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观摩演出只能学到皮毛，不了解艺术家如何下一番苦功，如何塑造舞台形象，以及他们的追求，就不可能对自己有大的收益。我那时的年龄限制了我，使我失去了许多学习机遇，唯一能令我稍稍亲近的，是侯宝林先生。
我参加工作时，侯先生已同曲去泰斗，我是怀着仰望的心情与他交往的。当然不可能与大师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只是在日常播出中略为亲近，好在我们都同属于广播局领导。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由于他的存在和由于他的努力，使一两代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那并不宽裕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次开怀大笑，并且那笑不是暂时的，而是回味无穷的笑意。众所周知，他出身平民，早年从艺艰辛不易，等到我见到他时，已成喜剧大师。
大师也是平常人，他每天早晨上班，低着头，不苟言笑，手提一个热水瓶，匆匆走来。平常是平常，可是他一身惊人绝艺就藏在身上，到了台上，那神采四溢，伴随着笑声四起，给人的艺术享受难于形容。
我早年只是当他出现时，我就尽量找机会听他与能有资格和他对话的人谈话。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说过什么，议论过什么，似乎难以讲清。他对我颇有好感。在干校时，我挑秧，他拉车，相视一笑。回来后，在一次《演讲与口才》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对我说：“你刚才发言很好，很有生动感，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这么讲呢？”这是对我后来主持《正大综艺》的方式方法的启迪。艺术要捕捉生活中的感受，能在屏幕上还原生活中那牛动的、随意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又去粗取精，把它提高到艺术品位，这是侯先生对我的教诲。老爷子给足了我面子，晚年他很少答应外出，但只要我登门请求，他从未拒绝。
很多晚辈怕与他同桌吃饭，我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候先生讲起做人的道理有时不太留情面，我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敬陪一旁，引发一些侯先生喜爱的话题，听他侃侃而谈。
侯先生原来文化功底可想而知，但他是一位崇尚文化，并知道如何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绝顶聪明之人。听他相声精品，你会感到他已是一位学者型的喜剧大师，是他把相声从地摊上提升为正宗文化，使相声洗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样，把相声推到一个前所未所的顶峰。晚年他多次对我谈了他的忧虑，他担心相声会被一些人再送回地摊去，当然，不无理由。
侯宝林先生是大降奇才，但也搞拒不住自然规律。他走了，为我们留下的，是他的笑口常开的艺术作品。
他临终时，曾说过：“我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他是艺术的巨匠，又是寻常百姓，作为生活于中国新旧社会两个时代的人，感受过艺人的新生，也饱尝过各种辛酸，他其实完全不去理会外部的声望，而怀着弱者的心态。不愿惹是生非，但求平平安安，侯先生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心态。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集体宿舍和吃集体食堂，这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我从很年轻时起，就不曾有过一味的单纯的玩耍，我玩任何种类的游戏，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一，它能否锻炼我的思维与智力；第二，将来我的业务能不能用上。我接触人，从年轻时起，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对方能不能在某个方面对我有所帮助。我结交文学修养高的人，就时不时讨教古文；结识会唱歌的人，就跟他们起码学会一首歌；结识一些受锻炼的人，就让他们带着我或吸引我去锻炼身体。人以群分，真是半点不假。如果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帮我，哪怕是帮我唤起对各种美好事物的向往的人，我是不可能与他们做朋友的。我在食堂，端着买好的饭莱，总要找一个能挨近我需要与他（她）有一番谈话的人旁的边，就在餐桌上，我学会与掌握了十三辙，什么人辰辙、发花辙、江阳辙、姑苏辙等等。说唱团演唱单弦的赵玉明在饭桌上给我抄了一个小卡片，“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她告诉我，你举一反三，按这13个字去套吧。赵玉明还教了我一招，即，你在舞台上站立，怎么才能挺拔、精神。她说，只要把身体重心移到靠前的一只脚的前脚掌就可以了。这两项对我一生有用的知识，前后只用了五分钟就掌握了，但找到这样能坦诚相告的老师或朋友，就不是五分钟，那要“众里寻她千百度”了。
对我有过启迪、有过帮助和指点的人，我不可能—一回忆，这使我想起，1994年在上海与刘欢的一次对话。
