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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脚步声,我的一位同学急匆匆地走来小声对我说:“人家接你来啦,我们上什刹海溜冰场找你一圈,又到这儿来找你,快走吧!”在那个年代,办事就这么认真。

  我又进入了电视演播室——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这里灯火通明,令人眼花纷乱。这80多平方米的演播区就是原来最大的播送室,用木板隔成的控制室靠在大厅的西南角,播出人员、导演们挤在里面切换画面,调节音响。这就是早期中央电视台的心脏。

  轮到我站在摄像机前了,我的面前除了机器,还有亲自坐镇拍板的梅益局长等领导同志。指令从那间小木屋传出来,一会儿让我说几句话,回答几个问题;一会儿又要我转过身去,向左、向右,由于我受过业余剧团的训练,应付这次考试并不感到紧张,相比之下那三个一同来考试的伙伴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氛,显得紧张。如果电视台要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那该多好,因为在考试期间,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只挑选一个人的话,我相信那就是我。

  从暖烘烘的大楼出来,迎面一阵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头脑清醒了许多。我盘算着今后的前程,快18岁了,高考迫在眉睫,我留恋校园的生活,如果电视台需要我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刚才李伍副局长还动员我,希望我投身到电视事业中来,电视在中国刚刚起步,这里需要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眼前浮现出教室墙壁上的一行大字,就这么办吧。

  回到学校,一路上冻得够呛,也饿得够呛。宿舍的灯已经熄了,同学们可能已进入梦乡。我轻轻推开门,十几个同学都坐了起来,他们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真切地关心着我的命运。“怎么样?”在黑暗中我已觉察到他们探询的目光,我无法告诉他们准确的消息,一位同学跳下床,冷得他抖动着身子,从封好的煤炉上拿了一个烤得焦黄的窝头,因为烫手,他两手急速地倒换着递给我,“你饿了吧,趁热吃吧,你再不回来我就吃了。”我接过窝头,不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情义是宴席上体味不到的。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要离别可爱的学校了,我无言地望着朝夕相处的伙伴,我舍不得离开这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我将只身一人走向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每当我遇到挫折,每当我感到孤独,每当我面临困境,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我那充满温情的母校,希望重新再现那充满幻想、充满欢乐、充满友谊的时光。这一不可名状的深情经常注入我用过的解说词中,直至今日,在那抒情语句的字里行间,仍可寻觅到当年的种种情愫。

  1960年2月22日,我拎着一只旧皮箱,两位同学帮我扛着行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了广播大厦的门口。那时坐落在礼士路的崭新的广播大楼处于北京市区的边缘,再往西除了军事博物馆,便是一片旷野。广播大楼当时没有修筑围墙,我们一直走到大楼门前。

  严寒尚未退去,春天即将来临。护城河的水仍静静地凝冻在大楼的东侧,两岸垂柳在寒风中摇曳着枯条,尽管抖尽了叶片却仍旧婀娜多姿,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告别了同学,我转身推开沉重厚实的大门,一股似曾相识的暖风迎面扑来,对于刚从中学校门进入这个大门的我来说,这幢大楼未免太豪华了,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楼梯铺着柔软的地毯,庄重、整洁、肃静。在这宏伟的建筑里,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涉小、空虚的感觉,但我想到我是近百所中学里唯一的获胜者,我的自尊心支撑着我一直向前走去。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学习了一个多月,初次感觉到了播音工作的严肃与紧张。那时,大部分稿件都是直接播出,那种为了播音全力以赴的神圣感,给我上了第一堂课。我叹服老播音员镇静地坐在播音间,把圈画得很乱的稿件直接播出去,而且字正腔圆,有声有色,动人心弦,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

  一天,播音组组长林田对我说,根据你业务学习进展情况,你可以上一点节目了,当时林田已是闻名全国的播音员了,她让我起一个播音名字。我告诉她,我要起一个响亮点的,有寓意的话音名字赵方,让声音传遍四面八方。她很赞赏这个名字。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工作时,电视台召我回去。

  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不过,在这个新环境中,当时播音员都不报姓名,所以我起的播音名字一直没用上。后来,当我的儿子降生时,把我的播音名字给了他。但是,我并不希望儿子与我从事同样的职业——我为之付出多年心血却又难尽人意的职业。

  自从我到电视台报到至贸然出现那个图像的4月22日,前后不过两个月,我已经开始正式工作了,这项当时并不起眼的工作,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使我备尝艰辛……

  §为伊消得人憔悴

  历史从昨天走过来,它将继续走向绵绵无尽的未来。30年的岁月白了少年头,而中国的电视事业已进入了而立之际,它注定将日益兴盛,日益成熟,日臻完善,成为现代社会与大众融为一体的亲密伴侣。

  我有幸在中国电视的初创阶段,成为第一批中国电视工作者。我随着电视事业的成长而成长,随着它的发展才逐渐明了,我从事的是一项值得我终身自豪的事业。

  我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心血,同时也得到了超乎我期望的报偿。如果我能重走这28年的历程,为了今天,为了我的观众,我会更自觉地更科学地磨练自己,或许将比今天更如人意。不过,我并没有愧对自己二十多年的路程,我已尽了力。

  当年的电视台如果没有今日辉煌的映照,也许难以给予估价。那时,我是到电视台的第78位工作人员,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演播区,参考数据告诉我们,全国仅有12000台黑白电视机,分布在几个大城市。我们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每位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了。电视台的设备十分简陋,胶片是用手工操作冲洗的,记者们配备的AK16摄影机,又重又笨,一不注意,电瓶溢出的酸液会烧了衣服。那时没有录像机,就连同步录音机也还没出现,一切都靠人力,靠手工,节目只能直播。那时的工作态度,用“认真”二字形容是不够的,可以说简直是玩命。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干劲,同时也是一个不甘人后、蓬勃向上的集体。这种奋进的精神感染了我,制约了我,也规定了我只能向前,不能落后;只能振作,不能气馁;只能从严,不能放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之,已不是在学校就能通过的标准了,及格是不行的,必须优秀,否则就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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