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谦虚刚直，是公司里的人有口皆碑的。李烛尘比范旭东大一岁，因此在“永久黄”团体里大家都称呼他“老太爷”。李烛尘在长期的创业生涯中体会到，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一个团体要搞得红红火火，领导者必须谦虚、能团结周围的人。对范旭东的敬佩，李烛尘不只是感恩于范旭东支持了他5000元进入董事会，而在于“范旭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公司的创立者，也是我国化工事业的奠基人。他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比我小一岁，可是在许多方面他是我的兄长和老师。他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全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李烛尘对范旭东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更是敬佩。他常对人说：“芦沟桥事变前夕，日本人频繁来我们公司，勾引‘永久黄’团体与他们合作。一次，一个日本友人来访，我也在座，相谈甚欢。但是当那个日本友人提到什么‘东亚共荣’、‘中日经济提携’时，范旭东站起来义正词严地斥责道：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快滚出去！”
李烛尘为了“永久黄”团体的利益，宽容待人。李烛尘在任永利塘沽碱厂厂长时，大力支持生产技术过关。他对搞技术的侯德榜一直是颇多谦让并全力支持的。李烛尘和侯德榜在用人方面风格完全不同，侯先生用人的原则，必须是大学毕业的或是留过学的，还特别喜欢用留过学的。李烛尘则不论学历，只要肯钻研，有实干精神的技术人员，他都爱用。侯德榜管技术，李烛尘负责经营管理，一时间由于技术久不过关‘生产不上轨道，经济困难，股东多有指责，处理难度之大，不亚于生产技术上的过关。李烛尘就协助范旭东先生以良好经营管理和后勤保障为侯德榜博士的技术体系创造大规模试验的环境和条件。他还总在同仁面前说侯德榜的“好话”。
他说，我们的侯博士、总工程师，在化工方面确有真才实学，自从他得知范旭东总经理在中国办化工事业以后，他就心甘情愿回国和我们一起受苦——办化工事业，而且好多地方许以高薪，可他哪里都不去，一辈子都愿守在“永久黄”团体这个大家庭里。单从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永久黄”团体的全体同仁学习。他逢人就说，我们的侯博士设计创办永利碱厂出了名，还用英文出了《制碱工业》的书，印度、巴西等国办碱厂，都争相聘请他搞设计，当顾问；他还将所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永久黄”团体。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李烛尘甩自己的真诚和善意维护总工程师的威信，这在当年的“永久黄”团体中传为佳话。当时的李烛尘与侯德榜，实际是现在的行政领导与业务干部的关系．他们在那艰难困苦的创业年代，不图私利，休戚与共，胸怀博大，是令后人仰慕和学习的楷模。
李烛尘谦虚刚直，还表现在他善于倾听意见。1933年，范旭东、李烛尘等决定办硫酸铔厂，但厂址选在何处，大家均拿不出好主意。李烛尘当即深入到车间开座谈会讨论，分析、比较利弊。为了让大家明白建厂意义，李烛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碱和酸好比人的两条腿，有碱无酸，有酸无碱，这个人就是跛子，走路就不会那么容易，而且也走不快。因此，为发展中国的化工业，搞好实业，我们决定办硫酸铔厂。这对于农业和国防工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厂址究竟设在哪里好？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把厂子建在交通发达的地方，有的说把厂子建在原料充足的地方，有的说把厂子建在容易销售的地方，还有人说为了安全起见把厂子干脆建在租界……李烛尘不作结论，洗耳恭听，但当场批驳了把厂址设在租界的意见。李烛尘说：“把工厂设在租界，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如果真打起仗来，租界岂能保险？”最后，李烛尘给每人发一张纸，要大家深思熟虑后写个建厂地点，并说明理由。通过上下充分讨论酝酿，硫酸铔厂最后建在了江苏六合县卸甲甸。“集思广益”是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这种民主的方法，或许就是一种集思广益。李烛尘想，再高明的领导者也不能单靠自己的智慧一个人能拿出什么能达成大事业的行动方针来，必须要广采众人之长。他似乎从这集思广益中得到了种种的办法。李烛尘读过一些古籍，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当过放牛娃，做过小和尚，拉起队伍后，他认真听取属下意见，终成大事。他印象较深的是一文人冯国用来投朱元璋，向朱提出两条：一是不能带着队伍老是东转西转，可以去索取龙盘虎踞的建康（南京）作为根据地。二是不要贪婪子女玉帛，要为民多做好事，争取民心。朱元璋见其说得有理，便收冯国用为幕府，成为谋士。后有李善长来投，对朱元津说，“汉高祖（刘邦）家乡在沛，离您家乡凤阳不远吧？他的家庭和您的家庭不是一样低微吗？他能成为汉高祖，将军也是能夺天下。”之后朱元璋招纳了10多个文人作谋士，给以优厚待遇，专门为他们建立了“礼贤馆”。也正是这“礼贤馆”中众谋士提出的谋略，使朱元璋一步步走向成功。
李烛尘想到这里，对人说公司的人都是谋士，都能为办好公司出谋划策。他说办企业、搞科学不集纳众人智慧不行。集纳众人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
李烛尘始终认为，自己绝对不适合搞政治，要他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闹出个轰轰烈烈，恐怕是做不来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推崇备至。他对“德”字看得很重，谦虚是德，刚直是德，倘若人的德行糟了，恐怕就难以救治。如今那各式各样的假东西，如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之类不是社会造成，而是伦理道德水准下降的缘故。过去，人们说“无商不奸”，可从李烛尘身上却见不到“奸商”的影子，有的是中国人的脊梁正气。他在那种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年月，不染上抽烟喝酒的坏毛病，没有赌博嫖娼的恶劣习性，不讨姨太太，平常生活俭朴，敦厚宽忍。这些良好的道德品行没有长时间的养成，恐怕是难拥有的。
事实上，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要作出决定取决于个人。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有在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和自由。他对他所作出的道德选择负有责任，从而也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倘若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胸怀主义，他就会获得社会的奖赏，尽管这奖赏来得过迟或不及时，他都会这样去做。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即是这一意义的最好归纳。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们，因为他们都是被同一个动机所激励，都为共同事业而努力，结成了一个正义团体的成员。李烛尘的道德养成也许正是以此为内在驱动力，以至于日后真正成为了“永久黄”团体这一科学精英集结体之中的重要首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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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有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然而一个人走什么生活道路，在社会上站立什么位置，却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也不能把它归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由个人的主观因素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相互作用的反映。
人才是人类社会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身上或者头上都闪耀着人们看得见，而自然形态却未能体现出来的光芒。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把社会中的各种相关联系物聚积在一起，用以战胜自然和敌对势力，他们往往是成功者，即使失败，也附带着成功的因素与喜悦。他们总是具有超前的眼光和谋略。于是构成了预示未来的决定条件。他们用自己的实验、发明，创造出一个个规模可人的共同推进体，将自己连同这一共同体共同驱动前行。人才理智的扩张把人们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是出类拔萃者，必然用他们那些尽在法理之中，又在视线之外的超前精神，托起一个又一个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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