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播音员是一项新的职业，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自然成为我的第一任老师。我们没有条件和机会向国外的同行学习，只能自己摸索，在我到电视台之前，沈力已经胜任自己的工作，紧张的工作使她非常劳累。1959年，沈力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这四天会期内的电视播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替，这才使她松了一口气。沈力的屏幕形象很好，端庄、亲切、大方，在日常生活中，她却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苟言笑，轻声细语，这或许与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有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不太一样，电台的风气较严肃，而电视台则显得随意一些。沈力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待人周到，工作严谨，荣誉的光环总是围绕着她。
那时，我是一个好说好动的年轻人，我向她学习业务，可学不了她的性格。
用当时的一句话说，我的学习是“练为战”，先从配画外音人手。早期播出新闻与专题节目的画面是16毫米影片，晚间播出，下午对画面，自己拿到编好的一卷影片和解说稿，钻到一个小放映间，一边放电影，一根据画面的内容，把解说词一段一段对上镜头。音乐编辑也一同工作，用秒表卡长度，然后去选音乐。开始时一条两分钟的片子，对上五六遍还找不到解说点，念稿子时顾不上镜头，看镜头又顾不上念稿子，直播使我们感到压力巨大。每天晚上7点钟前，编辑抱着一盘胶片往放映间跑，争分夺秒，像是有人追赶着一样，装上胶片，时间一到就立即启动开关，画面直接放到银幕上，再用摄像机取画面，传出图像。当时，胶片的接头是用胶水粘的，很容易断片，有时，放映员与编辑手忙脚乱，跪在地上用手拽片子，无论如何不能断片。画面传出去的同时，坐在控制台上的音乐音响编辑数着三、二、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音乐、效果放出去。播音员在播音室，看着画面，配解说词，一个星期紧张七天。
画面解说与电台播音不同的是，不能只低头念稿子，即使在一段解说中间，也要不时抬头看看画面，因为下午对好的片子，很可能临播前编辑又要增加或删去一段画面。要靠临场决定快、慢或调整前后顺序。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集体的劳动成果不能砸在一个人身上，当时的空调设备不好，夏天一身热汗，冬天也免不了冷汗一颗接一颗地滚落，直播对播音员来说是最好的考验，但也是一场折磨。“文革”前期，有一次我播公报，夏天的播音间，没放空调，我上身穿着中山装以示严肃，下面穿了条短裤，我当然知道这次直播会热到什么程度，半个多小时灯光的灼烤，浑身湿透，汗如雨下，幸亏没出错。当时，由于保密的需要，直到快进播音间，才把稿件给我，我来不及看一遍就开始了直播，连急带烤，那滋味非同一般。
1965年以后，中央电视台仅有的一台录像机，成了台宝，平时不舍得用。1966年播《十六条》，我用过一次录像机，那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开始，那个时候，在心理上大家都怕担责任，所以动用了录像机以防万一。
中央电视台从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以来，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除了新闻之外，所有的图像部分必须背词。这是一道难关，每天为了背词我们绞尽了脑汁，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这种强记也锻炼了头脑。我至今仍可把一篇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文字用极短的时间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和当年付出的辛苦分不开，如果遇上几天以后才派上用场的串连词，我总习惯在没人的僻静处，边散步边默记。离广播大楼不远有一条护城河入夜，当一对对的情侣沿河漫步低语的时候，我一个人倘佯于河旁柳岸，欣赏着月色下的朦胧的景色，默念着我要背诵的词句，别有情趣。在这里，我领略了“杨柳岸晚风残月”的景致，但并无寂寞与伤感。我心中涌现的是一阵阵对未来的向往。
日复一日的直播，消耗着我的精力，那时我身高1.78米，体重只有62公斤，总希望人家说我胖了一点，正像今天总愿意听人说我瘦了一点似的。年复一年的直播，并不总有新鲜、刺激的内容，很容易感到枯燥难耐。而电视播音员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丧夫了在镜头前的新鲜感，缺乏新鲜感就丧失了激情；丧失了激情，就会使观众看到一个对工作与生活没有兴趣的形象。感情一要自然，二是充实，缺一不可。在镜头前的振奋感和运动员保持竞技状态一样，要有跃跃欲试、不可按捺的冲动与激情。如何培养激情，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据说，美国的克朗凯特，有时在临播前决定重编播出顺序，弄得播出人员手忙脚乱，而他却异常兴奋，有人分析他是为了寻求一种冲动与刺激。当然只要是直播，就会经常遇到刺激，即使排除一个难点也是刺激，人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庸。1962年冬，有一次我正在预告节目时，忽然停电了，耀人眼目的灯光骤然熄灭，不到两秒钟备用电路开启，又突然亮了，我沉稳地应付了这个情况。如果在停电的一刹那，左顾右盼，面露惊慌，那一定在观众面前亮个傻相。只有做到感情贯穿，气定神闲，才不会造成刺眼的毛病。苏洵的一段话对我很有教益，“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我常常告诫自己，任何情况下，只要不慌乱，就能排除障碍，乱了方寸，必出差错。然而，保证直播质量最大支撑点乃是责任心。
那时，每天下午6点20分召开播前会，工作人员准时到场，没人迟到。值班导演宣布节目时间、衔接要求、各工种的工作地点和每一处可能出现的难点，如没有疑问就各就各位了。
每天节目播完，不管几点钟，从总值班负责人，到场地管理人员，照例要开播后会。如果当晚播出的节目出了毛病，这个会可就热闹了，指出问题，分析责任，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常常开到深夜。
我记得当年有位老灯光师，人很随和，工作也认真，但毕竟动作迟缓，在播出过程中，他调整演区灯光，往往来不及撤步，镜头一切，亮出老头半边身子。“你怎么又把我弄出去啦！”成了一句笑变。
在播后会上，为了分清一个小问题的责任，常常争论不休。干嘛那么认真呢？当时，电视工作者大多数都很年轻，往往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谁，只要出了差错，不管什么原因，一律写成书面检查贴在走廊的布告栏上。播音员念错一个字也要贴一份检查，有一个阶段，我三天两头贴检查，为了少贴检查，我下了一番苦功。
有一次大祸从天而降。那是1960年夏季，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播前会散了，我站在广播剧场附近背词，我的活儿不多，一头一尾，中间是实况直播。这时，一位看演出的老太太问我，剧场大门在哪里。我指了指方向，她还不明白，我看了一下手表，6点40分，还有一点空，于是我就领她来到剧场，帮她找好座位，估计只有几分钟时间，我不紧不慢地住回走。忽然一位灯光师跑着来找我，“你干嘛去啦！”他脸色都变了。我一边跟他往播送室跑，一边问怎么回事，他说开始标志已播完了，你不在岗位，只好把字幕切出去了。“这不可能。”可我一进播送室就傻了，屏幕上显现的正是当晚演员表，只要再给我两分钟，就不会是这个情况。我一看手表，还是6点40分，停了，该死的！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