在后台，刘吹和我谈起了我们曾说过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同学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以回忆度过平淡时光。不是他提醒我已忘了。
刘欢是年轻演员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歌声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我们相处不多，但交情不错。
记得那是在沈阳的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谁要和刘欢聊天，一定会惊呼上当，因为刘欢生活规律与一般人正相反，他夜间学习、工作、作曲，白天睡觉，晚上聊天正合他意，他越聊越精神，别人不好走，这等于陪他，苦了自己。那天，我和他一壁之隔，还不到睡觉时候，他邀我进他屋里小坐。进去之后，只有我们俩，我就说，刘欢，你怎么那么傻，不听我劝告。在1991年赈灾义演中，刘欢参加排练后独自回家，剧组宣布除个别老同志外，其他人自己到场地集合，不派车接。而据刘欢讲，他没得到通知，以为他的节目取消了。
晚上看电视，当董浩报到下一个节目刘欢演唱，而演员未到，他吓坏了，急匆匆跑到街上载了一辆的士赶到会场，还是我们帮他尽快上场，大致算是圆了场。可是，我对他说，对于今晚的事，如果没人找你了解，你不必自己去四处解释。他当时点头。可是过了没几天，不知谁给他出馊主意，他去了电视台，要求与领导对话，并闯人电视台的一个会场。当时，一百多位处以上干部正在开会，刘欢一闯进来，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激起领导层公愤。大家纷纷指责文艺部，都是你们惯坏了歌星，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是的，你就是进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售货厅，找人家对话，也要打个招呼，何况闯进堂堂国家电视台呢！
于是刘欢很久没能在中央台屏幕上露面，这倒没有所谓封杀他的指示，只是没有人会想法用他，他听了我的指责，没作什么解释。我们就聊起了别的事，谈诗，谈文学，谈钱钟书，谈林语堂，谈鲁迅，谈歌曲、音乐、谈法国的浪漫情调，谈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氛围，总之，谈得津津有味。我对他说起一个故事，我到山西某地偶遇高中同班一位同学，他已在这个山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见到我谈起许多我已淡忘了的中学往事，并郑重地递给我一份我同班同学名单。他说这是后来回忆写出的，全班近五十余位同学名单，只缺两位，他说记不起来了，拿到这份名单，我深有感慨，我和刘欢在谈到这一点时，都很激动。
当一个人对前景不复拥有进取的奋进之心，当一个人到了一个他难于适应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会一味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用青年时代无限美好的时光来填补眼前的平淡得难于忍受的时光。这时，时光不再前进了，凝固了，岁月的新的变化已对他没有了意义。真是这样吗？我的同学，我少年时的伙伴。这种在交谈中的猜测，震动了我们俩，差不多天已黎明，我才与刘欢分手小睡一会，赶加北京。过后，我忘了那次谈话，还是刘欢在上海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并很感慨。
还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心情很难平静。那是在1960年底。一天我在街上走，有人叫我，一回头，哦！是一年前与我同去电视台应试，最后剩下的四位中的一个伙伴。我见到她很高兴，她也很高兴。但是她问我一个问题，我却无法叫答，她说；“电视台为什么至今也不通知咱们，到底结果如问？”我那时已工作快一年了，而她不知道，因为她看不到电视，因为1960年老百姓家没有电视机，她还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等待电视台通知她，我吱吱唔唔，心里很慌，也很难过。我不能用我的嘴告诉她，你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只有我是唯一的入选者。不能，即使再婉转的暗示，我也不忍心，也不能去做，我本来想与她多聊聊，但做不到了，不知后来她在期待中过了多久，当她日后在电视上看到我，那已是十多年后了，可能她已忘了我，忘了和她一同应试的那个17岁的”男孩，但愿她不要生活在那记忆与不可能实现的期盼之中。
我在回忆往昔，在旧话重提，在追忆那么多的人和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是一种怀旧。一是不是我也会陷人对往事无尽的追怀？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还要做那么多事，但往事也一件件不断涌上心头。我不会停步，这是我的内心的驱使，也是那么多的人，不在的，健在的，他们曾做出的辉煌成绩的感召。
路是没有尽头的，人生还会有巨大的风云变幻……
写于1995年10月北京、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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