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觉眼前一片黑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时，播送室的门推开了，当时的台领导胡旭同志闯了进来，只见他脸色发白，大概是气的，他严厉地批评我，我只见他声色俱厉，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只听清了几个字“你要检查！”人去楼空，我坐在摄像机前发傻，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可大错铸成。我正想好好干一场，却在这个当口出了岔子，觉得没脸见人，一连几夜睡不着觉。
过了两天，我的老搭档搞音乐的曹文济对我说：“胡旭同志说当时他态度不冷静，其实从屏幕上看，没大毛病，叫你不要见怪。”我想，当时他即使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
第三天，老播出部主任苏实找到我，“真抱歉！”他说：“那天你送到剧场的那位老太太是我母亲，我很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的是我，我把这次闪失牢记一生。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我们议论的问题是如何搞好工作，我们与党同心同德，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住在单位宿舍，很少有时间回家，一是工作太紧张，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二是只要我一到家，母亲和外婆总要省下一口粮食，让我吃一顿饱饭，我已是大人了，我不愿增添妈妈的困难。后来，周总理特批给播音员每月4斤鸡蛋，我拿回家中，让妈妈和外婆共同分享。
那时，我振作精神全力以赴地搞好工作。屏幕上，我保持微笑，这是面对一批新老朋友发自内心的愉悦，全国人民正奋发图强，度过难关，不能萎靡不振，更不能愁眉苦脸。当然在那时，还没有国外硬派小生把一股冷峻堆在眉间的示范，那个时代需要微笑，这温和的微笑能沟通人们的感情，增进人们的理解，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添和谐的气氛。当然，面对饥饿的折磨，微笑能显示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善良的内心。
小时候胡同里第一家大门旁贴的一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很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厚善良应当是真、善、美的核心。1979年，我在美国看了克朗凯特的节目，也听到同行们对他的议论，这位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政治家，有一副慈祥和善的面孔，他的眼神是那样真挚、直入人心，他的笑容令人感到温暖。他并不漂亮，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位白发长者的形象。我想东西方审美情趣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尽管好莱坞塑造了不少英俊小生，风流惆悦，但电视观众却宁肯喜欢和善长者的形象，前者生活在故事里，后者存在于生活中。
在我国，电视是一个年轻的传播媒介，据收视率估计，当年的电视台的影响，未必赶得上如今的一张小报。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相比，人家的编播队伍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在技术上有一批权威，人家当年是珠穆朗玛峰，电视台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无名高地，创业初期，没有多少人向往电视台。记得1960年秋末冬初，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我和老记者化民挤上公共汽车，来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我们提出要采访全国劳模李墨林，可是人家不让见。塑料棚里一片碧绿的春意，可人家的态度却像棚外的冷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来采访过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再者说北京电视台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北京电视台来人也要见上一面，聊上半天，那还忙得过来吗？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电视台记者不到，会议不开，这是什么派头。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电视机的普及，就没有中央电视台的今天。1988年中国已拥有一亿两千万部电视机，是当年的一万倍，可我们的工作质量比当年提高了多少？我常常自问。
§除却巫山不是云
尽管当年我是不起眼的园地里的一棵不知名的小苗，但我决心，利用同样的阳光、雨露，同样的土壤、空气，顽强地生长。我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我的技能，为此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1960年9月，在我来电视台的半年之后，一位新伙伴加人到我产的行列中，我和沈力迎接了她。她娇小纤弱，但朝气蓬勃，她穿着学生裙，扎着两条小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现着纯真和好奇的光亮。她就是曾在我国电视史上颇有影响的吕大渝，当年，她才满16岁，她比我幸运，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总是比小伙子得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她曾在电影《祖国花朵》中扮演角色。《让我们荡起双将》这首歌流行全国，曾唤起多少人幸福的向往呵。吕大渝曾和另外三名小伙伴给毛主席献过花，毛主席慈祥地笑着，四个小朋友围绕在他身旁的照片在50年代是尽人皆知的。这个经历，同样给大渝绕上一圈神奇的光环。相比之下，我当然显得暗淡了，常言说男孩子7岁8岁讨人嫌，我十七八岁了，也并不讨人喜欢。
但我很骄傲，这一点大渝知道，她并不对我低估，因为我的播音是过硬的。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外界的凭依，我有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肯吃苦的劲头和自己的工作成绩。这些支撑着我的自尊心。
大渝来后不久，就去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了。我不可能去，这是命中注定的，沈力、我、大渝，只能去一个。沈力已是我们的老师了，我来了仅半年可是已成了骨干，一时还离不开，所以只能派大渝去，如果大渝没来，也不可能派我脱产学习。然而，我多么需要学习呀。
那时，没有任何业余学习班和函授单位，我感到自身的压力，我的同班同学都上了大学，我怎么办？我不甘落后，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我和几位大同学用小皮球去投篮筐，说好每个人投200个，人家玩一会儿，都投够了数，要回家去了。“不行！我连50个都没投进，坚决不走。”人家等了我一会儿，天快黑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着急，又不甘心，天已晚了，篮筐在月光下并不显得模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儿投篮，不凑满200个我决不会回去，我没什么先天的优势，只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只要我瞄准了目标，奔跑也罢，走路也罢，就是连滚带爬我也要到达终点。
当我同班同学都能在正规的学院里受到社会承认的正规高等教育时，我就像小时候投篮筐一样，自己独自跟自己叫劲。映雪、囊萤、锥股、洞壁，古人的学习佳话，长期影响着我，我其实无须那么卖傻力气，然而我又不能不那样做，一是形势使然，一是我爱书如命。
大约在初中时，我受老师的影响喜欢上了古典文学，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床头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已被我翻烂了，像背外文单词，我逐篇背诵，反复咀嚼，静心玩味。我喜欢南唐二主的词，尤其喜爱“虽蓬头垢面不掩天姿国色”的李煜的词，那时对李后主之词能倒背如流，从词句感受到的美，浸透了我的全身心。那时，正是我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兴之所来也信手写上几句，日后看来，有时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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