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至1968年春，头尾三年，住了三种牛棚：最初住的是文化部集训班大牛棚，接着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总牛棚，最后是国画系的小牛棚。美院总牛棚开始用上班制，中间用关押制，后期恢复上班制，小牛棚纪律比较松弛。在总牛棚，进校挂牛鬼蛇神牌子，出校卸牌子，到了后期，宣布取消挂牌。三年里，由于造反派的派性矛盾，一度抢管总牛棚，开始军训后实行联合，宣布总牛棚解散。黑帮回到本单位，进了小牛棚。不论大小牛棚，劳动制度始终贯串，三年来我们个个养成了劳动习惯，特别是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这么干净过。”算是牛鬼蛇神的一点贡献。
除了劳动，思想也有收获，触痛过灵魂表面，也打动过灵魂深处。开始时一味迎合“革命”，写《改造日记》表明心迹，其实言不由衷，做表面文章。所谓“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等等谎言，造反派心里有数，有时故意赞扬几句，表示管理有效，可以向造反司令部交帐；有时也刻薄几句，敲敲警钟，免得我们翘尾巴。在每晚的生活会上，有的人真能够把丑思想丑事情亮出来，对我们一些老知识分子也是大好的一面镜子。可是某些爱整人的人，利用机会章谣惑众，打击报复，也使我们擦亮眼睛，看到共产党员队伍里确实有些投机当官的小人。到了后期，我也学到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前期所写的带有水分的思想认识，看到了自己的假面具和侥幸心。例如，对待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即使与事实不符，也不敢正面回答，装出一副死相，吞下全部苦果，免吃眼前亏。慢慢意识到这实际是蒙混过关，逃避罪责的表现，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翻了翻1967年5月9日那篇改造日记，如何记录我的思想斗争：
今天读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致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作结论。
另一篇触及灵魂的记录，是1966年10月4日的日记：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 、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很狡猾。
2 、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象狼。
3 、告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 、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小将问他在中美合作所干了什么坏事，他说在那里画抗日宣传画。明明是说谎。
加上昨晚那一条，谈经济躲开政治。总起来是一个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狡猾？是不是两面派？
昨天谈劳动和贫下中农斗争我的事，情绪是正常的。斗争以后，有“躲不如斗”的想法，是不是思想很明确，而且解决问题了呢？不是。思想斗争仍然有，斗的滋味到底不好受。象我这样一帆风顺过来的人，初次遇到这样的大风浪，的确顾虑重重，不知道怎么好。最近一个时期，认为自己是不愿当顽固派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触动灵魂深处，一旦要触动它，总有些乱，不免产生不实际的法。有些问题没有认识透，甚至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拿来为自己贴金，说漂亮话，真是自欺欺人。
主观上不想当顽固派，客观上是两面派，仍然是顽固派。我真愿当臭狗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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