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铸新并没有虐待工人，有人却打了他。这些人先后对李洛之、房铸新发难，予头显然是对着他李烛尘的。但是他李烛尘又何曾虐待过这些工人呀！面对这满目疮痍的工厂，他不也正在为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产环境而苦心经营吗？他问心无愧，他没有把工人当作牛马，去无情地役使他们，他甚至没有把敌伪时期的留用人员当作敌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剔除他们。
李烛尘决定，一方面亲自与工人对话，化解矛盾，一方面请政府出面干涉，帮助恢复生产。
＊ ＊ ＊
李烛尘来到久大盐厂的会议室，请来了工人代表。其中有长脖子等几个被抓而又放了的挑头闹事的人，也有几个青年盐工。
李烛尘请这七八个代表围着会议桌两边坐下，吩咐人端上了茶，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他坐在会议桌头上，身后是一个硕大的落地钟。
人们都沉默着，只有大钟嘀哒嘀哒的钟摆声敲击着沉闷的空气。
还是李烛尘先打破了沉默。他和颜悦色地说：“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和要求。不管是对我李烛尘的，还是对公司的，希望大家知无不言。”
“没什么好说的，你给工人增加工资，赔偿我们这些被抓走的工人的损失！”长脖子横横地说。
“大家要求增加工资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样的事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为什么非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呢？现在工厂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工厂了，这么一闹，大家可就都要受损失了，工厂的损失也是工人的损失呀！”
“工厂是你们阔佬开的，我们工人是干活挣钱。你们大把地挣钱，我们也不能把嘴吊起来喝西北风。”一个年轻盐工说道。
“现在我们都面临困难，生产恢复缓慢，资金紧张，物价飞涨，大家工资不高。劳资双方应该互相体谅，共渡难关，这增加工资的事……”
长脖子抢过话头：“怎么样，你是增加不增加，不增加就不开工！”
“增加也得统筹安排一下，看看怎么增加法，钱从哪里来，也不是说增加，今天就能增加呀。”
“你的意思是不增加了，是不是？好，工友们，咱们不跟他说了，走！”说着，长脖子领着屋里的盐工，就要往外走。
“走？你们往哪儿走？”门外进来了三四个50来岁的老盐工。一进门，他们就朝着长脖子们喊起来。
长脖子吃惊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戳穿你们的鬼把戏！日本人在这的时候，你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吗？8年当中你罢过工没有？现在李老太爷他们回来了，你倒带头打起中国人来了。你有能耐，怎么没见你打过日本人呀？”
一位老盐工走到会议桌旁，拉起了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年轻，是不知道哇，李老太爷他们拉扯起这盐厂容易吗？我们跟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了几十年，老太爷对咱们好得没法说，逢年过节还给咱工人送肉送面……”
另一位老盐工说：“我40岁生日的时候，老太爷亲自登门祝寿，还带来了个大蛋糕，那可是稀罕东西……”
长脖子见状，还要起来辩白、斥责。老盐工们没有理他，转向李烛尘说：“老太爷，孩子们年轻，别跟他们上般见识。眼下的日子是苦了点儿，可咱还能忍。”他们拉起了三四个年轻人，边往外走边说：“走，咱们上工去，别跟着他们起哄。”
李烛尘望着老盐工们黧黑的脸庞和花白的头发，心里一热，眼角湿了。
长脖子一伙也灰溜溜地跟着出了会议室。
一位职员走进会议室，递给李烛尘一封信。李烛尘打开一看，是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汉青写来的。信中写道：“近闻久大风潮骤起，备感震惊。盖公司湘人结帮拉派，排除异己，致使旧人离心，酿成动乱。房铸新系湘籍人士，被殴一事在所难免。政府日理万机，无暇过问公司内部之事……”
看完了这封莫名其妙的信，李烛尘的心里反倒有些明白了。怪不得为首闹事的几个人被抓走没几天又都放出来了，敢情这些人与国民党还有些瓜葛，厂里肯定有人与国民党有某种联系，不然，为什么楚汉青会知道有人打了房铸新？不过，这些送情报的人还有些马大哈，竟把河北人房铸新编排成了湖南人。
李烛尘明白了，指望政府出面，帮助解决矛盾，是着水的爆竹——没响（想）了。盐工目前生活也确实困难，应该设法贴补一下；挑头闹事的人还有能量，也需要安抚一下。于是，他决定拨出一部分钱，发给工人，以便稳定大部分工人的情绪。只不过是这样做，工厂就要面临因资金短缺而停产的危机，然而在这种昏暗的局面中，不去拆了东墙补酉墙，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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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让李烛尘着实伤了一阵子脑筋的罢工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长脖子一伙人全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他们以国民党操纵的“黄色”工会为名煽动闹事，是为了打击李烛尘这样的民主人士和有进步倾向的资本家。这些家伙设置了比设备陈旧、资金缺乏更严重的人事纠纷的困难，企图逼迫李烛尘就范，使他走上国民党为他指出的道路。
那时的李烛尘，难呀！作为民主人士，他不能上独夫民贼的破船；作为红色资本家，他也不能得罪工人，哪怕是打着工人旗号的工贼。实际上，正是由于李烛尘以“花钱买平安”的方式平息了事端，才打破了“黄色”工会大造舆论，要把事态扩大到社会上去的企图。
罢工风潮后，这些工贼还要不断地跟李烛尘捣乱。直到解放了，通过肃反运动，才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第6章 生存的艺术
李烛尘先生从来没有架子，这是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一致公认的。他对部下、对员工从不显示出上司的派头，总是和颜悦色地谈问题；对对手、对上司，也是不卑不亢，平和处事。因此，全公司都尊称“李老太爷”。
李烛尘之所以受人尊敬，自然有其原因：一是他平易近人，谦虚刚直；二是与人为善；三是他提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并为之奋斗终身。就说这第一条吧，李烛尘有一位司机小王，从天津解放起，到李烛尘担任轻工部长，全家搬到北京以前一直为烛老开车。李烛尘对他关怀备至。有一年冬天，李烛尘看到小王出车时，只穿着一条单裤，他知道小王的家庭比较困难，马上不声不响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叫他去买条绒裤加上了，才开车送他去公干。事实上，李烛尘每月都要“补贴”小王100元钱，他还风趣地说：“这是我的活动经费。”一个大老板，国家的领导人，对自己的部下却是这般关心爱护，使小王总想报答他。1962年，李烛尘80岁了，小王去看他，正赶上烛老刚出国回来。小王同烛老的司机商量，让他再为烛老开一趟车，那位司机非常理解小王的心情，向意了。小王开车拉着烛老、老太太、他的大女儿去了十三陵一趟。在路上，烛老送给小王一块从国外带回来的金表，说是给小王留作纪念。每当想起这些，小王总是说，烛老是正派人，大好人，自己是公司的大老板，却靠工资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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