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李烛尘任天津市民建主任委员，每周都要召开一次会，亲自听各小组组长汇报工作。唐宝心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性格开朗，每次汇报工作，都条理清楚，有骨头有肉。李烛尘很欣赏这位工商界的后辈，便留意培养这棵好苗子。
1950年10月，李烛尘组织了有名的“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唐宝心率领仁立的职工汇涌进示威大军，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揭露美帝侵略朝鲜的暴行。
1954年，唐宝心任民建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他积极协助李烛尘在工商界会员中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实现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李烛尘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在1956年天津实现了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唐宝心和其他厂的工商业者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前来报喜。家属们也组成了“十大姐”鼓舞队，扭起了大秧歌。和煦的春风拂在人们的脸上，人们的脸上也荡起了春风。真格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人、这种情作为强大的基础和动力，李烛尘才心安理得地赶赴北京，心花怒放地将天津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呈递给毛泽东主席。
1957年，民建中央应邀派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自由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个出国访问的民主党派代表团。李烛尘提名由唐宝心作为一名团员兼秘书工作。
代表团6月下旬由北京出发，经苏联到达柏林。在以友党身份参加了自由民主党大会之后，代表团又奔赴几个城市与自由民主党党员座谈，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受到热烈欢迎。然而，代表团回国之后，唐宝心却莫名其妙地杳无音讯了。过了很久，李烛尘才收到了唐宝心托人送来的这本书。他听说唐宝心成了右派。
刚听说这一消息时，李烛尘着实气恼了一阵子。李烛尘气唐宝心，为什么他竟会甘于沦入右派队伍！李烛尘恼自己，自己为什么就没识破唐宝心的真面目，反倒把他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呢！可是李烛尘也将信将疑，像唐宝心这样一个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人，怎么会是右派呢？难道他反对美帝国主义、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为社会主义作宣传，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他回国的目的真的是要跟共产党、跟社会主义作对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留在美国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况且像他这样的人还不止他一个，李烛尘听说有不少从海外回来的朋友都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也是会变的。或许是由于他们思想不坚定，认识有偏颇，才由共产党的朋友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才走上了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时，李烛尘想到这些，感到心里阵阵揪痛。那主要是为朋友悲痛，他怨他们，怨他们为什么不自重自爱，放着大路不走，却非要过那独木桥不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烛尘从他们身上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古语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是这一堑并不是非要自己去吃不可。一般的人，是吃一堑，长一智；愚蠢的人，是吃一堑，不长智；聪明的人，是别人吃堑一己长智。有了唐宝心这些人的例子，李烛尘行事更加谨慎小心了。
李烛尘想到这些，心里仍然感到阵阵揪痛。这是为那些被打翻在地的朋友感到悲痛，还是为那些把朋友打翻在地的朋友感到悲痛，李烛尘分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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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烛尘再也没有机会知道，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决定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他再也没有机会知道，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的唐宝心是怎样地为这一改正而欣喜欲狂，又是怎样地为无法让烛老知道这一喜讯而遗憾万分。唐宝心在垂暮之年的回忆也会揪痛后人的心——
1958年11月末，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补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受到降
职降薪和撤消一切社会职务的处分。有一天，《进步日报》记者、民建会
员张高峰同志对我说，烛老听说我是右派，对我感到失望。我听了这句话，
心如刀割。因为我给烛老丢了脸，我深感愧疚。然而在百口难辩的处境中，
我却无法解释，甚至也无法向烛老表示歉意。直到烛老1968年10月逝世，
我们始终无缘再见一面，为此我感到终生遗憾。
是啊，岁月的流水沿着生活的河床奔腾向前，它不断冲洗旧有的遗憾，也不断淤积新生的遗憾。遗憾的是，真实的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梦幻和艺术那样随心所欲、完美无缺。遗憾是生活的衍生物，不管你认可不认可，高兴不高兴，它们都将相互伴随着流向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活着的人总想向逝去的人诉说那些尚且活着的遗憾，而逝去的人活着的时候，又何尝没有种种活着的遗憾，又何尝不想向先他而逝的人诉说这些遗憾呢？当李烛尘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回味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同样也咀嚼着自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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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秋，院中的花坛里，擎起一族金黄的菊花。
这天早晨，李烛尘面对花坛，缓缓地舞了一套太极拳。岁数不饶人，他做完了收势动作的时候，竟有些气喘吁吁了。李烛尘双手拄着剑，望着花坛中怒放的金菊。金菊搅动着他的情愫，把他的思绪引向了遥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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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9岁的李烛尘结婚了。妻子也是19岁，是同乡开明士绅郁圆初的次女，名叫郁菊花。
郁圆初以和善感化乡里。因为他行五，人称五公公。乡人大事小情，凡是委决不下的，都去寻五公公定夺。他在乡间威望颇高，很受乡人尊敬。他去世后，李烛尘为他作了墓志铭，铭文是——
贤哲挺生，世运所系。
猗维灵溪，天命顾谛。
诞降温恭，其人如玉。
郁郁平文，荣膺廪饩。
忠厚齐家，和平处世。
善气迎人，潜消暴戾。
煦育难忘，徽音谁继。
瞻彼泰山，水思无际。
从铭文中，可以看出郁圆初是位忠厚善良的老人，也可以看出李烛尘对“泰山”的恭敬。郁菊花虽然目不识丁，但耳濡目染，却继承了乃父风范，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李烛尘与郁菊花结婚后，在岳父的支持下，仍然外出求学，除了寒暑假一起生活之外，两人很少能够见上一面。后来，李烛尘东渡扶桑，供职津塘，见面的时间更少了。家里的生活、劳作、应酬一应事宜，都由郁菊花独力承担。那时，湘西社会不宁，匪资蜂起，民生凋敝。郁菊花独守空房，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为李烛尘生育、带大了两女三儿——长女李文英、次女李莲英、长子李文采、次子李文奎、幼子李文明。
1931年秋，李文采回到毛坝，把母亲接到塘沽，住进塘沽新村。从此，李烛尘、郁菊花这对年已50的夫妇才得以长相团聚。
当时，李烛尘任永利厂长，兼管久大业务，身上担子很重，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郁菊花体贴丈夫的辛苦，她把煮饭、洗衣、缝补家务诸事，毫无怨言地全部承担起来。
李烛尘也很体谅妻子的辛劳。在忙完了厂里的工作之后，他从来不跟别人去打牌、跳舞，尽量多留些时间回家陪陪妻子，跟他聊聊天。因为郁菊花一口湘西乡音，外人听不懂她的话，她也听不懂外人的话。厂里都说他们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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