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晶
告别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夏天，陕北黄土高原已披上绿装，延安宝塔山旁的清澈延水，被晚霞映染得一片桔红。我在延河边背手独步，可无心观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秀丽景色，忐忑地沉思着：学业结束后，即将分配工作，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华北前线?南下华中游击区，或往国民党统治区?我该怎样回答组织上的征询呢?
两天后，我和同班同学张成勋，按时来到队部。校部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干部(其姓名已忘)对我说：“你有个社会关系在重庆，你愿意去那儿工作吗?”他微笑着征求我的意见。
我沉默凝思，没有立即答话。的确，我曾想到过，三哥于弼庭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当高级职员，但一向循规蹈矩，怕和共产党沾边。这样一个社会关系能起多大作用呢?从他的几次来信可以看出，父母曾责怪他在汉口没有力阻我在战乱中从军，嘱我到大后方读书，或找个职业，以慰双亲悬念，绝无掩护我为党工作的意思。我回想起在二三十年代，父亲在江西、江苏等地当过县长，还在省民政厅任过职，我曾多次听他内疚地说过：“唉!今天又有几名共产党人被判了死刑，真作孽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曾有一件“飞来祸”使全家陷于惊恐万状之中。那是30年代初，三哥在《江声日报》“铁犁”副刊上发表题为《一个囚徒》的文章，竟被扣上一顶“红帽子”，成为共党的嫌疑犯而遭逮捕，解军法会审处关押一年多。经父亲多方奔走疏通，花了一大笔“运动费”，三哥才幸免一死。《江声日报》的主编刘煜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被判处枪决。种种白色恐怖，早在我心灵上留下了烙印。现在，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如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将受到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我虽有宁可战死疆场，留得正气浩然的美名，含笑于九泉的心愿，若为白色恐怖的刀下鬼，多么令人郁闷苦恼啊!死而不能瞑目，实在窝囊了。我明知这是带有稚气的个人想法，但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不便说出自己的心思，免得给人留下个人主义的印象。因此，我只简单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被列入“去重庆”的名单里。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
一天清晨，五、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二百多名“抗大”毕业生，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在蜿蜒的公路上，向西安驶去。
烈日当空，尘土飞扬，一个个紧挨着停立在车厢里，只有几个被包权作座位，优待病弱者。一路上歌声嘹亮，笑语不断，伫望西安，心飞前方。
车队行驶在山岭延绵、狭窄不平的公路上，缓缓盘旋上下，四百多公里路程，足足奔驶两天，才安全到达。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停留期间，我忆起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打算游览一下阿房宫，大明宫遗址；又想到骊山一游，兼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藏身的山洞。由于听了办事处同志的告诫：周围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只好打消游览计划，连近在咫尺的碑林、大雁塔，也不能前往观光了。
两天后，分成两路行动：一百余人乘火车到洛阳，渡黄河去华北八路军；另一路一百余人由陇海路转平汉路南下武汉，去华中新四军。而我和张成勋等二三十人随后一路人马到武汉后，再转道往重庆去。
在破旧的车厢里，尚有硬席座位，比铁皮车强得多，较之在汽车上站着，更加安全、舒适得多了。我们上车坐定后，见一个国民党军官躺在行李架上，听我们嚷着：“下来，快下来!”他才慢吞吞地放下两条腿，踩着座位落地，用轻蔑的目光扫视着我们。同学们警惕性很高，也许是统战观念不强，或者嫌这个国民党军官在场，影响我们的高谈阔论，便以车厢包用为由，请走这位军官。日后思之，不免有点幼稚而欠通达之感。
列车经郑州转平汉路南下，车抵驻马店时，我特地到站台静默片刻。8个月前，我从武汉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时，曾和一千多名学员乘专列在此停车，一名湖北女生下车不慎，被火车轧死，全车人员闻讯哗然，唱起催人泪下的《流亡三部曲》。很多人与死者并不相识，也不知其名，但抗日救国之心相通，落难流亡之情与共，不禁为她不幸遇难而洒下了同情的泪水。我静坐沉思，听到流亡曲和呜咽声，也潸然泪下，浸湿了手绢。这次路过此地，不由自主地下车，对那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谨致默哀。
前一年，我从镇江到武汉参加救亡运动，担任民众学校教师，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国。这次重返武汉，也怀有旧地重游之感。车抵武汉后，就感到“保卫大武汉”的强烈气氛。这时日寇已侵占徐州，战火正向平汉线逼近，武汉成为日寇侵犯的一大目标。市内墙壁贴满标语、漫画，到处是防空设施，军车滚滚，巡逻机群在天空盘旋，武汉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
