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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作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7月3日、4日,毛泽东连电致西安周恩来和重庆董必武,通报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让他们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同时找胡宗南、张治中、刘斐等交涉制止,愈快愈好。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

  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作出了4项决定,并于8日通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行径,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同一天,朱德再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7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为此写的新闻专稿,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在此期间,国内外记者纷纷询问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真相。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页。

  在宣传闪击明显奏效的同时,中共中央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斗”,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中共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作好了应战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改变计划,下令收兵。

  7月10日,蒋介石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于12日下令部队开始后撤。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后来,胡宗南恼怒地下令对其内部进行情查,欲找出泄露军事机密者,给予严惩。查来查去,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五、同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友好交往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开始转入局部反攻。这一年也是苏联红军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各敌后战场发动局部反攻,接连取得胜利,消灭与拖住大量日军,使其不能增援太平洋战常这种客观现实的情况,引起美、英统治集团的重视。1944年初,美、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就向共产党方面提出,要求派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亲眼看一看,作些实地考察。

  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要求。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到达延安。

  这个记者团成员中的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艾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中国方面则有《中央日报》、中央社、《新民晚报》、《扫荡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的记者等。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查国外稿件的一个宣传处长携带着一部电台随行。国民党中统局也派遣特务人员冒充记者混入参观团,企图进行破坏捣乱活动。

  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的当天,首先由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出面接洽安排。下午5时,由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表示热烈欢迎。10日下午5时,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叶剑英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

  10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准确无误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

  叶剑英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截至1944年3月前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常”叶剑英说:我们的友军在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自1939年以后,集中力量对中共搞磨擦,在正面战场上,都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担负抗击的敌人,占84%或六分之五以上,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最后在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时,叶剑英指出:中共领导的部队,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了15个以上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发展到47万,民兵200余万,人口为8600万。

  在各根据地,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由自卫军、民兵组成的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在七年当中毙伤敌军35.0113万人,毙伤伪军23.9952万人。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叶剑英还对国民党调集重兵攻击、包围、封锁我根据地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断绝一切接济,并阻断国际朋友对中共的援助等恶劣做法进行了揭露。报告结束时,他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对于这个被誉为“第一流的报告”,中外记者听后反映十分强烈。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叶的报告“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

  ①叶剑英:《中国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

  6月25日,叶剑英与朱德又同美国记者史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回答并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敌后的潜在力量;(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以及同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三)战后共产党军队将为保持远东和平而斗争。

  叶剑英的报告和朱德的谈话,通过中外记者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倍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常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

  六、与美军观察组谈判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在史迪威将军的大力提议和赞助下筹建起来的、并且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支持的美军观察组,开始分批到达延安。观察组组长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戴维·包瑞德上校,下设政治情报组、陆军情报组、海军情报组、气象组和营救(飞行员)组。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在给包瑞德上校的行动指令中,明确规定观察组的任务是:收集一切有关日军和中共的情报,特别要重视“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的估计”,“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援助共产党,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的最有效的办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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