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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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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觉眼前一片黑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时,播送室的门推开了,当时的台领导胡旭同志闯了进来,只见他脸色发白,大概是气的,他严厉地批评我,我只见他声色俱厉,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只听清了几个字“你要检查!”人去楼空,我坐在摄像机前发傻,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可大错铸成。我正想好好干一场,却在这个当口出了岔子,觉得没脸见人,一连几夜睡不着觉。

  过了两天,我的老搭档搞音乐的曹文济对我说:“胡旭同志说当时他态度不冷静,其实从屏幕上看,没大毛病,叫你不要见怪。”我想,当时他即使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

  第三天,老播出部主任苏实找到我,“真抱歉!”他说:“那天你送到剧场的那位老太太是我母亲,我很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的是我,我把这次闪失牢记一生。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我们议论的问题是如何搞好工作,我们与党同心同德,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住在单位宿舍,很少有时间回家,一是工作太紧张,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二是只要我一到家,母亲和外婆总要省下一口粮食,让我吃一顿饱饭,我已是大人了,我不愿增添妈妈的困难。后来,周总理特批给播音员每月4斤鸡蛋,我拿回家中,让妈妈和外婆共同分享。

  那时,我振作精神全力以赴地搞好工作。屏幕上,我保持微笑,这是面对一批新老朋友发自内心的愉悦,全国人民正奋发图强,度过难关,不能萎靡不振,更不能愁眉苦脸。当然在那时,还没有国外硬派小生把一股冷峻堆在眉间的示范,那个时代需要微笑,这温和的微笑能沟通人们的感情,增进人们的理解,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添和谐的气氛。当然,面对饥饿的折磨,微笑能显示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善良的内心。

  小时候胡同里第一家大门旁贴的一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很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厚善良应当是真、善、美的核心。1979年,我在美国看了克朗凯特的节目,也听到同行们对他的议论,这位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政治家,有一副慈祥和善的面孔,他的眼神是那样真挚、直入人心,他的笑容令人感到温暖。他并不漂亮,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位白发长者的形象。我想东西方审美情趣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尽管好莱坞塑造了不少英俊小生,风流惆悦,但电视观众却宁肯喜欢和善长者的形象,前者生活在故事里,后者存在于生活中。

  在我国,电视是一个年轻的传播媒介,据收视率估计,当年的电视台的影响,未必赶得上如今的一张小报。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相比,人家的编播队伍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在技术上有一批权威,人家当年是珠穆朗玛峰,电视台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无名高地,创业初期,没有多少人向往电视台。记得1960年秋末冬初,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我和老记者化民挤上公共汽车,来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我们提出要采访全国劳模李墨林,可是人家不让见。塑料棚里一片碧绿的春意,可人家的态度却像棚外的冷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来采访过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再者说北京电视台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北京电视台来人也要见上一面,聊上半天,那还忙得过来吗?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电视台记者不到,会议不开,这是什么派头。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电视机的普及,就没有中央电视台的今天。1988年中国已拥有一亿两千万部电视机,是当年的一万倍,可我们的工作质量比当年提高了多少?我常常自问。

  §除却巫山不是云

  尽管当年我是不起眼的园地里的一棵不知名的小苗,但我决心,利用同样的阳光、雨露,同样的土壤、空气,顽强地生长。我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我的技能,为此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1960年9月,在我来电视台的半年之后,一位新伙伴加人到我产的行列中,我和沈力迎接了她。她娇小纤弱,但朝气蓬勃,她穿着学生裙,扎着两条小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现着纯真和好奇的光亮。她就是曾在我国电视史上颇有影响的吕大渝,当年,她才满16岁,她比我幸运,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总是比小伙子得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她曾在电影《祖国花朵》中扮演角色。《让我们荡起双将》这首歌流行全国,曾唤起多少人幸福的向往呵。吕大渝曾和另外三名小伙伴给毛主席献过花,毛主席慈祥地笑着,四个小朋友围绕在他身旁的照片在50年代是尽人皆知的。这个经历,同样给大渝绕上一圈神奇的光环。相比之下,我当然显得暗淡了,常言说男孩子7岁8岁讨人嫌,我十七八岁了,也并不讨人喜欢。

  但我很骄傲,这一点大渝知道,她并不对我低估,因为我的播音是过硬的。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外界的凭依,我有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肯吃苦的劲头和自己的工作成绩。这些支撑着我的自尊心。

  大渝来后不久,就去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了。我不可能去,这是命中注定的,沈力、我、大渝,只能去一个。沈力已是我们的老师了,我来了仅半年可是已成了骨干,一时还离不开,所以只能派大渝去,如果大渝没来,也不可能派我脱产学习。然而,我多么需要学习呀。

  那时,没有任何业余学习班和函授单位,我感到自身的压力,我的同班同学都上了大学,我怎么办?我不甘落后,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我和几位大同学用小皮球去投篮筐,说好每个人投200个,人家玩一会儿,都投够了数,要回家去了。“不行!我连50个都没投进,坚决不走。”人家等了我一会儿,天快黑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着急,又不甘心,天已晚了,篮筐在月光下并不显得模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儿投篮,不凑满200个我决不会回去,我没什么先天的优势,只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只要我瞄准了目标,奔跑也罢,走路也罢,就是连滚带爬我也要到达终点。

  当我同班同学都能在正规的学院里受到社会承认的正规高等教育时,我就像小时候投篮筐一样,自己独自跟自己叫劲。映雪、囊萤、锥股、洞壁,古人的学习佳话,长期影响着我,我其实无须那么卖傻力气,然而我又不能不那样做,一是形势使然,一是我爱书如命。

  大约在初中时,我受老师的影响喜欢上了古典文学,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床头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已被我翻烂了,像背外文单词,我逐篇背诵,反复咀嚼,静心玩味。我喜欢南唐二主的词,尤其喜爱“虽蓬头垢面不掩天姿国色”的李煜的词,那时对李后主之词能倒背如流,从词句感受到的美,浸透了我的全身心。那时,正是我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兴之所来也信手写上几句,日后看来,有时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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