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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我感觉观摩演出只能学到皮毛,不了解艺术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台形象,以及他们的追求,就不可能对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时的年龄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机遇,唯一能令我稍稍亲近的,是侯宝林先生。

  我参加工作时,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怀着仰望的心情与他交往的。当然不可能与大师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为亲近,好在我们都同属于广播局领导。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由于他的存在和由于他的努力,使一两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那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次开怀大笑,并且那笑不是暂时的,而是回味无穷的笑意。众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从艺艰辛不易,等到我见到他时,已成喜剧大师。

  大师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着头,不苟言笑,手提一个热水瓶,匆匆走来。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惊人绝艺就藏在身上,到了台上,那神采四溢,伴随着笑声四起,给人的艺术享受难于形容。

  我早年只是当他出现时,我就尽量找机会听他与能有资格和他对话的人谈话。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说过什么,议论过什么,似乎难以讲清。他对我颇有好感。在干校时,我挑秧,他拉车,相视一笑。回来后,在一次《演讲与口才》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我说:“你刚才发言很好,很有生动感,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这么讲呢?”这是对我后来主持《正大综艺》的方式方法的启迪。艺术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还原生活中那牛动的、随意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艺术品位,这是侯先生对我的教诲。老爷子给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应外出,但只要我登门请求,他从未拒绝。

  很多晚辈怕与他同桌吃饭,我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候先生讲起做人的道理有时不太留情面,我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敬陪一旁,引发一些侯先生喜爱的话题,听他侃侃而谈。

  侯先生原来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并知道如何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绝顶聪明之人。听他相声精品,你会感到他已是一位学者型的喜剧大师,是他把相声从地摊上提升为正宗文化,使相声洗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样,把相声推到一个前所未所的顶峰。晚年他多次对我谈了他的忧虑,他担心相声会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摊去,当然,不无理由。

  侯宝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规律。他走了,为我们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开的艺术作品。

  他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他是艺术的巨匠,又是寻常百姓,作为生活于中国新旧社会两个时代的人,感受过艺人的新生,也饱尝过各种辛酸,他其实完全不去理会外部的声望,而怀着弱者的心态。不愿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集体宿舍和吃集体食堂,这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我从很年轻时起,就不曾有过一味的单纯的玩耍,我玩任何种类的游戏,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锻炼我的思维与智力;第二,将来我的业务能不能用上。我接触人,从年轻时起,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对方能不能在某个方面对我有所帮助。我结交文学修养高的人,就时不时讨教古文;结识会唱歌的人,就跟他们起码学会一首歌;结识一些受锻炼的人,就让他们带着我或吸引我去锻炼身体。人以群分,真是半点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帮我,哪怕是帮我唤起对各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人,我是不可能与他们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着买好的饭莱,总要找一个能挨近我需要与他(她)有一番谈话的人旁的边,就在餐桌上,我学会与掌握了十三辙,什么人辰辙、发花辙、江阳辙、姑苏辙等等。说唱团演唱单弦的赵玉明在饭桌上给我抄了一个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她告诉我,你举一反三,按这13个字去套吧。赵玉明还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台上站立,怎么才能挺拔、精神。她说,只要把身体重心移到靠前的一只脚的前脚掌就可以了。这两项对我一生有用的知识,前后只用了五分钟就掌握了,但找到这样能坦诚相告的老师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钟,那要“众里寻她千百度”了。

  对我有过启迪、有过帮助和指点的人,我不可能—一回忆,这使我想起,1994年在上海与刘欢的一次对话。

  在后台,刘吹和我谈起了我们曾说过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同学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以回忆度过平淡时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刘欢是年轻演员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歌声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们相处不多,但交情不错。

  记得那是在沈阳的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谁要和刘欢聊天,一定会惊呼上当,因为刘欢生活规律与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间学习、工作、作曲,白天睡觉,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别人不好走,这等于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还不到睡觉时候,他邀我进他屋里小坐。进去之后,只有我们俩,我就说,刘欢,你怎么那么傻,不听我劝告。在1991年赈灾义演中,刘欢参加排练后独自回家,剧组宣布除个别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场地集合,不派车接。而据刘欢讲,他没得到通知,以为他的节目取消了。

  晚上看电视,当董浩报到下一个节目刘欢演唱,而演员未到,他吓坏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载了一辆的士赶到会场,还是我们帮他尽快上场,大致算是圆了场。可是,我对他说,对于今晚的事,如果没人找你了解,你不必自己去四处解释。他当时点头。可是过了没几天,不知谁给他出馊主意,他去了电视台,要求与领导对话,并闯人电视台的一个会场。当时,一百多位处以上干部正在开会,刘欢一闯进来,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激起领导层公愤。大家纷纷指责文艺部,都是你们惯坏了歌星,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是的,你就是进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售货厅,找人家对话,也要打个招呼,何况闯进堂堂国家电视台呢!

  于是刘欢很久没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这倒没有所谓封杀他的指示,只是没有人会想法用他,他听了我的指责,没作什么解释。我们就聊起了别的事,谈诗,谈文学,谈钱钟书,谈林语堂,谈鲁迅,谈歌曲、音乐、谈法国的浪漫情调,谈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氛围,总之,谈得津津有味。我对他说起一个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学,他已在这个山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见到我谈起许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学往事,并郑重地递给我一份我同班同学名单。他说这是后来回忆写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学名单,只缺两位,他说记不起来了,拿到这份名单,我深有感慨,我和刘欢在谈到这一点时,都很激动。

  当一个人对前景不复拥有进取的奋进之心,当一个人到了一个他难于适应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会一味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用青年时代无限美好的时光来填补眼前的平淡得难于忍受的时光。这时,时光不再前进了,凝固了,岁月的新的变化已对他没有了意义。真是这样吗?我的同学,我少年时的伙伴。这种在交谈中的猜测,震动了我们俩,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与刘欢分手小睡一会,赶加北京。过后,我忘了那次谈话,还是刘欢在上海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并很感慨。

  还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心情很难平静。那是在1960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头,哦!是一年前与我同去电视台应试,最后剩下的四位中的一个伙伴。我见到她很高兴,她也很高兴。但是她问我一个问题,我却无法叫答,她说;“电视台为什么至今也不通知咱们,到底结果如问?”我那时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为她看不到电视,因为1960年老百姓家没有电视机,她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等待电视台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里很慌,也很难过。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诉她,你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选者。不能,即使再婉转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来想与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后来她在期待中过了多久,当她日后在电视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后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应试的那个17岁的”男孩,但愿她不要生活在那记忆与不可能实现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忆往昔,在旧话重提,在追忆那么多的人和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是一种怀旧。一是不是我也会陷人对往事无尽的追怀?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还要做那么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断涌上心头。我不会停步,这是我的内心的驱使,也是那么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们曾做出的辉煌成绩的感召。

  路是没有尽头的,人生还会有巨大的风云变幻……

  写于1995年10月北京、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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