项英副军长约我谈话
我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执行所停留一周，很想观光一下工作过的民众学校和居住过的地方，以及几处进行抗日宣传的街头，但都未能如愿。武汉办事处负责人石磊同志告诉：前几天，有位姓于的海关职员前来找你。我料定是三哥得知我南下的消息后，约叔祖父于树深前来找我的。翌日，我脱下军服，换上白衬衫，蓝色工装裤，脚穿白球鞋，穿着朴素而大方的时装，会见一位海关高级职员是比较合适的。当我见到叔祖父于树深后，他就以长者的口吻说：已收到于弼庭的来信，敦促你速回重庆。他的话是亲属的劝告，并无恶意。似乎他们还不了解我为什么毅然离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更不理解经过革命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已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所以，我对叔祖父的劝告，报以礼貌的一笑，婉转地回答道：“我已参加革命队伍，工作去向要由组织决定。”这是一次纯礼节性的叙谈。
两天后，石磊同志问我：“你是否愿意到新四军工作?”我意识到办事处领导意图改变原来分配去重庆工作的计划，当即表示同意。
一天，接石磊同志通知，有一位负责同志约我谈话。我准时进了办公室，见一位身穿灰布军服的中年军人，中等身材，方方的脸，头发蓬松，貌不惊人，双目惺忪，神态举止富于工人的朴实气质。他坐着瞟了我一眼，又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石磊同志没有作任何介绍。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学员登记表，他从中拿出一张表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接着，他说起抗战形势，我军一部已挺进江南敌后作战。当他知道我是镇江人后，便说：“你的家乡一带已有新四军活动了。随着军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开辟，需要很多干部工作。”我凝神倾听，点头表示理解。他挥笔在登记表上划了个符号，又抬头说：“欢迎你来新四军工作。你准备一下，我已派人联系车皮，送你们一批同志去皖南军部。”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谈话的就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奔赴皖南军部
在离武汉前，我再次到海关看望叔祖父。当他知道我不去重庆，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面露无可奈何的神色，我怕他多唠叨，便开门见山地说：“新四军已开到镇江附近，离父母身边很近了，老人家知道定会喜出望外的。”他苦笑一会，就同我握别了。
前往皖南军部的约五六十人，编成一个队。和我同班的有孙宗溶、焦恭士、胡培生等十余人。我们从武汉乘车南下，经长沙转浙赣线，抵金华下车，再换船和步行，到达安徽泾县岩寺兵站。这时，正好由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工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店员等，前来参加新四军。军部派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同志等前来岩寺迎接。我们参加接待工作，并一道前往军部。
8月中旬，大家顺利抵达军部。我分配到军部服务团民运队工作。团长朱克靖同志(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队长章蕴大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三天后，军政治部通知我去谈话，组织部长李子芳向我谈了形势、任务和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后，决定派我到教导总队十一队(后改为八队，又叫女生队)任队长。这个队共三个排，其中女生两个排，儿童和少年一个排。真出乎意料，要我这个初出“抗大”校门的新兵担任队长的重任。其他各队队长、指导员，大都是红军时期营 、团级干部。我的资历、能力怎能胜任这一职务呢?我向李部长再三推辞，让我在服务团继续工作。可是，李部长一再鼓励，要我大胆负责，努力学习，相信可以做好工作的。还说：“你的任职，是军首长提名的。”“叶挺军长知道从延安‘抗大’来了一位女同志，说派她到十一队任队长，‘抗大’怎么教、怎么学、怎么做的，要她照办就行了。”“项英副军长也说于晶当过小学教师，可以为培养新干部做工作嘛!”听了李部长这番话，我的心情有所缓和，没有勇气再推辞，表示服从分配。
我立即投入筹备建队工作，把从“抗大”学来的那一套，在工作中运用起来，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写在墙壁上，布置俱乐部，办墙报，组织文娱体育活动，领导早出操、晚点名，搞清洁卫生，整理内务，过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艰苦朴素，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等。我处处注意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多做少说，勇于克服困难；坚信勤能补拙，甘为孺子牛；无私无畏，理直气壮。我从“抗大”学到的和在女生队实践的东西，在尔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一以贯之，不断鞭策自己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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