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些老朋友的情况如何呢？李烛尘十分惦念这些荣辱与共的友人。
1950年3月4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烛尘任主任委员，仁立实业公司的朱继圣负责登记组，寿丰面粉公司的孙冰如负责整理组……
1950年4月5日，解放后全国建立的第一个民间工商业团体——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了，当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110架，款额达旧人民币1500亿元。
1957年1月，天津市工商联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而在前一年的公私合营高潮中，李烛尘已经代表天津工商业界向毛泽东报喜。
……
而今，收音机里已经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说“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听说孙冰如和朱继圣已经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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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烛尘这一生经历的运动真是够多的了，每一次他可都是站在发动者、组织者一边的呀！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始了“三反”运动。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始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如果说“三反”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的话，那么“五反”运动的主要对象则是不法资本家。在这两个运动中，尽管李烛尘不是打击对象，但是他却都真心实意地把自己摆了进去，接受教育。
有一天，天津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来到永利，走进李烛尘的办公室，见到墙上挂着几幅职工画的漫画，感到很奇怪。其中一幅漫画画了一只大老虎，老虎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官僚主义”4个字。
李烛尘看见王光英大惑不解的样子，便哈哈一笑，说：“这个打着‘官僚主义’牌子的老虎指的就是我。”
王光英在门旁靠墙的沙发上坐下后，不安地想道：“老虎”是贪婪地吞噬社会财富的犯罪代表，是面目可憎的丑恶形象，它怎么会和烛老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都是资本家。如果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不变，就都有变成‘大老虎’的可能！”李烛尘进一步解释说，“人有七窍，而工商界有八窍，多的一窍就是会赚钱。我们的汉字是像形的，很美，也很有哲理性、艺术性。你知道‘利’字怎么解吗？”
王光英感到有些奇怪，问道：“烛老什么时候又研究起文字来了？这‘利’字，不就是‘禾木’旁，再加个‘立刀’吗？”
“不错，‘利’字，从‘禾’从‘刀’。‘利’，是人们的劳动果实，是个好字眼。但是别人的果实如果你来割，那就是唯利是图。拿了刀，都去割别人的果实，这就是盗窃。”李烛尘一板一眼地说：“工商界多一窍不是不好，但不要唯利是图。为了个人发财享乐，什么手段都用上，就像‘五毒’那样，那会变成‘大老虎’的。”
“工商界有些败类就是唯利是图，连给志愿军的订货也偷工减料，棉军装里絮些旧棉花，还夹上些芦苇花，简直是黑了良心！”王光英气愤地说：“一些人还到处说共产党的坏话，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李烛尘站起来，踱到王光英的跟前，动情地说：“建国以后，共产党说我们民族资本家是爱国的。这真使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也使我们明白了，‘民族’和‘爱国’是同义词。共产党把我们当成朋友，我们也应该理解共产党的理想和作风。现在共产党号召我们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可是我们工商界有些人一听社会主义就头疼，就睡不着觉，我看大可不必。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人幸福的社会，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共产党抱着慈航普渡的精神，引导人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像白居易的诗里所写的那样：‘争得大裘长丈，与君同盖洛阳城’，这就是以天下人的温饱为自己的温饱、以天下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
王光英连连点头，说：“我们都是主张‘实业救国’的，干了几十年，还是共产党救了我们的民族，救了我们国家，救了我们的人民。过去，我们只想到靠办实业去争得国家的强大，没想到救国与救民是连为一体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解救整个的民族和人民。”
“是啊，”李烛尘表示赞同，“共产党的胸怀比我们这些搞实业的人宽广，共产党的力量比我们这些人强大。今天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的，是一条惠及今天而且惠及子孙的大道。古人说，‘一夫不获是予之辜’。意思是说，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不得安生，自己就一天不会安心。我想这就是共产党的理想。共产党以恺梯仁慈之心待我，我当以立功立信之情相报，与全国人民同登社会主义彼岸。我们决不能自己满身绫罗，穿金戴银，而忍看千万劳苦大众啼饥号寒，卖儿卖女。在新社会生活，就应当按照新社会的原则做人。”
“如果我们拒绝走社会主义大道，只顾自己，不顾人民，掉到钱眼里，那可就真的变成它了！”王光英边说边指了指墙上的那幅画着大老虎的漫画。
李烛尘、王光英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而今，王光英究竟怎么样了呢？听说这位爽直开朗、活跃风趣的工商界后起之秀也遇到了麻烦，并且由于和刘少奇之间有着那层特殊的关系，他也从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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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烛尘出神地望着窗外，思绪就像涓涓溪水不停地流淌。窗外，北风依然呼呼地咆哮着，高大的柿子树上，几片残叶在冷风中瑟瑟拌动。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照在了写字台上。写字台上，摆满了玻璃器皿——酒精灯、试管、烧瓶、烧杯、集气瓶……这是李烛尘做实验的器具。这两年，他一直在做“空气中固定氮”的实验，想用这种方法发展化肥工业。写字台的一角，堆着几本书，最上面的一本是关于苏联化学工业的书。那是李烛尘的朋友唐宝心托人送来的。
李烛尘的目光顺着阳光投向了写字台，落到了那一摞书上。他想起了送书的唐宝心。
新中国成立时，唐宝心正在美国执教。1950年，35岁的唐宝心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返回祖国，回到天津，应友人之邀担任仁立毛呢纺织厂副厂长。不久，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被推选为民建仁立小组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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