一句话，透出了他的苦心所在。
但说归说，田俊六还是对各部队有所区别。第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恶名远扬，按常理应调离城区。但田俊六不知是念及第6师团的战功，还是怕有功不赏，影响军心，竟批准了第6师团为第一批入城部队，甚至同意了稻叶四郎中将将师团部设于武汉大学的请求。
10月27日，随着牛岛支队一部耀武扬威地踏进校园草坪，武汉大学这应享誉中国的神圣学府被侵略者蹂躏、践踏了。圣洁和野蛮，尤如图书馆楼顶上迎风猎猎舞动的膏药旗，极不协调地在珞珈山脚下一方净土上碰撞开来。
24日，牛岛支队佐野联队占领了黄陂。少数前卫搜索部队已兵临武汉城郊。
同日。岩崎支队进占旧街。
隆隆的枪炮声已震动武汉三镇，大武汉经过四个半月的拼死抗争，终于大厦将倾，沦陷在即。
军委会被日机炸得残破不堪的灰楼里，蒋介石仍稳坐高台，丝毫没有走的意思。
珞珈山上，宋美龄可没有他这么沉得住气，电话一连催了几次，可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蒋介石到底想显示什么呢？没人知道，也没人敢问。
论“勇”吧？蒋介石的属下、甚至苏联顾问都夸过他“身处枪林弹雨而面不变色”，他没必要再刻意显示。再说也没有如此示勇之法。
说“与将士风雨同舟”呢？可两战区主力都已南下、西进，他如何同舟？！
也许是舍不得离开武汉，不甘心从此退入西南边陲。可武汉弃守命令是他下的，他楞呆在这里日本人就不进城？
谁也说不清。但侍从、武将们有一点能说清，那就是再呆下去不仅委员长跑不了，连他们也要遭难。侍从室主任林蔚沉不住气了，又进了蒋介石的屋里。但很快，他也被蒋介石唬着脸轰了出来。
林蔚可真是傻了眼，尤如百爪挠心，却只能千着急。谁知，这时有一人比他更急，此人就是卫戍司令陈诚。
陈诚不但要为蒋介石及军委会滞留人员负责，还必须对部队负责。委员长一天不离开，他就得一个师一个旅地往上调部队，打这种毫无意义的乱仗。尤其部队已无心恋战，硬往上调，死伤动辄千计，这牺牲毫无价值。
当陈诚从电话中得知蒋介石仍未撤离时，气得直跺脚。当即在电活中说道：
“哎呀，蔚文兄，你们还不走干什么？城外已乱成一团，你赶紧请委员长走啊？！”
林前也是满肚子怨气：“辞修，他不走我也没法子啊！再三请示，可他一点儿表示也没有。”
“现在还有哪些没走？”陈诚脑子一转，紧问道。
“没有了，只有徐（永昌）部长没走。”
“那么好吧，我来请徐部长转陈。”陈诚说完挂了电话。
陈诚到底是蒋介石亲信，左右相随多年，深知老头子的秉性。这时左右亲信请他撤离，他是不会走的。但那些身居要职、又非亲信的人，象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出面说情，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说穿了，是一个面子问题，也可显示蒋介石的从容不迫。
果然，徐永昌出面，马到成功，蒋介石终于答应撤离。
24日入夜，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踏上了去机场的夜路。
飞机摇晃着冲入漆黑一团的夜空。宋美龄长舒一口气，把头靠向椅背，闭上了眼睛。但蒋介石却伸长脖子，望向窗外。灯火管制下的武汉三镇。已是一片黑暗，只有零落的几盏孤灯和偶尔落入市区的炮弹映出的团团火球，显示着这座大都市尚未僵死的生命。
武汉城郊，炮声隆隆，火光闪烁。他知道这是守城部队在与日军行最后的血战，他也知道这炮火很快就将熄灭，夜色大地还将恢复死一般的沉寂。
他面目呆滞，口中哺哺道：“完了。武汉终于结束了。”
但事情并没完。不知是蒋介石太舍不得武汉，还是仓促起飞飞行员受惊，一直为他服务从未出过差错的专机机组一出武汉就发现飞机鬼使神差似地迷了航。黑沉沉的夜空上下左右一个样，什么也辨不清。飞机乱转了一气也没弄出个所以然。再乱飞下去，燃油耗尽，无疑将钻进地狱之门。
机长依复恩无奈地向蒋介石请示：返回武汉。蒋介石再次确认别无办法时，也只能点头同意。
飞机又循着原路向回飞去。
武汉机场上，一队中国工兵正卖力地在破坏设施，跑道甚至被炸毁一截。再晚回来一会儿，蒋介石确确实实要留在武汉了。
好险！蒋介石步出舱门，枯瘦的手上竟是湿漉漉的。
10月25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座机迎着秋风，重又冲上已透出熹微的天空。
此刻，汉口戴家山，已出现了稻叶第6师团佐野支队第23联队日军士兵幽灵般的身影。
25日夜，汉口沦陷！
26日凌晨，波田支队率先从宾阳门突入武昌：
27日午后，汉阳也飘起了炫目的太阳旗。
“君之代”的国歌声在武汉三镇上空疯狂地奏响。
不是结局的结局
武汉会战到此应该说结束了，但我总有种言犹未尽之感。胸膛里、脑海里总有些什么东西在撞击，在翻腾，引得我欲罢不能，总想再拿起笔，把这最后几句话吐尽为快。
一杯陈年佳酿吞咽下肚后就有这种回肠荡气的感觉。
无须再交待，中国军退出了武汉，蒋介石退到了南岳，日本兵又象过去任何一次一样；浩浩荡荡开进了武汉……
中国军败了！丢掉了武汉，丢掉了广州，丢掉了中国最大的七座都市。
但中国军真的败了吗？
回答不一而足，见仁见智，不少历史学家甚至也认为似乎失败作足最为合理。
但日后战争的发展，或者说战争的历史又隐隐地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从一次战役上看，中国军弃守武汉，只能算是败了。但进占武汉的日军，尤其那些高级将领，又有多少胜利感？东京一心企盼的中国政府为此而垮台了吗？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瓦解了吗？东京的军政大员，甚至天皇裕仁，就真象列岛万民那样有种发自内心的欢呼吗？
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问题。
1938年10月28日，也就是蒋介石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他在南岳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敌人计无复逞，乃不得不暴露其弱点，以发动华南之侵占，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重加阐明而申告之……”
“我国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的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的交通地带，而在于更广大深长的内地，保卫武汉的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的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的建设。武汉外围已进行5个月的苦战恶斗，已给予敌人重大打击，因此，守卫武汉的任务已经完成，目的已达到。如今放弃武汉三镇核心，确保武汉外围的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地位。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而其耗费时间5个月，死伤人数数十万，所得到的，虽然不是焦土，却是一座空城……”
蒋介石这番颇有些鼓动性的话是在为中国军队的战败寻找托辞？还是他真正富有远见，预料到局势的最终转变？
两者似乎都有。
