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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女兵

邓六金:春意渐浓忆江南

  邓六金

  1938年冬天,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十四班学习,还有三个月便要结业了。有一天,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把我叫了去。他对我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华北、华中、华东的广大国土被国民党丢弃了。为了动员当地人民起来抗日,我党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加强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工作。组织部决定抽调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他边说边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我。

  我自1931年在自己家乡福建上杭入党后,就已经把一切都交给党安排了。当上红军,又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不知遇到多少次的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全力以赴地工作,从来没有挑挑拣拣过。这一次,富春同志征询意见,我很轻松地说:“我去华北吧!”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连我也闹不清。大概我是南方人,到北方工作困难更多一些。越是艰苦越向前,越能锻炼人吧。

  富春同志听完我的话,笑了笑说:“我看你去华东最合适,东南分局缺少干部。”他说完后又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曾山同志。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富春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1935年,曾山同志到苏联学习,1937年回延安时,同我一块参加长征的危秀英拉我同去见过这位省主席曾山同志。这次,曾山同志来延安,是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他端坐那里一言不发,从上到下穿得非常整齐,长得眉清目秀,里外透着一股阳刚之气。我想,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准没错!便点头答应了。

  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曾山同志带着党中央分配的20多名干部,冒着凛冽寒风,从延安出发,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下。由于国民党的百般阻挠,迟迟不发给护照,我们在西安竟等了一个多月。

  那年我26岁,有人将我介绍给曾山同志。当时我怕结了婚,孩子拖累,影响革命工作,迟迟不肯答应。在西安这段时间,同志们起哄,非要我们完婚不可,有人甚至给中央组织部打了报告。不久,延安来电:“批准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于是,我和曾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结为百年之好。

  新婚之夜,在一盏油灯照耀下,我们俩都在沉思之中。

  “东南分局妇女部的工作怎么干呢?”我耽心地问坐在对面的曾山同志。当时形势渐趋紧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新四军的境况不好,东南分局还在筹办之中。

  “你难道没有信心吗?”曾山同志问。

  这怎么说呢?我担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后,便当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经常深入宁化、长汀等地,做扩军、慰劳红军、坚壁清野的工作。不过那是单身一人。现在,我是说……

  我说什么呢?女人结了婚要生孩子的,生了孩子就会拖累工作。可这些,曾山同志早知道了。

  新婚燕尔,护照发下来了。曾山同志立即乘飞机经重庆到南昌,向八路军办事处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一行坐大卡车向武汉进发,经武汉到沙市,从沙市到长沙,再乘火车到南昌,最后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司令部驻中村,军政治部驻云岭,东南分局驻丁家山,相隔二三里、三四里不等,四面环山,土地肥沃,山清水秀,盛产稻米,真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到云岭不久,曾山同志也来到了,便开始组建东南分局,所属妇女部共四个人,李坚贞任部长、章蕴同志任副部长,我当干事,还有一位小毛同志。小毛觉得喊我们的名字麻烦,便按着年龄大小排列,喊李坚贞为大姐,章蕴为二姐,我为三姐。小毛这么一喊,别的同志也跟着叫。后来,许多人似乎忘了“邓六金”三个字,全称呼我为三姐。

  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们动员亲人参军;做军鞋、送军粮支前;组织识字班;教育妇女们剪头发、放裹脚等。

  皖南泾县是个山区。从丁家山到浙江去,只有一条通道,那是一个大山谷,山越走越高,谷里的村庄越来越小。记得,在那条谷里,坐落着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小河口这个小山寨在山的最里面,总共不过百十来口人。但它是个咽喉之地,我们出去,或者由浙江和上海沦陷区前来投奔新四军的有志青年,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妇女部的同志便在此蹲点。

  顺便说一下,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我们脱下红军服装,一律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我们心里虽别扭,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如此。

  我们外表穿戴虽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所到之处,我们都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人。

  从丁家山到小河口,要走几十里山路,爬山涉水,很是艰难。因此,我们一去,就住好长时间。我们待老乡如同亲人,见年岁大些的老乡,我们喊大伯、大妈,见年岁轻些的喊大哥大姐。在群众家里,主妇进厨房,我们主动帮淘米、摘菜、抱孩子;在田间里,见老乡下田干活,我们同样帮挑粪、插秧、割谷子,样样庄稼活儿拿得起、放得下。

  老乡们见我干农活像模像样,是个庄稼把式,他们很是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受苦人出身。全家兄妹六个,我是老六,所以叫“六金”。可是,只有“金”字之名,却没有“金”的福份,我生下来没十天,父母被迫将我送给了人家。我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碗饭吃,农忙时,我跟着养父养母干庄稼活。一家人虽很勤俭,仍衣不暖身、饭不饱肚。

  “我还会犁地使牛!”我边说边从使牛把式手中接过犁头。老乡们见我这么能干,对我便信服了,相互关系更密切了。不少妇女心里有话不跟爹娘说,却跑来跟我说;有些家庭婆媳不和、夫妻吵架,也来找我去调解。日子一长,我们便成了群众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了。由于干群关系密切了,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积极行动,很有生气。

  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大锅饭,没有什么油水。但不论是“官”还是“兵”,是“长”还是“民”,大家吃的是同样的饭食,穿的是同样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没有一个人发牢骚、说怪话的。

  丁家山还驻着分局的青年部、党校等单位。当时的青年人很多,十分活跃。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们动手盖的简易礼堂里锣鼓喧天,煞是热闹。那时,曾山同志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打篮球、打排球,热火朝天。

  在皖南那段时间里,开始一分钱没有,后来每人每月发五角钱津贴。大伙把这五角钱攒下来,有时就分别“打土豪”了。几个年轻人,只要发现谁的钱攒多了,就嘻嘻哈哈推着搡着让他做东,到云岭镇的饭店吃一顿,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陈丕显同志是分局青年部部长,曾山、项英同志等都称他“红小鬼”。他常和我们一起活动。革命大家庭中那种团结、融洽的人际关系,至今仍令人留恋不忘。

  1939年7月,我生下大儿子曾庆红。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征得曾山同志同意,我毅然决定将四个月的儿子送回他的老家——江西吉安乡下,交给奶奶抚养照料。

  1940年下半年,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泾县四周的山头上部署大量的军队,妄图剿灭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

  偏在此时,我又怀上二儿子曾应淮,而且怀孕反应厉害。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经常紧急集合、操练、野营。李坚贞大姐见我强行军下来,浑身冒虚汗,腿脚浮肿,劝我不要参加军事训练了。我想: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便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的一天,我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里生了瘤子,必须立即做手术。可当地没有手术条件。组织上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决定让我到上海做手术。我便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杭州、温州,最后到达上海。经医生详细检查,说我肚子里并没有瘤子,这才如释重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九千余人奉命北移,1月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除千余人突围外,八千余同志伤亡,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悲痛得捶胸顿足。若不是临产,我定会即返疆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皖南事变”前夕,曾山同志带着东南分局的所有干部转移到了苏南,故幸免于难。

  我生下二儿子庆淮(小名“阿流”)后,听说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我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一路之上,我对自己说:“投入到工作中去,跟上队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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