比较起来，还是毛泽东观点更鲜明，看得更准确。几乎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指出，这次蒋委员长放弃武汉是很对的，不能死守。我们把力量保存起来，四面和它打，不好吗？武汉失守，敌人方面不便宜，它的力量被分散了。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敌人不能再进攻，敌我相持……
时间，有时能荡去历史的尘埃，澄清当时一些无法解开的疑点。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再去评判这段历史时，有一点使我们深信不疑，武汉会战，日军战役战术上成功了，但战略上失败了。
到1938年底，日军仅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各一角的点和线，中国军队仍控制着她的大部领土。国民党军退向了湘、鄂、赣，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抓住日军战略纵深过大、兵力不足的弱点，以迅猛的势头在敌占区蔓延开来，军队人数也在快速发展，令敌后日本占领军难以应付。真是中国军原有的主力并没被消灭，而新的生力军却在成长起来。日军实际上是处在中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其情形恰似10年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处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包围之中一样，其结局自然不言而喻。
若干年后，日本战史学家掘场一雄在《日中战争指导史》中写道：“汉口作战后，各个占领地域尤其是华北方面，开始出现兵力不足现象，只能保持点和线，到处出现配备上的薄弱环节。敌抓住这些弱点，逐渐企图扰乱我后方，甚至进行局部反攻。”
而日本历史研究会著的《太平洋战争史》则更是描绘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之后的无力和无奈。“实际上，日军在1938年年底所开辟的战线以后基本上没有变化。在此以后，日军只是在固定下来的战线以内维持‘点和线’而已。”
可就在一年前，东京的军国主义狂徒甚至还叫嚣：“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3个月灭亡中国”、“出动少量日军对中国‘一击’，便可占领中国”……
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偏狭的民族意识，终于诞生了这个令日本后人为之羞窘的笑话，历史的笑话。
更应注意的是，日本陆军此时已由“七·七”事变前的17个师团，猛增到34个师团又4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31个师团和4个混成旅团近百万兵力被围在了中国战场上，占其总兵力的94％以上。
如此重兵已使东京的战争之势张到了极限。
广大的中国战场和威武不屈的中国军民已使侵华日军的战略攻势达到了顶峰，日军从此再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代表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再也不见了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那副骄横强硬劲，公开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诱降。
12月22日，在中国方面尚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近卫为显示诚意，又抛出了他的第三份声明，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打动蒋介石的心，甚至说出：
“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童中国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而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意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蒋介石在这场较量中虽未开口，却一直占据上风。
说到底，蒋介石心中有了根。15个月艰苦卓绝的抗战，已使中国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而他，也在内外交困中站稳了脚跟。如今言战、言和，主动权在他手里。
看着日本人的窘境，蒋介石志得意满地笑了。
武汉战场沉寂下来了，蒋介石似乎也渐渐忘记了那长达5个月的魂牵梦绕的大战。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的战略转折点。从这一天起，日本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百端漏洞所带来的战争颓势，已提前敲响了侵略者战败的丧钟。
武汉会战，终以其宽广的作战地域，空前庞大的作战兵力，惨烈无比的浴血厮杀和特殊的历史意义，在中国抗战史辉煌的画卷上，留下了壮丽的一笔。此役，战火燃遍豫、皖、鄂、赣四省，波及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域。双方直接参战兵力高达150万，死伤逾50万。
中国抗战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剧烈的大战！
侵华日军从未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伤亡代价！
中国军从未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战绩，也从未付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
战后统计，大战期间，日军补充兵员达四五次之多，死伤20万人，另有15万人病倒而失去战斗力。日军军力受到空前消耗。
而中国军装备寡劣，伤亡倍之于敌。其中，无数血性男儿血洒大别山麓，长江两岸，不留姓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战后统计，东久迩宫第2军掩埋中国军未及收回的尸体就达5.2万具，冈宁第11军掩埋的甚至高达14.35万余具。
20万尸体足以染透青山，浸透江河，他们为保卫大武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真是“凯旋日不见英雄还，胜利时可见英雄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的名姓，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葬身之处。他们融入了青山，融入了江河，只有青山翠谷、滔滔江水，伴着他们长眠疆场……
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这些民族精英、国家英雄的！
“青山依旧，江水长流，恨不能为抗日死……
这是他们生前最爱说的话。最爱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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